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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师说二例。师说多于经传，十分之七八，非议礼之口说，则章句之繁文，未足为据。汉廷议礼，视丞相所学。苟与之同，虽屈而可伸；倘或异家，即长亦见绌。半以势力辩呐定优劣，无公道也。又东汉以后，今学与古学争，如《异义》所载是也。西汉以前，则今学自与今学争。夫一家之中，何有长短？乃意气报复，自生荆棘。如辕固、黄生之论汤武，彭祖、安乐之持所见，必于家室之中，别图门户之见。盖诸人贪立太常，邀求博士。汉法：凡弟子传先师说，苟其同也，则立其师；倘有同异，则分立弟子。故当时恒希变异以求立。严、颜因此得并在学官。大小夏侯，大小戴，意亦如此。其分门为利禄也。以此倡导学者，宜乎人思立异。实本一家，而夺席廷争，务欲取巧，遂致同室操戈。后来古学太盛，今学遂不自攻而深相结纳，以御外侮，而已有不敌之势。无事则相攻，有事乃相结，《唐棣》之诗，何不早诵乎!
予约集同人，撰《王制义证》。以《王制》为经，取《戴记》九篇，外《公、穀传》、《孟》、《荀》、《墨》、《韩》、《司马》，及《尚书大传》、《春秋繁露》、《韩诗外传》、纬候今学各经旧注，[据马辑本]并及两汉今学先师旧说。[《今文尚书》、《三家诗》用陈氏辑本。至于《春秋》、《孝经》、《论语》、《易》、《礼》尚须再辑]务使详备，足以统师今学诸经。更附录古学之异者，以备参考。此书指日可成，以后凡注今学群经礼制，不必详说，但云见《义证》足矣。如今《易》、《尚书》、《春秋》、《公》、《穀》、《诗》鲁齐韩、《孝经》、《论语》皆统于《王制》，可以省无数疏解。习今学者但先看《王制》，以下便迎刃而解。起视学官注疏，不惟味同嚼蜡，而且胶葛支离，自生荆棘。一俟此书已成，再作《周礼义》以统古学。而其中节目详细，均见于《经话》中。
地理家有鸟道之说，翦迂斜为直径。余分今、古学，意颇似此。然直求径道，特为便于再加高深；倘因此简易，日肆苟安，则尚不如故迂其途之足以使人心存畏敬。然二派之外又有无数小派，稽其数目不下八九家。苟欲博通周揽，则亦非易事。
郑君号精通三礼。其《王制注》或周或殷，一篇数易。注《王制》采《祭法》，注《祭法》用《王制》，徒劳唇舌，空掷简札，说愈繁而经以愈乱，大约意在混同江河，归并华岱，自谓如天之大，无所不通，乃致非类之伤，各失其要也。[《后书?儒林传》：中兴，郑众传《周官经》。后马融作《周官传》，郑玄作《周官注》。玄本习《小戴礼》，后以《古礼经》校之，取其义长者，故为郑氏学。按：此谓郑君混合今、古也。]
今、古不同，针锋相迕，东汉诸儒持此门户犹严。许叔重治古学，《五经异义》是古非今，《说文解字》不用今学；杜、郑、贾、马所注《周礼》、《左传》等书，不用今说；何君《公羊注》不用《周礼》；是其证也。郑君生古盛今微之后，希要博通之名，欲化彼此之界，为何以笺《诗》，欲以今学入古也。为何以注《周礼》，欲以今说补古也。为何以注《尚书》，欲以今文附古也。今、古之分，自郑君一人而斩，尊奉古学而欲兼收今文，故《礼记》、《仪礼》今、古之文，一律解之，皆其集大成一念害之也。魏晋学者尊信其书，今、古旧法遂以断绝，晋儒林所传，遂无汉法，且书亦因此佚亡，不能不归过于郑君。盖其书不高不卑，今、古并有，便于诵习，以前今、古分门之书皆可不习，故后学甚便之，而今、古学因之以亡。观于表说可以见之，不可不急正者也。
郑君之学，主意在混合今、古。予之治经，力与郑反，意将其所误合之处，悉为分出。经学至郑一大变，至今又一大变。郑变而违古，今变而合古。离之两美，合之两伤，得其要领，以御繁难，有识者自能别之。
予创为今、古二派，以复西京之旧，欲集同人之力，统著《十八经注疏》，[《今文尚书》、《齐诗》、《鲁诗》、《韩诗》、《戴礼》、《仪礼记》、《公羊》、《穀梁》、《孝经》、《论语》、《古文尚书》、《周官》、《毛诗》、《左传》、《仪礼经》、《孝经》、《论语》、《戴礼》。《易》学不在此数]以成蜀学。见成《穀梁》一种。然心志有余，时事难就，是以初成一经而止。因旧欲约友人分经合作，故先作《十八经注疏凡例》。既以相约同志，并以求正高明，特多未定之说，一俟纂述，当再加商订也。[昔陈奂、陈立、刘宝楠、胡培翚诸人在金陵贡院中，分约治诸经疏，今皆成书。予之所约，则并欲作注耳。]
