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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道
人臣以道事君，道同则泰交日固。以行道为职，道行则职业皆举。唐虞五臣，各举一事，皆参赞化育之人也。是以君臣之闲，当有自然相须、休戚一体之义，所以谓之大伦。若但和禄相市，祸福相御，有将顺而无匡救，有近虑而无远图，则伦常之义亦微矣。圣贤观时势而卜功业，审道德而定行事，相难易而决期会。道尊者不屑小就，势难者不敢夸张。至于自顾其学，外观其世，见为可图，即非大言以欺世矣。能尽忠补过，即可称职。能执法不挠，即民不寃。能弥缝省户之隙，即可靖远方之难。能造次不离仁义礼，即可自尊而不因人求尊。能使天下皆行圣人之道而一身之出处可以不计。不治无益之言，不为私己之行，惟以苍生为心、教化为务，即可再造彝伦、匡正皇极而当大任矣。虽不以才智自名而能寝大兵、息大役、定大难，免万人于死，导迎天地之善气，亦有当于天心而受累世福佑焉。总之事上之道在乎无私，使人之道在乎无偏，化人之道先正其心。三者皆要言也。席宠戴势者不虚己尽下而坚持意见，不乐闻过，故寮采之闲奠执其咎，虽比肩同列，然恐惧则气夺，疑惑则志乱，顾身家则多私。因而依违首鼠，徇颜避焰，选愞顾盼，是以朝端之上，事无大小，皆不得其极致；智无深浅，皆不得其实效。戒深刻之流，倾陷之党，耻于言之不从、计之未遂，致怨于人而必报之，抱惭于前事而欲以后事快其意。或势利之士，用大臣则顺大臣，用嬖幸则顺嬖幸。下至厮养伶优，苟可缘以求进，莫不鞠躬俯首，仰其鼻息。其它循牒推迁者，皆以簿书期会、断狱听讼为行湛济时之略，以搏击攻讦、讥讪指擿为言听计从之遇。若此者复不乏人，要皆明主之罪人也。且羁旅之士，一见即合意者，再三必生迟疑。故商鞅不以一见求合而设三术以迭进，乃其巧于求合也。疏远之人再三请见，则上人意指窥探渐熟，情款洽，然后言其所能为与其所欲为，是以无所抵牾，若凿契之相须。盖不切之言用诸未同之时，欲进之说迟诸款洽之际，此正说大人之捷术、苏张之秘诀，君子耻之而不屑也。然为人主者各有一时之喜怒，不可以常理取必。故守正之士往往见弃于曲朝，亦或受摒于盛世，又或彼此之闲诚信未协，虽有仁义之心，不能相孚，于是有智计见疑、朴拙取信者。此其遇合，又不可以常理论也。更有前此小人进身之术，后起小人承而用之，即得祸败，此亦不可以常理论也。若董仲舒者，纯正开廓之儒也，当汉兴八十载之时，贾生不可复得，申公、浮邱伯之流亦不足大畅其道，朝端之上，何可少此一人？犹以宰相所挤，左宦王国，遇合之难若此。在他人或自贬求售曰，吾以行道，而仲舒两事骄主，皆以持正自免。夫居危疑之邦而持正不挠，即道行矣，不必多所宠荣而后为行道也。若多所宠荣，亦当多所矫拂。夫道有兴废，当与时偕行，非曰直己忤人，即为道也。董生而外，以儒名者，经术颇熟，私心未克。谨慎柔软则有之，担当果决则未也。此之持正不挠，不亦优乎？盖君子为心，与人原不相远。顺礼而求之，则易得而日亲；逆礼而求之，则难合而弥疏。故圣王为政，使天下之人各得其性情之正，则君子之心不介而自亲。使君子不获其道德之乐，则天下之心，不怨而自离矣。故人君必行道而后能得士也，虽有千钧之兽炭，不得纤芥之葭苇以续火，则不尽其燔炽之用；虽有千载之事业，不得针芒之兔锋以为笔，则不尽其记载之用。夫顺礼而求之，敬慎而用之，亦士君子之葭苇舆毛颖也。上以道求之，下不以道自其，可乎？故贤士亦必行道而后能致主也。然要为人主者当知直道难容、佞人易入，矫情以自克，开诚以广受，则直士盈朝、佞人屏迹矣。
