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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宗皇帝
富范条奏十事本末
庆历三年三月，上令内侍宣谕韩琦、范仲淹、庞籍等：『候边事稍宁，当用卿等在两地。已诏中书札记。此特出朕意，非臣僚荐。』又令琦等密奏可代处边任者。琦等言：『元昊虽约和，诚伪未可知。愿尽力塞下，不敢拟它人为代。』
四月甲辰，以陕西四路马军步军都部署兼经略安抚招讨等使、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韩琦、范仲淹并为枢密副使，知永兴军、资政殿学士、给事中郑戬为陕西四路马步军都部署兼经略招讨安抚等使，驻军泾州。琦、仲淹凡五言，不许，乃就道。资政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富弼言：『伏闻近降勅命，韩琦、范仲淹并授枢密副使。仰认圣意，只从公论，不听谗毁，擢用孤远，天下之人，皆谓朝廷进用大臣常如此日，则太平不难致矣。』又曰：『臣愿陛下无信异说，专采公论。一名召来使处于内，一名就授枢副之职，且令在边。或二人一岁一更，均其劳逸，亦甚稳便。内外协济，无善于此。如闻韩琦、范仲淹已有奏报，以西事未了恳辞恩命，朝廷乘此处分，深合事宜，臣不胜恳切之至！』是月，太子中允、国子监直讲石介作《庆历圣德诗》。
七月丁丑，以枢密副使、右谏议大夫范仲淹为参知政事，资政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右谏议大夫富弼为枢密副使。先是，谏官欧阳修、余靖、蔡襄咸言：『参知政事王举正懦默不任职，枢密副使范仲淹有宰辅才，不宜局在兵府。愿罢举正，以仲淹代之。』举正亦自求罢，遂罢为礼部侍郎、知许州，以仲淹代之。仲淹曰：『执政可由谏官而得乎?』固辞不拜。弼直携诰命纳于帝前，亦不拜（弼辞枢密详见《富弼》）。甲申，以范仲淹为陕西安抚使。仲淹既辞参知政事，愿与韩琦迭出行边。上因付以西事，而仲淹留京师，第先移文陕西云。
八月丁未，以枢密副使、右谏议大夫范仲淹复为参知政事，资政殿学士兼翰林学士、右谏议大夫富弼复为枢密副使。癸丑，枢密副使、右谏议大夫韩琦为陕西宣抚使。先是，范仲淹及任中师分路宣抚，逾月皆未行。琦言于上曰：『贼请和无它，则二人遥领宣抚事可矣。彼若未副所望，必乘忿盗边。当速遣仲淹河东，则臣方壮，可备奔走。中师宿旧大臣，无劳往也。』乃诏琦代仲淹宣抚陕西，而中师卒不行。
九月丁卯，上既擢任范仲淹、韩琦、富弼等，每进见，必以太平责之。数令条奏当世急务。仲淹语人曰：『上用我至矣，然事有后先。且革弊于久安，非朝夕可能也。』上再赐手诏督促曰：『比以中外人望，不次用卿等。今琦暂往陕西，仲淹、弼宜与宰相章得象尽心国事，毋或有所顾避。其当世急务有可建明者，悉为朕陈之。』既又开天章阁，召对赐坐，给笔札，使疏于前。仲淹、弼皆皇恐避席，退而列奏曰：『我国家革五代之乱，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纲纪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外裔骄盛，盗贼横炽，不可不更张以救之。然欲正其末，必端其本。欲清其流，必澄其源。臣敢约前代帝王之道，求本朝祖宗之烈，采其可行者条奏。愿陛下顺天下之心，力行此事，庶几法制有立，纲纪再振，则宗社灵长，天下蒙福。一曰明黜陟，二曰抑侥幸，三曰精贡举，四曰选官长，五曰均公田，六曰厚农桑，七曰修武备，八曰减徭役，九曰覃恩信，十曰重命令。』
仲淹正传删取十事，太略。又改《覃恩信》为第八，《重命令》为第九[1]，《减徭役》为第十。
上方信向仲淹等，悉用其说，当著为令者，皆以诸事画一次第颁行，独府兵，辅臣共以为不可耳。
