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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德
人主所当学者四，帝王精一之传，一也；治天下大经大法，二也；古今治乱之迹，三也；天人感格精微之际，四也。精一之传，道所在也；大经大法，法所在也。治乱之迹，事也；天人之际，理也。道与理治内，事与法治外，内外交修，学问之道备矣。性之所具虽美，加存养之功则益莹。故匡衡曰，陛下虽圣性得之，犹复加圣心焉。今侍从日讲，古所云常伯之职也。昔四辅既备，成王鲜有过事。汉成帝时为经师者，朝夕入说尚书论语，金华殿中又诏亲侍之臣，皆受经于硕师，既无作辍之期，又非随牒而迁，故在君侧者莫非端士，入君耳者莫非善言。孟子一暴十塞、一傅众咻之喻，适可正明代经筵之失，但其语太直，廷臣不敢显陈，人君取而书诸讲幄闲，亦圣德之助也。朱穆曰，人君不可不学，当以天地顺道渐渍其心。天地之气以正而和，以邪而乖，君德亦如是。君德既正，和气盈于两闲，人则相亲相爱，物则并茂并育。君德不正，乖气盈于两闲，人则相戕相害，物则弱肉强食。故为君之道，必使正气充于人心，则太和洽于天地。置辅建亲，所以佐助居正之业；听言纳谏，所以匡扶不正之失。执大本，长庶物，与元同体，故称元年。秉直心，杖大义，常行正道，故称正月。不以人之情欲害其天德，使纯健之体无所亏损，故称体天行健而自强不息也。王者无外，其命既出即无不成之事，故王者之令不可轻出，当以义为质而又协诸舆情，所用器物皆无虚设，必象天地四方，或以色象，或以形象，要使色皆正色，形皆正体也。清庙尽饰，以茅屋存古。大路致美，以越席示俭。事天则钦翼祗栗，承亲则温恭敬顺。临朝则端正俨恪，享下则嘉惠和悦。物有其则，礼有其文，所谓威仪也。时当丰美则交于万物者亦当称其富厚，故天下已治，不可不兴礼乐，使苟且粗疏，鄙僿伧儜，举世觕然无温文之度。否则奢侈僭拟，恣情极欲，举世荡然，无法制之守也。修省变异，自有经义。不可斋醮祈禳，开淫祀之端；纵囚肆赦，决侥幸之窦。时巡省方，顺天而动，不可因嬖幸之请，轻法驾之尊。使若辈张威郡邑，揽权道路，纲目书巡行二十九皆讥也。虽曰人君不可以我累物，故以劳居逸则无为而治，以逸居逸则丛脞而乱。桓公有忧中国之心，江人黄人不召而至，迨其震而矜之。叛者九国，不可如齐之桓公、唐之玄宗，慎始渝终，因致祸乱也。勿受嬖幸默进，勿为嬖幸征发。凡节俭约省之事出自君心，考诸圣学，毅然为之，不可与臣下商略。谋及臣下，则从道不坚，不胜怂恿之言矣。慎己所独向，察众所共疑，为民害者忍而除之。贤之既得者，稽天以用之，百姓无知犯法者，罪己以训敕之，敬慎所未见，竦惧所未闻，或刻盘杅，或铭户牖，不可爱幸用于所惑，曲意留于非正，使贤智窃叹，百姓愁苦，朝有小明之悔，野有大东之怨也。广择贤才，使尽其谋虑；关白宰相，使审其当否。古人有云，谋从众则合天心。唐太宗曰，循正而行，自与吉会，不可综●众事，备畏臣下，使君臣相猜，奸邪并进。驯致政令烦多，前后相承，省览不给，羣下因以生弊，缓急重轻，皆能为害。章虽下而有司不复，以待贿赂之至也。人君非躬嗜杀也，以攻城得地快心，不恤民之死生离散，即嗜杀也。或畏人不服，而宿兵以威之，严刑峻法以防之，亦嗜杀也。土木之役，玩好之众，转死满山谷，流宂盈道路，亦嗜杀也。圣明之君不但无罪之人不以膏草野，天下大定而省刑薄效之心无日忘之，至于若朽索驭六马，战兢临渊谷。