尽职
人臣之义，受命不受辞。出竟有可安社稷、定国家者，则专行之。此春秋法也。公子结理他事出竟，闻齐宋将伐鲁，矫君命与二国盟，除国家之难，全百姓之命，公羊取以为法，以为大夫君之贰也，政事同之，休戚同之。君而不信其臣者，君之惑也；臣而不敢取必于君者，臣之私也，皆末尽其道也。然出竟乃可自专，君侧则不可。华元子反，君在行闲，可以取旨而行。郄克闻邾人之言，亦当按师不动，请命后还。乃平国不待命，旋师不待报，皆为乱义也。叔孙豹之违命，非违命也，而春秋以违命责之，盖君弱臣强之时，君命一出，所宜崇奉，使国内知我君命之不可违，则强宗恐惧，义士生心，乃匡时矫俗之变体。若其下比邾滕，非关机危。乃曰降尊就卑，率意改命，辨小是而昧大顺。故罪以违命而不可辞，春秋之后，郭子仪盟回纥，公子结之义也。汲黯发粟，近在竟内，可以取旨，当与华元同责。富郑公往来辽庭，抗言不辱，斯不蹈叔孙之过。若陈汤之事，以责郄克者责之，必沮格不行。公子遂有如晋之愆，亦有盟戎之是，一人而二义备焉。此二事者，又当别论也。凡春秋之内，实与而文不与，皆事之行义而臣子自专者也。以其行义，故实与之；以其自专，故文不与。凡若此者，委曲以明大义之当从、几微之宜辨，苟一闲未达，未可临大事而不夺。故曰，为人臣者不可不知春秋也。魏公子救赵一事，初不能得之魏王，遂欲以死赴秦军。世岂有食客三千，独以身赴邻人之难若匹夫匹妇计划无措者哉？盖尔时已伏矫诏夺军之谋而兵符不可得、壮士不可得，是以商诸老侠客。非以侠客之言始兆此谋，亦可知已。事定之后，门下诸客更欲洗涤其迹，以全公子之美，故以夺军之谋归诸侯生，其实不然也。若侯生之死，亦不足托。溧阳女子、江上渔父，疑似之迹，尚捐躯示信，侯生身与逆谋，在人耳目之前，国法之讨行且见及，先事而死，可谓知几，未可谓徇义也。总之信陵此事，原非正理，特以恤邻好之急，却暴戾之秦，尚有得于齐桓之义，故节取之。而子长好奇，欲纳诺贤者之域，然戕大将以弱宗国，于理则悖矣。吕后欲王诸吕，平勃顺从，议者非之。然天下事当论全局，不当处处绳以礼义，使才智之士难于措手也。大臣之义，固当守正不挠，然大臣守正而与女主相忤，必有小人起而乘之，则权在小人不在大臣。平勃不使克乱之权，属诸他人，虽事会变迁，必有太阿反正之日。非若张华，庶几无事以图一切之安也。公羊以祭仲为行权，言春秋者或取焉。平勃不从吕后，吕后必绝灭汉宗而自取之。后之人有行之者，武氏是也。适使汉之诸王不能以生易死，汉之宗庙不能以存易亡，平勃暂听吕后，则诸王可以生易死，宗庙可以存易亡，少辽缓之，则吕氏可图，汉室可安，平勃之权与祭仲等。祭仲不克反正，春秋犹取之，况平勃实克反正者乎？厥后袁安、任隗、乐恢、何敞当窦宪之世而能制其凶恶，保护幼主，又奚取夫引领受诛、危及君国者乎？盖此事之局，当吕后之世决难翻覆，惟有善藏其用，俟吕后死，然后起而图之，乃定理也。议者安得卤莽言之？鼌错削擿诸侯，遂致吴楚之乱，尔时调兵遣将、策饷制械、搜间谍、执反侧，抢攘纷乱，劳苦怨叹者遍天下，皆咎始祸一人，错安得晏然已乎？在朝之臣，微闻群情于景帝者必非一喙，既故袁盎一言而入。若景帝不为群言所动，亦未必发之太遽也。