十事据仲淹正传及政府奏议，其附传并《实录》皆无之。《实录》于十日丙子，载仲淹、弼答手诏条上七事，其四曰《择官长》，即附见丙午。又壬戌日载历勘年限，盖其一曰《明黜陟》也。十一月癸未，载试馆职法；丁亥，载任子法。二事皆其二曰《抑侥幸》也。壬子载均公田，乃第五议。又明年三月乙亥，载贡举新制，实十事之三。其八曰《减徭役》，见五月己丑。余六、七、九、十并未详。
十月，谏官欧阳修言：『臣伏闻范仲淹、富弼等自被手诏之后，已有条陈事件，必须裁择施行。臣闻自古帝王致治，须待同心协力之人相与维持，谓之千载一遇。今仲淹等遇陛下圣明，可谓难逢之会。陛下有仲淹等，亦可谓难得之臣。陛下既已倾心待之，仲淹等亦各尽心思报，上下如此，臣谓其无不济，但顾行之如何尔。况仲淹、弼是陛下特出圣意自选之人，初用之时，天下皆已相贺，然犹窃谓陛下既能选之，未知如何用之。及见近日特开天章，从容访问，亲写手诏，督责丁宁，然后中外喧然，既惊且喜。此二盛事，固已朝报京师，暮传四海，皆谓自来未曾如此责任大臣。天下之人延首拭目[2]，以待陛下用此二人，果有何能[3]，此二臣所报陛下，欲作何事，是陛下得失在此一举，生民休戚系此一时。以此而言，则仲淹等不可不尽心展效，陛下亦宜立主张而行，使上不玷知人之明，下不失四海之望。臣非不知陛下专心锐志，不自懈怠，而中外大臣忧国同心，必不相忌。然臣所虑者，仲淹等所言必须先绝侥幸因循姑息之事，方能救今世之积弊。如此等事，皆外招小人之怨怒，不免浮议之纷纭，而奸邪未去之人，须时有谗沮，若稍听之，则事不成矣。臣谓当此事初，尤须上下叶力。凡小人怨怒，仲淹等自以身当浮议奸谗，陛下亦须力拒，待其久而渐定，自可日见成功。伏望陛下圣慈留意，终始成之，则社稷之福，天下之幸也。』
此疏不得其时，今附见。
庆历四年四月，《朋党论》（见《富范等以朋党见谗》）。
五月壬戌朔，枢密副使韩琦已自陕西还，参知政事范仲淹并对于崇政殿，上四策（见《经略西夏》）。是日，琦与仲淹指陈于上前，数刻乃罢。
六月，琦、仲淹又奏陕西、河北画一利害事。富范等以朋党见谗
庆历四年四月戊戌，上谓辅臣曰：『自昔小人多为朋党，亦有君子之党乎?』范仲淹对曰：『臣在边时，见好战者自为党，而怯战者亦自为党。其在朝廷，邪正之党亦然，惟圣心所察耳。苟明而为善于国家，何害也?』初，吕夷简罢相，夏竦受枢密使，复夺之，代以杜衍，同时进用富弼、韩琦、范仲淹在二府，欧阳修等为谏官。石介作《庆历圣德诗》，言进贤退奸之不易。奸，盖斥夏竦也。竦衔之，而仲淹等皆修素所厚善。修言事一意径行，略不以形迹嫌疑顾避。竦因与其党造为党论，目衍、仲淹及修为党人。修乃作《朋党论》上之，曰：『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禄也；所贪者，货财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始终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凯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凯君子之朋。尧之时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人，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谓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为聪明之圣主，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夫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于是为党论者恶修，擅语其情状，至使内侍蓝元振上疏言：『范仲淹、欧阳修、尹洙、余靖，前日蔡襄谓之四贤。斥去未几，复还京师。四贤得时，遂引蔡襄以为同列。以国爵禄为私惠，胶固朋党，苟以报谢当时歌詠之德。今一人私党止作十数，合五六人，门下党与，已无虑五六十人。使此五六十人递相提挈，不过三二年布满要路，则误朝迷国，谁敢有言?挟恨报仇，何施不可?九重至深，万几至重，何由察知?』上终不之信也。
此一节恐在修进论前，更详之。
