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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话
旧拟今古学三十论目，欲条说之，仓卒未能撰述。谨就《经话》中取其论今、古学者，以为此卷。中多未定之说，俟有续解，再从补正。
今古二派，各自为家，如水火、阴阳，相妨相济。原当听其别行，不必强为混合。许君《异义》，本如《石渠》、《白虎》，为汉制作。欲于今、古之中，择其与汉制相同者，以便临事缘饰经义，故累引汉事为断。又言叔孙通制礼云云，皆为行事计耳。至书之并行，两不相背，则不欲混同之也。郑君驳《异议》时，犹知今古不同，各自成家，至于撰述，乃忘斯旨。注古《周礼》用《王制》，笺《毛传》用《韩诗》，注《古文尚书》用夏侯、欧阳说。夫说经之道，与议礼不同。议礼可以斟酌古今，择善而从；说经则当墨守家法，虽有可疑，不能改易，更据别家为说。今注古学，乃欲兼有今学之长，采今易古。正如相者嫌一人耳目不好，乃割别人耳目补之，不惟无功，而且见过。使郑君作注时，犹存驳《异义》之见，则分别今古，先师之法不致尽绝。乃前后异辙，使今古之派，遂至汉末而绝也。惜哉!
许君虽于今、古互有取舍，不过为汉制缘饰。至于各经家法，听其别行，不欲牵合之也。如明堂说，许案云：「今礼、古礼，各以其义说，无明文以知之。」又《公羊》、《左氏》说朝聘不同，许案云：「《公羊》说，虞夏制；《左氏》说，周礼。《传》曰：‘三代不同物’，明古今异说。」是许以今、古不同，不欲混通也。又诸侯夫人丧，《公羊》、《左氏》异说。许案云：「《公羊》说，同盟诸侯薨，君会葬；其夫人薨，又会葬。是不遑国政，而常在路。《公羊》、《左氏》说，俱不别同姓、异姓。《公羊》言当会，以为同姓也；《左氏》云不当会，据异姓也。」是许以今古各有所据，不欲强同也。至其余条，或云从《左氏》，或云从《周礼》，亦是定一尊，不欲含混。至郑氏著书，乃全与此意反矣。《异义》久亡，今就陈氏辑本考之，所存近百条。今与今同，古与古同，各为朋党，互相难诘，以其门户原异，故致相歧也。中惟三条古与今异者。《穀梁》说：「葬不为雨止」，统尊卑而言；《左氏》说：「庶人不为雨止。」《公羊》说：「雨不克葬，谓天子诸侯也。卿大夫臣贱，不能以雨止。」此《公羊》参用古学之言也。《公羊》说：「臣子先死，君父名之」；《左氏》说：「既没，称字而不名。」许以为《穀梁》同《左氏》。按此皆后师附会之说，于经传无明文，同异无关于今古礼制者也。又引《鲁诗》说丞相匡衡以为「宗庙宜毁」；《古文尚书》说「宗庙不毁」。许据《公羊》御史大夫贡禹说同《古文尚书》不毁。按毁与不毁，经无其证，凡此所同，皆无明据，至于大纲，无或参差也。
孔子初年问礼，有「从周」之言，是尊王命、畏大人之意也。至于晚年，哀道不行，不得假手自行其意，以挽弊补偏；于是以心所欲为者，书之《王制》，寓之《春秋》，当时名流莫不同此议论，所谓因革继周之事也。后来传经弟子因为孔子手订之文，专学此派，同祖《王制》。其实孔子一人之言，前后不同。予谓从周为孔子少壮之学，因革为孔子晚年之意者，此也。郑君注《礼记》，凡遇参差，皆为殷、周异制。原今、古之分，实即此义。郑不以为今、古派者，盖两汉经师，已不识《王制》为今学之祖。故许君以《公羊》「朝聘」为虞夏制，郑君以《王制》为殷礼。但知与《周礼》不合，而不知此为孔子手订之书，乃改周救文大法，非一代所专，即今学之本也。今于数千年后得其根源，继绝扶微，存真去伪，虽清划繁难，固有不能辞者矣。
《王制》、《祭统》，今学；《祭法》，古学。二者庙制、祭时，一切不同，且故意相反。两汉经师言庙制、祭仪，皆牵混说之。特以之注经，则自郑君始。议礼之事各有意见，多采辑诸说以调停其间，不能由一人之意，此议礼之说多不可据也。今古经本不同，人知者多。至于学官皆今学，民间皆古学，则知者鲜矣。知今学为齐鲁派，十四博士同源共贯，不自相异；古学为燕赵派，群经共为一家，与今学为敌，而不自相异；则知者更鲜矣。知今学同祖《王制》，万变不能离宗；《戴礼》今古杂有，非一家之说；今古不当以立学不立学为断；古学主《周礼》，隐与今学为敌；今礼少，古礼多；今礼所异皆改古礼等说，则西汉大儒均不识此义矣，何论许、郑乎!