师丹议钱币，初从民间所苦，后从有司所复。民间所苦者，钱代龟贝，轻赍易尽；有司所持者，行钱既久，变法多怨。此大臣虚心广谋、舍己从人之美也，当时以为忘其前语，由此见劾，宜乎后世大臣坚持己见，不肯改易前说，以致斥免之悔也。若奏事不宜漏泄，而所上封事吏得私写其草，几事不密，不可谓无过也。陈汤之事，刘向虽引古证今，要亦论理之言，不敌开边生事之说为切利害，但以明白显著之功，不加赏赐，过引未至之患以施督责，而没前美，懈边将之心，掣任事之肘，张设蔽贤之纲，郁结举世之气，虽仅不生事于边，而国家之事恐从此益坏，故有陈汤一事，即不可无刘向一疏，然后古今之士明于轻重是非而折衷用之，始为无弊，岂曰能道古而美之哉？汤虽薄赏于当时，而没身之后尚有援其事以加恩者，虽出于私，亦天道之不可诬也。一切沮贤蔽善之徒，徒为人所唾骂尔。
忠爱
臣子之心，不使君命壅塞于下，是以有直谏之节，又有讳恶之义。盖直言极谏者，事犹未遂，过尚可改，故犯颜逆耳，尽力匡救，以成就盛德，非为得志于所谏，以必行其言也。至于行事既成，追悔靡及，则顺其已然而不忍显言，所以有讳义，义在没其事不存其迹，使吾君所行皆义而足以使人足以制命。虽曰讳之，然先王之法益明，故此二义者，仁非一途，事有两通，所以广敷懿训，博观大道。讳过者，礼也；弼违者，直也。二者俱通以为世教也。讳过之外又有一道，王嘉谏董贤之封，乞下廷议，以为考合古今，必有言当封者。天下虽不悦，咎有所分。又引淳于长事，众人归咎谷永，先帝不独蒙其议。分咎之说，公羊亦有之，如归卫宝而称齐人，讳鲁取而言齐归，乃分咎于齐也。嘉知言之不听，而为曲说诱之，使天下归曲于己而幸君之一悟，事之终止，所谓过则归己，善则归君，即讳恶之义而并掩其迹者也。羁绁之臣，相从人主于艰难，主正其位，臣享其荣，此正理也。然人事之变，多出意外。事已成而求去，亦保身亢宗之良策，常情自不能舍，非义所不可也。可辞则辞之而去，不可辞则亦留，舅犯是也。以诚恳辞去而得之，李泌是也。不可留又不可辞，则变姓名以逃，范蠡是也。若尽心于艰难而责报于安泰，人主或有不堪，举朝不免忌疾，则去留两不安，惟宁武忠敬，固不得有意外之财，然而宛濮之盟，无显赏焉，若介子推则宁隐而死也。
君子欲行其道，若遇不道之人、不道之事，不能不劝人主以诛杀。此中见理不明，轻动人主斧钺固不可也，言之不从，与小人为仇，无益于国事亦不可也。惩此二端，塞默不言，亦未可也。此昔之君子所以置身事外、不受爵禄之縻，固亦免撄人世之祸，然岂致身正理哉？如刘基于张昶、齐翼言、李彬诸事，不得不争，若非太祖英明果断为基计者，未必于众耳目之前指斥赵高如尔时所云，即斥其恶为昶等者，即欲不谓基杀之不可得也。又因卜相之事而言杨宪、汪广洋、胡惟庸皆不可相，此三人者即欲不恨基不可得也。噫，如此情事不知几许，塞默之人观望其外，奸黠之人阴阳其中，贤者处此，亦洁其情志以自完尔。欲慷慨以天下为己任，则必树敌于天下而身在祸福死生间矣。元世祖谓卢世荣曰，汝勿防朕，飮食起居之间宜自防也。又曰，疾足之犬狐不爱焉，主人岂不爱之？汝之所行，朕自爱尔，彼奸伪者则不爱也。又曰，汝无以一二人从行，亦当谨卫门户。如此用心，乃保爱臣子至情，但用诸言利之官则失人尔。然端士立朝，又未必邀主眷如此也。
广益
