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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厄。虽然，经史具存与孔壁，汲冢之复出，见于刘向父子之所辑略者，为书凡三万三千九十卷。孔氏之旧，盖未尝亡也。至隋嘉则殿，乃有书三十乙万卷，可谓富矣。桠顾言等之所校定，才七万七千余卷，则是重复猥杂，张其数耳。《七略》之外，所增才倍之，而诸史群撰具焉。南朝盛时，梁武之世，公私典籍七万余卷，尚有重本，则传世之书惟存旧数而已，散亡之极，犹不失万卷。唐世分为四库，开元著录者，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魏晋所增与释老之编，杂出其间，亦不过三万余卷；而唐之学者自为之书，又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自是日有所益矣。安史乱后，备加搜采，而四库之书复完。黄巢之祸，两京荡然。宋建隆初，三馆有书万二千余卷。自后，削平诸国，尽收图籍，重以购募。太平兴国初，六库书籍正副本凡八万卷，固半实尔。庆历《崇文总目》之书三万六百六十九卷，校之《七略》，顾有不及，参互乘除，所亡益者何等书耶？洪容斋谓：“《御览》引用一千六百九十种书。”十亡八九，而姚铉所类文集亦多不存，因以为叹。然经史子集之旧，宋亦未尝阙焉。宣和访求，一日之内三诏并下，四方奇书由此间出，见于著录者溢出三万五千二百五十四卷，以充馆阁。高宗渡江，书籍散逸，加意访求。淳熙间类次见书凡四万四千四百八十六卷，其数虽过于《崇文》，而新籍兼之。至于绍定之灾，而书复阙矣。元氏亦有储蓄，至我朝文献日新。今秘阁所有者，多宋元之旧，间有手抄。予初入馆，时见所蓄甚富，若《文宛英华》大书尚有数部。正德间梁厚斋在内阁，援用监生入官，始以校正为名，而官书乃大散逸于外矣。为之浩叹，因记历代故实于左。
萧何入秦，收图籍。
汉兴，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
景帝末年，募求天下遗书，藏之秘府。
鲁共王坏孔子故宅，得古文科斗《尚书》、《孝经》、《论语》等书。
武帝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
成帝使谒者陈农求天下遗书，诏光禄大夫刘向等校定，每一书毕，向辄条其篇目，据其指意，录而奏之。
光武中兴，日不暇给，而入洛之书二千余两，后于东观及仁寿阁集新书，校书郎班固、传毅等典掌焉。
明帝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考详同异，连月乃罢。
灵帝诏诸儒正定五经，刊于石碑，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树之学门。
魏道武命郡县大收书籍，悉送平城。
隋文帝分遣使人搜讨异本，每书一卷，赏绢一匹，校写既定，本即归主。
炀帝于东都观文殿东、西厢，构屋贮书，东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
唐贞观中魏征、虞世南、颜师古继为秘书监，请购天下书，选五品以上子孙工书者为书手缮写，藏于内库，以宫人掌之。
玄宗幸东都，议借民间异本传录，及还京师，迁书东宫丽正殿，置修书院于著作院，岁给纸墨笔材。元载为相，奏以千钱购书一卷，又命拾遗、苗发等使江淮括访。