鲁、齐、古三学分途，以乡土而异。邹与鲁近，孟子云：「去圣人居，若此其近」，盖以鲁学自负也。荀子赵人，而游学于齐，为齐学。《韩诗》燕人，传今学而兼用古义，大约游学于齐所传也。《儒林传》谓其说颇异，而其归同。盖同乡皆讲古学，一齐众楚，不能自坚，时有改异，此韩之所以变齐也。而齐之所以变鲁者，正亦如此。予谓学派由乡土风气而变者，盖谓此也。
群经之中，古多于今，然所以能定其为今学派者，全据《王制》为断。《三朝记》知其为今学者，以与《王制》合也。《礼记?冠、昏、乡饮、射义》所以知为今学者，以与《王制》同也。同者从同，异者自应从异，故旧说渊源，皆不足据。盖两汉末流，此意遂失，混合古今，虽大家不免。如刘子政有古礼制，马融说六宗偶同伏说是也。审淄渑，定宫徵，毫厘之差，千里之失，不亦难哉!
初疑今派多于古，继乃知古派多于今。古学《周礼》与《左传》不同，《左传》又与《国语》不同，至于《书》、《诗》所言，更无论矣。盖《周礼》既与《国语》、《周书》不同，《左传》又多缘经立义之说。且古学皆主史册，周历年久，掌故事实，多不免歧出，故各就所见立说，不能不多门。至于今学，则全祖孔子改制之意，只有一派，虽后来小有流变，然其大旨相同，不如古学之纷繁也。
《论语》：「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此孔子初年之言，古学所祖也。「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此孔子晚年之言，今学所祖也。又言夏殷因革、继周者百世可知。按《王制》即所谓继周之王也。因于《周礼》即今学所不改而古今同者也。其损益可知。《王制》改周制，皆以救文胜之弊，因其偏胜，知其救药也。年岁不同，议论遂异。春秋时诸君子皆欲改周文以相救，孔子《王制》即用此意，为今学之本旨。何君解今礼，以为《春秋》有改制之文，即此意也。特不知所改之文，全在《王制》耳。
今、古之分，郑君以前无人不守此界畔。伏《尚书》、三家《诗》无论矣。何君《公羊解诂》不用古说，其解与《周礼》不同者，皆以为《春秋》有改制之事，不强同《周礼》，此今学之派也。至于许君《说文》用古义，凡今文家皆以博士说目之，屏为异义。至于杜、郑、[兴、众父子]贾、马，其注《周礼》、《左传》、《尚书》，皆不用博士说片言只字。[《五经异义》：马有以今学长于古义一条目。今说既为俗儒，不可据以为用今学也]至于引用诸书，亦惟用古派，从不用《王制》。其分别异同，有如阴阳、水火之不能强同。郑司农注大司徒五等封地，全就本经立说，不牵涉《王制》。其注诸男方百里一条云：「诸男食者四之一，适方五十里。独此与《五经》家说合耳。」其所谓之《五经》家者，即《王制》子、男五十里之说也。《异义》谓之今文，《说文》目为博士，斥为异说，不求雷同。即此可见东汉分别今古之严。自郑康成出，乃混合之。可含混者，则含混说之；文义分明者，则臆断今说以为殷礼。甚至《曲礼》古文异派，亦以为殷礼。郑君受贾、马之学而兼采今文，今欲删其混合以反杜、马之旧。须知此非予一人之私言，乃两京之旧法，试为考释，必知不谬矣。
今、古之混乱，始于郑君，而成于王子雍。大约汉人分别古今甚严，魏晋之间厌其纷争，同思画一。郑君既主今、古混合，王子雍苟欲争胜，力返古法，足以摧击郑君矣。殊乃尤而效之，更且加厉。《家语》、《孔丛》皆其伪撰，乃将群经今古不同之礼，托于孔子说而牵合之。如《王制》庙制，今说也；《祭法》庙制，古说也；各为规模，万难强同者也。而《家语》、《孔丛》之言庙制者，则糅杂二书为一说。郑君之说，犹各自为书；至于王氏，则并其堤防而全溃之。后人读其书，愈以迷乱，不能复理旧业，皆王氏之过也。故其混乱之罪，尤在郑君之上。欲求胜人，而不知择术，亦愚矣哉!