大臣，主张众论者也。义理明透，心卫端方，小臣之挟私者自不敢乱国是，执偏见者亦必服于公理，而乐就折衷，然后小臣得尽所长，大臣亦兼收天下之长矣。盖一人所长有限，众人所善无穷。治天下者，必好人之所长而后取资于不竭之府也。然大臣好贤，亦当有别，若所好承颜顺旨，而方正通达之士如凿枘之不入，亦奚取开东阁以招贤哉？既不可其门如市，又不可一切杜门谢客，此非计略所能工也，在乎学问之力与自修之功耳。然贤不可蔽而荐引为私家之计，亦有乖大荐义。魏其武安，交纳宾客，天子常切齿。卫霍不荐士，世以此称之，盖秉公矢慎与植党树私，心迹之闲自然有别，众耳众目不可欺也。是以或亲贤而丛咎，或远贤而蒙庥也。
人之难知何也？寡识则好恶乱之，多私则利害夺之，惟大贤大不肖显然可见者，不待知者而后知也。亦有其从即贤，未必即为大贤；其人即不肖，未必即大不肖。特以乘世之治乱与主之明暗遂为大贤大不肖之事以贻祸福于天下，亦往往有之。如王衍、王安石未必即大不肖也，其所为事，遂贻天下数世之害，由主之不明也。梁冀之恶、韩侂胄之妄，天下大不肖也。若某主不为所惑，亦不过杀身而止，岂能害及社稷若二人者哉？非大不肖之人可以改过，非大乱之时可以防微杜渐，能听大儒之言则两得之矣，不听大儒之言则两失之矣。王衍口不论世事，雅咏元虚；安石头垢不沐，足垢不洗，及食钓饵不知饥饱诸事，未必即为奸恶，总是心无收拾故至此。学先王之道以物其身，视听言动应有规矩，有威可畏，有仪可象，而心无检束若此，其能免君子之诟责乎？不责其检身无法而予以重名，非独二人之过，乃持衡者过也。据其茫然无检之态，似乎清狂不慧，乃至名利相竞而机警急疾，偏能胜人，衍之弃言非所，安石赴召恐后，岂非欲盖弥彰者乎？宣乎论者深斥之也。
居宠
周亚夫不救梁王之急而坚壁昌邑，出奇兵、绝饟道，此操必胜之计，不轻用其师必避无益之谤者也。然在事前观之，不救梁急有似乎怯于中而怠于事者，东北壁昌邑又似乎左次而营便地者，虽亚夫用兵得法，守便宜亦坚，皆合乎大将之道与阃外之义，然朝议有服有不服，恐其制胜于此，未免伏患于彼也。夫甘茂息壤之盟，事几败而复正之，此人主之明，臣道之幸。景帝无秦王之哲，亚夫坚推毂之信，遂得三月成功。功已成矣而以失亲王之欢，生杀身之隙，所以后世将兵之臣常以周旋权贵为先务，奇谋秘策往往不敢独决，必俟中人之助。权贵亦以此掣任事之肘，窒其隙而蹈其瑕，不顾戎事之成败、兵机之疏密也。更有主听不聪，权奸在侧。若王守仁之事，宸濠已擒，诸奸佞欲以南巡为名因攘其功，又素与濠通金钱者多在黼扆左右，欲贷濠以绌守仁之赏。守仁深机曲算，日夜如对勍敌，迟留久之，然后濠得诛而身无事。嗟乎！人主日责帅以成功，大将日尽心以克敌，岂知既克之后，调停布置复隐若一敌国，祸福之几仅在毫发，幸则为守仁，不幸则为亚夫，此古今事内事外之臣所以抚心长叹息也。汉武帝末年，事事悔过，故卒令终而汉业亦长。霍光事武帝时极其敬慎，自废帝举帝后，行事错谬，志气昬怠，身虽获没，后嗣灭绝，称学识者无取焉。夫光以大臣受遗，政由己出，前后二十余年，若忧秉权日久不能无怨，惟有立君之后亟归政柄，若伊尹复辟岂忧不遂？乃以永远据势，为不可拔之基，储君既长，不行册立之礼，岂非欲待霍后之举子乎？英俊如云而取短小伛偻之蔡义以为汉相，岂非苟可颛制，不进贤德者乎？斯大谬矣。彼乘权借势之家，物力有余，志意奢泰，事权太重，卑贱侧目，奢泰日肆，子孙必不知礼法，侧目者多，怨家必疏其过行。彼之怨毒日积，此之防闲日疏，故过多而不可弭，衅大而不可泯，刻刻燕幕之下，事事积薪之上，一蹷之后，前徽尽丧，即尔朱荣高颎尚罹其灾，况童昬跋扈居之，必覆族矣。