予治经以分今、古为大纲，然稚不喜近人专就文字异同言之。二陈虽无主宰，犹承旧说，以礼制为主。道、咸以来，著作愈多。试以《尚书》一经言之，其言今、古文字不同者，不下千百条。盖近来金石剽窃之流，好怪喜新，不务师古，专拾怪僻，以矜博雅。夫文人制词，多用通假，既取辟熟，又或随文，其中异同，难言家法。两汉碑文，杂著异字，已难为据；况乃滥及六朝碑铭、新出残篇，偶见便欲穿凿附会，著录简书，摭其中引用经语异文异说，强分此今文说、此古文说。不知今、古之学，魏、晋已绝，解说虽详，毛将安附？此大蔽也。石经以前，经多译改，今、古之分，不在异文，明证在前，无俟胪证。陈左海以异字通假为今、古之分，亦不得已之举，徒取简编宏富，非正法也。古、今异字，必系不能通假有意改变者，方足为据。如《左传》之改「逆」为「送」，改「尹」为「君」，改「伯」为「帛」之类，实义全反，然后为异。不然则毕录异同，亦但取渲染耳。若词人之便文，晚近之误夺，牛毛茧丝，吾所不取。
《大小戴记》九十余篇，凡《礼经》记文不下十篇，以此推之，则别经之记当亦有编入者。今定《王制》为《穀梁》、《公羊》记；《曲礼》上半小学，下半为《春秋》；《檀弓》、《祭法》、《杂记》为《左传》记；《玉藻》、《深衣》、《朝事》、《盛德》为《周礼》记；《祭义》、《曾子》十篇为《孝经》记；《经解》、《表记》、《坊记》、《缁衣》为经学说之类。[详见《两戴记今、古篇目表》]经、记互证，合则再美，离则两伤，此千年未发之覆也。又《礼运》三篇，有经有传，当合为一大传。《大传》为经，《服问》、《丧服小记》二篇为传，当合为一。窃意此《礼运》三篇旧本一事，乃记夫子与子游论礼之言。子游习礼，此其授受之证也。后来先师各加注记。后因文多，分为三篇，经、传混淆，前后错杂，使读者如散钱满屋，不知端委。今因《王制》例推之，分为经、传，便有统制。至于《大传》为经，《服问》、《小记》为记，观其篇目命名，已得其大概矣。
俞荫甫先生以《王制》为《公羊》礼，其说是也。壬秋师以其与《大传》同，不言封禅，非博士所撰之《王制》，亦是也。盖《王制》孔子所作，以为《春秋》礼传。孟、荀著书，已全祖此立说。汉博士之言如《大传》，特以发明《王制》而已。岂可与《王制》相比？精粹完备，统宗子纬，鲁齐博士皆依附其说，决菲汉人所作。卢子幹因不能通其说，故以为博士作，以便其出入，实则非也。
《王制》有经有传，并有传文佚在别篇者。至于本篇经传之外，并有先师加注记之文，如说尺亩，据汉制今田为说，是也。此固为戴氏所补，至目为博士手笔，则误读《史记》矣。
《王制》无一条不与《穀梁春秋》相同。[说详《义证》]二书皆蚀蒙已久，一旦明澈，可喜何如？不封不树贰事，郑以为庶人礼，不知《穀梁传》已有明文。讥世卿、非下聘、恶盟，尊齐、晋为二伯，以曹以下为卒正，以冢宰、司马、司城为三公，亦莫不相合。至于单伯、祭仲、女叔诸人使非为监之说，则听《左氏》、何君之互争，不能一断决。范氏据《周礼》以驳传，亦无以折之矣。
《春秋》之书以正将来，非以诛已往。《王制》一篇即为邦数语，道不行乃思著书，其意颇与《潜夫》、《罪言》相近，愤不得假手以救弊振衰，则欲将此意笔之于书。又以徒托空言，仅如《王制》则不明切，不得已乃借春秋时事以衍《王制》之制度。司马迁言之详矣。《王制》所言皆素王新制，改周从质，见于《春秋》者也。凡所不改，一概从周。范氏注《穀梁》，以《周礼》疑《王制》，据周制驳《春秋》，是呓语耳。又孔子所改皆大纲，如爵禄、选举、建国、职官、食货、礼乐之类。馀琐细，悉不改。其意全在救弊，故《春秋》说皆以为从质是也。