郑君以前，古学家著书，不惟不引据《王制》师说，并《公》《穀》二传、《三家诗》、《今文尚书》、《今易》，凡今学之言，避之如洪水猛兽。惟其书今、古杂有，或原无今古派之分者，乃用之。如杜、郑、贾、马之引《孟子》、《论语》、《礼记》是也。引《春秋》，则惟《左氏传》。至于引二传「跛者迓跛者」条，则亦但引其文句而不言书名，皆足见其门户之峻厉也。《礼运》、《礼器》、《郊特牲》、孔子告子游，皆古学说，此孔子未作《春秋》以前「从周」之言。至于作《春秋》以后，则全主今学，如《大戴》告哀公之《三朝记》，全与《王制》、《穀梁》合是也。孔子传今学派时，受业早归者未闻，故弟子有专用古学者。又或别为不受业之隐君子所为。然大约出于受业者多，因欲与受业之今学分别，故权以古学为不受业，非弟子遽无古学也。
《纬》云：「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孝经》皆已成之迹，《春秋》则虚托空言。故予意以《孝经》为古学，《春秋》为今学，《论语》为今古杂。以《孝》属行，行必从周；《春秋》属志，志有损益；《论语》少壮、晚年之语皆有，故不一律，大约从今者多。至于《孝经》有今学，《春秋》有古学，《论语》有今、古两派，此皆后来附会流派，孔子当日不如此分别也。
《论语》因革、损益，唯在制度，至于伦常义理，百世可知。故今、古之分，全在制度，不在义理，以义理今、古同也。至于弟子之大义，经师之推衍，乃有取舍不同、是非异致之说。揆之于初，无此分别。《异义》所录师说，半皆东汉注解家言，索虚为实，化无为有，种种附会，都非原旨。然既欲各立门户，则好恶取舍，亦不能不小有改动。言各异端，亦不必强同，但读者须知此非今古正义，不蔽锢于许说，可也。[近言今、古派者皆本原于《异义》，今不尽据之。]
今、古之分，或颇骇怪，不知质而言之，沿革耳，损益耳。明之制不能不异于元；元之制不能不异于唐宋。今学多用殷礼，即仲弓「居敬」之意；古学多用周礼，即《中庸》「从周」之意。今制与古不同，古制与今异派，在末流不能不有缘饰附会之说。试考本义，则如斯而已，故不必色骇而走也。鲁为今学正宗，燕赵为古学正宗，其支流分派虽小有不同，然大旨一也。鲁乃孔子乡国，弟子多孔子晚年说，学者以为定论，[汉人经学，以先师寿终之传为贵，亦如佛家衣钵真传之说也。]故笃信遵守。初本以解《春秋》，习久不察，各是所长，遂以遍说群经。此鲁之今学为孔子同乡宗晚年说，以为宗派者也。燕赵弟子，未修《春秋》以前，辞而先反，惟闻孔子从周之言；已后改制之说未经面领，因与前说相反，遂疑鲁弟子伪为此言依托孔子。[如汉人传经别杂异端，乃自托于师终时手授其传，故弟子不信其书之比]故笃守前说，与鲁学相难。一时隐君子习闻周家故事，亦相与佐证，不信今学而攻驳之，乃有《周礼》、《左传》、《毛诗》之作。自为朋党，树立异帜，以求合于孔子初年之说，此古学派为远于孔子兼采时制，流为别派者也。其实今学改者少，不改者多。今所不改，自当从古。凡解经，苟今学所不足，以古学补之可也。齐人间于二学之间，为乡土闻见所囿，不能不杂采。乃心欲兼善，遂失所绳尺。不惟用今学所无，并今学有明文者，亦皆喜新好异，杂入古学，今不为今，古不为古，不能施行。然九家之中有杂家一派，兼收并蓄，志在包罗，亦学人积习也。昔人云：「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没而大义乖。」此之纷纭，大约七十子没之后乎!皆不善学者之所致耳。
《易》、《书》、《诗》、《春秋》、《仪礼》、《周礼》、《孝经》、《论语》今、古之分，古人有成说矣；唯《戴记》两书中诸篇目有今古，则无人能分别其说。盖《戴记》所传八十余篇，皆汉初求书官私所得，有先师经说，有子史杂钞，最为驳杂。其采自今学者，则为今学家言；采自古学者，则为古学家言。汉人以其书出在古文之先，立有博士，遂同以为今学。此今古所以混淆之始，非郑康成之过也。然考《异义》，虽以《戴礼》为今说，而杜、贾诸家注《周礼》、《左传》，于《戴记》有引用之篇，有不引用之篇。是当时虽以《戴礼》为今学，而古文家未尝不用其说，足见其书之今、古并存矣。