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安装我们的客户端
更新超快的免费小说APP
添加到主屏幕
请点击
，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
档识，而实无当於古人图谱之学也。夫争於绘事，则艺术无当於史裁；而厕於弁髦，则书肆苟为标帜，以为市易之道，皆不可语於史学之精微也。古人有专门之学，即有专门之书；有专门之书，即有专门之体例。旁行斜上，标分子注，谱牒之体例也。开方计里，推表山川，舆图之体例也。图不详而系之以说，说不显而实之以图，互著之义也。文省而事无所晦，形著而言有所归，述作之则也。亥豕不得淆其传，笔削无能损其质，久远之业也。要使不履其地，不深於文者，依检其图，洞如观火，是又通方之道也。夫天官、河渠图，而八书可以六；地理、沟洫图，而十志可以八；然而今日求太初之星象，稽西京之版舆，或不至於若是茫茫也。况夫方州之书，徵名辨物，尤宜详赡无遗，庶几一家之作；而乃流连景物，附会名胜，以为丹青末艺之观耶？其亦不讲於古人所以左图右史之义也夫？
图不能不系之说，而说之详者，即同於书，图之名不亦缀欤？曰：非缀也。体有所专，意亦有所重也。古人书有专名，篇有专义。辞之出入非所计，而名实宾主之际，作者所谓窃取其义焉耳。且吾见前史之文，有表似乎志者矣，(《汉书．百官公卿表》，篇首历叙官制。)不必皆旁行斜上之文也。有志似乎表者矣，(《汉书·律历志》，排列三统甲子。)不必皆比事属辞之例也。《三辅黄图》，今亡其书矣，其见於他说所称引，则其辞也。遁甲通统之图，今存其说，犹《华黍》、《由庚》之有其义耳。虽一尺之图，系以寻丈之说可也。既曰图矣，统谓之图可也。图又以类相次，不亦繁欤？曰：非繁也。图之有类别，犹书之有篇名也。以图附书，则义不显，分图而系之以说，义斯显也。若皇朝《明史·律历志》，於仪象推步皆绘为图，盖前人所未有矣。当时史臣，未尝别立为图，故不列专门，事各有所宜也。今州志分图为四：一曰舆地，二曰建置，三曰营汛，四曰水利。皆取其有关经要，而规方形势所必需者，详系之说，而次诸纪表之后，用备一家之学，而发其例於首简云尔。
○和州志田赋书序例
自画土制贡，创於夏书，任土授职，(载师物地事及授地职。)详於《周礼》；而田赋之书，专司之掌，有由来矣。班氏约取《洪范》八政，裁为《食货》之篇，后史相仍，著为圭臬。然而司农图籍，会稽簿录，填委架阁，不可胜穷；於是酌取一代之中，以为定制。其有沿革大凡，盈缩总计，略存史氏要删，计臣章奏；使读者观书可以自得，则亦其势然也。若李吉甫、韦处厚所为《国计》之簿，(李吉甫《元和国计簿》十卷，韦处厚《太和国计》二十卷。)丁谓、田况所为《会计》之录，(丁谓《景德会计录》六卷，田况《皇祐会计录》六卷。)则仿《周官》司会所贰，书契版图之制也。杜佑、宋白之《通典》，王溥、章得象之《会要》，则掌故汇编；其中首重食货，义取综核，事该古今；至於麻缕之微，铢两之细，不复委折求尽也。赵过均田之议，李翱《平赋》之书，则公牍私论，各抒所见；惟以一时利病，求所折衷，非复史氏记实之法也。夫令史簿录，猥琐无文，不能传世行远；文学掌故，博综大要，莫能深鉴隐微；此田赋之所以难明，而成书之所以难覯者也。古者财赋之事，征於司徒，(载师属大司徒。)会於太宰。(司会属太宰。)太宰制三十年为通九式，均节九赋，自祭祀宾客之大，以至刍秣匪颁之细，俱有定数，以其所出，准之以其所入；虽欲於定式之外，多取於民，其道无由。此财赋所以贵簿正之法也。自唐变租庸调而为两税，明又变两税而为一条鞭法，势趋简便，令无苛扰，亦度时揆势，可谓得所权宜者矣。然而存留供亿诸费，土贡方物等目，佥差募运之资，总括毕输，便於民间，使无纷扰可也。有司文牍，令史簿籍，自当具录旧有款目，明著功令所以并省之由，然后折以时之法度；庶几计司职守，与编户齐民，皆晓然於制有变更，数无增损也。文移日趋简省，而案牍久远无徵，但存当时总括之数，不为条列诸科，则遇禁网稍弛，官吏不饬於法，或至增饰名目，抑配均输，以为合於古者惟正之贡，孰从而议其非制耶？