今学、古学之分，二陈已知其流别矣。至于以《王制》为今学所祖，尽括今学，则或疑过于奇。窃《王制》后人疑为汉人撰，岂不知而好为奇论？盖尝积疑三四年，经七八转变，然后乃为此说。疑之久，思之深，至苦矣!辛巳秋，检《曲礼》「天子不言出」、「诸侯不生名」数节，文与《春秋传》同，又非礼制，因《郊特牲》、《乐记》一篇有数篇、数十篇之说，疑此数节为先师《春秋》说，错简入《曲礼》者也。癸未在都，因《传》有二伯之言，《白虎通》说五伯首说主兼三代，《穀梁》以同为尊周外楚，定《穀梁》为二伯，《公羊》为五伯。当时不胜欢庆，以为此千古未发之覆也。又尝疑曹以下，何以皆山东国称伯、称子，又与郑、秦、吴、楚同制？爵五等，乃许男在曹伯之上？考之书，书无此疑；询之人，人不能答。日夜焦思，刻无停虑，盖不啻数十说。而皆不能通，唯阙疑而已。甲申，考大夫制，检《王制》，见其大国、次国、小国之说，主此立论，犹未之奇也。及考其二伯、方伯之制，然后悟《穀梁》二伯乃旧制如此，假之于齐晋耳。考其寰内诸侯称伯乃三监之说，然后悟郑、秦称伯，单伯、祭仲、女叔之为天子大夫，则愈奇之矣。犹未敢以为《春秋》说也。及录《穀梁》旧稿，悉用其说，苟或未安，沈思即得，然后以此为素王改制之书，《春秋》之别传也。乙酉春，将《王制》分经传写钞，欲作《义证》，时不过引《穀梁传》文以相应证耳。偶抄《异义今古学异同表》，初以为十四博士必相参杂，乃古与古同，今与今同，虽小有不合，非其巨纲，然后恍然悟博士同为一家，古学又别为一家也。遍考诸书，历历不爽，始定今古异同之论。久之，悟孔子作《春秋》、定《王制》为晚年说，弟子多主此义，推以遍说群经。汉初博士皆弟子之支派，故同主《王制》立说。乃定《王制》为今学之祖，立表说以明之。蚁穿九曲，予盖不止九曲，虽数十百曲有矣。当其已明，则数言可了；当其未明，则百思不得。西人制一器，有经数十年父子相继然后成者。尝见其石印，转变数过，然后乃成，不知其始何以奇想至此。予于今古同异，颇有此况。人闻石印，莫不始疑而终信，犹归功于药料。此则并药料无之，将何以取信天下乎!
史公不见《左传》，则天汉以前固无其书。然《前汉?儒林传》谓张苍、贾谊传《左传》学，为作训解；《艺文志》无其书，则其说亦误袭古学家言也。按《国语》蚤出而《左传》晚兴，张、贾所见皆为《国语》。因其为左氏所辑，言皆记事，与《虞氏》、《吕氏》同有《春秋》之名。其称《左氏春秋》者，即谓《国语》，不谓《左传》。《左传》既出之后，因其全祖《国语》，遂冒「左氏」名为《左氏传》。又以其传《春秋》，遂掍《左氏春秋》之名。后人闻传《左氏春秋》，不以为《国语》而以为《左传》，遂谓张、贾皆习《左传》，此其冒名掍实之所由也。使当时有《左传》以传经，又有师说，张、贾贵显，何不求立学官？纵不立学官，何以刘子骏之前无一人见之？太史公博极群书，只据《国语》。刘子骏《移太常书》只云臧生等与同，不云其书先见。班书又云，歆校书见《左传》而好之。是歆未校书以前不见《左传》也。观此，则张、贾不习《左传》明矣。前亦颇疑《左传》为河间人所伪造，有数事可证其为先秦之书者：其书体大思精，鸿篇巨帙，汉人无此才，一也。刘子骏为汉人好古之最，犹不能得其意旨所在，则必非近作，二也。使果一人所为，则既成此书必不忍弃置；且积久乃成书，力不易，亦必有人治其学传其事；书成以后不授学者，而以全部送之秘府，又无别本，使非刘子骏，将与《古文尚书》同亡。至重不忍轻弃，三也。《曲礼》出在汉初，已为传记，则原书必不在文、景之后，四也。西汉今学盛，使果西汉人作，必依附二家，不敢如此立异，五也。以旧说论之，驳《左》者谓成于建始，则不若是之迟；尊《左》者谓出于汉初，则不若是之蚤。能知迟蚤成出之原，则庶乎可与谈《左》学矣。
汉人今、古之说，出于明文者少，出于推例者多。《白虎通》所纪《尚书》说之敛后称王，《公羊》说之三年称王，《诗》、《春秋》之五不名、五等皆称公，皆推例之说也。然明文之说，亦多出于推例。如《公羊》之由经推礼，与《左传》之由经推礼。同一经也，有世卿、无世卿异；讥丧娶、不讥丧娶异；此又明文中推例得之者。然有明文之推例，皆先师说；无明文者之推例，皆后师说。后师推例虽同先师，然附会失解者多于先师，以其学不如先师也。故予今、古礼制，以《王制》、《周礼》有明文者为正宗，以「三传」推例有明文者为辅佐。至于后师无明文之说，则去取参半。若《易》、《尚书》、《诗》、《论语》、《孝经》诸先儒说，除《礼记》本记诸篇外，则全由据《王制》、《周礼》以推之者。此于今、古学为异派，其中或同或异，或因或革，则又立《流派表》以统之。