以心所感发之理，通于感所未形；以理所必然之心，矫乎情所欲肆。不惟不忍取敌国之民以益吾民之数，亦不必杀一方之民以救天下之民，而后为不嗜杀也。喜怒哀乐不失其节，是以调和万民，燮理天地。若于此或倒置，必天下害气有结为世运者。君身喜怒哀乐为害气所冯，是以当喜者怒，当哀者乐，不自知而发悲悯于小物，亦不自知而贻大害于万物也。不可居心不敬，役于耳目，使精爽或驰而百度失贞也。国语载厉二事，一监谤也，一专利也。以专利之心张监谤之网，即以监谤之威盈专利之欲。然非曰吾敢于为此也，专利则真见匮乏而后专之，监谤则真见不道而后监之，果匮乏邪？果不道邪？抑操是心而不可餍足、不可容忍邪？必也布利而惧难。布利者，不必推所有以与人，因天地所生之物，养天地所生之人，不曰此吾土地所生，惟吾所用，而以其余予人也。惧难者不必多疑民之不可驾驭，惟以天下耳目助在己聪明，不曰此固非所宜言，是为大不敬，是为大不道而为法所必取也。不可使邪臣窥其意，奸民探其绪，假卫巫以大权，擅荣夷以厚利也。
内庭
汉高祖即位踰年而太公名号未定，家令之言以讽谏也。高祖善其言而赐之金，赏其缘彼而礼备于所尊，且以示天下后世之法则也。文王之德所以至于极盛者，上有圣母，其成之者远；内有赞妻，其助之者深。故祀先宜家，各得其道。闺门之内极其和，宗庙之中极其敬。屋漏隐微之际莫非道义，一饭之顷未尝违仁。仓卒之际，非礼不动也。礼称一娶九女所以极阳，数参骨肉至亲所以息阴。讼女未可行则待年于母家，所以绝求望、塞非常，自此之后虽缺不补，所以省约燕私、长保期颐也。杜钦举此以进成帝，盖举前代之约以正后世之奢，防闲之意寓于不言，使人情安于所习而不觉其难也。王凤循故事而不能用，后世途无称引此说者矣。宫闱之内求贤审官于臣下，勤劳分别大小而赏劳之，此女主佐治之事。趋走承业，小勤小劳也；奉职守官，大勤大劳也。所谓求贵审官者，止此而已。后能辨此，则识度过人，必克赞成帝业。至于黜陟荐引，则非女主之事，不得以险诐私谒干预外廷之权也。总之西汉之时犹有窈窕、德象、女师诸篇为后宫所诵习。班捷妤赋云，陈女图以镜监，顾女史而问诗是也。后世女训无闻。椒房无所取则，成帝虽减其用度，而身为侈靡，宫中之宠，后来居上，是必匹妇之说不可胜听，汉庭之乱不可胜救也。礼以己恕人，故天子之后父母犹得而子之，不夺人亲之义也。不使后族与政，盖有深意。见于经者，宋三世内娶，故公族以弱，妃党益强，威权下流，亲者出奔。国家廓若无人，朝廷久空，疾其末者正其本，故春秋举以为戒，而天戒有螽死堕地之象见于史者。元后宠任诸弟，遂至家国俱丧，东京之事一梁氏壤之有余，故范史云，商恨善柔，冀遂贫乱。皆其事也。解光所奏赵昭仪害嗣之事，皆在哀帝即位赦书之前，故引齐桓诛哀姜、元帝不赦发长陵傅夫人冢二事以明事关大逆，虽有诏恩不得原也。耿育之疏其为邪说甚明，史家胡以不删？大抵朝廷每有一事，必有人焉倡无礼之言为奸人解网，上荧主听，下乱国法。所云言伪而辩，王法所必诛也。哀帝于此能如叔孙昭子不以竖牛为功，蔽罪赵氏，固云甚善。或姑贷赵氏以全私恩，但将耿育伏罔上之诛，则汉家之事犹可振起。惟沾沾欲报赵氏之德，而忘刘氏之仇，纵邪臣妄说诳乱后世，天下已窥其无能，祖宗亦不享其禋祀矣。班氏详载育疏以着其案，使万世共罪之也。
东朝