今之分别今古，得力尤在将《戴礼》中各篇今古不同者归还本家，《戴记》今古定，群经之今古无不定矣。予以《王制》为今学之祖，取《祭统》、《千乘》、《虞戴德》、《冠义》、《昏义》、《射义》、《聘义》、《乡饮酒义》、《燕义》等篇注之，附于今派。取《祭法》篇为古《国语》说；又取《玉藻》、《盛德》、《朝事》等篇为古《周礼》说；又以《曲礼》、《檀弓》、《杂记》为古《春秋左氏》说。[详见《礼记今古篇目表》]至于其余，或为《仪礼》说，或为《诗》、《礼》、《孝经》说，阴阳五行说。学问派、子史派、阴阳五行派，无今古之分及今古杂用者，都为考订。每篇各自为注，以类相从。再不求通别家，牵混异解。《戴记》一明，则群经无不大明。盖以《记》中诸篇经说居十之七八，自别入《记》中，经不得记不能明，记不得经无以证，仳离两伤。甚至援引异说以相比附，故注解愈多，经意愈晦，经学亦愈乱。今为合之，如母得子，如石引针，瓜分系别，门户改观，群经因此大明。故云得力处全在解得《戴记》。予以《王制》解《春秋》，无一字不合，自胡、董以来绝无此说。至以《戴记》分隶诸经，分其今古，此亦二千年不传之绝学。微言大义，幸得粗窥，故急欲成之。或以此说为过奇，不知皆有所本，无自创之条，特初说浅而不深，偏而不全，心有余而力不足。形近是而实则非。久乃包罗小大，贯穿终始。采花为蜜，集腋成裘，无一说不本前人，无一义仍袭旧说，积劳苦思，历数年之久。于盘根错节，外侮内忧，初得弥缝完善，而其得力尤在分隶《戴记》。观前表及《两戴章句凡例》可见。
或问：《王制》制度，孔子全用殷礼，抑亦别有所本？曰：孔子答颜子参用四代，《王制》言巡狩与《尧典》合，则不独殷礼矣。又《纬》云殷五庙，周七庙；尹更始说《穀梁》七庙，据周；天子称崩，刘向说亦云据周；是《王制》参用四代之证。然《中庸》云：「吾说夏礼，杞不足征；吾说殷礼，有宋存焉。」是春秋时，夏以前礼制皆残缺不可考。大约孔子意在改制救弊，而虞乐、夏时以外多不可考，故建国立官，多用殷制。《纬》云《春秋》用殷制，是也。《说苑》引伊尹说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事，与董子同，是立官用殷礼也。《纬》云：殷爵三等，周爵五等；今爵五而地三，是亦用殷礼也。《春秋》有故宋之说；《穀梁》主王后其先殷人二义；孔子卒，殡用殷礼。故《春秋》见司马、司城二官，明改制用殷礼三公也。《殷本纪》：伊尹说汤以素王之法，与《春秋》素王义同。史公素王妙论，亦以伊尹为主，岂素王二字亦从伊尹来耶？说者以素为从质之意，史公论范、计，亦质家意，岂素王为伊尹说朴质之教，孔子欲改周文，仿于伊尹从质之意而取素王，故《春秋》多用殷礼耶？
或以今、古为新派。曰：此两汉经师之旧法也。[详见前卷]以《王制》主今学无据。曰：俞荫甫先生有成说矣。以《国语》在《左传》先为无考。曰：此二书为二人作，赵瓯北等早言之矣。《戴记》有今有古，郑、马注《周礼》、《左传》已有此决择矣。今古二家各不相蒙，今古先师早有此泾渭矣。以今古分别礼说，陈左海、陈卓人已立此宗旨矣。解经各还家法，不可混乱，则段玉裁、陈奂、王劼注《毛诗》已删去郑笺矣。以《礼记》分篇治之，则《隋志》已有《中庸》、《丧服》、《月令》单行之解矣。今与今合，古与古合，不相通，许君《异义》早以类相从矣。考订《戴记》简篇，则刘子政、郑康成已有分别矣。今之为说，无往非因，亦无往非创；举汉至今家法融会而贯通之，以求得其主宰。举今古存佚群经，博览而会通，务还其门面，并行而不害，一视而同仁。彼群经今古之乱，不尽由康成一人。今欲探抉悬解，直接卜、左，则举凡经学蒙混之处。皆欲积精累力以通之，此作《今古考》之意也。