始因《白虎通》胪列各经师说，欲将其说列为一表，名曰《五经礼制异同表》。后作《群经今、古礼制异同表》，以为足以包括群籍，遂不作《五经表》。今按：此表不能不作。何以言之？诸经异说，有迥不相同，不关今、古之分者，如《今春秋》天子即位三年乃称王，而《尚书》说则据《顾命》以为初丧称子，钊敛后称王。据经为说，则无论《今、古文尚书》皆不能立异，与《春秋》三年称王之说不同。《春秋》据逾年称公，以为逾年称王，此据经也。《尚书》据「王麻冕」，以为敛后称王，此亦据经也。诸经如此类者实众，不立此表，则此类无所归宿，又必在今、古学中为难矣。
博士言礼，据礼文者半，推经例者半。大约推例者皆当入《五经表》。何以言之？今学《王制》明文与古学不同者少，凡非明文则半多推例而得者，若以入《古、今表》，反是以无为有，此当入《五经表》。见此异同，非三代之不同，非今、古之异制，皆先师缘饰经义意造之说。又《礼记》中所言异同，有二家异说者，有文义小变者。此二派又足为《今古表》之陈涉、吴广，亦必求所以安顿之。二家说异者，立一表附《古今表》后。至于《曲礼》，本古文家说也。然所言六大、五官、六工之事，又全与《周礼》相反。足见古礼学中原有数派，但不用三公九卿，俱为古学也。大约《今、古表》中今学只一派，古学流派多，以其书多人杂，不似今学少而专一也。
《异义》采录今、古说，多非明文，后师附会盖居其半。夫今、古异同，当以《王制》、《周礼》为纲领，《公》、《穀》、《左氏》为辅佐。但据经传，不录晚说，唯议明文，不征影响。今许所录，可据者半，不可据者半。大约今、古分别，两汉皆不能心知其源。至于晚末，其派愈乱，如以今学说圣人皆无父而生，古学说圣人皆有父，岂不可笑!又《公羊》说引《易》「时乘六龙以驭天」，知天子驾六；未逾年，君有子则庙，无子则否。皆误说也，而亦征录。又引《公羊》以郑伯伐许为讥，《左》说郑伯伐许以王事称爵，皆非经意，为余所驳者也。大抵许君生当晚近，有志复古而囿于俗说。其作此书，亦如其《说文解字》真赝杂采，纯驳各半，屈于时势，莫可如何。然其采虽杂，今犹与今为一党，古犹与古为一党，不自相攻击。盖其始则同有乡人之义，继则同为博士党同伐异，视古学如雠仇，惟恐其进与为难。故虽自立异，仍不敢援之以自树敌，故说犹同也。
《异义》所录《左氏》，亦有异同。大约《左氏》亦有数家，故致歧出。如既言：「《左氏》说，麟是中央轩辕大角兽，孔子作《春秋》者，礼修以致其子，故麟来为孔子瑞。」又采陈钦说：「麟，西方毛虫。孔子作《春秋》，有立言。西方兑，兑为口，故麟来。」[陈钦，《左氏》先师也]是《左氏》固非止一家，故说不同也。又言《左氏》说：「施于夷狄称天子，施于诸夏称天王，施于京师称王。」载籍不传此义，此盖用《曲礼》说《左传》也，而文事与《曲礼》小异。此则未必异说之不同，盖《左氏》旧用《曲礼》说，后久失传，晚师无知者，而其初传授之义，犹相墨守，久而讹脱，故与《曲礼》殊异。亦如《公羊》言桓公盟词及孔子说，较之《孟子》多有讹脱是也。此《曲礼》为《左氏》说之起文，亦如《孟子》为鲁学《春秋》之起文也。
初不得古学原始，疑皆哀、平之际学人所开。不然，何以汉初惟传今学，不习古文？继乃知古学汉初与今学并传，皆有传授。所以微绝，则以文帝所求伏生，武帝所用公孙弘，皆今文先师。党同伐异，古学世无显达，因此不敌。《毛诗》假河间献王之力，犹存授受。至于《左传》、《周礼》，遂以绝焉。西汉今学甚盛，皆以古学为怪，恶闻其说，习之何益，故不再传而绝。观刘子骏争立，诸儒仇之，可知古学之微，非旧无传，盖以非当时所贵尔。
古学微绝，以非时尚，然其书犹阴行于民间。《异义》言叔孙通制礼有日祭，是为古说。又云叔孙通制礼以为天子无亲迎，从《左氏》义。陆贾著书议礼，实多用其说，特未立学官耳。此为孤芳，彼有利禄，人孰肯舍此就彼。数传之后，今学至大师数千，古学之绝也不亦宜乎!