己亥，命右正言、知制诰欧阳修往河东议废麟州利害及晋州钱矾事。
六月壬子[4]，参知政事范仲淹为陕西河东路宣抚使。始，范仲淹以忤吕夷简，放逐者数年。士大夫持二人曲直，交指为朋党。及陕西用兵，天子以仲淹士望所属，拔用护边。及夷简罢，召还，倚以为治。中外思望其功业，而仲淹亦感激眷遇，以天下为己任，遂与富弼日夜谋虑，兴致太平。然规模阔大，论者以为难行。及按察使多所举劾，人心不自安；任子恩薄，磨勘法密，侥幸者不便，于是谤毁浸盛，而朋党之论滋不可解。然仲淹、弼守所议弗变。先是，石介奏记，于弼责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怨介斥己，又欲因是倾弼等，乃使女奴阴习介书，久之习成，遂改『伊周』曰『伊霍』，而伪作介为弼撰废立诏。
飞语上闻。帝虽不信，而仲淹、弼恐惧，不敢自安于朝，皆请出按西北边，未许，适有边奏，仲淹固请行，乃使宣抚陕西、河东。
正传谓仲淹更张无渐，规模阔大，论者以为不可行。此当时之论，小人谤仲淹及弼，故云尔。李清臣、蒲宗孟因而著之，未可信也。今略加删润，庶不失事实。正传但云：谤毁稍行，而朋党之论漫闻于上，会塞下有警，仲淹因与弼请行边，于是以仲淹宣抚陕西、河东。今据弼自叙云尔。西界会兵讨呆儿族，亦据弼奏议。国史及仲淹墓志、神道碑皆不明言也。苏辙《龙州别志》云：范文正公笃于忠亮，虽喜功名而不为朋党。早岁排吕申公，勇于立事，其徒因之矫励过真，公亦不喜也。自睦州还朝，出领西事，恐申公不为之地，无以成功，乃为书自咎，解仇而去。后以参知政事宣抚陕西。申公既老居郑，相遇于途，文正身历中书，知事之难，有悔过之语，于是申公欣然相与语终日。申公问：『何为亟去朝廷?』文正言：『欲经制西事耳。』申公曰：『经制西事，莫如在朝廷之便。』文公为之愕然。故欧阳公为文正神道碑，言二公晚年欣然相得，由此故也。后生不知，皆咎欧阳公。予见张公言，乃信之。按：辙所言未必尽可据，如言『经制西事莫若在朝廷之便。』仲淹岂不知此?但当时自以谗谤可畏，不得不少避之，故仲淹及富弼皆求出使。其出使，故知必不久安于朝，非缘夷简之言仲淹乃觉也。魏泰《东轩杂记》亦云，今并不取。
是月辛丑，右正言、知制诰欧阳修为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按察使。
八月甲午，枢密副使富弼为河北宣抚使。其实弼不自安于朝，欲出避谗谤也。
十月，太子中允、直集贤院兼国子监直讲石介通判濮州。富弼等出使，谗谤益甚，人
多指目介。介入不自安，遂求出也。
十一月己巳，诏曰：『朕闻至治之世，元、凯共朝，不为朋党。君明臣良，垂荣亡极，何其德之盛也。朕昃食厉志，庶几治古。而承平之敝[5]，浇竞相蒙，人务交游，家为激讦，更相附离，以沽声誉。至或阴招贿赂，阳托荐贤。又按察将命者恣为苛刻，构织罪端，奏鞫纵横，以重多辟。至于属文之人，类亡体要，诋斥前圣，放肆异言，以讪上为能，以行怪为美。自今委中书、御史采察以闻。』范仲淹上表，乞罢政事、知邠州，诏不许。
介去太学，《实录》不记其时，今据尹洙与田况书，云蔡、石相次补外，因附见十月未，更考也。
庆历五年正月乙酉，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范仲淹为资政殿学士、知邠州，兼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枢密副使、右谏议大夫富弼为资政殿学士、京东西路安抚使、知郓州。仲淹、弼既出使，谗者益甚，两人在朝所施为亦稍沮止，独杜衍左右之，上颇惑焉。仲淹愈不自安，因奏疏乞罢政事。上欲听其请，章得象曰：『仲淹素有虚名，今一请遽罢，恐天下谓陛下轻绌贤臣。不若且赐诏不允，若仲淹即有谢表，则是挟诈要君，乃可罢也。』上从之。仲淹果奉表谢，上愈信得象言，于是弼自河北还，将及国门，右正言钱明逸希得象等意，言弼更张纲纪，纷扰国经，凡所推荐，多挟朋党。心所爱者，尽意主张；不附己者，力加排斥。倾朝共畏，与仲淹同。又言：『仲淹去年受命宣抚河东、陕西，闻有诏戒励朋党，心惧彰露，称疾乞医，才见朝廷别无行遣，遂拜章乞罢政事、知邠州，欲固己位，以弭人言。欺诈之迹甚明，乞早废绌，以安天下之心，使奸邪不敢效尤，忠实得以自立。』明逸疏奏，即降诏罢仲淹、弼。