夫变法所以便民，而吏或缘法以为奸，文案之功，或不能备，图史所以为经国之典也。然而一代浩繁，史官之籍，有所不胜；独州县志书，方隅有限，可以条别诸目，琐屑无遗，庶以补国史之力之所不给也。自有明以来，外志纪载，率皆猥陋无法；至於田赋之事，以谓吏胥簿籍，总无当於文章钜丽之观，遂据见行案牍，一例通编，不复考究古今，深求原委；譬彼玉卮无当，谁能赏其华美者乎？明代条鞭之法，定於嘉靖之年，而和州旧志，今可考者，亦自嘉靖中易鸾《州志》而止。当时正值初更章程，而州志即用新法，尽削旧条，遂使唐人两税以来沿革莫考，惜哉！又私门论议，官府文移，有关田赋利病，自当采入本书；如班书叙次晁错《贵粟》之奏入《食货志》，贾让《治河》之策入《沟洫志》，庶使事显文明，学归有用。否则裁入本人列传，便人参互考求，亦赵充国《屯田》诸议之成法也。近代志家类皆截去文词，别编为艺文志；而本门事实，及本人行业，转使扩落无材。岂志目大书专门，特标义例，积成卷轴，乃等於匏瓜之悬，仰而不食者耶？康诰旧志，略窥此风。后来秉笔诸家，毅然删去，一而至再，无复挽回，可为太息者也！今自易《志》以前，其有遗者，不可追已；自易《志》以后，具录颠末，编次为书。其康诰《均田》之议，实有当於田赋利病；他若州中有关田赋之文，皆采录之，次於诸条之后；兼或采入列传，互相发明，疑者阙之。后之览者，或有取於斯焉。
○和州志艺文书序例
《易》曰："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夫文字之原，古人所以为治法也。三代之盛，法具於书，书守之官。天下之术业，皆出於官师之掌故，道艺於此焉齐，德行於此焉通，天下所以以同文为治。而《周官》六篇，皆古人所以即守官而存师法者也。不为官师职业所存，是为非法，虽孔子言礼，必访柱下之藏是也。三代而后，文字不隶於职司，於是官府章程，师儒习业，分而为二，以致人自为书，家自为说；盖泛滥而出於百司掌故之外者，遂纷然矣。(六经皆属掌故，如《易》藏太卜，《诗》在太师之类。)书既散在天下，无所统宗，於是著录部次之法，出而治之，亦势之所不容已。然自有著录以来，学者视为纪数簿籍，求能推究同文为治，而存六典识职之遗者，惟刘向、刘歆所为《七略》、《别录》之书而已。故其分别九流，论次诸子，必云出於古者某官之掌，其流而为某家之学，失而为某事之敝，条宣究极，隐括无遗。学者苟能循流而溯源，虽曲艺小数，诐辞邪说，皆可返而通乎大道；而治其说者，亦得以自辨其力之至与不至焉。有其守之，莫或流也；有其趋之，莫或歧也。言语文章，胥归识职，则师法可复，而古学可兴，岂不盛哉？韩氏愈曰："辨古书之正伪，昭昭然若黑白分。"孟子曰："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孔子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夫欲辨古书正伪，以几於知言，几於多闻择善，则必深明官师之掌，而后悉流别之故，竟末流之失；是刘氏著录，所以为学术绝续之几也。不能究官师之掌，将无以条流别之故，而因以不知末流之失；则天下学术，无所宗师。"生心发政，作政害事"，孟子言之，断断如也。然而涉猎之士，方且炫博综之才；索隐之功，方且矜隅墟之见；以为区区著录之文，校雠之业，可以有裨於文事，噫！其惑也。
六典亡而为《七略》，是官失其守也。《七略》亡而为四部，是师失其传也。《周官》之籍富矣；保章天文，职方地理，虞衡理物，巫祝交神，各守成书以布治法，即各精其业以传学术，不特师氏、保氏所谓六艺《诗》、《书》之文也。司空篇亡，刘歆取《考工记》补之。非补之也，考工当为司空官属，其所谓记，即冬官之典籍；犹《仪礼》十七篇，为春官之典籍；《司马法》百五十篇，为夏官之典籍，皆幸而获传后世者也。当日典籍具存，而三百六十之篇，即以官秩为之部次，文章安得散也？衰周而后，官制不行，而书籍散亡，千百之中，存十一矣。就十一之仅存，而欲复三百六十之部次，非凿则漏，势有难行，故不得已而裁为《七略》尔。其云盖出古者某官之掌，盖之为言，犹疑辞也。欲人深思，而旷然自得於官师掌故之原也。故曰六典亡而为《七略》，官失其守也。虽然，官师失业，处士著书，虽曰法无统纪，要其本旨，皆欲推其所学，可以见於当世施行。其文虽连缀，而指趋可约也；其说虽谲诡，而驳杂不出也。故老庄、申韩、名墨、纵横，汉初诸儒犹有治其业者，是师传未失之明验也。师传未亡，则文字必有所本。凡有所本，无不出於古人官守，刘氏所以易於条其别也。魏晋之间，专门之学渐亡，文章之士，以著作为荣华；诗赋、章表、铭箴、颂诔，因事结构，命意各殊；其旨非儒非墨，其言时离时合，裒而次之，谓之文集。流别之不可分者一也。文章无本，斯求助於词采；纂组经传，摘抉子史，譬医师之聚毒，以待应时取给；选青妃紫，不主一家，谓之类书。流别之不可分者二也。学术既无专门，斯读书不能精一，删略诸家，取便省览；其始不过备一时之捷给，未尝有意留青，继乃积渐相沿，后学传为津逮；分之则其本书具在，合之则非一家之言，纷然杂出，谓之书钞。流别之不可分者三也。会心不足，求之文貌，指摘句调工拙，品节宫商抑扬；俗师小儒，奉为模楷，裁节经传，摘比词章，一例丹铅，谓之评选。流别之不可分者四也。凡此四者，并由师法不立，学无专门，末俗支离，不知古人大体，下流所趋，实繁且炽；其书既不能悉付丙丁，惟有强编甲乙。而欲执《七略》之旧法，部末世之文章，比於枘凿方圆，岂能有合？故曰《七略》流而为四部，是师失其传也。若谓史籍浩繁，《春秋》附庸，蔚成大国；(《七略》以太史公列春秋家，至二十一史，不得不别立史部。)名墨寥落，小宗支别，再世失传；(名家者流，墨家者流，寥寥数家者，后代不复有其书矣。)以谓《七略》之势，不得不变而为四部，是又浅之乎论著录之道者矣。