三王位三公于世子之上，春秋尊世子于三公之上。虽礼之威仪各有宜适，总不若秦汉而后有常尊者，与前星之天象符也。春秋书子同生喜有正也，虽未正位，必举以礼，明示竟内，以定民志，亦重本尊祖之义。天子之子，八岁受之少傅，教以小学，业小道焉，履小节焉。十五受太傅，教以大学，业大道焉，履大节焉。必就学于外者，尊人伦之师，重先王之道也。及其正位东宫，特置太傅一官，职辅道之事，礼敬如师而不领官属，官属则少傅领之，示不臣也。所以张敞才轻，谓非师傅之器；阴侯戚里，终同视陋之嫌。只选文学之士，必端其心术，程其器识，望其威仪，熏其德性。坐则诵诗书，行则习礼容。不习惨刻之学，不取浮华之誉，不参比周之党。所谓承华之闼，更似通德之门、博望之园，直类华阴之市。家丞庶子，并入四科。洗马后车，俱通大学。盖言前后左右莫非正人也。有所欲为之事，必先考诸师傅之训，训所素具而后导其为也；有所欲致之物，必先稽诸肄习之业，业所不悖而后为之致也。恩有相及之序，齿有长幼之节，以贵德尚贤，为他日用人之本；以上德尊爵，为他日慎名器裁恩幸之本。要使受正人君子训迪，而无疾怒之心；行孝弟仁义恭敬恺悌之事，而皆出乎天性之自然。故易曰黄离元吉，喻子有明德，能附丽于其父之道，顺成其业，是以大吉也。又朝臣不可私侍太子，恐有君老之嫌；宿卫之臣不可往来东宫，恐有宫甲之嫌；詹事之官不可罢，恐有储位不以时定之嫌。其或军国重事，命太子总领者，臣下奏章仍于御前启封，太子先阅大纲，从旁参决。予夺可否，仍以父命行之，非谓全不达御，太子自决也。至于尤不可者，将兵与受方面之任也。盖太子居外必嬖子，居内为国人所窥，皆有二心夺适之事。宫内造端、宫外响应者，不谋而至，此最危之举也。秦人嫡子初生，不令人以名，他日或有余子，则择其勇猛者为嗣。故春秋秦君之卒多不书名，外之也。惟罃稻得书名，录其资也。汉元帝之生在宣帝潜邸中，宣帝即位即当正东朝之礼，何以霍光秉政，不行此事，迟至光死之后，然后行之？光之不学无术不其然乎？晋襄公卒，国无定储，为大臣者遂欲舍子而他立，人持一议，各右所私，终于不可行而生邻国之难。虽诸臣谋事之过，亦襄公不蚤建之失也。卫襄世子有恶疾，迨公将薨，乃命其臣废之。自下废上，鲜不为乱。敬嬴私事襄仲而属其子，是以嫡子见杀，皆危道也。宋太宗贤君，而立储一事极其犹豫。大渐之时，几有齐桓之祸，赖吕端持正，仅得无事。脱遇史弥远，将如之何？此臣下所不敢言，人君当自观省者也。
藩邸
朝廷之上，亲有常恩，贤有常任。亲者自亲，不必侵贤之职；贤自为贤，不必赖亲之宠。武王母弟八人，周公、康叔、耼季同登三事，五叔无官，是其义也。春秋之时，天子诸侯不务求贤而专事展亲。在位子弟皆蚤任以权，是以童昏并进，骄奢累积，沈溺放恣之欲，晏安酖毒之病，往往极其所至，而家国俱害，适足为世戒也。春秋之文，公子贯于先君惟世子母弟以今君录之，亲亲之义也。亲亲则直致之，有涉于民，必立法必善后，不以小忿废懿亲。亲亲也，不以私恩贻民患；仁民也，不以爱亲残其民，不以爱民妨其亲。诚信之中自生经制，享崇高之奉，无治民之责。立法善后，无过于此。汉初藩国之制，天子独为置丞相，其王国之官自内史以下，皆得自除。诸王又于许除之外私置御史、廷尉、博士之属，所云内史以下守土之官也，征其租税者也。御史诸官，皆其自置，则法令刑辟选举之权悉不领于天子，是以谓之外重。吴楚之后，一切夺之，山海之利亦不使专，而后合于古，非过刻也。甸师之制，所不可废。惟景王杀佞夫，诚为不友，又在父服之内，恩慕之中，而害先君遗体，故君子深恶之，以为失子行也。郑伯失教，叔段畔逆，二人各有曲直，孔颖达持论甚平。汉诸王擅爵人、赦死罪而天子不禁，已乃堕骨肉之属而抗刭之，笞服其臣，使证其君。故中山有闻乐之泣，君子伤之。