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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兵
行师之道，虽以善变为奇，必以守经为正。要之鉴于古人，因其故智，亦可以当司马法之书矣。行师之道，宜以庙算正其得失，师出临境，敌人拒以大义而后知其不可，虽无遂过之咎，亦有轻举之失。却克纳邾子弗克，公羊大其事，谷梁讥其晚，各有意义，不可偏废也。两军相当，各据营垒，其中偏裨亦各有部曲，度其素失人心者与之挑战，在彼上下不亲，必不死战以卫其帅，可徼取胜也。吴楚战于柏举，夫概王知楚人素恶子常，先击其军，吴获全胜，用此法也。重兵聚于一隅，胶结牢固而不可离者，自守之志，非图进取者也，不以天下全力用之一方，乃得制胜之法。高帝身当强敌，别遣一军，辟地广境，而大军若无闻焉，故兵力屡挫，形势日张，天下卒定于汉。项羽欲以一夫之力与天下搏战，又不明形势，越梁宋而争成皋，虽有胜敌之时，常怀内顾之忧，牵制于河南而坐失河北，皆失策之大者也。吴王濞初起，其将田禄伯曰，兵屯聚而西，无它奇道，难以成功，欲别将支军，循江而上，收淮南长沙以入武关。吴太子曰，以反为名，不可以兵假人，恐所假者亦且反己，可谓长虑矣，然如此长虑不用诸未反之前而用诸既反之后，不思所为之事原非万全之策，又何必长虑及此？只见其愚，未见其慎也。李陵请于武帝，愿自当一队，到兰干山南以分单于兵，毋令专向贰师军，正与禄伯意同。武帝久用兵，知胜算，是以从之不疑。然禄伯之谋差胜坐待其困尔，未必能得志。何也？叛人非成功之局也。又桓将军之计，以为步兵利险阻。吴楚之师，宜弃去所过城邑，疾走据险以遏汉人车骑之势，此策亦非必胜之道，然在反寇用之，乃剧贼也。使当日果出此计，骤至雒阳成皋，则周亚夫坚壁昌邑之计不可用矣。疾据敖仓以食其粟，则亚夫计绝饟道不可用矣。吴王不听二人之策，是以必败。所以光武别遣邓禹入关而身当铜马青犊，别遣耿弇下齐而身当刘永邓奉，为合乎用兵之法也。群贼屯结气鋭，不宜速战，俟其食尽气馁，有将走之势而后乘之，光武击铜马用此法也。本营偶有叛将，此出一时愤激，非宿谋也，开招降之路诱之，其下必缚之以献以求自新，光武策黄防必执冯愔用此法也。大城未破，不宜贪小城之利；大敌未破，不宜贪小敌之利。小城小敌，成功颇易，而兵力之耗必不可免，且其残卒必逸入大队，助之守御，助之来攻，是以既耗之力当彼全盘，非完计也。先破大者，则小者必无固志，可不劳而服，光武得渔阳突骑，不攻邯郸而东围巨鹿，几于失策，闻耿纯之言而悟，为得法也。盗贼群居，不能久而无变，不宜轻与搦战，就彼不争之地而托处焉。以观其敝，有隙然后乘之。邓禹知赤眉必乱，休兵郇邑，就粮养士为得法也。敌有必败之势，自知不可久也，于此时也，战则恐其致死，降则闻命必从。赤眉之东，邓禹徼战而败，冯异欲以恩信降之为得法也。行军非有定谋，不宜分屯，分屯则彼此不能相救，一营既破，两营皆败，吴之三军所以为黥布禽，厥后朱浮邓隆败于彭宠，吴汉刘尚败于广都，皆由此也。然而分屯者，犄角之势，主人所以应敌，故曹操围吕布，其将陈宫欲别营于外而布不从，故败。论者以宫谋为得法也。敌据坚城，不可仰攻，用力虽倍而功难成。诱之使野战，彼失所恃，我得致力，尽锐一决，可以成功。耿弇诱费邑救巨里，要之中途，遂获全胜，为得法也。天下一家而羣贼屯结，纳降无以劝善，讨之足以惩恶，故广明之乱，失于受降，使为寇之人利则进战，败则屈伏，稍纵缓之，又复跳梁如故。朱隽不受宛贼之降，决策扑讨为得法也。入蜀有二道，从巴郡至广汉为一道，从都江至武阳为一道，所云内水外水者也。涪江近而都江远，近者备严远者备疏，故岑彭已至垫江，复还江州而从武阳以上，公孙述惊以为神。厥后刘裕伐蜀，亦从外水为得法也。两军相当，必用诈谋取胜，此儒者之书所不取，而先儒更有取焉。故子鱼论战，左氏载之，其意欲后世知之以参决兵事。郑箴膏肓，亦责襄公不用子鱼之计，军败身歼，不足服邻国、定远疆。孔安国诗疏亦载太公兵钤，有审其权谋，出无常道之语为得法也。