今、古之分，于经传以《王制》、《周礼》、《三传》、《戴记》为证，于礼制以宗庙、禘祫、田税、命官、制禄为证，可谓详明。然此别其异同，试以「会同」明其意旨。《论语》有会同，是当时本有会同，故公西举之。此《论语》据古学之证也。《周礼》有会同，合于《论语》，是《周礼》用旧仪典册之证也。《春秋》无同，是孔子不守周礼，自立新制之证也。《左传》无同，是《左传》缘经立说，经所无者不能有之证也。《书?禹》、《诗?车攻》有会同，此夏周有会同之旁证也。《国语》、《孝经》无会同，此别派异于《周礼》之证也。即此一事考之，前后沿革，本原派别，皆可由之而悟。语简事繁，学者当举一反三也。予撰今、古礼制分类钞，以徐、秦《通考》为蓝本，分今为五派，古为六派。[详见前《流派表》中]以为正宗。凡古有今无、今古同、今古杂者，别立三门收之。子、纬亦附焉。至《易》、《书》、《诗》，旧皆同列，既无明文，惟据注疏分隶；今尽削落，不以为据，其有明文者，分为四代制，以入《沿革表》。《论语》今古兼有，亦如《礼记》分篇例，各从其类。汉人《易》、《书》、《诗》、《孝经》皆分今古，误说也。以《易》、《诗》证礼制，亦误据也。《礼记》兼有今古，以隶今学，误也。《论语》今古杂，今古二家立二派，各为家法说之，亦误也。今尽汰误说，别立新门。学者据此分钞，分说礼制，泾渭判然，不啻江河。执此治经，庶有澄清之效。
《司马法》司马主兵，《王制》之传也。其言兵制出师，与《周礼》不合，盖全主《王制》也。《孔丛子?军制》篇间于今古之间，有用《周礼》之文，有用《司马法》之文。今凡与《王制》、《司马法》同者，则以入《王制》；与《周礼》同者，入古学也。[又考《司马》逸文与《王制》同见于孔、贾诸疏所引者，今本乃无之。岂孔、贾所引别一书，今存本乃《穰苴书》欤？]
三统循环，由周而夏，此质家矫枉之言，孔子不主此义。周末名流，竞欲救文。老、尹、桑、庄，厌弃文敝，至于排仁义，不衣冠。矫枉者必过其正，此诸贤之苦心，救世之良药也。然风气日开，文明渐备，宜俗所安，君子不改，情文交尽，来往为宜，若欲改周从夏，不惟明备可惜，亦势所不行。继周不能夏制，亦如继唐虞之不能用羲、轩也。子桑伯子，欲复夏礼者也。《说苑》言孔子往见论文质之事。《论语》所谓「简」，谓夏制也；「敬」，谓殷制也。孔子许伯子之质，仲弓以继周不能用夏，惟当用殷，小参夏意，深明损益，洞达治体，与孔子语颜子意粗合。故夫子以南面嘉之，谓可与言继周之事。《王制》用殷礼，仲弓有启予之助。又孔子言服周冕，非独取一冕，凡仪注等威、章、服、文藻之事，皆从冕推之，故仪礼以及威仪皆不改也。「乘殷辂」、「辂」取实用，务于致远，凡制官、爵命《王制》所改之事，皆其太甚，有害无益者也。至于夏制，所取者少，人事日文，不能复古。惟天道尚质，行时郊祀，大约皆夏正也，假时、辂、冕以示其例而已。四科之中，颜子、仲弓以德行见。制作精意，二子得闻，以下偏才，舍大谋细矣。所改者今，不改者古，观其因革之原，而今古之事思过半矣。
周制到晚末，积弊最多。孔子以继周当改，故寓其事于《王制》。如因尹、崔世卿之事，乃立选举之政；因阍弑吴子之事，乃不使刑者守门；因诸侯争战，乃使二伯统制之；国大易为乱，乃限以百里；日月祭之渎祀，乃订为四时祫祭；厚葬之致祸，乃专主薄葬。凡其所改，专为救弊，此今学所以异古之由。至于仪礼节目与一切琐细威仪，皆仍而不改。以其事文郁足法，非利弊所关，全用周制，故今学《祭统》祭礼仪注与古学《祭义》同也。凡今学改者少，其不改者，皆今古同仪。《礼记》虽为今学，然所言与经不相倍，以此仍用周制之故。通考分类钞，凡今无者，别为一册。入此门者，皆今古所同者也。
今学只一派。虽齐、韩参用古学，然其主今学处无异说者。古学则在经已有数派，不能同。故今古分类钞，凡专派与所无，皆为注明。如会同为《周礼》专派，禘尝为《孝经》专派。他家所无者，入之。又《周礼》无禘祫；《左》、《国》无祫；《周礼》朝、觐、宗、遇分四时，为专派；《左》、《国》有朝无觐、宗、遇。并为注明分隶。治古学者当守此界限，亦如今古之严。不可但因其俱为古学，遂蒙混而说之，如前人之混乱今古也。
今古之分，本以礼制为主。至于先师异解，汉人因其异师，亦以为有今古之别，实则非也。如爵制之大小，罍制之异同，六宗之名目，社主之松柏，既无所据，何分古今？又《尚书》稽古有「同天」、「顺考」之异说，然无关礼制，随便可也。因「同天」偶为今学家言，「顺考」偶为古学家言，学者亦遂以为今古有所分别，实则不然。今学附庸，古《周礼》无附庸。《异义》古学说有附庸，此亦后师误说。许氏有从今改古之条，皆此类也。
