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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
文安宰币聘修志，兄於史事久负，不得小试，此行宜踊跃。仆有何知，乃承辱询。抑盛意不可不复，敢於平日所留意者，约举数条，希高明裁择！有不然处，还相告也。
一、州郡均隶职方，自不得如封建之国别为史，然义例不可不明。如传之与志，本二体也。今之修志，既举人物典制而概称曰志，则名宦乡贤之属，不得别立传之色目。传既别分色目，则礼乐兵刑之属，不得仍从志之公称矣。窃思志为全书总名，皇恩庆典，当录为外纪；官师铨除，当画为年谱；典籍法制，则为考以著之；人物名宦，则为传以列之。变易名色，既无僣史之嫌；纲举目张，又无遗漏之患。其他率以类附。至事有不伦，则例以义起，别为创制可也。琐屑繁碎，无关惩创，则削而不存可也。详赡明备，整齐画一，乃可为国史取材；否则纵极精采，不过一家小说耳，又何裨焉？
一、今世志艺文者，多取长吏及邑绅所为诗赋记序杂文，依类相附；甚而风云月露之无关惩创，生祠碑颂之全无实徵，亦胥入焉。此姑无论是非，即使文俱典则，诗必雅驯，而铨次类录，诸体务臻，此亦选文之例，非复志乘之体矣。夫既志艺文，当仿《三通》、《七略》之意，取是邦学士著选书籍，分其部汇，首标目录，次序颠末，删芜撷秀，掇取大旨，论其得失，比类成编，乃使后人得所考据，或可为馆阁雠校取材，斯不失为志乘体尔。至坛庙碑铭，城堤纪述，利弊论著，土物题咏，则附入物产、田赋、风俗、地理诸考，以见得失之由，沿革之故；如班史取延年、贾让诸疏入《河渠志》，贾谊、晁错诸疏入《食货志》之例，可也。学士论著，有可见其生平抱负，则全录於本传；如班史录《天人三策》於《董仲舒传》，录《治安》诸疏於《贾谊列传》之例，可也。至墓志传赞之属，核实无虚，已有定伦，则即取为传文；如班史仍《史记·自序》而为《司马迁传》，仍扬雄《自序》而为《扬雄列传》之例，可也。此一定之例，无可疑虑，而相沿不改，则甚矣史识之难也！
一、凡捐资修志，开局延儒，实学未闻，凡例先广，务新耳目，顿易旧书；其实颠倒狙公，有何真见？州郡立志，仿自前明。当时草创之初，虽义例不甚整齐，文辞尚贵真实，翦裁多自己出；非若近日之习套相沿，轻隽小生，史字未曾全识，皆可奋笔妄修，窃叨饩脯者。然其书百无一存。此皆后凌前替，修新志者，袭旧志之纪载，而灭作者之姓名。充其义类，将班《书》既出，《史记》即付祖龙；欧、宋成书，《旧唐》遂可覆瓮与？仆以谓修志者，当续前人之纪载，不当毁前人之成书。即前志义例不明，文辞乖舛，我别为创制，更改成书；亦当听其并行，新新相续，不得擅毁；彼此得失，观者自有公论。仍取前书卷帙目录，作者姓氏，录入新志艺文考中，以备遗亡；庶得大公无我之意，且吾亦不致见毁於后人矣。
一、志之为体，当详於史，而今之志乘所载，百不及一。此无他，搜罗采辑，一时之耳目难周；掌故备藏，平日之专司无主也。尝拟当事者，欲使志无遗漏，平日当立一志乘科房，佥掾吏之稍通文墨者为之。凡政教典故，堂行事实，六曹案牍，一切皆令关会，目录真迹，汇册存库。异日开局纂修，取裁甚富，虽不当比拟列国史官，亦庶得州闾史胥之遗意。今既无及，当建言为将来法也。
一、志乃史体，原属天下公物，非一家墓志寿文，可以漫为浮誉，悦人耳目者。闻近世纂修，往往贿赂公行，请讬作传，全无徵实。此虽不肖浮薄文人所为，然善恶惩创，自不可废。今之志书，从无录及不善者，一则善善欲长之习见，一则惧罹后患之虚心尔。仆谓讥贬原不可为志体，据事直书，善否自见，直宽隐彰之意同；不可专事浮文，以虚誉为事也。
一、史志之书，有裨风教者，原因传述忠孝节义，凛凛烈烈，有声有色，使百世而下，怯者勇生，贪者廉立。《史记》好侠，多写刺客畸流，犹足令人轻生增气；况天地间大节大义，纲常赖以扶持，世教赖以撑柱者乎？每见文人修志，凡景物流连，可骋文笔，典故考订，可夸博雅之处，无不津津累牍。一至孝子忠臣，义夫节妇，则寥寥数笔；甚而空存姓氏，行述一字不详，使观者若阅县令署役卯簿，又何取焉？窃谓邑志搜罗不过数十年，采访不过百十里，闻见自有真据，宜加意采辑，广为传述；使观者有所兴起，宿草秋原之下，必有拜彤管而泣秋雨者矣。尤当取穷乡僻壤，畸行奇节，子孙困於无力，或有格於成例，不得邀旌奖者，踪迹既实，务为立传，以备采风者观览，庶乎善善欲长之意。
已上六条，就仆所见，未敢自谓必然。而今世刻行诸志，诚有未见其可者。丈夫生不为史臣，亦当从名公巨卿，执笔充书记，而因得论列当世，以文章见用於时。如纂修志乘，亦其中之一事也。今之所谓修志，令长徒务空名，作者又鲜学识；上不过图注勤事考成，下不过苟资馆谷禄利。甚而邑绅因之以启奔竞，文士得之以舞曲笔；主宾各挟成见，同局或起牴牾，则其於修志事，虽不为亦可也。乃如足下负抱史才，常恨不得一当牛刀小试。向与仆往复商论，窥兄底蕴，当非苟然为者。文安君又能虚心倾领，致币敦请，自必一破从前宿习；杀青未毕，而观者骇愕，以为创特，又岂一邑之书，而实天下之书矣。仆於此事，无能为役，辱存商榷，陈其固陋之衷，以庶几萤烛增辉之义，兄其有以进我乎？