后唐庄宗同光中，募民献书，及三百卷，授以试衔；其选调之官，每百卷减一选。
明宗长兴中，初令国子监校定九经，雕印卖之。
后汉乾祐中，礼部郎司徒调请开献书之路，凡儒学之士、衣冠旧族，有以三馆亡书来上者，计其卷帙，赐之金帛，数多者授秩。
周世宗锐意求访，凡献书者悉加优赐，以诱致之。民间之书传写舛误，乃选常参官校雠刊正，令于卷末署其名衔焉。
宋太祖乾德四年，下诏购募亡书。三礼涉弼、三传彭干、学究朱载等皆诣阙献书，合千二百二十八卷，诏分置书府，弼等并赐以科名。闰八月，又诏史馆，凡吏民有以书籍来献，当视其篇目，馆中所无者，收之，献书人送学士院试问吏理，堪任职官者，具以名闻。
太宗太平兴国初，构崇文院以藏书，院之东廊为昭文书库，南廊为集贤书库，西廊分经史子集四库，为史馆书库，谓之六库。九年，又诏以馆阁所阙书中外购募，有以亡书来上，及三百卷，当议甄录酬奖；余第卷帙之数，等级优赐；不愿送官者，借本写毕还之。
仁宗嘉祐中，诏中外士庶并许上馆阁阙书，卷支绢一匹，五百卷与文资官。
神宗熙宁中，成都府进士郭友直及其子大亨献书三千七百七十九卷，得秘阁所无者五百三卷，诏官大亨为将作监主簿。
徽宗宣和中，诏令郡县谕旨访求秘书，许士民以家藏书所在自陈，不以卷帙多寡，先具篇目申提，举秘书省以闻，听旨递进，可备收录，当优与支赐，或有所■〈宀兑〉未示见之书，有足观采，即命以官议加崇奖，给还。于是，荣州助教张颐所进二百二十五卷，李东一百六十卷，皆系阙遗，诏赐颐进士出身，东补迪功郎。又取到王阐、张宿等家藏书，以三馆秘阁书目比对，所无者凡六百五十八部，二千四百一十七卷，悉善本，比前后所进书数稍多，诏阐补承务郎，宿补迪功郎。
高宗渡江，献书有赏，故官家藏，或命就录鬻者，悉市之。又令监司、郡守各谕所部，悉上送官，多者优赏。又复置补写所，令秘书省提举掌求遗书，定献书赏格。
元世祖至元庚辰，以许衡言，遣使至杭州等处取在官书籍，版刻至京师。
我太祖高皇帝于至正丙午秋命求遗书。
太宗文皇帝迁都北京，敕翰林院南京文渊阁所贮古今一切书籍，自一部至有百部以上，各取一部送京。
牛弘购求遗书，刘炫遂造伪书百余卷，题为《连山易》、《鲁史记》等，录上送官取赏，后事觉，坐除名。
秦始皇三十四年，烧诗书百家语。
按：秦焚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说者谓：“《易》以卜筮传，若药医惟《素难》最古，其次《本草》，虽称《黄帝》，然皆汉人以后之书，不知先秦所遗者，今果何书耶？”
本朝丘文庄公濬有言：“长生边陲者，惯战而耐苦，不徒为国，而亦各自为其家。”皆通论也。
河入中国，古今异宜，后世讲河事者，非一家，总之，文多实少，故罕成迹。惟有费才力、费日月以俟其自定而已。《禹贡》曰：“浚川。”《孟子》曰：“水由地中行。”此二言者，古今不可易之定理也。后世之明于河事者，亦有贾让之三策，亦有贾鲁之三法，若余阙所谓：“中原之地平旷夷衍，无洞庭、彭蠡以为之汇，故河尝横溃为患。”斯言也，尤为要切，似非诸家所及。大抵河患有二：曰决，曰溢。决，生于不能达；溢，生于无所容。□□□，□之小也；泛滥者，溢之小也。虽然决之害间见，而□□害频岁有之，被害尤大者则当其冲也，是与河争□，其原盖由于战国，非一日矣。使贾鲁之三法遂而□成，亦小补耳。且当岁岁为之，其劳其费可胜言哉！今欲治之，非大弃数百里之地，不可先作湖陂以<涿者>漫波，其次则滨河之处，仿江南圩田之法，多为沟渠，足以容水，然后浚其淤沙，由之地中而后，润下之性必东之势得矣。