闻以部次治书籍，未闻以书籍乱部次者也。汉初诸子百家，浩无统摄，官《礼》之意亡矣。刘氏承西京之敝，而能推究古者官师合一之故，著为条贯，以溯其源，则治之未尝不精也。魏、晋之间，文集类书，无所统系，(魏文帝撰徐、陈、应、刘之文，都为一集，挚虞作《文章流别集》，集之始也，魏文帝作《皇览》，类书之始也。)专门传授之业微矣。而荀、李诸家，(荀勖、李充。)不能推究《七略》源流；至於王、阮诸家，(王俭、阮孝绪。)相去逾远。其后方技兵书，合於子部，而文集自为专门，类书列於诸子，唐人四部之书，(四部创於荀勖，体例与后代四部不同，故云始於唐人也。)乃为后代著录不祧之成法，而天下学术，益纷然而无复纲纪矣。盖《七略》承六典之敝，而知存六典之遗法；四部承《七略》之敝，而不知存《七略》之遗法；是《七略》能以部次治书籍，而四部不能不以书籍乱部次也。且四部之藉口於不能复《七略》者：一曰史籍之繁，不能附《春秋》家学也。夫二十一史，部勒非难；至於职官故事之书，谱牒纪传之体，或本官礼制作，或涉儒杂家言，不必皆史裁也。今欲括囊诸体，断史为部，於是仪注不入礼经，职官不通六典，谟诰离绝《尚书》，史评分途诸子；(史评皆诸子之遗，入史部，非也。)变乱古人立言本旨、部次成法以就简易，如之何其可也？二曰文集日繁，不列专部，无所统摄也。夫诸子百家，非出官守，而刘氏推为官守之流别；则文集非诸子百家，而著录之书，又何不可治以诸子百家之识职乎？夫集体虽曰繁赜，要当先定作集之人。人之性情必有所近；得其性情本趣，则诗赋之所寄托，论辨之所引喻，纪叙之所宗尚，摄其大旨，略其枝叶，古人所谓一家之言，如儒、墨、名、法之中，必有得其流别者矣。(如韩愈之儒家，柳宗元之名家，苏轼之纵横家，王安石之礼家。)存录其文集本名，论次其源流所自，附其目於刘氏部次之后，而别白其至与不至焉，以为后学辨途之津逮；则卮言无所附丽，文集之弊，可以稍歇。庶几言有物而行有恒，将由《七略》专家，而窥六典遗则乎？家法既专，其无根驳杂，类钞评选之属，可以不烦而自治。是著录之道，通於教法，何可遽以数纪部目之属，轻言编次哉？但学者不先有以窥乎天地之纯，识古人之大体，而遽欲部次群言，辨章流别，将有希几於一言之是而不可得者；是以著录之家，好言四部，而惮闻《七略》也。
史家所谓部次条别之法，备於班固，而实仿於司马迁。司马迁未著成法，班固承刘歆之学而未精。则言著录之精微，亦在乎熟究刘氏之业而已矣。究刘氏之业，将由班固之书，人知之；究刘氏之业，当参以司马迁之法，人不知也。夫司马迁所谓序次六家，条辨学术同异，推究利病，本其家学，(司马谈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以为六家。)尚已。纪首推本《尚书》，(《五帝本纪赞》。)表首推本《春秋》，(《三代世表序》。)传首推本《诗》《书》所阙，至於虞夏之文，(《伯夷列传》。)皆著录渊源所自启也。其於六艺而后，周秦诸子，若孟荀三邹、老庄申韩、官晏、屈原、虞卿、吕不韦诸传，论次著述，约其归趣，详略其辞，颉颃其品；抑扬咏叹，义不拘墟，在人即为列传，在书即为叙录；古人命意标篇，俗学何可绳尺限也？刘氏之业，其部次之法，本乎官《礼》；至若叙录之文，则於太史列传，微得其裁。盖条别源流，治百家之纷纷，欲通之於大道，此本旨也。至於卷次部目，篇第甲乙，虽按部就班，秩然不乱，实通官联事，交济为功。如《管子》列於道家，而叙小学流别，取其《弟子职》篇，附诸《尔雅》之后；则知一家之书，其言可采，例得别出也。《伊尹》、《太公》，道家之祖。(次其书在道家。)《苏子》、《蒯通》，纵横家言，以其兵法所宗，遂重录於兵法权谋之部次，冠冕孙吴诸家，则知道德兵谋，凡宗旨有所统会，例得互见也。夫篇次可以别出，则学术源流，无阙间不全之患也。部目可以互见，则分纲别纪，无两歧牵掣之患也。学术之源流，无阙间不全；分纲别纪，无两歧牵掣；则《周官》六卿联事之意存，而太史列传互详之旨见。(如《货殖》叙子贡，不涉《弟子列传》。《儒林》叙董仲舒、王吉，别有专传。)治书之法，古人自有授受，何可忽也？自班固删《辑略》，而刘氏之绪论不传；(《辑略》乃总论群书大旨。)省部目，而刘氏之要法不著；(班省刘氏之重见者而归於一。)於是学者不知著录之法，所以辨章百家，通於大道，(《庄子·天下》篇亦此意也。)而徒视为甲乙纪数之所需；无惑乎学无专门，书无世守，转不若巫祝符箓、医士秘方，犹有师传不失之道也。