○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二书
日前敬筹末议，薄殖浅陋，猥无定见，非复冀有补高深，聊以塞责云耳。乃辱教答，借奖有加，高标远引，辞意挚恳，读之真愧且畏也！足下负良史才，博而能断，轩视前古，意志直欲驾范轶陈，区区郡邑志乘，不啻牛刀割鷇。乃才大心虚，不耻往复下问。鄙陋如仆，何以副若谷之怀耶？前书粗陈梗概，过辱虚誉，且欲悉询其详。仆虽非其人，辄因高情肫挚之深，不敢无一辞以覆，幸商择焉。
一、体裁宜得史法也。州县志乘，混杂无次，既非正体，编分纪表，亦涉僣妄。故前书折衷立法，以外纪、年谱、考、传四体为主，所以避僣史之嫌，而求纪载之实也。然虚名宜避国史，而实意当法古人。外纪年谱之属，今世志乘，百中仅见一二。若考之与传，今虽浑称志传，其实二者之实，未尝不载；特不能合於古史良法者，考体多失之繁碎，而传体多失之浑同也。考之为体，乃仿书志而作。子长八书，孟坚十志，综核典章，包函甚广。范史分三十志，《唐书》广五十篇，则已浸广。至元修《宋史》，志分百六十馀。议者讥为科吏档册。然亦仅失裁制，致成汗漫；非若今之州县志书，多分题目，浩无统摄也。如星野疆域沿革，山川物产，俱地理志中事也，户口赋役，征榷市籴，俱食货考中事也；灾祥歌谣，变异水旱，俱五行志中事也；朝贺坛庙祀典，乡饮宾兴，俱礼仪志中事也。凡百大小，均可类推。篇首冠以总名，下乃缕分件悉，汇列成编；非惟总萃易观，亦且谨严得体。此等款目，直在一更置耳。而今志猥琐繁碎，不啻市井泉货注簿，米盐凌杂，又何观焉？或以长篇大章，如班固《食货》，马迁《平准》，大难结构。岂知文体既合史例，即使措辞如布算子，亦自条理可观，切实有用。文字正不必沾沾顾虑，好为繁琐也。
一、成文宜标作者也。班袭迁史，孝武以前，多用原文，不更别异；以《史》、《汉》同一纪载，而迁史久已通行，故无嫌也。他若诏令书表之属，则因其本人本事而明叙之，故亦无嫌於抄录成文。至《史记》赞秦，全用贾生三论，则以"善哉贾生推言"一句引起。《汉书·迁传》全用《史记自序》，则以"迁之自序云尔"一句作收。虽用成文，而宾主分明，不同袭善。志为史体，其中不无引用成文，若如俗下之艺文选集，则作者本名，自应标於目录之下。今若刊去所载文辞，分类载入考传诸体，则作者本名易於刊去，须仍复如《史》《汉》之例，标而出之。至文有蔓长，须加删节者，则以"其略曰"三字领起，如孟坚载贾谊诸疏之例，可也。援引旧文，自足以议论者，则如《伯夷列传》中，入"其传曰"云云一段文字之例，可也。至若前缀序引，后附论赞，今世纂家，多称野史氏曰，或称外史氏曰，揆之於理，均未允协；莫如直仿东汉之例，标出论曰、序曰之体为安。至反覆辨正，存疑附异，或加案曰亦可。否则直入本文，不加标目，随时斟酌，均在夫相体裁衣耳。
一、传体宜归画一也。列传行述入艺文志，前书已辨其非。然国史取材邑志，人物尤属紧要。盖典章法令，国有会典，官有案牍，其事由上而下，故天下通同，即或偶有遗脱，不患无从考证。至於人物一流，自非位望通显，太常议谥，史臣立传，则姓名无由达乎京师。其幽独之士，贞淑之女，幸邀旌奖，按厥档册，直不啻花名卯册耳。必待下诏纂修，开馆投牒，然后得核。故其事由下而上，邑志不详备，则日后何由而证也？夫传即史之列传体尔。《儒林》、《游侠》，迁《史》首标总目；《文苑》、《道学》，《宋史》又画三科。先儒讥其标帜启争，然亦止标目不及审慎尔。非若后世志乘传述碑版，统列艺文。及作人物列传，又必专标色目，若忠臣、孝子、名贤、文苑之类，挨次排纂，每人多不过八九行，少或一二三行，名曰传略。夫志曰輶轩实录，宜详於史，而乃以略体行之，此何说也？至於标目所不能该，义类兼有所附，非以董宣入《酷吏》，则於《周臣》阙韩通耳。按《史记》列传七十，惟《循吏》、《儒林》而下九篇，标出总目。《汉书》自《外戚》、《佞幸》而上七篇，标出总目。江都传列三策，不必列以《儒林》；东方特好诙谐，不必列入《滑稽》。传例既宽，便可载瑰特之行於法律之外；行相似者，比而附之；文章多者，录而入之。但以庸滥徇情为戒，不以篇幅广狭为拘，乃属善之善耳。
一、论断宜守谨严也。史迁序引断语，俱称太史公曰云云，所以别於叙事之文，并非专标色目。自班固作赞，范史撰论，亦已少靡。南朝诸史，则於传志之末，散文作论，又用韵语，仿孟坚自叙体作赞，以缀论文之后，屋下架屋，斯为多文。自后相沿，制体不一。至明祖纂修《元史》，谕宋濂等据事直书，勿加论赞。虽寓谨严之意，亦非公是之道。仆则以为是非褒贬，第欲其平，论赞不妨附入；但不可作意轩轾，亦不得故恣吊诡。其有是非显然，不待推论，及传文已极抑扬，更无不尽之情者，不必勉强结撰，充备其数。