六朝则假以重权，权重而禽狝。秦隋则御以严威，威积而草薙。皆失先王之意，而行其私意者也。褚遂良一言而藩服之祸遂得末减，是以君子有取焉。明太祖取天下于元人，故其隐衷惟以防胡为亟。又即位未几，即有奸臣之诛，故其心又以防奸为亟。晚年所以重诸王之权者，盖以外扞元孽，内御奸邪也。此其为心，原与众建诸侯以固盘石之义不同，故一览叶伯臣疏，即以离间致罪，盖大拂其指而疑为宰辅游说，不但非所宜言也，易世而后，为宗社计长久亦当上体高皇之意，徐参贾生等谋国之说。要以权归朝廷，统一大宗，虽以渐图之，不为失时。夫贾生取譬髋髀斧斤，何尝不欲以汉法整齐诸王？但以贾生行之，必有次第，不失礼让之风。鼌错则卤莽急遽，无仁恩和义，所以藩臣倍叛而景帝亦寒心两宫间矣。当建文君即位，未及踰年改元，数月之间即杀一王、废二王，能勿亟乎？不知当时谋国诸臣操斧斤以割髋髀者，何若是峻烈？不惟不得贾生之意，视鼌错为更遽，谓之何哉？谓诸君子为失计固不可，谓得处事之宜，于以安社稷、定国家，免生民于汤火，弭忠贞之诛夷，亦未可许也。大抵后人学问彷佛古人，未审义理之实，不谙缓急之际居多，往往以此误国而身名殉之。故精义之学，尤处事榘矱也。贾生为文帝谋，所以弹压诸侯，了如指掌，以后事观之，无不符合。盖生之计，欲文帝王其两子于淮之南北，自淮以南至江为一国，自淮以北至河为一国，而以帝二子居之以辅翼太子。此二国者，横经中土，三吴、三齐皆在其外，长安之势益固，此胜算也。文帝但从淮北之计，而以地益梁，北至泰山，西至高阳，徙淮阳王武居之，谓之梁王。未尝从其淮以南为一国之计，亦未徒代王参于淮土，是从谊计者半，未从者半也。盖文帝处心积虑，不忍绝淮南厉王之封，欲以故地王其三子，故不从谊计。数年之后卒王之，谊复极陈其祸，当时亦不省也。观后日吴楚反时，止一梁王抗其锋，而江北之王未闻与梁为犄角，以淮南三子，非梁至亲，故不救助也。若文帝徙代王居此，梁代二国手足相救，其抗御吴楚更易为力，且形势既壮，未必不先折其谋，不敢合从西向矣。然后知贾生计果善也。至于藩王自处，亦良有法。河间献王以礼乐为学，史家称其大雅不群。束平孝王远隙以全忠，释累以成孝，遂为古今贤王之首称。北海王睦，因永平中法宪颇峻，乃谢绝宾客，放心音乐，常遣中大夫入朝召而谓之曰，朝廷设问寡人，大夫何词以对？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贤乐士。臣虽蝼蚁，敢不以实？睦曰，吁，子危我哉！此乃孤幼时进趣之行也。大夫其对以志意衰惰，声色是娱，犬马是耽。其匿迹若此。此三王者，祸何由至乎？范氏引晏子幅利之说而美明帝节诸子岁租，亦救败保终之笃论也。若淮南王安，文章之士，与畔逆相距悬绝，而为宾客所误，引而即于畔逆，若跬步焉，乐浮华远笃实也。夫浮华则志奢，奢则不孙，宜其于畔逆之路一引即去耳。宗禄之法，苦无善制，明末最受其敝。必也五世之内受禄天子，五世以外亲尽则禄亦尽，听其自为生计，但存厥属，籍以免婚嫁之渎、族类之夷，加以复除身家稍别黎庶尔，此外亦无可如何也。若贾谊之书亦曰，地尽而止，未闻更益以地以待生齿之繁。且汉刘辅、唐李石，未闻养以宗禄也。可类推矣。
戚里