且多置亲党于朝，筦摄庶政于家，天下公器据为私物，把握甚坚，机械已熟，踞诸炉火之上，纳诸险阻之途，虽欲引身求退亦不可得，是以子孙他日之祸贸亲党此日之欢也。如此权势、如此祸胎，又何必皇后之父为蛇足？知盈虚消息者所不肯为，即好宠利者亦不必为也，而况君母之难发自床侧，弒后立后如易斧柯，其身已在大辟中而天夺之魄矣。班氏赞曰，怀禄躭宠，渐化不祥。阴妻之逆，至子而亡。以其不学无术，未闻君子之道，故败坏至此也。虽然，元功之臣有诛而无绝，春秋之义则然，司马公兼责孝宣，不能如楚庄王全子文之后，又不蚤杀霍氏之权，二义凛然，千古不磨也。若崔浩长于谋略，挥霍有余，诚恳不足骤得君之欢心，终亦不免扞格，祸及其身，不待子孙，臣道所不取也。
权幸
无德者，宠国之衅也。人君有嬖宠之衅，仇雠之国思启疆矣。忠直者，进国之基也。人君有忠直之臣，不轨之人皆丧胆矣。所以少师先毙，楚人谓之去疾；汲黯仕汉，淮南由此寝谋。观敌国之情，可知胜败之几；即乱人之智，可着正士之益。邪佞用则损国体，忠直进则壮国威。此必然之理也。王氏之权，不授指于张禹而张禹为之言，不授指于谷永而谷永为之言。且谷永于此，不惟出脱王氏，并出脱中尚书宦官，又进天子以广收女御，所以天子大臣左右●御，皆不相抵牾，正士疏远，群小并进，贤否倒置，不合人望，暴动乖张，不惬事宜，累世相承，奕叶迭出。不幸贼臣突起，奋其威诈，穷凶极恶，图度天命，而国祚中绝矣。流及后世，变态滋多。甫授永安之首，更有甘露之痛，皆泰阿倒持，神龙失势所致。即幸免此而以小人攻小人，如虫豸相啖，鸷猛互击，非国家之福也。且小人事主，就其怙宠之时即包藏祸心，阴贼成性，造次皆怨府，翻覆为行，转盼即乱阶。卢蒲癸赋诗断章，载在经传。哀帝命董贤之制，识者寒心。故王嘉疏云，父子至亲，失礼患生，何况异姓之臣，非过计也。王莽用孔光，胜用无限爪牙，不必终日斥去善人，而善人自去。不必终日引进不肖，而不肯方来。或予或夺，决诸孔光而莽若无预焉。窦宪用邓彪录尚书，用桓郁侍讲禁中，二人亦无大过，为宪用亦非私昵，但以仁厚委随和柔自守之士寘诸要地，则凡事显畏，不宪亦宪矣。总之有莽宪在位，则孔光邓彪之徒不期自至，人主所不能禁也。然而权臣再世必危，亦非身家之福。必危之故，其说有三：自知势之所在，不能无怨，遂多结与党，厚树藩援，使要津之地莫非私昵，子孙承业，因固有之势，既不备下，从而陵上，以此受诛于朝，是其一也。亦有前人已往，后人不知引退，位尊而非其功，势重而短于智，苍头族子，豪侈于外，谗妾艳妻，蛊惑于内，虽有敬慎之心，多于有司之纪，弹劾日闻，谤讟宏多，不能自保，必受其祸，是其一也。亦有居身无过，而地处必争，后来者谋夺其处，增词饰非，陷以大恶，为之主者，恐其致乱，宁过而防焉，遂以大义割恩，忍而除之，或事后与直，宠赠如礼，而当时为计，必不能免于决绝，是又其一也。且无论再世，即就权臣及身言之，势之所激，人情郁愤，必有一日焉，兴晋阳之甲以除君侧者，外有讨贼之师，内必有仗义之举，帷幄之前，燕乐之际，倏尔奋发，成戟刺北掖门内，或殛死玉津园侧，累载之患，一朝除矣。平勃诛诸吕，外有荣阳之师也。王舆反赵伦，外有阳翟之战也。盖势重在外，必思湔浣于内，自安之道，在人之死，谁不必死易生，而谓人能已乎？此又据权宠者所当自儆也。
忧患