一、典章宜归详悉也。仆言典章自上而下，可较人物为略，然是极言传之宜更详耳。学校祭祀，一切开载会典者，苟州县所常举行，岂可因而不载？会典简帙浩繁，购阅非易。使散在州县各志，则人人可观，岂非盛事？况州县举行之典，不过多费梨枣十馀枚耳。今志多删不载，未知所谓。
一、自注宜加酌量也。班史自注於十志尤多。以后史家文字，每用自注。宋人刻伪《苏注杜诗》，其不可强通者，则又妄加"公自注"三字。后人觉其伪者，转矫之曰：古人文字，从无自注。然则如司马《潜虚》，自加象传，又何如耶？志体既取详赡，行文又贵简洁，以类纂之意，而行纪传之文，非加自注，何以明畅？但行文所载之事实，有须详考颠末，则可自注。如《潜虚》之自解文义，则非志体所宜尔。
一、文选宜相辅佐也。诗文杂体入艺文志，固非体裁，是以前书欲取各体归於传考。然西京文字甚富，而班史所收之外，寥寥无覯者，以学士著撰，必合史例方收，而一切诗文赋颂，无昭明、李昉其人，先出而采辑之也。史体纵看，志体横看，其为综核一也。然综核者事详，而因以及文。文有关於土风人事者，其类颇夥，史固不得而尽收之。以故昭明以来，括代为选，唐有《文苑》，宋有《文鉴》，元有《文类》，明有《文选》，广为铨次，钜细毕收，其可证史事之不逮者，不一而足。故左氏论次《国语》，未尝不引谚证谣；而十五《国风》，亦未尝不别为一编，均隶太史。此文选志乘，交相裨益之明验也。近楚抚於《湖广通志》之外，又选《三楚文献录》。江苏宋抚军聘邵毗陵修《明文录》外，更撰《三吴文献录》等集，亦佐《江南通志》之不及。仆浅陋寡闻，未知他省皆如是否？然即此一端，亦可类及。何如略仿《国风》遗意，取其有关民风流俗，参伍质证，可资考校，分列诗文记序诸体，勒为一邑之书，与志相辅，当亦不为无补。但此非足下之力所克为者，盍乘间为当事告焉？
一、列女宜分传例也。列女名传，创於刘向，分汇七篇，义近乎子；缀《颂》述《雅》，学通乎《诗》，而比事属辞，实为史家之籍。班、马二史，均阙此传。自范蔚宗东汉书中，始载《列女》，后史因之，遂为定则。然后世史家所谓列女，则节烈之谓，而刘向所叙，乃罗列之谓也。节烈之烈为列女传，则贞节之与殉烈，已自有殊；若孝女义妇，更不相入，而闺秀才妇，道姑仙女，永无入传之例矣。夫妇道无成，节烈孝义之外，原可稍略；然班姬之盛德，曹昭之史才，蔡琰之文学，岂转不及方技伶官之伦，更无可传之道哉？刘向传中，节烈孝义之外，才如妾婧，奇如鲁女，无所不载；即下至施、旦，亦胥附焉。列之为义，可为广矣。自东汉以后，诸史误以罗列之列，为殉烈之烈，於是法律之外，可载者少，而蔡文姬之入史，人亦议之。今当另立贞节之传，以载旌奖之名；其正载之外，苟有才情卓越，操守不同，或有文采可观，一长擅绝者，不妨入於列女，以附方技、文苑、独行诸传之例；庶妇德之不尽出於节烈，而苟有一长足录者，亦不致有湮没之叹云。狂瞽之言，幸惟择之！醉中草草，勿罪。
○与甄秀才论文选义例书<span class="q">(二)</span>
辱示《文选》义例，大有意思，非熟知此道甘苦，何以得此？第有少意商复。夫踵事增华，后来易为力；括代总选，须以史例观之。昭明草创，与马迁略同。由六朝视两汉，略已，先秦略之略已。周则子夏《诗序》，屈子《离骚》而外，无他策焉。亦犹天汉视先秦，略已，周则略之略已。五帝三王，则本纪略载而外，不更详焉。昭明兼八代，《史记》采三古，而又当创事，故例疏而文约。《文苑》、《文鉴》，皆包括一代；《汉书》《唐书》，皆专纪一朝；而又藉前规，故条密而文详。《文苑》之补载陈随，则续昭明之未备；《文鉴》之并收制科，则广昭明之未登。亦犹班固《地志》之兼采《职方》、《禹贡》，《隋书》诸志之补述梁、陈、周、齐，例以义起，斟酌损益，固无不可耳。夫一代文献，史不尽详，全恃大部总选，得载诸部文字於律令之外，参互考校，可补二十一史之不逮。其事綦重，原与揣摩家评选文字不同，工拙繁简，不可屑屑校重。读书者但当采掇大意，以为博古之功，斯有益耳。
驳文选义例书再答
来书云："得兄所论《文选》义例，甚以为不然。文章一道，所该甚广，史特其中一类耳。选家之例，繁博不伦，四部九流，何所不有？而兄概欲以史拟之。若马若班，若表若志，斤斤焉以萧唐诸选，削趾适履，求其一得符合。将毋陈大士初学时文，而家书悉裁为八股式否？东西两京文字，入选寥寥，而班、范两史排纂，遂为定本。惟李陵塞外一书，班史不载，便近齐梁小儿，果选裨史之不逮乎？抑史裨选之不逮乎？编年有《纲目》，纪传有廿一史，历朝事已昭如日星。而兄复思配以文选，连床架屋，岂为风云月露之辞，可以补柱下之藏耶？选事仿於六朝，而史体亦坏於是，选之无裨於史明矣。考镜古今，论列得失，在乎卓荦之士，不循循株守章句；孺歌妇叹，均可观采，岂皆与史等哉？昔人称杜甫诗史，而杨万里驳之，以为《诗经》果可兼《尚书》否？兄观书素卓荦，而今言犹似牵於训诂然者，仆窃不喜。或有不然，速赐裁示！"