后父重于帝舅，妻党昵于母党，此末世敝俗，非先王典制。汉成帝初基，后父帝舅同执国柄，杜钦虑其轻细微渺之渐必生乖忤，说王凤推让许嘉，可免霍上官之隙，且弭懿爽之衅，岂非良策？然使举朝共美凤让，人主信之愈坚，而大委任焉，亦可巧奢许氏之权，又非必非其隐情也。成帝独反俗情，不用后家而用母家，自以为盛德之事。不思盛德之事非勤慎警敏不能行也，身溺晏安，委政外庭，后家母家同一辙耳。晏安既久，祸发有日，焉可救哉？王凤饰美名而大权归，成帝矫常情而大宝替，虽事机之变，亦运命之奇也。西汉之乱始于吕而终于王，中间武安博陆许史丁傅相续不绝，履危者数矣，故卒以此陨丧，可不鉴欤？明代垂典，勋戚不问政事，故无两汉之祸，则初服贻谋善矣。成就外戚令德，不可不谨其交游，盖以贵戚好客，诚为懿行，然游其门者必非安静守约之士，多属瑕衅禁锢之人，又且更相牵引，转相贩卖，其徒日多，其势日炽。至于如此，必有黩货倚势之行，见诸民间，达于朝廷，而灾祸立至，延蔓生焉。汉文帝选长者有行与二窦游处，二人皆为退让君子。阴兴好施接宾，而门无侠客。所不好者，知其有用，犹称所长而达之；所厚善者，知其华而少实，但私以财，终不为言，谨慎如此。然宾客犹有废徙者，故明帝曰，倾身待士，不如为国。戴盆望天，事不两施也。若冯奉世父子兹居朝廷，论者谓器能皆当其位，非用女宠所得。郭况之家虽有金穴之号，要皆出自赏赐，非求取请谒所致。阴兴对贵人曰，外戚家苦，不知谦退，嫁女欲配王侯，取妇盼睨公主，愚心实不安也。此古今美谈，后代准则也。其余帝室之亲，王信好酒。田氏兄弟以贪名。修成子仲横于京师。许史子弟比周中官以陷贤相、定陵罪，至大逆。窦宪立功荒外，而以末衅损其实。梁商愿谨自终而以凶嗣陨。其世风斯下矣，此刻辟待之无法，宠至而生骄也。
治化
君子治天下且无言致人感化，当先尽其区画之心。区画不善，使群下同具之心反为上人设施乖方，俾喜怒哀乐一切抑郁不遂，下情所以愤叹，上指所以格阻也。区画之方，当以我与人相较量，随吾身所值，上下四方各处乎当然之位，遂其当得之愿。又以人与人相较量，虽千万人之纷杂，而亲疏厚薄，隆杀先后，皆予以不爽，不使渗漉倒置，而在此有余、在彼不足也。后世治绩，所以不如古者，其所云利民者，未必即古人所以致治之事；所云不以害民者，未必即古人所以防乱之事。此由学之不讲，不能知治乱之本也。且所云利民而欲施者，未必真出利民之心；所云害民而欲去者，未必真出不忍害民之心。此由私之未尽，不能得性情之正也。故其道必先积学以明理，不贻害于兴利中，又在修身以去私，不以利民为自利之门，俾所行之事有名无实、有始无终，而与于不仁之甚也。故措诸政事，惟当顺天之命，成人之性。好生恶杀，所以顺命也；正纪纲、重伦常、本教化，所以成性也。心存乎天，故无偏颇；政法乎古，故无谬戾。以此施行，然后风俗齐、学术端，上可以持一统，下可以守一法。纪之以文物，宣之以声教，发之以光明。不取小惠，教化久则无贪人；不取小恩，施泽久则无邪人。其为号令也，劝诱多而督责少，是以九经之事，曰劝者六。所谓事业，皆在制礼作乐之中。礼不以玉帛，治臻皇极则礼作矣；乐不以声器，仁及飞走则乐作矣。又在仁义礼智中，仁无为而治，智与礼防于未乱之前，义制于已然之后。易曰，利物足以和义。思其所行必合于义，则自然之利必及于物。为高必因邱陵，为下必因川泽，非计利而为之也，不反天地之性与自然之位也。治天下而行善政，亦自然之位与天地之性也。是以入人甚深而共为君子，此顺命成性之效也。其或措置无法，使纲纪文章荡然泯然，群臣百姓无所遵守，人自为政，各行其私，则无以救一世于汤火。或内极嗜欲，外假嬖幸，下恣掊克，缓急不得宜，始终不一致，群臣百姓皆以文法相应、智巧相欺、货赂相狥，则无以垂法制于永久。夫治君子者治其情，治小人者治其形。治其情者，引以礼义也；治其形者，威以鞭扑也。