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自商周谓之王制，法莫善于此者矣。自今更有可论者，盖古者建都皆在西北，其地高炕，可以盖藏，又即其地之所出者，亦少转输之费。今京师北奠，经费咸仰给于东南，东南卑湿，再岁无粮。漕挽以来，每石必倍，虽使力耕，常稔烂之余与船运之费亦已再倍矣。求一年之余于三年之内，比古犹难。愚谓冗食不可以不汰，而废田不可以不开，区区徒事于东南，其未形之变，可胜道哉？
本朝初，总计天下税粮共二千九百四十三万余。浙江一布政司二百七十五万二千余，苏州一府二百八十万九千余，松江一百二十万九千余。浙当天下九分之一，苏赢于浙，以一府视一省，天下之最重也。松半于苏，苏一州七县，松才两县，较苏之田四分处一，则天下之尤重者，惟吾松也。
黄河水异，凡立春后冻解，候水初至凡一寸，则夏秋当至一尺，谓之水信；二月、三月曰桃花水；春末曰菜花水；四月末曰麦黄水；五月曰瓜蔓水；六月中旬后曰樊山水；七月曰豆花水；八月曰荻苗水；九月曰登高水；十月曰复漕水；十一月、十二月曰蹙凌水。非时泛涨，曰客水；其势移谼横注，岸如刺毁，曰劄岸；涨溢逾防曰抹岸、扫岸；故朽潜流刺其下曰拓岸；浪势旋激，岸土上ㄨ曰沦卷；逆涨曰上展；顺涨曰下展；直流中屈曲横射曰径璹；水猛骤移，其将澄处，望之明白曰拽白，又曰明滩；其泪起处辄能溺舟者曰蔫浪水。水退淤淀，夏则胶土肥腴，初秋则黄灭土颇为壤，深秋则白灭土，霜降后皆沙也。
予为国子司业时，彭幸庵泽以太子太保为都察院左都御史，欲举曹端从祀夫子庙庭，以为本朝理学之冠。予时不敢主张，予亦不甚知其为人。及来提学山西，始访求之。端，字正夫，别号月川，渑池人，永乐戊子乡举，己丑中副榜，仕为霍州、蒲州学正，后卒，葬霍州高氏原。正统间，蒲州谢御史琚记其祀堂，有曰：“圣朝道学大明崤渑之间，有月川曹先生出焉，自幼以圣贤为己任，其言曰：‘佛氏以空为性，非天命之性，人受之中；老氏以虚为道，非率性之道，人由之路。’尝著《家规辑略》、《释太极》、《西铭通书》，又作《存疑录》、《夜行烛编》、《儒家宗统谱》，撰《月川诗图》，孝经有述解，性理有文编，孝亲弟长，崇正厚伦。”其称述如此。又按：幸庵西归，时鲁柬河南巡抚都宪李梧山先生（充嗣）曰：“我朝一代文明之盛，经济之学，莫盛于诚意伯刘公、潜溪宋先生。至于道学之传，则断自渑池月川曹先生始也。”先生少负奇质，知读书即慕圣贤之学，修己教人，治家事亲，奉先化俗，率自躬行，心得以推行之，为霍、蒲二庠学正，三典陕西文衡，四方学者，从之甚众，虚往实归，各有成就。河东薛文清公最推尊之，先生再典霍庠教也，霍人事先生如父母，既而卒于霍，遂留葬于彼。吾兰翰林编修卓庵黄先生过渑池，拜其祠而询其墓，所佥曰在霍，卓庵叹曰：“狐死正丘首。老先生一代名儒，魂魄独不思故乡乎？”遂捐赀，属县尹并乃郎等移葬渑池，今其子孙有为省祭官监生者。而其所著书不下千种，藏于家亦有刊行传布者。又曰：“曹先生子孙门祚衰薄，遗书亦恐久而散亡矣。”据所称许，盖好学笃信之人，其于斯文道统之所系者，竟何如也？予少尝得其所著《四书详说》者，要皆羽翼，《朱传》似亦举业之书也，当访其遗书拜考论之。彭柬所指卓庵，即黄谏廷臣先生也。
俞永，华亭人，洪武中知汝州鲁山县，首革吏弊，决积讼，修学校，亲为诸生讲说经史，正句读，校文理，士风翕然以盛，升礼部主客司主事。（见《河南通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