圣贤论理，不至纯粹不止。至于已成之功业，亦随其时势节取之，所以诱天下之通才也。春秋之义，实与而文不与者，往往见于经。文之不与者，所以昭弥乱之义、先事之防也。曰实与焉者，所必序定乱之绩、后事之劝也。观孔子录管仲之功，即义例也。孟子鄙夷管晏，所谓论理之言，至于劝诱齐宣，则有合孔子取管仲之义。盖论道不观大指，拘泥章句，亦复无益于世。只管仲一人，孔孟各有低昂，似乎无定论矣。然而天下大乱，不可无长鎗大戟，斩艾芟除以成焕然一新之世，然后会儒者之说得行乎其间以为善后计。若天下未平，终于倾侧扰攘，土崩瓦裂，彼儒者当此，安能别求一世宙以自行其道与其言哉？既食其功，又从而责备焉，拘简册之说，阻立功之路，使天下不复有泰定，亦学问之耻也。一部周易，止有过涉灭顶一爻为杀身成仁之义，余皆冒险犯难，忍诟受责以济屯蹇、致治平，故死生之际，持论不可太刻。后世诸儒论管仲者，舍显然可据之论语而称引春秋。按春秋之说不止一端，有云小白入齐为篡者，有云以国系小白为当立者。诸儒独取为篡之说，有以纠书子为得正者，有以去子称纠为罪齐大夫者，诸儒独取罪齐之说，何其责人者偏取，恕人者偏不取？则儒者之春秋，未必即游夏不能赞之春秋也。然则不如论语可据也，鲁人讨公子遂而录归父之善，虽罪人之裔，小善亦不可不录，所必广为善之途，使人勿自弃也。忠臣义士一念不安，未尝一刻忘诸心，必改其过，使无憾而后已。先轸所以君虽不讨，必自讨也。仇牧叱宋万，先儒诮产乳之犬不惮猛虎，伏鸡爱子投命搏狸，精诚之至知其不敌，而有必讨之心。荀氏父子，一生一死，先儒谓之异事同仁，盖以贤者死生莫不有益，无益而死犹无益而生也，惟荀息之事君子无取焉。献公废长立少，决彼一言，虽死于其位，乃以不正遇祸，义例所不取。其殊于齐襄庄二君之嬖，仅一闲耳。所以书于经者，取不食其言之义，非谓合乎臣道也。萧望之之死，古今共愤。然以理论，为大臣者，君子小人之辨何可不明？郑朋论许史子弟，其事原属可疑，盖真有气节之人，凡事量而后入，必不肯轻用其身，犯当道之怒。以草野之士，无故而指斥权戚，是轻用其身以期一掷者也。轻用其身者，奸人也，其情易见也。且真有学识，亦不肯上书自呈。凡上书自呈者，皆侥幸之徒也。况郑朋之书，倾侧之性炯然可见，望之不察，为其所中，遽欲引以为助，倾邪既露，然后绝之，正易所云同人于宗，吝道也。庸得免咎乎？且为大臣者，进退知几之说亦不可不朋也。望之既为石显所忌，罢其政事，当知元帝不可有为，引身高蹈，岂非伊尹告归之义？观其罢前将军诏书云，傅朕八年，无他罪过。今事久远，识忘难明。识忘难明一语，想亦显等裁定，留此疑案以箝制将来，望之曾来深观耶？区区欲白宿昔之事，遣子上书，何为也者？当封关内侯时，止宜受其食邑，不宜更受给事中之命，与石显同给事，尚欲有为哉？此二事者，不能为望之解嘲也。虽然，天下之事，有众人之是非，有一人之是非。众人之是非，事之常也；一人之是非，事之不常者也。如上二说，我知望之优为之，所以不能为者，无柰受遗之故，知元帝不可有为而辞之宣帝，何以副麟间列名，与临终深托之意，既受遗矣，不得不与戚党中官相持，持正必相忤，相怍必有一斥。既摈斥矣，在他人尽可超然远去，而受遗之事尚未告成，则受遗之心必不可安，故复自白，以自白而得罪。为望之者，前无可图之功，退非藏身之地，势必一死以终受遗之局，是望之之死，不在石显矫旨围第之日，而在宣帝弥留托孤之日矣。欲全其身，必贻后世讥评，有愧于经术；欲遂其志，又苦人主不断，莫竟其施为。孑然一身，枉道不可，尸素又不可，此其绝命之辰也。