以君子治之，人皆自饬为君子；以小人治之，人皆自弃于小人。先德后刑，百姓悦其尚德，又谅其不得已而用刑之心；任刑弃德，百姓不惟恶其好杀，虽有仁义之言、仁义之事，亦疑其不诚而无感恩之意。夫郡守县令，牧民之官也；州牧刺史，执法之吏也。以州牧刺史统辖守令，执法者居上，抚字教化者居下，轻重倒持，孰过于是？所以后世人主治天下之心非不切也，然所悬者违法之令，所任者执法之臣，不数年间执法者因而弄法，守法者从而侮法，恒天下诛名而不诛实，名实既乱，彰瘅易位，君子小人不相筦摄，愿治之心尽为怙乱之心，此反道逆性之害也。至于天下已平而思患预防亦有道焉，周公坐以待旦，即阴雨绸缪之旨，非虑人之为患而我防之，正虑己之分量既盈，道德未充，纵情极欲，为人所患而不自知也。易曰，损益盛衰之始，盖谓损中有益，则盛之始；益中有损，则衰之始。盛衰互藏于损益也。为人君者，宜先自治，虽其时可以无所不为，而不克自遂之怀常若轮之见曳、尾之见濡，此自治之道也。天下以防患而致乱者多矣，不防己之致乱而防人之思乱，严其刑辟，众其兵卫，下苦于参夷，上困于资给，皆防人之为患而适以生患者也，非周公阴雨绸缪之旨也。
致和
为治之道，自草昧而之明备，自明备而趋华竞，不过数年之间。老成简拔多士，多士复为老成，亦不过数十年之简。惟人主之心，始终如一，则百年无弊之征也。盖主心不移则气运亦不移，主心不易则人才亦不易。风俗无陵替之患，人才无卑薄之忧，所以百年无弊耳。要之取法宜正，急务宜明，取三代以下之书为本，自然不能为三代以上之事业，故非五经之指不可取法也。司马光曰，大人用世，必以礼乐正天下，使纲文章粲然有万载之安，岂直一时之功名而已邪？此非三代以下之言也。五经之指，皆因近圣之事以立先王主教，欲其相通，不欲其相戾；欲其相济，不欲其相伤。太平之事，相通相济者也；衰乱之事，相戾相伤者也。欲其相通，故为典礼以养其和平，为伦常以笃其恩爱；不欲相害，故以刑辟治其狱讼，以兵戎除其叛逆，欲使太和之理常在人心，太和之气常在天下，充满洋溢，上达乎天德，下达乎物类，而礼乐可兴也。礼乐者，三纲之规矩绳墨，九畴之门户涂径也。三网不紊，九畴不刓，则人心皆正，嗜欲不炽，庄正齐肃，从容简静，而和气盈于中矣。又能宣人心和气而使不郁，养人心和气而使不戕，故其效也，馨香之德格于祖考，雨露之恩施及方外，莫非大和之所致。周之卜世卜年，岂不由此。故为治者，一代之初宜事事与民休息，不可以禁暴锄奸开苛察之门，惟以仁义为心，则风俗可厚，国脉可久。晋帅以位相让，而一国之民皆和，四邻诸侯遂睦。晋国以平，数世赖之。商之末年，小民相为敌仇，卿士师师非度而大臣出奔，宗庙弗守，乱亡随之。有国家者可使乖戾之风通于上下，以为无与治乱之数而若罔闻乎？盖上有好善之庆，则下蒙其福；上萌不和之心，则下与其祸。理之必然，无可逃者。至于急务之事，宜就世所偏重，随事察之，观其掣肘所在，定是何处。若事事至此掣肘，不可舍此而别求急务。如汉成帝时事事为王氏所碍，唐中叶以后事事为强藩宦竖所碍，鲁自宣公以后事事为三桓所碍。贵者执政，当观时之所碍，若所碍牢不可破，更不必徘徊顾恋，即当纳履去矣。何也？以其不能第三代以上事业也。故曰，为治之道在乎休息。若虑豪强梗化，惟当重礼让而尊贤哲，使教化大行，则豪强自敛。故董子对策亦云，教化以正人心，人心苟正，刑罚可省。后世上下之间所以相驭者，法律而已矣。法律刑名，正礼乐对垒之敌，此重则彼轻，此进则彼退。先王以礼养人，欲其免于用法也。