今学礼，汉以前有《孟》、《荀》、《墨》、《韩》可考。古学则《国语》、《周书》外，引用者不少。汉初燕赵之书不盛传，贾、张以外少所引用，然不能谓其出于晚近也。今天下分北、南、中三皿，予取以为今古学。由地而分之，喻古为北皿，鲁为南皿，齐为中皿。北人刚强质朴，耐劳食苦，此古派也。南人宽柔敦厚，温文尔雅，此鲁派也。中皿间于二者之间，舟车并用，麦稻交储，习见习闻，渐染中立，此中皿派也。齐学之兼取古今义，正如此。
《孝经》、《论语》，《汉志》有今、古之分。今欲复二派之旧，其事颇难。《孝经》为古派，全书自成首尾。《论语》则采录博杂，有为今学所祖，有为古学所祖。欲一律牵合，于今古说必多削足合屦之失。然旧有古今二派，又不能强合之，窃欲仍分为二家。《论语》今学详今，古学详古，凡异说皆注明，如附解存异之例。至于《孝经》，纯以今学说之，则又用《左传》以古礼说《春秋》之法。好学深思之士，必能成此书也。
今、古经传，唯存《春秋》。《王制》、《周礼》皆《三传》所据以为今古之分者。四家为今古之正宗，同异之原始。二门既别，然后先师各囿所习，推以说《易》、《书》、《诗》、《论语》、《孝经》。凡此五经今、古之说，皆后来附会之谈，非本义也。说《春秋》得孔子修撰之旨者， 《三传》之中唯《穀梁》。说《易》、《书》、《诗》、《论语》、《孝经》，皆当力求秦汉以前之说。故五经今古先师之说，多与以前同。今当以秦以前者为正义，汉以后者为晚说也。
《艺文志》《孝经》下云：「各家经文皆同，惟孔氏壁中古文为异。‘父母生之，续莫大焉’，‘故亲生之膝下’，诸家说不全处，古文皆异。」《孝经》古文异今文，不审是先秦原文，抑汉后译改？然必有不安，其说乃异，是今文自招之也。《左传》破今学，其所以立异之处，亦如《孝经》多由今说不安，或弟子主张太过，或义例繁难不能画一之处。古传则必别立一说以易之。如何氏《日月例》，何怪唐宋人极诋之？《范注》不知《春秋》用《王制》，何怪其据《周礼》以驳传？苟能尽明今学，则事理平实，人亦何苦而思易之。空穴之风，终当自尤也。
今以《穀梁》、《左氏》为今古学根本，根本已固，然后及《礼》与《易》、《书》、《诗》等经。盖古今起于《春秋》与《王制》、《周礼》，余皆先师推所习以说之者。《统宗表》即此意也。根本已立，然后约集同人以分治群经，人多经少，当易成也。
今、古说，其见《异义》者，多非其实。大约出于本书者为上。其称某家说者多附会之谈。许君于其互异者，每以有明文、无明文为说。是有明文为可据，无明文为不足据也。而明文之说，又以平实者为正，如三公、九卿之类是也。推例为附会，如《易》家以六龙定六马，《诗》家以谭公为称公是也。学者不察，则附会之说最易误人。凡人说一事，口之所出多流为歧异，如明堂、郊、禘诸说纷纭是矣。又六宗之说，至二十余家不同。有何明文？皆意为之。此不足据也。先师主持一说，末流每至附会。如《公羊》本素王，因素王之义遂附会以为王鲁是也。有震警张皇之色，乃过情虚拟之词。今者细为分出，务使源流派别，一览而明。其于《异义》所言，不无千虑一得矣。
《诗》、《书》有四代异制，以今、古学说之，皆非也。然先师既主此说，不能不婉转以求通，所谓削足适屦之事，每不免焉。如九州之制，《王制》所言共五千里，《周礼》所言则万里，此今古礼制之分也。特二学皆就春秋制度言之，不必通说四代也。而《尚书》有五服之文，本与《王制》三服、《周礼》十服不合。而先师欲各合其礼制，故今学之欧阳、大小夏侯说则以五百里为一服，五五二千五百里，合南北得五千里，减省里数以求合《王制》之说也。古学之杜、马说，则以为千里为一服，五服五千里，合南北为万里，加多里数以求合《周礼》之说也。实则《王制》、《周礼》之说，皆与《尚书》夏制不相关。而今古先师乃欲抱其《王制》、《周礼》之说，以遍说群经，统括沿革。其中左支右绌、朝四暮三之踪迹，班班可考。今诚各知其所据以推考求通之意，则我用我法，得失易明。若不知其所据，震警其异同，必求有所以折其中，或于其中更欲有左右焉。此岂能合也哉？予确知无师折中求合之说都非本意，故欲以四代沿革补正其误，使知此皆后师推衍之说。不明此意，经意何由得哉!