惠书甚华而能辨，所赐於仆，岂浅鲜哉？然意旨似犹不甚相悉，而盛意不可虚，故敢以书报。文章一道，体制初不相沿，而原本各有所自。古人文字，其初繁然杂出，惟用所适，岂斤斤焉立一色目，而规规以求其一似哉？若云文事本博，而史特於中占其一类，则类将不胜其繁。《伯夷》、《屈原》诸传，夹叙夹议；而《庄周》、《列子》之书，又多假叙事以行文。兄以选例不可一概，则此等文字，将何以画分乎？经史子集，久列四库，其原始亦非远。试论六艺之初，则经目本无有也。大《易》非以圣人之书而尊之，一子书耳。《书》与《春秋》，两史籍耳。《诗》三百篇，文集耳。《仪礼》、《周官》，律令会典耳。自《易》藏太卜而外，其馀四者，均隶柱下之籍，而后人取以考证古今得失之林，未闻沾沾取其若《纲目》纪传者，而专为史类，其他体近繁博，遽不得与於是选也。《诗》亡而后《春秋》作，《诗》类今之文选耳，而亦得与史相终始何哉？土风殊异，人事兴衰，纪传所不及详，编年所不能录，而参互考验，其合於是中者，如《鸱枭》之於《金縢》，《乘舟》之於《左传》之类；其出於是外者，如《七月》追述周先，《商颂》兼及异代之类；岂非文章史事，固相终始者与？两京文字，入选甚少，不敌班、范所收，使当年早有如选《文苑》其人，裁为大部盛典，则两汉事迹，吾知更赫赫如昨日矣。史体坏於六朝，自是风气日下，非关《文选》。昭明所收过略，乃可恨耳。所云不循循株守章句，不必列文於史中，顾斤斤画文於史外，其见尚可谓之卓荦否？杨万里不通太史观风之意，故驳诗史之说。以兄之卓见而惑之，何哉？
○修志十议 <span class="q">(呈天门胡明府)</span>
修志有二便：地近则易覈，时近则迹真。有三长：识足以断凡例，明足以决去取，公足以绝请讬。有五难：清晰天度难，考衷古界难，调剂众议难，广徵藏书难，预杜是非难。有八忌：忌条理混杂，忌详略失体，忌偏尚文辞，忌妆点名胜，忌擅翻旧案，忌浮记功绩，忌泥古不变，忌贪载传奇。有四体：皇恩庆典宜作纪，官师科甲宜作谱，典籍法制宜作考，名宦人物宜作传。有四要：要简，要严，要覈，要雅。今拟乘二便，尽三长，去五难，除八忌，而立四体，以归四要。请略议其所以然者为十条。先陈事宜，后定凡例，庶乎画宫於堵之意云。
一，议职掌。提调专主决断是非，总裁专主笔削文辞，投牒者叙而不议，参阅者议而不断，庶各不相侵，事有专责。
二，议考证。邑志虽小，体例无所不备。考核不厌精详，折衷务祈尽善。所有应用之书，自省府邻境诸志而外，如《廿二史》、《三楚文献录》、《一统志》、圣祖仁皇帝御纂《方舆路程图》、《大清会典》、《赋役全书》之属，俱须加意采访。他若邑绅所撰野乘、私记、文编、稗史、家谱、图牒之类，凡可资搜讨者，亦须出示徵收，博观约取。其六曹案牍，律令文移，有关政教典故、风土利弊者，概令录出副本，一体送馆，以凭详慎铨次。庶能钜细无遗，永垂信史。
三，议徵信。邑志尤重人物，取舍贵辨真伪。凡旧志人物列传，例应有改无削。新志人物，一凭本家子孙列状投柜，核实无虚，送馆立传。此俱无可议者。但所送行状，务有可记之实，详悉开列，以备采择，方准收录。如开送名宦，必详曾任何职，实兴何利，实除何弊，实於何事有益国计民生，乃为合例。如但云清廉勤慎，慈惠严明，全无实徵，但作计荐考语体者，概不收受。又如卓行亦必开列行如何卓，文苑亦必开列著有何书，见推士林，儒林亦必核其有功何经，何等著作有关名教，孝友亦必开明於何事见其能孝能友。品虽毋论庸奇偏全，要有真迹，便易采访。否则行皆曾、史，学皆程、朱，文皆马、班，品皆夷、惠，鱼鱼鹿鹿，何以辨真伪哉？至前志所收人物，果有遗漏，或生平大节，载不尽详，亦准其与新收人物，一例开送，核实增补。
四，议徵文。人物之次，艺文为要。近世志艺文者，类辑诗文记序，其体直如文选；而一邑著述目录，作者源流始末，俱无稽考，非志体也。今拟更定凡例，一仿班《志》刘《略》；标分部汇，删芜撷秀，跋其端委，自勒一考，可为他日馆阁校雠取材，斯则有裨文献耳。但艺文入志，例取盖棺论定；现存之人，虽有著作，例不入志。此系御纂续考馆成法，不同近日志乘，掇拾诗文，可取一时题咏，广登尺幅者也。凡本朝前代学士文人，果有卓然成家，可垂不朽之业，无论经史子集，方技杂流，释门道藏，图画谱牒，帖括训诂，均得净录副本，投柜送馆，以凭核纂。然所送之书，须属共见共闻；即未刻行，亦必论完成集者，方准收录。倘系抄撮稿本，畸零篇页，及从无序跋论定之书，概不入编，庶乎循名责实之意。惟旧志原有目录，而藏书至今散逸者，仍准入志，而於目录之下，注一"亡"字以别之。