孔子作《春秋》，无即自作传之理，故以口授子夏。《左氏传》则承史文而传之，亦非鲁史自作传也。今、古二家，孔子与鲁史比，子夏与《左氏》比，以为口说则皆口说，以为传记则皆传记，分别言之，皆未窥其原也。[甲申，拟博士答刘子骏书，尚未悟此理，寻当改作也]今古诸经，汉初皆有传本传授。其中显晦升沉，存亡行绝，亦如人生命运，传不传，有幸不幸。诸说后来或分口说、载籍，或以为有师无师，皆谬也。《仪礼》，班氏以为孔子时已不全，其说是也。
汉初，古文行于民间，其授受不传。然《尚书》，《史记》所引多古文说，则武帝时有古《尚书》师也。毛公为河间献王博士，则古《诗》有师。古《周礼》说多见于《戴记》古学师说，当时尚多引用，是《周礼》汉初亦有传也。暇时当辑为《汉初古文群经先师遗说考》，以明古文之授受非汉人伪作也。
予读《儒林传》，未尝不叹学人之重利禄也。古今本同授受，因古文未立学官，不惟当时先师名字遗说不可考，其有无是学，亦几不能决。岂不可痛惜乎!
《艺文志》有《周礼传》四篇，不知撰者何人。若在武、宣以后，必传名氏，岂秦、汉先师遗说之存者欤？《五行志》引《左传》说，亦不详为何人之作。或疑为刘子骏说。按刘语当著名氏，此亦秦汉先师说之偶存者。《戴记》中有二经师说，又当如今文《春秋》之《王制》，为先秦以前之书，为二经祖本矣。
《王制》：天子大夫为监于方伯国。《春秋》之单伯等是也。《左传》不用其说。而《周礼》云：作之牧，立之监。其所云立监者，盖即与《王制》同，是古《周礼》亦有此说。《左传》异之者，盖为监实非当时故事，《周礼》新撰，偶同《王制》耳。
古说有与今说相反。今说大明，遂足以夺古学之说。纵有明据解者，皆依违不敢主张，显与今学为敌。如《左传》之「元年取元妃，卒哭行祭」是也。今学讥丧娶、丧中祭，此变古礼也。《左传》礼，元年娶元妃。艾二年，公子遂如齐纳币。《传》云：「礼也。凡君即位，好舅甥，修婚姻，娶元妃奉粢盛，孝也。孝，礼之始也。」宣元年，「公子遂如齐逆女」。《传》无讥文，此《左传》即位娶元妃之证也。《传》云「娶元妃以奉粢盛」，明婚为祭，此丧祭之明证也。外如杜氏所引：襄十五年，晋悼公卒；十六年，晋烝于曲沃。郑公孙侨云：「湨梁之明年，公孙夏从寡君以朝于君，见于尝酎，与执膰焉。」皆足为证。又僖三十三年，《传》云：「葬僖公，缓作主，非礼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主，燕、尝禘于庙。」按古礼重祔，今学不言祔；今学言祀主于寝，古学言祀主于庙，二者各异不相通。古学作主以后，即祔于庙中。凡小祀日祭则但祀新主祔者，唯烝、尝、禘大祀乃于庙行事，非不祭也。其讥吉禘庄公者，谓于祔主行禘祭，故讥之。非谓余庙皆不祭也。特祀于主，烝、尝、禘于庙，全从禘于庄公出来。后世学者以今混古，各相蒙乱，左右支吾，皆不能通矣。
古学亦用三年不祭之说，持谓新主耳。今学亦有丧不废祭之事，谓郊天耳。二家各有所据，其分析处甚微。《周礼》亦主丧祭，其说特为注家所掩耳。如丧中用乐，《周礼》有之，后人皆不敢主其说，亦是也。
鲁共王坏宅所得书，各家数目不同。《史记》不详其事。刘子骏以为有《左传》。《汉书?河间献王传》言：求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鲁恭王传》言得古文经传，无书名。《艺文志》云：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按以《汉书》证之，恐有《左传》是刘子骏依附之说。传古学者燕赵人，多不行于鲁，当由今学与之为难，故托言其书出于鲁，以见鲁旧传其学之意，非实事也。
今古学人好言今、古学得失，争辨申难，无所折中。窃以为虽汉已如此，然皆非也。今学如陆道，古学如水路，各有利害。实皆因地制宜，自然之致，自有陆水，便不能偏废舟车。今驾车者诋舟船之弊，行舟者鄙车马之劳，于人则掩善而著恶，于已则盖短而暴长。自旁观言之，则莫非门户之见，徒为纷更而已。