郑樵《校雠》之略，力纠《崇方》部次之失，自班固以下，皆有讥焉。然郑氏未明著录源流，当追官《礼》，徒斤斤焉纠其某书当甲而误乙，某书宜丙而讹丁。夫部次错乱，虽由家法失传，然儒杂二家之易混，职官故事之多歧，其书本在两可之间，初非著录之误。如使刘氏别出互见之法，不明於后世，虽使太史复生，扬雄再见，其於部次之法，犹是茫然不可统纪也。郑氏能讥班《志》附类之失当，而不能纠其并省之不当，可谓知一十而不知二五者也。且吾观后人之著录，有别出《小尔雅》以归《论语》者，(本《孔丛子》中篇名。《隋·经籍志》别出归《论语》。)有别出《夏小正》以入时令者。(本《大戴礼》篇名。《文献通考》别出归时令。)是岂足以知古人别出之法耶？特忘其所本之书，附类而失其依据者尔。《嘉瑞记》既入五行，又互见於杂传；(《隋书·经籍志》。)《西京杂记》既入故事，又互见於地理；(《唐书·艺文志》)是岂足以知古人互见之法耶。特忘其已登著录，重复而至於讹错者尔。夫末学支离，至附类失据，重复错讹，可谓极矣。究其所以歧误之由，则理本有以致疑，势有所以必至。徒拘甲乙之成法，而不於古人之所以别出、所以互见者，析其精微，其中茫无定识，弊固至乎此也。然校雠之家，苟未能深於学术源流，使之徒事裁篇而别出，断部而互见，将破碎纷扰，无复规矩章程，斯救弊益以滋弊矣。是以校雠师法，不可不传，而著录专家，不可不立也。
州县志乘艺文之篇，不可不熟议也。古者行人采书，太史掌典，文章载籍，皆於於上；故官司所守之外，无坟籍也。后世人自为书，家别其说，纵遇右文之代，购典之期，其能入於秘府，领在史官者，十无七八，其势然也。文章散在天下，史官又无专守，则同文之治，惟学校师儒得而讲习，州县志乘得而部次，著为成法，守於方州，所以备輶轩之采风，待秘书之论定；其有奇讶不衷之说，亦得就其闻见，校雠是正；庶几文章典籍，有其统宗，而学术人心，得所规范也。昔蔡邕正定石经，以谓四方之士，至有贿改兰台漆书，以合私家文字者，是当时郡国传习，与中书不合之明徵也。文字点画，小学之功，犹有四方传习之异，况纪载传闻，私书别录，学校不传其讲习，志乘不治其部次，则文章散著，疑似两淆，后世何所依据而为之考定耶？郑樵论求书之法，以谓因地而求，因人而求，是则方州部录艺文，固将为因地因人之要删也。前代搜访图书，不悬重赏，则奇书秘策，不能会萃；苟悬重赏，则伪造古逸，妄希诡合；三坟之《易》，古文之《书》，其明徵也。向令方州有部次之书，下正家藏之目，上借中秘之徵，则天下文字，皆著籍录；虽欲私锢而不得，虽欲伪造而不能，有固然也。夫人口孳生，犹稽版籍；水土所产，犹列职方。况乎典籍文章，为学术源流之所自出，治功事绪之所流传，不於州县志书，为之部次条别，治其要删，其何以使一方文献无所阙失耶？
○和州志政略序例
夫州县志乘，比於古者列国史书，尚矣。列国诸侯开国家承，体崇势异；史策编列世家，抗於臣民之上，固其道也。州县长吏，不过古者大夫邑宰之选，地非久居，官不世禄，其有甘棠留荫，循迹可风，编次列传，班於文学政事之间，亦其宜也。往牒所载，今不可知。若梁元帝所为《丹阳尹传》，(见《隋志》，凡十卷。)孙仲所为《贤牧传》，(见《唐志》，十五卷。)则专门编录，率由旧章。马、班《循吏》之篇，要为不易者矣。至於州县全志，区分品地，乃用名宦为纲，与乡贤、列女、仙释、流寓诸条，均分门类；是乃摘比之类书，词人之杂纂，虽略仿乐史《太平寰宇记》中所附名目，实兔园捃摭词藻之先资。欲拟《春秋》家学，外史掌故，人编列传，事具首尾；苟使官民同录，体例无殊，未免德操诣庞公之家，一室难分宾主者矣。
窃意蜀郡之慕文翁，南阳之思邵父，取其有以作此一方，为能兴利革弊；其人虽去，遗爱在民，职是故也。正使伯夷之清，柳下之惠，不嫌同科。其或未仕之先，乡评未协；去官之后，晚节不终；苟为一时循良，何害一方善政？夫以治绩为重，其馀行业为轻，较之州中人物，要其始末，品其瑕瑜，草木区分，条编类次者，其例本不相侔。於斯分别标题，名为"政略"，不亦宜乎？夫略者，纲纪之鸿裁，编摩之伟号，黄石、淮南之属抗其题，(《黄石三略》、《淮南子要略》。)张温、鱼豢之徒分其纪，(张温《三史略》，鱼豢《典略》。)盖有取乎谟略之遗，不独郑樵之二十部也。(郑樵《通志》二十略。)以之次比政事，编著功猷，足以临莅邦人，冠冕列传，揆诸记载，体例允符，非谓如裴子野之删《宋略》，但取节文为义者也。
○和州志列传总论