五，议传例。史传之作，例取盖棺论定，不为生人立传。历考两汉以下，如《非有先生》、《李赤》诸传，皆以传为游戏。《圬者》、《橐驼》之作，则借传为议论。至《何蕃》、《方山》等传，则又作贻赠序文之用。沿至宋人，遂多为生人作传，其实非史法也。邑志列传，全用史例，凡现存之人，例不入传。惟妇人守节，已邀旌典；或虽未旌奖，而年例已符，操守粹白者，统得破格录入。盖妇人从一而终，既无他志，其一生责任已毕，可无更俟没身。而此等单寒之家，不必尽如文苑卓行之出入缙绅；或在穷乡僻壤，子孙困於无力，以及偶格成例；今日不予表章，恐后此修志，不免遗漏，故搜求至汲汲也。至去任之官，苟一时政绩卓然可传，舆论交推，更无拟议者，虽未经没身论定，於法亦得立传。盖志为此县而作，为宰有功此县，则甘棠可留；虽或缘故被劾，及乡论未详，安得没其现施事迹？且其人已去，即无谀颂之嫌，而隔越方州，亦无遥访其人存否之例。惟其人现居本县，或现升本省上官及有统辖者，仍不立传；所以远迎合之嫌，杜是非之议耳。其例得立传人物，投递行状，务取生平大节合史例者，详慎开载；纤琐饤饾，凡属浮文，俱宜刊去。其有事涉怪诞，义非惩创；或讬神鬼，或称奇梦者，虽有所凭，亦不收录，庶免凫履羊鸣之诮。
六，议书法。典故作考，人物作传，二体去取，均须断制尽善，有体有要，乃属不刊之书，可为后人取法。如考体但重政教典礼，民风土俗，而浮夸形胜，附会景物者，在所当略。其有古迹胜概，确乎可凭，名人题咏，卓然可纪者，亦从小书分注之例，酌量附入正考之下；所以釐正史体，别於稗乘耳。盖志体譬之治室，厅堂甲第，谓之府宅可也。若依岩之构，跨水之亭，谓之别业可，谓之正寝则不可。玉{鹿主}丝绦，谓之仙服可，谓之绅笏则不可。此乃郡县志乘，与卧游清福诸编之分别也。列传亦以名宦乡贤，忠孝节义，儒林卓行为重。文苑方技有长可见者，次之。如职官而无可纪之迹，科目而无可著之业，於法均不得立传。盖志属信史，非如宪纲册籍，一以爵秩衣冠为序者也。其不应立传者，官师另立历任年谱，邑绅另有科甲年谱，年经月纬之下，但注姓名，不得更有浮辞填入。即其中有应立传者，亦不必更於谱内，注明有传字样，以昭画一。若如近日通行之例，则纪官师者，既有职官志，以载受事年月，又有名宦志，以载历任政绩；而於他事有见於生祠碑颂、政绩序记者，又收入艺文志。记邑绅者，既有科目志，又有人物志，亦分及第年分与一生行业为两志；而其行业有见於志铭传诔者，则又收入艺文志。一人之事，叠见三四门类，於是或於此处注传见某卷，於彼处注详见某志，字样纷错，事实倒乱，体裁烦碎，莫此为甚。今日修志，尤当首为釐定，一破俗例者也。
七，议援引。史志引用成文，期明事实，非尚文辞。苟於事实有关，即胥吏文移，亦所采录，况上此者乎？苟於事实无关，虽班扬述作，亦所不取，况下此者乎？但旧志艺文所录文辞，今悉散隶本人本事之下，则篇次繁简不伦；收入考传方幅之内，其势不无删润。如恐嫌似剿袭，则於本文之上，仍标作者姓名，以明其所自而已。而标题之法，一仿《史》、《汉》之例。《史》、《汉》引用周秦诸子，凡寻常删改字句，更不识别，直标"其辞曰"三字领起。惟大有删改，不更仍其篇幅者，始用"其略曰"三字别之。若贾长沙诸疏是也。今所援引，一皆仿此。然诸文体中，各有应得援引之处，独诗赋一体，应用之处甚少。惟地理考内，名胜条中，分注之下，可载少许，以证灵杰。他若抒写性灵，风云月露之作，果系佳构，自应别具行稿，或入专主选文之书，不应搀入史志之内，方为得体。且古来十五《国风》，十二《国语》，并行不悖，未闻可以合为一书。则志中盛选诗词，亦俗例之不可不亟改者。倘风俗篇中，有必须徵引歌谣之处，又不在其例。是又即《左》、《国》引谚徵谣之义也。
八，议裁制。取艺文应载一切文辞，各归本人本事，俱无可议。惟应载传志行状诸体，今俱删去，仍取其文裁入列传，则有难处者三焉；一则法所不应立传，与传所不应尽载者，当日碑铭传述，或因文辞为重，不无滥收。二则志中列传，方幅无多，而原传或有洋洋大篇；全录原文，则繁简不伦；删去事迹，则召怨取议。三则取用成文，缀入本考本传，原属文中援引之体，故可标作者姓名及"其辞曰"三字，以归徵引之体。今若即取旧传，裁为新传，则一体连编，未便更著作者姓名。譬班史作《司马迁传》，全用《史记自序》，则以"迁之自序云尔"一句，标清宾主。盖史公《自序》，原非本传，故得以此句识别之耳。若考武以前纪传，全用《史记》成文者，更不识别；则以纪即此纪，传即此传，赞即此赞，其体更不容标司马迁曰字样也。今若遽同此例，则近来少见此种体裁，必有剿袭雷同之谤。此三端者，决无他法可处，惟有大书分注之例，可以两全。盖取彼旧传，就今志义例，裁为新传，而於法所应删之事，未便遽删者，亦与作为双行小字，并作者姓氏，及删润之故，一体附注本文之下。庶几旧志徵实之文，不尽刊落，而新志谨严之体，又不相妨矣。其原文不甚散漫，尚合谨严之例者，一仍其旧，以见本非好为更张也。