《三传》著录，皆先秦以前。《穀梁》鲁人；《左传》燕赵人。故《公羊》出入二家，兼收燕、鲁，特从今学者多耳。今学二伯；古学五伯。《公羊》从五伯之说。他如仲子为桓母，改蔡侯东为朱，凡此皆事实之变异者。至于礼制，则说禘说郊，时杂古制。盖以齐居鲁与燕之间，又著录稍晚，故其所言如此。好学深思者，当自得之。
《左传》出于今学方盛之时，故虽有简编，无人诵习，仅存秘府而已。至于哀、平之间，今学已盛而将微，古学方兴而未艾，刘子骏目见此编，遂据以为今学之敌，倡言求立。至于东汉，遂古盛而今微，此风气盛衰迭变之所由也。
今学传孔子，本始于鲁。公羊始师齐人。受业于鲁，归以教授，当其始仍《穀梁》派也。如荀子游学于齐，学于公羊，始师其说。《春秋》多同《穀梁》，是齐学初不异于鲁学之证。至于归以教授，齐俗喜夸好辩，又与燕赵近，游士稷下之风最盛，故不肯笃守师说，时加新意，耳濡目染，不能不为所移。齐学之参杂于今古之间，职是故也。《儒林传》言，伏生口授《尚书》有壁藏书，《公羊》有齐语，故人以为旧由口授，至汉乃著竹帛。实则群经著录，皆在先秦以前。《公羊》之有齐语，是秦前先师，非汉后晚师。不如旧说孔子畏祸远言，不著竹帛也。
鲁恭王坏宅所得之书，不止古学，即今学亦有，以其书已先行，故不言耳。壁中诸书，皆鲁学也。伏生口授《尚书》，世已尊行；鲁壁中古文出，孔氏借以写定，鲁《书》遂变为古学矣。《春秋公羊》由齐传授，壁中所出，当即《穀梁》。《穀梁》传而壁中鲁学《尚书》之本文不传，遂使人疑非其比，岂不可惜哉!
壁中《尚书》出，东汉诸儒以古学说之，亦如《仪礼》古文而西汉诸儒以今学说之也。二书本无今、古之分，其以今古分门户，先师附会之说也。
鲁人不喜为汉用，汉家因少抑之。鲁学又无显者。《公羊》之盛，全由公孙弘。《穀梁》经传皆先秦之遗。史公云：「秦虽焚书，而邹鲁弦诵之声不绝。」故汉初征鲁生讲礼，鲁书未亡。汉抑鲁学，可由史公之言悟之。其后既久，分兴鲁学，而犹假借坏宅得书以为说者，则又史臣回护之言，不尽事实也。
鲁书未亡，学犹盛，故《鲁诗》、《穀梁》，江公能传之。不然，则江公何以崛起？鲁《书》学之亡，则以世无达者，不幸而亡。《穀梁》虽存，终汉乃得立，此鲁学之所以微也。鲁《尚书》家不传，《班书》谓《伏书》传于齐鲁，非也。鲁自有《尚书》，不传于世，班意欲周旋此事耳。
汉初，齐人以经术贵显者，始于伏生，继以公孙弘，故齐学盛。鲁无显达，故以寝微。至于重鲁轻齐，则宣、元以后风气改变之言，亦赖当时天子、丞相之力耳。不然，终汉不得立也。
汉初，经学分三派，鲁、齐、古是也。分二派，今古是也。分三派者，《诗》[《鲁诗》、《齐诗》、《韩诗》、《毛诗》]《春秋》[《穀梁》鲁；《公羊》齐；《左传》古]《礼》[鲁高堂生传《士礼》；齐后仓，古《周礼》]《论语》[《鲁论》，《齐沦》，《论语古》也]四经是也。分二派者，《易》、《尚书》、《孝经》三经是也。《尚书》今学，出于伏生，齐学也。《易》传于田和，亦齐学也。《孝经》后仓、翼奉，亦皆齐学也。然则七经中，齐古学皆全。所缺者，鲁之《易》、《书》、《孝经》三经说也。汉初，齐盛鲁微，故失其三经之传。而古学行于民间，乃能与齐学相敌。则以古与今异，齐鲁同道，故存齐而鲁佚与？
《毛诗》说田猎，与《穀梁》同文。此古今学所同之礼制。故予谓今学所不改者，皆用《周礼》是也，柳氏《大义》不察，乃以《毛诗》与《穀梁》同师，则合胡越为一家矣。古、今学所同之礼，当由此推之也。
汉儒著书，初守一家之说；至于宣、元以后，则不能主一家。如刘子政学《穀梁》，而《五经通义》、《新序》、《说苑》中所载礼制，乃有与古学同、今学异者。是不专主一家之证。
汉初古学不显，而《公羊》中乃多用古礼，此古学先师在《公羊》著录以前已经大行之证。因《公羊》之录用其说，足知其书出在秦以前矣。