志曰：传志之文，古无定体。《左氏》所引《军志》、《周志》诸文，即传也。孟子所对汤武苑囿之问，皆曰"於传有之"，即志也。六艺为经，则《论语》、《礼记》之文谓之传。卦爻为经，则《彖》、《象》、《文言》谓之传。自《左氏春秋》依经起义，兼史为裁。而司马迁七十列传，略参其例；固以十二本纪，窃比《春秋》者矣。夫其人别为篇，类从相次，按诸《左氏》，稍觉方严，而别识心裁，略规诸子。揆其命名之初，诸传之依《春秋》，不过如诸记之因经礼，因名定体，非有深文。即楚之屈原，将汉之贾生合传；谈天邹衍，缀大儒孟荀之篇；因人徵类，品藻无方，咏叹激昂，抑亦吕氏六论之遗也。(吕氏十二纪似本纪所宗，八览似八书所宗，六论似列传所宗。)班史一卷之中，人分首尾，传名既定，规制綦密。然逸民四皓之属，王贡之附庸也。王吉、韦贤诸人，《儒林》之别族也。附庸如颛臾之寄鲁，署目无闻；别族如田陈之居齐，重开标额；徵文则相如侈陈词赋，辨俗则东方不讳谐言；盖卓识鸿裁，犹未可量以一辙矣。范氏东汉之作，则题目繁碎，有类米盐；传中所列姓名，篇首必标子注。於是列传之体，如注告身，首徵祖系，末缀孙曾，循次编年，惟恐失坠。求如陈寿之述《蜀志》，旁采《季汉辅臣》，沈约之传灵运，通论六朝文史者，不为绳墨拘牵，微存作者之意，跫然如空谷之足音矣。然师般不作，规矩犹存。比缉成编，以待能者；和而不倡，宜若可为；第以著述多门，通材达识，不当坐是为詹詹尔。至於正史之外，杂记之书，若《高祖》、《孝文》，论述策诏，皆称为传。(《汉·艺文志》有《高祖传》十三篇，《孝文传》十一篇。)则故事之祖也。《穆天子传》、《汉武内传》，小说之属也。刘向《列女传》，嵇康《高士传》，专门之纪也。王肃《家传》，王裒《世传》，一家之书也。《东方朔传》、《陆先生传》，一人之行也。至於郡邑之志，则自东京以往，讫於六朝而还，若《陈留耆旧传》，《会稽先贤传》之类；其不为传名者，若《襄阳耆旧记》、《豫章志后撰》之类；载笔繁委，不可胜数。网罗放失，缀辑前闻，譬彼丛流趋壑，细大不捐；五金在冶，利钝并铸者矣。司马迁曰："百家言不雅驯，搢绅先生难言之。"又曰："不离古文者近是。"又曰："择其言尤雅者。"载籍极博，折衷六艺。《诗》、《书》虽阙，虞夏可知。"然则旁推曲证，闻见相参，显微阐幽，折衷至当，要使文成法立，安可拘拘为划地之趋哉？
夫合甘辛而致味，通纂组以成文，低昂时代，衡鉴士风，论世之学也。同时比德，附出均编，类次之法也。情有激而如平，旨似讽而实惜，予夺之权也。或反证若比，或遥引如兴；一事互为详略，异撰忽尔同编，品节之理也。言之不文，行之不远。聚公私之记载，参百家之短长，不能自具心裁，而斤斤焉徒为文案之孔目，何以使观者兴起，而遽欲刊垂不朽耶。且国史徵於外志，外志徵於家牒，所徵者博，然后可以备约取也。今之外志，纪传无分，名实多爽，既以人物列女标为专门，又以文苑乡贤区为定品；裁节史传，删略事实，逐条附注，有似类书摘比之规，非复古人传记之学；拟於国别为书，丘分作志，不亦难乎？又其甲科仕宦，或详选举之条；志状碑铭，列入艺文之内。一人之事，复见叠出，或注传详某卷，或注事见某条；此殆有类本草注药，根实异部分收；韵书通音，平仄互标为用者矣。文非雅驯，学者难言。今以正史通裁，特标列传，旁推互证，勒为专家，上裨古史遗文，下备后人采录；庶有作者，得以考求。如谓不然，请俟来哲。
○和州志阙访列传序例
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又曰："多闻阙疑，慎言其馀。"夫网罗散失，?绎简编，所见所闻，时得疑似，非贵阙然不讲也。夫郭公夏五，原无深文；耒耜网罟，亦存论说。而《春秋》仍列故题，《尚书》断自《尧典》；疑者阙而弗竟，阙者存而弗删，斯其慎也。司马迁曰："书阙有间，其轶时时见於他说。"夫疑似之迹，未必无他说可参，而旧简以古文为宗，百家以雅驯是择，心知其意，所以慨然於好学深思之士也。班固《东方朔传》，以谓奇言怪语，附著者多，遂详录其谐隐射覆琐屑之谈，以见朔实止此，是史氏释疑之家法也。陈寿《蜀志》，以诸葛不立史官，蜀事穷於搜访，因录杨戏季汉名臣之赞，略存姓氏，以致其意，是史牒阙文之旧章也。(寿别撰《益部耆旧传》十卷，是寿未尝略蜀也。《益部耆旧传》不入《蜀志》，体例各有当也。或以讥寿，非也。)自史学失传，中才史官不得阙文之义，喜繁辞者，或杂奇讶之说；好简洁者，或删经要之言；(《晋书》喜采小说，《唐书》每删章奏。)多闻之旨不遵，慎言之训误解。若以形涉传疑，事通附会，含毫莫断，故牒难徵，谓当削去篇章，方合阙文之说；是乃所谓疑者灭之而已，更复何阙之有？郑樵著《校雠略》，以谓馆阁徵书，旧有阙书之目；凡考文者，必当录其部次，购访天下。其论可谓精矣。
窃谓典籍如此，人文亦然。凡作史者，宜取论次之馀，或有人著而事不详，若传歧而论不一者，与夫显列名品，未徵事实，清标夷齐，而失载西山之薇；学著颜曾，而不传东国之业，一隅三反，其类实繁。或由载笔误删，或是虚声泛采，难凭臆断，当付传疑；列传将竟，别裁阙访之篇，以副慎言之训；后之观者，得以考求。使若陈寿之季汉名臣，(见上。)常璩之华阳士女，(《华阳国志》有序录士女志，止列姓名，云其事未详。)不亦善乎？至於州县之志，体宜比史加详；而向来撰志，条规人物，限於尺幅，摘比事实，附注略节，与方物土产区门分类，约略相同。至其所注事实，率似计荐考语，案牍谳文，骈偶其词，断而不叙。士曰孝友端方，慈祥恺悌；吏称廉能清慎，忠信仁良；学尽昜儒，贞皆姜女；千篇一律，葭苇茫然，又何观焉？今用史氏通裁，特标列传。务取有文可诵，据实堪书；前志所遗，搜访略尽。他若标名略注，事实难徵，世远年湮，不可寻访，存之则无赖可归，削之则潜德弗曜；凡若此者，悉编为《阙访列传》，以俟后来者之别择云尔。