九，议标题。近行志乘，去取失伦，芜陋不足观采者，不特文无体要，即其标题，先已不得史法也。如采典故而作考，则天文、地理、礼仪、食货数大端，本足以该一切细目。而今人每好分析，於是天文则分星野占候为两志，於地理又分疆域山川为数篇，连编累牍，动分几十门类。夫《史》、《汉》八书十志之例具在，曷常作如是之繁碎哉？如访人物而立传，则名宦、乡贤、儒林、卓行数端，本不足以该古今人类。而今人每好合并，於是得一逸才，不问其行业如何超卓，而先拟其有何色目可归；得一全才，不问其学行如何兼至，而先拟其归何门类为重；牴牾牵强，以类括之。夫历史合传独传之文具在，曷尝必首标其色目哉？所以然者，良由典故证据诸文，不隶本考而隶艺文志，则事无原委，不得不散著焉，以藏其苟简之羞。行状碑版诸文，不隶本传而隶艺文志，则人无全传，不得不强合焉，以足其款目之数。故志体坏於标题不得史法，标题坏於艺文不合史例；而艺文不合史例之原，则又原於创修郡县志时，误仿名山图志之广载诗文也。夫志州县与志名山不同。彼以形胜景物为主，描摩宛肖为工，崖颠之碑，壁阴之记，以及雷电鬼怪之迹，洞天符检之文，与夫今古名流游览登眺之作，收无孑遗，即徵奥博，盖原无所用史法也。若夫州县志乘，即当时一国之书，民人社稷，政教典故，所用甚广，岂可与彼一例？而有明以来，相沿不改，故州县志乘，虽有彼善於此，而卒鲜卓然独断，裁定史例，可垂法式者。今日尤当一破夙习，以还正史体裁者也。
十，议外编。廿一史中，纪表志传四体而外，《晋书》有载记，《五代史》有附录，《辽史》有《国语解》，至本朝纂修《明史》，亦於年表之外，又有图式；所用虽各不同，要皆例以义起，期於无遗无滥者也。邑志猥并错杂，使同稗野小说，固非正体；若遽以国史简严之例处之，又非广收以备约取之意。凡事属琐屑而不可或遗者，如一产三男，人寿百岁，神仙踪迹，科第盛事，一切新奇可喜之传，虽非史体所重，亦难遽议刊落；当於正传之后，用杂著体，零星纪录，或名外编，或名杂记，另成一体，使纤夥饤饾，先有门类可归，正以釐清正载之体裁也。谣歌谚语，巷说街谈，苟有可观，皆用此律。
甲申冬杪，天门胡明府议修县志，因作此篇，以附商榷。其论笔削义例大意，与旧《答甄秀才》前后两书相出入。而此议前五条，则先事之事宜，有彼书所不及者。若彼书所条，此议亦不尽入，则此乃就事论事，而馀意推广於纂修之外者，所未遑也。至论俗例拘牵之病，此较前书为畅；而艺文一志，反覆论之特详。是又历考俗例受病之原，皆不出此，故欲为是拔本塞源之论，而断行新定义例，初非好为更张耳。阅者取二书而互考焉，从事编纂之中，庶几小有裨补云。<span class="q">(自跋)</span>
○天门县志艺文考序<span class="q">(艺文论附)</span>
呜呼！艺文一考，非第志文之盛，且以慨其衰也。有志之士，负其胸中之奇，至於牴牾掎撅，不得已而见之於文，伤已！乃其所谓文者，往往竭数十年萤灯雪案，苦雨凄风，所与刻肝肾，耗心血，而郑重以出者。曾不数世，而一觚拓落，存没人间，冷露飘风，同归於尽，可胜慨哉！幸而輶轩载笔，得以传示来兹。然汉史所录，《隋志》阙亡者若而人；《隋志》所录，《唐书》残逸者若干家；《崇文总目》，《中兴书目》，《文渊阁目》，上下千年，大率称是。岂造物忌才，精华欲秘欤？抑所撰述，精采不称，不足传久远欤？而两汉以下，百家丛脞，雅俗杂揉，猥鄙琐屑之谈，亦具有存者，则其中亦自有幸不幸焉。《景陵旧志》，艺文不载书目，故前人著作，未尽搜罗；而本传附录生平著书，今亦不少概见。然则斯考所采，更阅三数十年，其散逸遗亡，视今又何如耶？此余之所以重为诸家惜也。今采摭诸家，勒为一考，厥类有四：曰经，曰史，曰子，曰集。其别有三：曰传世，曰藏家，俱分隶四部；曰亡逸，别自为类，附篇末。
论曰：近志艺文，一变古法，类萃诗文，而不载书目，非无意也。文章汇次甲乙成编，其有裨於史事者，事以旁证而易详，文以兼收而大备。故昭明以后，唐有《文苑》，宋有《文鉴》，元有《文类》，括代总选，雅俗互陈，凡以辅正史，广见闻，昭文章也。第十五《国风》，十二《国语》，固宜各有成书，理无可杂。近世多仿《国语》而修邑志，不闻仿《国风》而汇辑一邑诗文，以为专集；此其所以爱不忍删，牵率牴牾，一变艺文成法欤。夫史体尚谨严，选事贵博采。以此诗文拦入志乘，已觉繁多，而以选例推之，则又方嫌其少。然则二者自宜各为成书，交相裨佐明矣。至著作部目，所关至钜，未宜轻议刊置。故今一用古法，以归史裁。其文之尤不忍删者，暂隶附录。苟踵事增华，更汇成书，以裨志之不逮，呜呼！庶有闻风而嗣辑者欤？
○天门县志五行考序
尧水汤旱，圣世不能无灾。回星反火，外物岂能为异？然而石鹢必书，螟蝗谨志者，将以修人事，答天变也。自《援神》、《钩命》，符谶荒唐，遂失谨严。而班、范所录，一准刘向《洪范》之传，连类比附，证合人事，虽存警戒，未始无附会矣。夫天人之际，圣人谨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五行灾祥，杂出不一；圣人第谨书之，而不与斤斤规合，若者应何事，若者应何人。非不能也，盖徵应常变之理，存其概，足以警人心，而牵合其事，必至一有不合，或反疑灾变之不足畏，毋乃欲谨而反怠欤？草木变异，虫兽祸孽，史家悉隶五类，列按五事。余以为祥异固有为而作，亦有不必尽然，难以附合者。故据事直书，不分门类，不注徵应，一以年月为次。人事有相关者，杂见他篇，可自得焉。