然法以绳人，礼必自绳，故有位之人敢于持法，惮于循礼。贤者在上，不过风裁齐物，未尝谋及大体。贤者在下，不过惶恐趋命，未尝奋其学识。不幸遇不贤，则以法惧人而求其货，以货事人而免其法，不耻无礼，不愧权谲，废弃典型，姗笑正士。其稍能洁白者，亦皆不自为政，不免胥史窃权、幕客鬻货而成其否隔。是以戕贼人生，败坏人伦，愁苫相寻，怨怒并兴，小则告讦日纷，大则寇攘并作。其余窃位固宠、徇私忘公者，皆自足于旦夕之间，而无复指擿，后生小子恬不知怪，所谓邪吏、弊政、僭令、薄民，四者并见，可比尧时四凶也。若以礼义相尚，则邻德而助信，何戾气之有哉！
敦信
天下之事取必于同，则伪者出矣。一售其伪，则作者怠矣。伪之一字，通于上下，则天下之乱可立而待。君子知同之必伪，故不以君上之命责信从之虚名。发言盈廷，莫执其咎，末季之风也；询谋佥同，龟筮协从，盛世之典也。是以致治之道莫如敦信。所谓信者，非直不背盟誓、不爽期会之谓也。居心行政，有不可对匹夫者，非信也；承流宣化，有不可告君上者，非信也；赏善罚恶，有不可质鬼神者，非信也。洗涤利欲之私，一动一静皆为法度，使臣民有所依据，不赏私劳，不罚私怨。所劝人者，身先行之；所禁人者，身先虔之。上之于下有驺虞之仁，下之于上有死麕之贞，则可谓信矣。易曰，临观之义，或与或求。言上亦有求，下亦有与，故君民自有相关之义。不必供吾财赋，助吾御侮，然后爱之也；不必抚我则后，虐我则仇，操潢池之戈，铤而走险，然后畏之也。矫天下不善而归于善，齐天下不一而归于一，非曰既善既一之后吾可晏然享其成功，而免兢业之勤。人皆憬然从吾政令而无刑辟之惨也，总是相关之义，自然至此尔。虽以圣人立法，不能尽塞天下之奸，皆合众人之欲，但取便国利事，察失立防，斯善政矣。故圣贤论治，不轻变法，以为法行既久，上下相信，易以成功。虽偶有流弊，其自然之理，常在人心。故法有时弊而理未尝弊，理有时湮而心未尝湮。但仅守其法，弊自可除。虽以奸邪侮而玩之，而在廷有必争之臣，则犹可反正，盖深人人心者不能湮灭而遂熸也。若一朝从而革除，更赋新规，人心风俗又别是一局，得无数世之利，失则数世之害也。孔子未尝不欲变法也，所谓变者，反功利夸诈而之礼教信学，使天下之人各得其业则无争心，各申其理则无怨心。违义则罹法，行礼则蒙赏，罚顺乎义，赏顺乎义，焉有不服者哉？如高帝反秦人之风，霍光改武帝之行，不立变法之名，因民所欲，与以休息，使天下大势默移于不言不动中，夫岂强人从己，震动天下以行其意见、就其功名也哉？后之变法者，行法是也，而宽猛不出于公正，则远义矣；爱人是也，而厚薄不得其宜称，则远礼矣。且学术浅陋，心志颇僻，非真有良法以革敝政也，亦非如商鞅变秦、管仲变齐，舍繁重而从简捷，厌远图而趋近功也。不过奸吏欲坏已成之法以遂阴私，先为猖狂之说竦动人情、扰乱人心，使倥偬危惙、惊骇顾盼。重足一迹，道路以目，而不暇诘其短长、指其瑕罅，虽有大祸，不卬自恤，此非两观之诛不能禁也。大凡以变法进者，不待观其成败，但举事之初，如商鞅折盈廷之论，安石树举朝之帜，使寮采不和，上下不亲，固可卜其终必有害而亟弭其端，斯不伤元气矣。若会昌翻开成之案，元佑埽丰熙之迹，一时矫偏则有之，终不可经久，故君子无取焉。春秋之义，名从主人者，本其所自始也；物从中国者，以义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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