○和州志前志列传序例上
《记》曰："疏通知远，《书》教也。比事属辞，《春秋》教也。"言述作殊方，而风教有异也。孟子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言坟籍具存，而作者之旨，不可不辨也。古者史官各有成法，辞文旨远，存乎其人。孟子所谓其文则史，孔子以谓义则窃取，明乎史官法度不可易，而义意为圣人所独裁。然则良史善书，亦必有道矣。前古职史之官不可考，《春秋》列国之良史，若董狐、南史之直笔，左史倚相之博雅，其大较也。窃意南、董、左史之流，当时必有师法授受。第以专门之业，事远失传，今不得而悉究之也。司马迁网罗散失，采获旧闻，撰为百三十篇，以绍《春秋》之业。其於衰周战国所为《春秋》家言，如晏婴、虞卿、吕不韦之徒，(《晏子春秋》、《虞氏春秋》、《吕氏春秋》，皆有比事属辞之体。即当时《春秋》家言，各有派别，不尽春王正月一体也。)皆叙录其著述之大凡，缉比论次；所以明己之博采诸家，折衷六艺，渊源流别，不得不详所自也。(司马迁《自序》绍《春秋》之业，盖溯其派别有自，非僣妄之言。)司马氏殁，班固氏作，论次西京史事，全录《太史自序》，推其义例，殆与相如、扬雄列传同科。范蔚宗《后汉》之述班固，踵成故事，墨守旧法，绳度不逾；虽无独断之才，犹有饩羊告朔，礼废文存者也。及《宋书》之传范蔚宗，《晋书》之传陈寿，或杂次文人之列，或猥编同时之人，而於史学渊源，作述家法，不复致意，是亦史法失传之积渐也。至於唐修《晋》、《隋》二书，惟资众力。人才既散，共事之人，不可尽知，或附著他人传末，或互见一二文人称说所及，不复别有记载，乃使《春秋》家学，塞绝梯航，史氏师传，茫如河汉。譬彼收族无人，家牒自乱；淄流驱散，梵刹坐荒；势有必至，理有固然者也。
夫马、班著史，等於伏、孔传经。大义微言，心传口授；或欲藏之名山，传之其人；或使大儒伏阁，受业於其女弟。岂若后代纪传，义尽於简篇，文同於胥史，拘牵凡例，一览无遗者耶？然马、班《儒林》之篇，能以六艺为纲，师儒传授。绳贯珠联，自成经纬；所以明师法之相承，溯渊源於不替者也。(《儒林传》体，以经为纲，以人为纬，非若寻常列传，详一人之生平者也。自《后汉书》以下，失其传矣。)后代史官之传，苟能熟究古人师法，略仿经师传例，标史为纲，因以作述流别，互相经纬。试以马、班而论，其先藉之资，《世本》、《国策》之於迁《史》，扬雄、刘歆之於《汉书》是也。后衍其传，如杨惲之布迁《史》，马融之受《汉书》是也。别治疏注，如迁《史》之徐广、裴骃，《汉书》之服虔、应劭是也。凡若此者，并中依类为编，申明家学，以书为主，不复以一人首尾名篇，则《春秋》经世，虽谓至今存焉可也。至於后汉之史，刘珍、袁宏之作，华峤、谢承、司马彪之书，皆与范氏并列赅存。晋氏之史，自王隐、虞预、何法盛、干宝、陆机、谢灵运之流，作者凡一十八家，亦云盛矣。而后人修史，不能条别诸家体裁，论次群书得失，萃合一篇之中。比如郢人善斫，质丧何求？夏礼能言，无徵不信者也。他若聚众修书，立监置纪，尤当考定篇章，覆审文字，其纪某书，编之谁氏，某表某传，撰自何人。乃使读者察其臧慝，定其是非；庶几泾渭虽淆，淄渑可辨；末流之弊，犹恃堤防。而唐、宋诸家，讫无专录，遂使经生帖括，词赋雕虫，并得啁啾班、马之堂，攘臂汗青之业者矣。
○和州志前志列传序例中
晋挚虞创为《文章志》，叙文士之生平，论辞章之端委；范史《文苑列传》所由仿也。自是文士记传，代有缀笔，而文苑入史，亦遂奉为成规。至於史学流别，讨论无闻，而史官得失，亦遂置之度量之外。甚矣，世之易言文而惮言史也。夫迁、固之书，不立文苑，非无文也；老庄申韩、管晏、孟荀、相如、扬雄、枚乘邹阳，所为列传，皆於著述之业，未尝不三致意焉。不标文苑，所以论次专家之学也。文苑而有传，盖由学无专家，是文章之衰也。然而史臣载笔，侈言文苑，而於《春秋》家学，派别源流，未尝稍容心焉，不知将自命其史为何如也？《文章志》传，挚虞而后，沈约、傅亮、张骘诸人，纷纷撰录，(傅亮《续文章志》，沈约《宋世文章志》，张骘《文士传》。)指亦不胜屈矣。然而史臣采摭，存其大凡，著录诸书，今皆亡失。则史氏原委，编摩故迹，当其撰辑成书之际，公縢私楮，未必全无徵考也。乃前史不列专题，后学不知宗要，则虽有踪迹，要亦亡失无存。遂使古人所谓官守其书，而家世其业者，乃转不如文采辞章，犹得与於常宝鼎《文选著作人名》之列也。(常书凡三卷。)唐李肇著《经史释题》，宗谏注《十三代史目》。其书编於目录部类，则未通乎记传之宏裁也。赵宋孔平仲，尝著《良史事迹》，其书今亦不传，而著录仅有一卷，则亦猥陋不足观采也。