○天门县志学校考序
阙里备家乘矣，成均辑故事矣。胶庠泮水，寰宇同风，曷事连编采摭，更为专考？抑自两汉以下，政教各有所崇，而学校有兴无废。披水筑宫，拂虡拭履，有事则於中讲明而施行之；无事则父老子弟，於以观游自淑，而礼法刑政，民彝物则，胥出於是焉。则学校固与吏治相为表里者也。典型具在，坠绪茫然，抚钟鼓而想音徽，可以蹶然兴矣。
○与石首王明府论志例
志为史裁，全书自有体例。志中文字，俱关史法，则全书中之命辞措字，亦必有规矩准绳，不可忽也。体例本无一定，但取全书足以自覆，不致互歧；毋庸以意见异同，轻为改易。即原定八门大纲，中分数十子目，略施调剂，亦足自成一家，为目录以就正矣。惟是记传叙述之人，皆出史学。史学不讲，而记传叙述之文，全无法度。以至方志家言，习而不察，不惟文不雅驯，抑亦有害事理。曾子曰："出辞气，斯远鄙倍矣。"鄙则文不雅也，倍则害於事也。文士囿於习气，各矜所尚，争强於无形之平奇浓淡。此如人心不同，面目各异，何可争，亦何必争哉？惟法度义例，不知斟酌，不惟辞不雅驯，难以行远；抑且害於事理，失其所以为言。今既随文改正，附商榷矣。恐未悉所以必改之故，约举数端，以为梗概。则不惟志例洁清，即推而及於记传叙述之文，亦无不可以明白峻洁，切实有用，不致虚文害实事矣。
如《石首县志》，举文动称石邑，害於事也。地名两字，摘取一字，则同一字者，何所分别？即如石首言石，则古之县名，汉有石成，齐有石秋，隋有石南，唐有石岩，今四川有石柱厅，云南有石屏州，山西有石楼县，江南有石埭县，江西、广东又俱有石城县，后之观者，何由而知为今石首也？至以县称邑，亦习而不察其实，不可训也。邑者城堡之通称，大而都城省城府州之城，皆可称邑。《诗》称京邑，春秋诸国通好，自称敝邑，岂专为今县名乎？小而乡村筑堡，十家之聚，皆可称邑，亦岂为县治邪？
至称今知县为知某县事，亦非实也。宋以京朝官知外县事，体视县令为尊，结衔犹带京秩，故曰某官知某县事耳。今若袭用其称，后人必以宋制疑今制矣。若邑侯、邑大夫，则治下尊之之辞；施於辞章则可，用以叙事，鄙且倍矣。邑宰则春秋之官，虽汉人施於碑刻，毕竟不可为训。令尹亦古官名，不可滥用以疑后人也。官称不用制度而多文语，大有害於事理。曾记有称人先世为司马公者，适欲考其先世，为之迷闷数日，不得其解。盖流俗好用文语，以《周官》司马，名今之兵部；然尚书侍郎与其属官，皆可通名司马，已难分矣。又府同知，俗称亦为司马，州同亦有州司马之称。自兵部尚书以至州同，其官相悬绝矣。司马公三字，今人已不能辨为何官，况后世乎？以古成均称今之国子监生，以古庠序称今之廪增附生。明经本与进士分科，而今为贡生通号，然恩、拔、副、岁、优、功、廪、增、附、例十等，分别则不可知矣。通显贵官，则谥率恭文懿敏；文人学子，号多峰岩溪泉。谥则称公，号则先生处士，或如上寿祝辞，或似荐亡告牒，其体不知从何而来。项籍曰："书足以记姓名。"今读其书，见其事，而不知其人何名，岂可为史家书事法欤？
又如双名止称一字，古人已久摘其非。如杜台柳称卿，则语不完，而荀卿、虞卿，皆可通用。安重荣称荣，则语不完，而桓荣、寇荣，皆可通用。至去疾称疾，无忌称忌，不害称害，且与命名之意相反，岂尚得谓其人欤？妇女有名者称名，无名者称姓。《左》、《史》以来，未有改者。今志家乃去姓而称氏，甚至称为该氏，则於义为不通，而於文亦鄙塞也。今世为节烈妇女撰文，往往不称姓氏，而即以节妇烈女称之，尤害理也。妇人守节，比於男子抒忠；使为逢、比诸公撰传，不称逢、比之名，而称忠臣云云，有是理乎？经生之为时艺，首用二语破题。破题例不书名，先师则称圣人，弟子则称贤者，颜、曾、孟子则称大贤；盖仿律赋发端，先虚后实，试帖之制度然尔。今用其法以称节孝，真所谓习焉不察者也。
柳子曰："参之太史以著其洁。"未有不洁而可以言史文者。文如何而为洁，选辞欲其纯而不杂也。古人读《易》如无《书》，不杂之谓也。同为经典，同为圣人之言，倘以龙血鬼车之象，而参粤若稽古之文；取熊蛇鱼旐之梦，而系春王正月之次；则圣人之业荒，而六经之文且不洁矣。今为节妇著传，不叙节妇行事，往往称为矢志柏舟，文指不可得而解也。夫柏舟者，以柏木为舟耳。诗人讬以起兴，非柏舟遂为贞节之实事也。《关雎》可以兴淑女，而雎鸠不可遂指为淑女；《鹿鸣》可以兴嘉宾，而鸣鹿岂可遂指为嘉宾？理甚晓然。奈何纪事之文，杂入诗赋藻饰之绮语？夫子曰："必也正名乎。"文字则名言之萃著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而事理於焉不可得而明。是以书有体裁，而文有法度，君子之不得已也。荀徇俗而无伤於理，不害於事，虽非古人所有，自可援随时变通之义，今亦不尽执矣。