所以趣和药，不欲久留，岂畏对簿之辱哉？彼众人之是非，何可概论也！故为人君者，必有不言之听而后臣民之情始达于上。明孝宗语刘大夏曰，李梦阳指斥戚畹，语言狂易，朕不得已，下诏狱，比奏上，朕试问左右云何。应曰，付锦衣挞而释之。朕知此辈得旨即重责致死以快中宫之怒，使朕受杀直臣名。朕以故释梦阳复职。如孝宗者，所谓不言之听也。石显颇屈牢狱之语，与锦衣挞释同出一辙。孝宗察之，元帝不察，士之生世，固有幸不幸也。宋万之祸，生于博戏。博近于狎，故慢易之心生，一语相撄而弒事成，积慢易所致也。景帝以博局提杀吴太子，虽上之行于下，然其酿祸，亦复不小。故知上下之间，不可相戏，是以君臣为谑，礼经戒之。冯衍与鲍永同为更始守境，不时降光武，后永屡立功而衍无所建，遂见屏黜，一废二十余年。为衍计者，但当清静自守，省过思愆，读圣贤之书以进乎道德，摈纵横之策以远乎抢攘，则有司高其行，公卿慕其器，可以不仕即求仕，亦不患无成也。乃上书自直，坐朝士以蔽贤之过，坐人主以听谗之失，岂得为有道之士？人不知道，虽才何为？此光武所以终弃之而不惜也。若桓谭班彪，同未大用。谭以上疏言事多违上意，因而摈弃，固无足怪，若班彪者，其为窦融画策归汉，不可谓无行陈之功，章奏即称帝意，不可谓无左右之荐，且言东宫官属匈奴报答西羌事宜，上皆纳用其言矣，而三府屡辟，终于县令，此何故也？乃知遇合之际，亦甚难言。然彪居之甚安，谭则颇觉其屈，此亦二人优劣之别也。
吏道
吏治者，近民之职也。诗之有颂，所以美盛德，以成功告神明也。天之盛德在于命圣贤为君，君之盛德在于得贤人为臣，贤之盛德能使民安而财丰。众和而事济，干戈永戢，四远来宾。群生遂其性，万物得其所，故以其功告诸神明，使社稷山川四岳河海莫不以民事为重，民安则神有恩力而美其祭，民不安则神无恩力，岂复美其祭乎？盖天所命者牧人，祖所本者成业。神无乏祀者，民事之功。人安业就功成，皆由治民得人故也。吏治之美者，上以巽施，下以悦承，如物之相生，皆得中孚之理。一受民社，即就性之所偏，从而矫之。性豪侈者难于恭俭，则力为恭俭以矫豪侈；性贪嗜者难于清平，则力为清平以矫贪嗜；性华饰者易于近名，则力去名誉以矫摹华饰。无欲则所积者精，居敬则所操者约，至精可以祛怠，至约可必涤烦，所以终始如一也。不回邪则赴义必决，无私己则官人必审。义决不怍其志，官审不愧所学，所以表裹如一也。见诸事者惟仁，存诸心者惟寛，本诸德者惟中和。有礼义科指，使世世通行，是以六合同风，九州岛共贯而成其美俗。若专设刑罚，佐以权谲，徒俾诈伪日生，人情险薄，上下相同，恩爱相仇，不过数年，变态百出，向之为奸民者不旋踵而为乱民，向之为恶俗者不旋踵而为乱世矣。汉初禁网疏阔而天下晏然，文景之时吏皆谨身廉平，民悉从化。武帝纵欲，法度凌迟，吏道驳杂，民俗维敝，故其时独无良吏。宣帝接见亲民之官而察其名实，故汉之良吏尔时最多。然当时有才之士任法为治者，皆不免罪戾，惟宽平长者乃成功名。故史家以为威已穷而奸不胜，仁爱施而人自栗，归于仁厚为美，所以杜惨刻之风也。马援守陇西，任吏以职，但总大体，颇哀老子，使得邀游，至今诵之以为美谈。每见居方面者不持大体，好揽细事，细事虽正，大体全失，适足蛊惑人心，败壤风俗，所谓揆之人事则悦耳，论之阴阳则伤化，正此辈也。数年之后，弊端大出，富奸行赂于下，贪吏枉法于上，论者皆咎后事之失，不思前事已伤其根，可胜叹哉！汉之鲍宣，可谓名臣，犹以举措繁苛，代二千石署吏听讼，为丞相司直所纠。今以方面之尊，听两造之讼，而私其钧金，束矢自润，又不廉于下吏，纳其岁时伏腊之赆，其能免于纠弹者，弥缝固结之力尔。若黄霸侯封，至王莽乃绝。良吏之泽，永久如此，奚取小润哉！朱邑大司农而歆啬夫之祀，为官行道，固不在位高也。