夫史臣创例，各有所因；列女本於刘向，孝义本於萧广济，(晋人，作《孝子传》。)忠义本於梁元帝，(《忠臣传》三十卷。)隐逸本於皇甫谥，(《逸士传》、《高士传》。)皆前史通裁，因时制义者也。马、班《儒林》之传，本於博士所业；惜未取史官之掌，勒为专书。后人学识，不逮前人，故使未得所承，无能为役也。汉儒传经，师法亡矣。后史儒林之篇，不能踵其条贯源流之法，然未尝不取当代师儒，就其所业，以志一代之学。则马、班作史，家法既失，后代史官之事，纵或不能协其义例，何不可就当时纂述大凡，人文上下，论次为传，以集一史之成乎？夫儒林治经，而文苑谈艺，史官之业，介乎其间，亦编摩之不可不知所务者也。或以艺文部次，登其卷帙，叙录后语，略标作者之旨，以谓史部要旨，已见大凡。则不知经师传注，文士辞章，艺文未尝不著其部次；而儒林文苑之篇，详考生平，别为品藻，参观互证，胡可忽诸？其或事迹繁多，别标特传，不能合为一篇，则於史官篇内，亦当存录姓名，更注别自有传。董仲舒、王吉、韦贤之例，自有旧章，(仲舒治《春秋》，王吉治《毛诗》，韦贤治《鲁诗》，并见《儒林》而别有专传。)两无妨害者也。夫荀卿著《礼》、《乐》之论，乃非十二子书，庄周恣荒唐之言，犹叙禽、墨诸子，欲成一家之作，而不於前人论著，条析分明，祖述渊源，折衷至当；虽欲有功前人，嘉惠来学，譬则却步求前，未有得其至焉者也。
○和州志前志列传序例下
州县志书，论次前人撰述，特编列传，盖创例也。举此而推之四方，使《春秋》经世，史氏家法，灿然大明於天下，则外志既治，书有统会，而国史要删，可以抵掌言也。虽然，有难叙者三，有不可不叙者三，载笔之士，不可不熟察此论也。
何谓难叙者三？一曰书无家法，文不足观，易於散落也。唐宋以后，史法失传，特言乎马、班专门之业，不能复耳。若其纪表成规，志传旧例，历久不渝，等於科举程式，功令条例，虽中庸史官，皆可勉副绳墨，粗就隐括；故书虽优劣不齐，短长互见，观者犹得操成格以衡笔削也。外志规矩荡然，体裁无准，摘比似类书，注记如簿册，质言似胥吏，文语若尺牍；观者茫然，莫能知其宗旨。文学之士，鄙弃不观；新编告成，旧志遽没。比如寒暑之易冠衣，传舍之留过客，欲求存录，不亦难乎？二曰纂修诸家，行业不详，难於立传也。史馆徵儒，类皆文学之士，通籍朝绅，其中且有名公卿焉。著述或见艺文，行业或详列传，参伍考求，犹易集也。州县志书，不过一时游宦之士，偶尔过从；启局杀青，不逾岁月，讨论商榷，不出州闾。其人或有潜德莫徵，懿修未显；所游不知其常，所习不知其业，等於萍踪之聚，鸿爪之留；即欲效文苑之联编，仿儒林之列传，何可得耶？三曰题序芜滥，体要久亡，难徵录例也。马、班之传，皆录自序。盖其生平行业，与夫笔削大凡，自序已明；据本直书，编入列传；读者苟能自得，则於其书思过半矣。原叙录之所作，虽本《易·系》、《诗》篇，而史氏要删，实自校雠诸家，特重其体。刘向所谓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上之文，类皆明白峻洁，於其书与人，确然并有发明。简首题辞，有裨后学，职是故也。后代文无体要，职非校勘，皆能率尔操觚；凡有简编，辄题弁语，言出公家，理皆泛指。掩其部次，骤读序言，不知所指何人，所称何事。而文人积习相沿，莫能自反，抑亦惑矣。州县修志，尤以多序为荣，隶草夸书，风云竞体。棠阴花满，先为循吏颂辞；水激山峨，又作人文通赞。千书一律，观者索然；移之甲乙可也，畀之丙丁可也。尚得采其旧志序言，录其前书凡例，作列传之取材，为一书之条贯耶？凡此三者，所为难叙者也。
何谓不可不叙者三？一曰前志不当，后志改之，宜存互证也。天下耳目无穷，一人聪明有限，《禹贡》岷山之文尚矣，得《缅志》，而江源详於金沙。郑玄娑尊之说古矣，得王肃，而铸金凿其牺背。穷经之业，后或胜前；岂作志之才，一成不易耶？然后人裁定新编，未必遽存故录；苟前志失叙，何由知更定之苦心，识辨裁之至当？是则论次前录，非特为旧志存其姓氏，亦可为新志明其别裁耳。二曰前志有徵，后志误改，当备采择也。人心不同，如其面也，为文亦复称是。史家积习，喜改旧文，取其易就凡例，本非有意苛求。然淮阴带剑，不辨何人；(太史公《韩信传》云：淮阴少年辱信云"若虽长大，中情怯耳"。班固删去"若"字，文义便晦。)太尉携头，谁当假借？(前人议《新唐书·段秀实传》云；柳宗元状称太尉曰："吾带吾头来矣。"文自明。《新唐书》改云："吾带头来矣。"是谁之头耶？)不存当日原文，则三更其手，非特亥豕传讹，将恐虫鱼易体矣。