○记与戴东原论修志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夏，与戴东原相遇於宁波道署，冯君弼方官宁绍台兵备道也。戴君经术淹贯，名久著於公卿间，而不解史学；闻余言史事，辄盛气凌之。见余《和州志例》，乃曰："此於体例，则甚古雅，然修志不贵古雅。余撰《汾州》诸志，皆从世俗，绝不异人，亦无一定义例，惟所便尔。夫志以考地理，但悉心於地理沿革，则志事已竟。侈言文献，岂所谓急务哉？"余曰："余於体例，求其是尔，非有心於求古雅也。然得其是者，未有不合於古雅者也。如云但须从俗，则世俗人皆可为之，又何须择人而后与哉？方志如古国史，本非地理专门。如云但重沿革，而文献非其所急，则但作沿革考一篇足矣，何为集众启馆，敛费以数千金，卑辞厚币，邀君远赴，旷日持久，成书且累函哉？且古今沿革，非我臆测所能为也。考沿革者，取资载籍。载籍具在，人人得而考之，虽我今日有失，后人犹得而更正也。若夫一方文献，及时不与搜罗，编次不得其法，去取或失其宜，则他日将有放失难稽，湮没无闻者矣。夫图事之要，莫若取后人所不得而救正者，加之意也。然则如余所见，考古固宜详慎；不得已而势不两全，无宁重文献而轻沿革耳。"戴他顾而语人曰："沿革苟误，是通部之书皆误矣。名为此府若州之志，实非此府若州也而可乎？"余曰："所谓沿革误，而通部之书皆误者，亦止能误入载籍可稽之古事尔。古事误入，亦可凭古书而正之，事与沿革等耳。至若三数百年之内，遗文逸献之散见旁出，与夫口耳流传，未能必后人之不湮没者。以及兴举利弊，切於一方之实用者，则皆覈实可稽，断无误於沿革之失考，而不切合於此府若州者也。"
冯君曰："方志统合古今，乃为完书，岂仅为三数百年以内设邪？"余曰："史部之书，详近略远，诸家类然，不独在方志也。《太史公书》详於汉制，其述虞、夏、商、周，显与六艺背者，亦颇有之。然六艺具在，人可凭而正史迁之失，则迁书虽误，犹无伤也。秦楚之际，下逮天汉，百馀年间，人将一惟迁书是凭；迁於此而不详，后世何由考其事邪？且今之修方志者，必欲统合今古，盖为前人之修是志，率多猥陋，无所取裁，不得已而发凡起例，如创造尔。如前志无憾，则但当续其所有，前志有阙，但当补其所无。夫方志之修，远者不过百年，近者不过三数十年。今远期於三数百年，以其事虽递修，而义同创造，特宽为之计尔。若果前志可取，正不必尽方志而皆计及於三数百年也。夫修志者，非示观美，将求其实用也。时殊势异，旧志不能兼该，是以远或百年，近或三数十年，须更修也。若云但考沿革，而他非所重，则沿革明显，毋庸考订之，州县可无庸修志矣。"冯君恍悟曰："然。"
戴拂衣径去。明日示余《汾州府志》曰："余於沿革之外，非无别裁卓见者也。旧志人物门类，乃首名僧，余欲删之，而所载实事，卓卓如彼，又不可去。然僧岂可以为人？他志编次人物之中，无识甚矣。余思名僧必居古寺，古寺当归古迹，故取名僧事实，归之古迹，庸史不解此创例也。"余曰："古迹非志所重，当附见於舆地之图，不当自为专门，古迹而立专门，乃统志类纂名目，陋儒袭之，入於方志，非通裁也。如云僧不可以为人，则彼血肉之躯，非木非石，毕竟是何物邪？笔削之例至严，极於《春秋》。其所诛贬，极於乱臣贼子。亦止正其名而诛贬之，不闻不以为人，而书法异於圆首方足之伦也。且人物仿史例也，史於奸臣叛贼，犹与忠良并列於传，不闻不以为人，而附於地理志也。削僧事而不载，不过俚儒之见耳。以古迹为名僧之留辙，而不以人物为名，则《会稽志》禹穴，而人物无禹；《偃师志》汤墓，而人物无汤；《曲阜志》孔林，而人物无孔子，彼名僧者，何幸而得与禹、汤、孔子同其尊欤？无其识而强作解事，固不如庸俗之犹免於怪妄也。"
○报广济黄大尹论修志书
承示志稿，体裁简贵，法律森严，而殷殷辱赐下询，惟恐有辜盛意，则仅就鄙衷所见，约举一二，以备采菲，然亦未必是也。盖方志之弊久矣，流俗猥滥之书，固可不论；而雅意拂拭，取足成家，则往往有之。大抵有文人之书，学人之书，辞人之书，说家之书，史家之书；惟史家为得其正宗。而史家又有著作之史，与纂辑之史，途径不一。著作之史，宋人以还，绝不多见。而纂辑之史，则以博雅为事，以一字必有按据为归，错综排比，整炼而有剪裁，斯为美也。
今来稿大抵仿朱氏《旧闻》，所谓纂辑之善者也；而用之似不能画一其体。前周书昌与李南涧合修《历城县志》，无一字不著来历。其古书旧志有明文者，固注原书名目，即新收之事，无书可注，如取於案牍，则注某房案卷字样；如取投送传状，则注家传呈状字样；其有得於口述者，则注某人口述字样；此明全书并无自己一语之徵，乃真仿《旧闻》而画一矣。志中或注新增二字，或不加注，似非义例。
又世纪遗漏过多，於本地沿革之见於史志者，尚未采备，其馀亦似少头绪；此门似尚未可用。至城市中之学校，录及乐章及先贤先儒配位，此乃率土所同，颁於令典，本不须载；今载之，又不注出於《会典》，而注出於旧志，亦似失其本原。又诗文入志，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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