吏事
天下无俗吏所谓刑名钱谷之类，皆天下所由以治也。汉之儒者，莫不通于世务。明习文法，以经术饰吏事，故议论政事炳然可观。吴质云，奉遵科教，班扬明令，下无威福之吏，邑无豪侠之杰。赋事行刑，咨于故实。犹有汉人余风焉。古之为吏者，本乎先王严恭寅畏之学，故律身甚谨，居心甚清，作事甚勤，布令甚简，总是敬畏之心夙夜不忘，思之既精，图之亦远。凡所以率下者，无不人人可行，至于人皆奉行，而居上者翻若无事矣。后之贤者，或呜琴而治，或卧疾而治，皆自治不苟，故能悬蒲鞭而不用，视官署若无人。若此者，非无事也，虽日在刑名饯谷中而无事自若也。何也？与民休息，不生事也。诗曰，岂不夙夜，谓行多露。言非才不可妄任，犹非礼不可妄行。又曰，弗躬弗亲，庶民弗信。言不亲政事，势必假手他人，则恩泽不信于众民。盖众庶无知，从吏所施成俗，故善人居位，凡恶念动于中，恶事见于前，恶人立于侧，皆如农夫艺田，斩除恶草，芟夷蕰崇，绝其本根，非过刻也。无使法度废弛而侥幸民多，移害善类。逐雀之猛与行苇之恩并施而不悖，所以成美俗也。盖天地之间莫非义理流行，故有自然之往来即有自然之应感。义理相通故也。一出于私，则与物情不相往来矣。失其所以感，又安有应之者？感应之理，彼此相从，内外相资。夫彼此相从，则不可虚名得之；内外相资，则不可浮慕致之。今之为吏者，皆私心也，虚名也。与民情原不相通，倡之而不答、令之而愈远，又何怪焉？吏事所重，无过取善察奸。一乡一邑，岂无端士？持身者不以微忘正，不以悦忘守；取人者不以正为迂，不以狎为亲。则贤士踵至，吏治日登。汉有三老啬夫助长吏之聪明，虽君民相临而有朋友之道，故摄以威仪，规以过失。交翁选学官弟子明经饬行者，使在便坐受业，皆取善法也。至于奸诡之言在人者不可轻信，喜怒之迹在已者不可轻发，则谗害之言难入，矫伪之情易败，此察奸法也。子产为政，必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民间非法之服，一切敛藏，不敢暴露。故奸人惶恐畏惧，不复生心以乱纪纲，亦防奸之一法也。又以为治小国而用刚，亦非行道之策。故不拂人所欲，要以自成其功，焚载书以定众志，赂伯石以安巨室，谨防川以消群怨。宽冲平易，不启人犯令之端，亦防奸之一法也。凡子产之言与事，皆吏治师表。推而广之，亦不忧其无法乎！
禁贪
居官之恶莫甚于贪，则凡事之近乎贪者，皆官常所当谨；凡迹之以货财见者，亦官评所当禁。身既为官而使傔人逐商贾利，控引世资，积墆充牣，非事之近贪者乎？去官之日，轻重蔽路，泉刀流于郡国，非迹之以货财见者乎？然上下知而不问，何禁贪之有？汉之郎官，旧有出钱休沐之例以资官署之用，谓之山郎。行之既久，货赂流行，转相仿效。杨恽革除山郎，岁移财用文书之费，取给大司农。郎官化之，莫不自励，绝请谒货骆之端。王莽之世，吏终不得禄，各因官职为奸，受取赇赂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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