学礼烦难，今、古不足以统之，故表中多立门目。然其中有文字异同一例，本为一家，传习既久，文字小异，此当求同不可求异者也。如《王制》与《孟子》，《祭法》与《国语》，宜无不合矣。其中乃有小异处，后人遂张皇而不谓《孟子》与《王制》、《祭法》与《国语》有合，此则大非也。何以言之？《孟子》言葵邱盟词，当即《穀梁》所言，乃《孟子》详而《穀梁》略。[《公羊》不在葵邱，所引则又略矣]《孟子》引孔子「其事则齐桓晋文」一节，当即《公羊》「纳北燕伯于阳」传所引，乃《公羊》与《孟子》互异。又《公羊》定元年引沈子，即《穀梁》定元年所引之沈子也。同引一师，同说一事，而文句不同。又如《左》、《国》、《礼记》、诸子之记申生事，本一事也，而所记各异。《孔子集语》集孔子之言，同一说也，而文义详略乃至大相反。此皆当求其同，而不当求其异。然此以知其源为难，苟不知其源而惟求不异，则未有不为害者矣。郑君是也。
汉初叔孙通制礼，多用古说，原庙之制，此古礼也。《周礼》祀文王于明堂，而方岳之下亦立明堂，如齐之明堂是也。《左传》有先君之庙曰都，无先君之庙曰邑，此亦原庙明堂之制。惟今学乃不言明堂，立太庙，不立原庙也。[古学，天子宗庙中无太庙，惟别立明堂，诸侯不立明堂曰太庙。今学则天子诸侯同曰太庙也]今学家间有说古礼者，旧颇难于统属。今立一法以明之，以为讲今学者时说古学，如《孟子》、《荀子》皆言明堂是也。此如《春秋》曲存时制之例。
古学，禘为祀天地，郊为祈谷，禘重于郊。禘者，示帝也，故谓鲁禘非礼。《穀梁》不言禘非礼。古学无祫祭。《公羊》说禘用古学，说祫用今学。今学不以禘为大祭。古学每年一禘，亦无三年一祭，五年再祭之说。
讲禘祫须先知庙制。今先作《今古学庙制图》，便知古无祫祭，今无配天禘祫之说，本数言可了，先儒含混言之，遂致纠葛耳。《左传》不立四时祭之名，《周礼》则有之。《左传》雩为祈谷，与《周礼》同，又有求雨之雩。今礼则雩专为求雨，无祈谷说。《左传》移动今学时祭，以郊、雩、烝、尝当之。四者皆为农事，所谓春祈秋实，不专在宗庙行事者也。此《周礼》、《左传》所以不同。欲分今、古礼，须先将其名目考清。某礼于古为某事，于今为某事；某礼为今、古学所有，某礼为今、古学所无；某礼无其事而有名，某礼有其实而异其号。须先考正名实，然后求细目。不先知此，则礼制不能分也。
古礼门目多，今礼仪节少。今礼如建国、爵禄、立官、选举外，其改动古学者可以计数。至于一切仪节名目，多从古说。故凡所不改者，皆今古同者也。今为一表以收今古不同者。以外有古无今者，则均附此篇之后。所录虽属古文，实则今礼亦如此也。
《月令》说：脾为木，肺为火，心为土，肝为金，肾为水。此古文说也。博士说：肝木，心火，脾土，肺金，肾水。今医家皆祖博士，而古文无知之者。以高下相生为序：脾居中，主生为木，次肺火，次心土，次肝金，次肾水。肾生脾，又始焉，甚有理。然予说藏府，不以配五行。脾胃为中，肺心在上，肝胆在下。脾与胃对，肺与肝对，心与胆对。脾胃主消纳，肺受而为气，肝受而为血，心为气精，胆为血精。肺肝主形质，心胆主精华。气血已盛，然后肾生；气血将衰，则肾先死。肾如树木花实之性，乃五藏之精华，以为生发之机者，古书当有此说。
《周礼》封建之制与《王制》相较，一公所封多至二十四倍，此必不能合者。《孟子》以齐鲁皆百里，初以为今学门面语也。然下云今鲁方百里者五，以为大，似确是当时实事，继乃悟周初封国实不如《王制》之小，诸侯封大易为乱，故《王制》改为百里。鲁旧本大，《诗》有七百里之说是也。至孟子时多所侵削，所谓「鲁之削也滋甚」，非鲁多灭小国，乃仅此方百里者五也。周礼本非百里，《孟子》以《王制》为周礼，皆因主其说久，周礼不可闻，故即以为是周礼。董子亦以《王制》为周礼，封建之制，变为郡县，郡之大者方广得四五百里，汉初封国大者亦四五百里，此所本也。《王制》则众建诸侯而小其力之说也。总之，《周礼》之书与《王制》同意，均非周本制，特《周礼》摭拾时事处多。《王制》则于时制多所改变尔。