明逸疏据《墨史》本传。仲淹遽上谢表据《记闻》。然司马光盖得之庞籍，恐未可信，更须考详。仲淹谢受邠州表，诏旨弗从，留居丞弼之位。表章再露，愿陈寇敌之机。疑仲淹再表必是请对，故得象之谗得行也。
王拱辰等劾苏舜钦
庆历四年十一月甲子，监进奏院右班殿直刘巽、大理评事集贤校理苏舜钦并除名勒停；工部员外郎、直龙图阁兼天章阁侍讲、史馆检讨王洙落侍讲、检讨，知濠州；太常博士、集贤校理刁约通判海州；殿中丞、集贤校理江休复监蔡州税；殿中丞、集贤校理王益柔监复州税，并落校理。降太常博士周延隽为秘书丞，太常丞、集贤校理章岷通判江州，著作郎、直集贤院、同修起居注吕臻知楚州，殿中丞周延让监宿州税，校书郎、馆阁校勘宋敏求签书集庆军节度判官事，将作监丞徐缓监汝州叶县税。先是，杜衍、范仲淹、富弼等执政，多引用一时闻人，欲更张庶事。御史中丞王拱辰等不便其所为，而舜钦仲淹所荐，其妻又衍女也，少年能文章，议论稍侵权贵。会进奏院祠神，舜钦循前例，用鬻故纸公钱召妓女，开席会宾客。拱辰廉得之，讽其属鱼周询、刘元瑜等劾奏，因欲摇动衍。事下开封府治，于是舜钦及巽俱坐自盗，洙等与妓女杂坐，而休复、约、延隽、延让又服惨未除，益柔并以谤讪周、孔坐之，同时斥逐者多知名士。世以为过薄，而拱辰等方自喜曰：『吾一举网尽矣！』
王拱辰行状云：或作《傲歌》，有『醉卧北极遣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盖益柔所作也。延隽、延让，皆起子。
狱事起，枢密副使韩琦言于上曰：『昨闻宦者操文符，捕馆职甚急，众听纷骇。舜钦等一醉饱之过，止可付有司治之，何至是?陛下圣德素仁厚，独自为是，何也?』上悔见于色。自仲淹等出使，谗者益深，而益柔亦仲淹所荐。拱辰既劾奏，宋祁、张方平又助之，力言益柔作《傲歌》，罪当诛，盖欲因益柔以累仲淹也。章得象无所可否，贾昌朝阴主拱辰等议。及辅臣进白，琦独言：『益柔少年狂语，何足深治?天下大事固不少，近臣同国休戚，置此不言，而攻一王益柔，此其意有所在，不特为《傲歌》可见也。』上悟，稍宽之。时两府合班奏事，琦必尽言，事虽属中书，琦亦对上陈其实，同列尤不悦，上独识之，曰：『韩琦性直！』
据正史《苏舜钦传》，御史不载刘元瑜姓名，《元瑜传》亦不云尝奏舜钦，独魏泰《杂记》载『一网打尽』乃元瑜语，今并出其姓名于周询下。然周询七月为知杂，九月为外吏，十月为省副，不属御史台矣，当考。宋祁、张方平同奏王益柔，此据韩琦《家传》，李清臣行状但云『近臣』，盖讳之也。令仍出二人姓名。魏泰云：发舜钦等祠神会者，太子中舍李定也。梅尧臣为作『一客不得食，覆鼎伤众宾』诗。按：舜钦坐责乃御史劾奏，又当时借此以倾杜衍，与李定无与，今不取。
陈执中排杜衍
庆历四年十一月，御史王拱辰等劾奏苏舜钦，因欲摇动杜衍。
五年正月甲戊，右正言、秘阁校理孙甫为右司谏、知郑州。帝尝问丁度用人以资与才，用人孰先。度对曰：『承平宜用资，边事未平宜用才。』甫又劾奏度因对求大用，请属吏。上谕辅臣曰：『度在侍从十五年，数论天下事，顾未尝及私，甫安从得是语?』度知甫所奏误，力求与甫辨。宰相杜衍以甫方使契丹，寝其奏。度深衔衍，且指甫为衍门人。及甫自契丹还，亟命出守。乙酉，参知政事范仲淹罢知邠州，枢密副使富弼罢知郓州。是夕，并锁学士院草制罢衍，而衍不知也。自苏舜钦等斥逐，衍迹危矣。陈执中在中书，又数与衍异议。蔡襄、孙甫之乞出也，事下中书。甫本衍所举用，于是中书共为奏，言谏院今阙人，乞且留甫等供职。既奏，上颔之。衍退归，即召吏出劄子，令甫等供职如故。衍及得象既署，吏执札子诣执中。执中不肯署，曰：『向者上无明旨当复奏，何得遽尔?』吏白衍取札子坏焚之，执中因谗衍曰：『衍党锢二人，苟欲其在谏院，欺罔擅权，及臣觉其情，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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