三曰志当递续，不当迭改，宜衷凡例也。迁书采《世本》、《国策》，集《尚书》世纪，《南·北史》集沈、萧、姚、李八家之书，未闻新编告成，遽将旧书复瓿也。区区州县志乘，既无别识心裁，便当述而不作乃近人载笔，务欲炫长，未窥龙门之藩，先习狙公之术，移三易四，辗转相因，所谓自扰也。夫三十年为一世，可以补辑遗文，蒐罗掌故。更三十年而往，遗待后贤，使甲编乙录，新新相承，略如班之续马，范之继班，不亦善乎？藉使前书义例未全，凡目有阙，后人创起，欲补逸文，亦当如马无地理，班《志》直溯《夏书》；梁、陈无志，《隋书》上通五代；(梁、陈、北齐、后周、隋五代。)例由义制，何在不然？乃竟粗更凡目，全录旧文；得鱼忘筌，有同剽窃，如之何其可也．然琴瑟不调，改而更张。今兹创定一书，不能拘於递续之例；或且以矛陷盾，我则不辞；后有来者，或当鉴其衷曲耳。历叙前志，存其规模，亦见创例新编，初非得已。凡此三者，所谓不得不叙者也。
○和州文徵序例
乾隆三十九年，撰《和州志》四十二篇。编摩既讬，因采州中著述有裨文献，若文辞典雅有壮观瞻者，辑为奏议二卷，徵述三卷，论著一卷，诗赋二卷，合为《文徵》八卷，凡若干篇。既条其别，因述所以采辑之故，为之叙录。
叙曰：古人著述，各自名家，未有采辑诸人，裒合为集者也。自专门之学散，而别集之风日繁，其文既非一律，而其言时有所长，则选辑之事兴焉。至於史部所徵，汉代犹为近古。虽相如、扬雄、枚乘、邹阳，但取辞赋华言，编为列传；原史臣之意，虽以存录当时风雅，亦以人类不齐，文章之重，未尝不可与事业同传；不尽如后世拘牵文义，列传止徵行迹也。但西京风气简质，而迁、固亦自为一家之书，故得用其义例。后世文字，如滥觞之流为江河，不与分部别收，则纪载充栋，将不可纪极矣。唐刘知几尝患史传载言繁富，欲取朝廷诏令，臣下章奏，仿表志专门之例，别为一体。类次纪传之中，其意可为善矣。然纪传既不能尽削文辞，而文辞特编入史，亦恐浩博难罄，此后世所以存其说，而讫不能行也。
夫史氏之书，义例甚广；《诗》、《书》之体，有异《春秋》。若《国语》十二，《国风》十五，所谓典训风谣，各有攸当。是以太师陈诗，外史又掌四方之志；未闻独取备於一类之书也。自孔逭《文苑》、萧统《文选》而后，唐有《文粹》，宋有《文鉴》，皆括代选文，广搜众体。然其命意发凡，仍未脱才子论文之习，经生帖括之风，其於史事，未甚亲切也。至於元人《文类》，则习久而渐觉其非；故其撰辑文辞，每存史意，序例亦既明言之矣。然条别未分，其於文学源流，鲜所论次。又古人云："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作者生平大节，及其所著书名，似宜存李善《文选》注例，稍为疏证。至於建言发论，往往有文采斐然，读者兴起，而终篇扼腕，不知本事始末何如。此殆如梦古人而遽醒，聆妙曲而不终，未免使人难为怀矣。凡若此者，并是论文有馀，证史不足，后来考史诸家，不可不熟议者也。至若方州选文，《国语》、《国风》之说远矣。若近代《中州》、《河汾》诸集，《梁园》、《金陵》诸篇，皆能画界论文，略寓徵献之意，是亦可矣。奈何志家编次艺文，不明诸史体裁，乃以诗辞歌赋、记传杂文，全仿选文之例，列於书志之中，可谓不知伦类者也。是用修志馀暇，采摭诸体，草创规制，约略以类相从，为叙录其流别，庶几踵斯事者，得以增华云尔。
奏议第一
文徵首奏议，犹志首编纪也。自萧统选文，以赋为一书冠冕，论时则班固后於屈原，论体则赋乃诗之流别，此其义例，岂复可为典要？而后代选文之家，奉为百世不祧之祖。亦可怪已。今取奏议冠首，而官府文移附之。奏议拟之於纪，而文移拟之政略，皆掌故之藏也。
徵述第二
徵述者，记传序述志状碑铭诸体也。其文与列传图书，互为详略。盖史学散而书不专家，文人别集之中，应酬存录之作，亦往往有记传诸体，可裨史事者。萧统选文之时，尚未有此也。后代文集中兼史体，修史传者往往从而取之，则徵述之文，要为不易者矣。
论著第三
论著者，诸子遗风，所以讬於古之立言垂不朽者，其端於是焉在。刘勰谓论之命名，始於《论语》，其言当矣。晁氏《读书志》，授"论道经邦"，出於《尚书》，因诋刘氏之疏略。夫《周官》篇出伪古文，晁氏曾不之察，亦其惑也。诸子风衰，而文士集中乃有论说辨解诸体，若书牍题跋之类，则又因事立言，亦论著之派别也。
诗赋第四
诗赋者，六义之遗。《国风》一体，实於州县文徵为近。《甘泉》《上林》，班固录於列传，行之当世可也。后代文繁，固当别为专书。惟诗赋家流，至於近世，溺於辞采，不得古者国史序《诗》之意；而蚩蚩焉争於文字工拙之间，皆不可与言文徵者也。兹取前人赋咏，依次编列，以存风雅之遗；同时之人，概从附录，以俟后来者之别择焉。
《文史通义》 清·章学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