今学有大庙，古学无大庙。《明堂位记》因《春秋》有大庙，缘经为说，故曰「大庙，天子明堂。」以明堂、大庙分为天子、诸侯制，顺《春秋》大庙之文也。今学禘在大庙，古学禘不在大庙。[郑曰行于圆丘]《春秋》有禘于大庙，当缘经为说，故《左传》[《礼记?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礼祀周公于大庙。」言天子禘于圆丘，诸侯则禘于大庙，以顺《春秋》禘于大庙之文也。此《左氏》缘经立说之事也。
予言今、古，用《异义》说也。然既有许义而更别有异同者，则予以礼制为主，许以书人为据。许以后出古文为古，先出博士为今，不知《戴记》今古并存，以其先出有博士，遂目为今学，此大误也。其中篇帙，古说数倍于今，不究其心，但相其面，宜其有此也。《异义》明堂制，今《戴礼》说明堂篇曰云云；又引古《周礼》、《孝经》说明堂文王之庙云云。按，今学不言明堂，言明堂皆古学，刘子骏所说是也。《戴记》四说皆古学之流派，非今学也。且其四说有一说以明堂为文王之庙。即许君所引古《周礼》、《孝经》说也。安见其说在《周礼》便为古，在《戴记》便为今？《大小戴记》凡合于《周礼》、《左传》、《毛诗》者，盖为古学；合于《王制》者，盖为今学。一书兼存二家。此不以实义为主；乃以所传之先后为主，使当时《周礼》早出得立博士，或《戴记》晚出不得立，不又将以《周礼》为今，《戴记》为古乎？盖汉人今、古纷争积成仇隙，博士先立，古学之士嫉之如仇。凡未立者引为一党，已立者别为一党，但问已立未立，不问所说云何。东汉之末，此风犹存。故许右古左今，著为《异义》，以《戴记》先立，尚挟忿排斥以为异端。今则无所疑嫌，平心而睹，源流悉见。康成和解两家，意亦如此。然康成合混，予主分别。合混难而拙，分别易而巧。然既合混之后，又历数千年之久，则其分之也，转难于康成昔日之合之矣。
《异义》引《左氏》说曰：古者先王日祭于祖、考，月祀于高、曾，时享及二祧，岁祫于坛墠，终禘及郊宗石室。按，此说《左传》者之言也，其言本于《国语》、《祭法》而不尽合。《祭法》言亲庙有五，其庙制以考为总汇，当是日祭考、月祀四亲庙，故下有下祭五殇之文。以上祭五代，故下亦得同。今说日祭祖、考，月祀高、曾，此则改五代以为四代也。至于以岁祫终禘为说，则更非《左》意矣。《国语》虽有岁、终之文，岁犹可言，终当不能定为常典，其谓王终耶，抑谓外藩之终耶？此恐当从外藩说，事无定，不能言时日也。至于岁一行祫，亦与烝尝禘于庙不合。大约此言亦误解纬说，妄附祫禘，而不知《左传》本义不如此也。
《礼记?冠义》、《婚义》、《乡饮酒》、《射义》与《仪礼记》异篇。旧以为异师重篇，今乃知此《王制》今学六礼记也。以《婚义》言之，内官百二十人，与外官同，此今说。又《仪礼》为士礼，此独详王后事，可知此《王制》说。又《射义》「天子以射选诸侯、卿、大夫、士」，「古者天子之制，诸侯岁献贡士于天子」，试之于射宫，射中多者得与于祭云云，及庆让益地、削地之说，全与《穀梁》、《大传》、《繁露》等书同，此亦今学也。古学则不贡士，皆世官，亦不以射为选举，此可知也。又《婚义》云：「夫礼始于冠，本于婚，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乡射。」《王制》则云：「六礼：冠，婚，丧，祭，乡，相见。」按，《王制》之相见即《婚义》之朝聘也，于士为相见，于天子为朝聘。《王制》之乡即《婚义》之乡射也。
予学礼，初欲从《戴记》始，然后反归于《周礼》、《仪礼》。纵观博考，乃知其书浩博无涯涘，不能由支流以朔原，故以《王制》主今学，《周礼》、《仪礼》主古学。先立二帜，然后招集流亡，各归部属。其有不归二派者，别量隙地处之，为立杂派。再有歧途，则为各经专说。《易》、《诗》、《论语》，言多寄托，大约可以今、古统之。至《尚书》、《左传》、《公羊》、《孝经》，则每经各为一书，专属一人理之。《尚书》为史派，有沿革不同，以统《国语》及三代异制等说。庶几有所统驭，不劳而理也。