《穀梁传》言：「誓、诰不及五帝；盟诅不及三王；交质子不及二伯。」与《荀子》同。据此说，则今说谓周初无盟，桓、文不交质也。《周礼》有盟，《左传》有交质，此即实事，亦不与今说相妨。《周礼》非周公手定，《左传》桓、文亦无交质事，疏家乃以《穀梁》为汉初人著录，不见古籍而然。如此说，则何以解于《荀子》？又《穀梁》为汉人作，从何得来？凭空臆造，全无实据，然疏家说不足驳斥也。
《春秋》去文从质、因时救弊意，本于老子，而流派为子桑、惠、庄之流。墨子学于孔子，以其性近，专主此说。用夏礼改周制，本之于《春秋》，如「薄葬」即《王制》不封不树之意。特未免流于偏激，一用夏礼，遂欲全改周礼，与孔子之意相左矣。春秋时有志之士皆欲改周文，正如今之言治，莫不欲改弦更张也。《论语》「禹无间然」一章，全为《墨子》所祖，所谓崇俭、务农、敬鬼、从质，皆从此出。然孔子美黻冕，墨子则并此亦欲改之。当时如墨说者不下数十家，特惟墨行耳。
礼学之有古、今派，是也。然七十子之徒，文质易见，异同最多。所言之事，有不见于《周礼》、《仪礼》、《王制》者，此等礼制不能归入于今，亦不能归入于古。窃以此类亦有数例。有为经中未详之义，补经未备，如《仪礼》诸记之类是也。有为缘经起义，如《诗》、《书》有此说，先师存此义，为《礼经》所不详，如《王制》言天子大夫为监之类是也。有为沿革佚文者，《周礼》、《仪礼》皆一时之书，一代典礼，每有修改；《礼纬》言周初庙制，与后来不同，此亦修改之例；不知《周礼》为何时之书，《仪礼》为何时之书，则其中不无修改刊落之文，如《左氏》言文、襄之礼之类是也。有异说别录者，古人习礼，质文随意，有既从一家而其异说亦偶存之，如子游、子夏之裼袭不同是也。有为士君子一人之事不合时制者，如《乡党》记孔子之事，张盟生说此皆孔子一人之事，与常不同者，使常义则可不见，又其事为朝廷所不详之事，故随人而改是也。有为训诫之事，如《少仪》、《弟子职》之类，并非国家一定典礼，私家编此以训童蒙，言人人殊，详略随意之类是也。有礼家虚存此说，欲改时制，未见施行者。有因缘失本，误据为典要，实与礼制不合者。有残篇断简，文义不全者。有经传混淆，前后失次者。有句读偶误，断续非真者。门目既多，岂能必所言之，皆合本义？故说经以《礼记》为繁杂难通。然既得其大纲，再为细分节目，有所不解则姑阙疑，就所立门目以求之，想当十得八九矣。
《周礼》之书，疑是燕赵人在六国时因周礼不存，据己意，采简册摹仿为之者。其先后约与《左传》、《毛诗》同，非周初之书也。何以言之？其所言之制与《尚书》典礼不合，又与秦以前子书不同。且《孟子》言：「诸侯恶其害己，而去其籍。」无缘当时复有如此巨帙传流。故予以为当时博雅君子所作，以与《王制》相异。亦如《左传》之意。其书不为今学所重，故《荀》、《孟》皆不引用。其中礼制与《左传》不同，必非一人之作。但不识二书孰在前，孰在后，孰为主，孰为宾也。
《仪礼经》为古学，《记》为今学，此一定者也。今不能于二者之中而分之。大约高堂传《经》以后，已为今学。后《古经》虽多廿余篇，无师不习，是《经》亦今学之经矣。于此经欲立今、古二派，殊难措手。然细考《记》文，颇有与本经不同者，则《经》为古学，《记》为今学，亦不妨稍分别之，以示源委区别之意。
西汉今学盛，东汉古学盛。后盛者昌，而《易》、《尚书》、《诗》、《礼》之今学全佚。而惟存古学，无以见今学本来面目。犹幸《春秋》今学之二传独存，与古相抗，今学全由《春秋》而生，又孔子所手定之书，其所以不亡，或者鬼神为之呵护。予立今学门户，全据二传为主。至今学所亡诸书，皆以二传与《左传》相异之例推之，以成存亡继绝之功，准绳全操于此。此又治经之一大幸也。
《异义》引今、古说，有经传、师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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