《王制》似有佚文在别篇，疑《文王世子》其一也。今观《千乘》篇，其说四辅全与《王制》文同，此孔子晚年告哀公用《春秋》说也。予初以《王制》后篇分为三公，今此篇乃以四官分主四时，今用其说主四官，特司寇不入三公数耳。又《王制》言大司徒以教士车甲，《千乘》作司马是也。上下文同，司马主兵，知司马义长。不然，《王制》说司马主兵者不见矣。今取为注，则官职之事详矣。得此辅证，又一字千金也。
孔子《三朝记》皆晚年之说，故多同《王制》、《千乘》、《四代》、《虞戴德》等篇是也。故《虞戴德》多与《穀梁》合。如天子朝日，「诸侯相见，卿为介，以其教士行，使仁守」。及射礼、庆让诸节，此其文义皆同《穀梁传》，文与今学合者。旧多失引，一俟《王制义证》成，再为补改也。
《千乘》篇者，《王制》说也。《王制》言三公，而《千乘》多司寇，分主四时。《王制》言司寇事甚详，既不得谓《千乘》与《王制》不合，又不得谓司寇非秋官，疑当依《千乘》作四官。司寇既掌四时，其不与三公敌体者，乃任德不任刑之意。故其所掌与三公同，而退班在三公后。《王制》：司寇献狱之成于三公，而三公听之，然后献于王，此司寇受制三公之证也。盖乐正，司徒之副；司寇，司马之副；市，司空之副。三者为九卿之首，然乐正犹为上公佐，司寇乃为中公佐。一主教，一主刑，刑不先教，虽司寇不敌乐正之尊，此孔子任德不任刑之意也。董子之说，盖原本于是矣。
人见庐山图，皆知其只一面，而全山不见也。然习见此图，目中虽为一面，而心中遂以为足尽庐山，故见其左右及后面之图，则骇然以为别山而非庐，此人情也。人日读《王制》，以为此正面也。及观《孟》、《荀》、《大传》、《繁露》、《外传》、纬候制度，则以为别山而非庐，此又人情也。故凡《孟》、《荀》、《书》、《诗》、《春秋》师说、纬候之文，多各异端，不能得其纲领，不以为异说则以为伪撰，不以为传闻则以为讹搅，而孰知其即庐山之别面也哉!予故类集而推考之，诸书各说一面，合之乃全，或左或右，或全或后，于是向之扁而不圆者，今乃有楞象，其中曲折，亦俱全备。譬之人身，《王制》其面目四体而已，诸书乃其藏府肠胃、经络脉理。今但言面目四体，则是木偶；必顺得其藏府清和，经络通鬯，乃知行步饮食，出谋发言。苟不及诸书，则是木偶《王制》而已。
《王制》一篇，以后来书志推之：其言爵禄，则职官志也；其言封建九州，则地理志也；其言命官、兴学，则选举志也；其言巡狩、吉凶、军宾，则礼乐志也；其言国用，则食货志也；其言司马所掌，则兵志也；其言司寇，则刑法志也；其言四夷，则外夷诸传也。大约宏纲巨领，皆已具此，宜其为一王大法欤!
古学六卿，今六部之所仿也。今学则只三公。司徒主教，礼部是也。司空主养，户部是也。其余吏、兵、刑、工四部，今学皆以司马一官统之。可见其专力于养教之事。古学分一司马为四官，今反重吏、兵、刑为繁缺，毋怪教养之政，膜不相关也。
《王制义证》中当有图表，如九州图，建国九十三图，二百一十国图，制爵表，制禄表。务使此书隐微曲折，无不备见，又皆可推行，虽耗岁月所不辞也。
或疑古学出于燕、赵为无据，曰：荀子赵人，《韩诗》燕人，皆为今学，岂能必燕、赵为古？叔孙通、贾子亦非燕、赵人，此可疑者也。然古学秦前无考，汉初不成家，先师姓名俱不传，又何能定其地？西汉古学，惟《毛诗》早出成家，今据以立说者，特以《毛诗》为主。毛公赵人，又为河间博士，且鲁无古说，齐则有兼采，以此推之，必在齐北，此可以义起者也。今、古之分，亦非拘墟所能尽，以乡土立义，取人易明耳。至于实考其源，则书缺有间，除《毛诗》以外，未能实指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