庙算
天下既已治安，生民离乎汤火，而听将帅之言，用兵不休以诛不服，人主不亲履行阵察功赏之实，将帅席强大之威，狃高显之爵，亦不能深思长计，奋力致死以快主心而除民害，此时用兵，适足费财费士而已，其伤痍破败者勿论，虽或克捷而元气大丧，亦非朝廷之福。故严安书云，用兵人臣之利，非天下长策也。盖兵连于外则将帅权重，高爵隆赏可以取必朝廷，故曰人臣之利。然而民困财竭，死生不卒，盗贼群起，宗社不安，故曰非天下长策也。此时之计，惟当用显比三驱之理以文告谕之，被必来降恐后，不劳余力。最不可用新进文儒之说，其趋险犯难，不顾民命，更有甚于将帅者。盖将帅受命，犹当亲冒矢石，彼文儒者则坐谈而已，折冲御难责之他人，是以尤不可用也。武帝从严助而兵连祸结三十余年，光武拒臧宫马武而海内晏安至于马驾鼓车。剑赐骑士，是其前辙也。自古穷寇受降，壮心已屈，必无非分之望，皆由人主大义不明，喜其来而隆其礼，既伏其骄蹇之心，事定之后又不能推诚相待，事事曲防，更生其怨望之隙，是以其人忘免死之恩，衔恐惧之怨，蹈前愆，就后患，而不自恤，李密、李全是也。赤眉拥大众以降，先使人探帝意曰，盆子将百万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之以不死耳。先是王郎投降，求封万户侯，光武曰，顾得全身足矣。乃知尔时所以处降寇者，率用此法。盖逆折其气于未降之前，然后予之生路，是以雄心殆尽而不再萌，如盆子之事，又申明三善以示施恩有故，非独喜其来降，是以百万之众旦夕解散也。措饷之法，萧何最善。计户口转漕，不按旧籍求也。盖乱世之籍多不可据，若按此而求，逃亡既多，抑配生焉，覆校或疏，侵盗炽焉。虐民蠹财，误军失机，兼受其敝，故曰当以萧何为法也。行师之道，无取于必进，故易有左次之文，傅有知难之义，盖全师以送犹胜舆尸而归也。行师之际亦有当用小人者，事定之后但报以爵赏，不任以政。授之以政则乱邦矣。元末用兵之弊，宰相出师于外而夺其位者窃发于中，宜后世阃外重任专以弥缝谗间为务，运筹选将，皆余力营之，不暇深思，故范祖禹说诗据张仲孝友一语以为大将成功于外，必由人君之旁有贤人在焉，不独左右地道，实则讲论道义，以为任人之本。此有感后世阃外而特为此论也。总之进言人主之前，不宜道以用兵。汉武越中兵端发自庄助，胡中兵端发自王恢，是二人者皆不得其死，天道神明，人不可独杀，信矣！
礼信
兴兵誓众之事，亦有性情之正。理欲之别，于以见理之无所不在，而性情之正者，可以大有为也。故春秋征伐，有义之者，有大之者，有美之者，有进之者。应天顺人，吊民伐罪，则必义之。义者，经常之所重也。尊上攘恶，救灾恤乏，信着于天下则必大之。大者因事而重焉者也。刻日而战，不为掩袭之计，声罪致讨，得其服义而止，不土其地，不掠其人，师已胜矣，城己克矣。垂櫜而入，数军实而出，市廛不惊，不为人患，与人同事，让以自替，不攘其功，不利其实，知进知退，不忍戕杀其民，虽见侵犯，不穷追远讨，虽不能寝其役，但闵其岁月之久，述其室家之情以致其相关之意，如是者，皆美之，美其不得已而用也。因一事之善而亟与之，不计其前愆，不责以后效，是谓进之。进之者，谓其可与行义也。结言而退，不设盟誓者，谓之大信。邻国有难，丧其土地，人民迁徙闲关，资给器用，皆撰具而保护之，师无私焉，谓之有礼。边竟之上，亭障甚设，寓望必严，来则有备，进则有获，使人民不丧，疆圉不蹙，谓之善御寇。战胜之后，长于经画，侵已成之功不自堕壤，敌人畏之，复可当一师之捷，谓之善师者不陈。守险以道，胜于金汤，克敌以义，优于坚利，谓之善阵者不战。其或无礼于人而责其不服，报忿憾而过当，赴人之急而解缓其行，老师费财，迁延虚次，耿介自用，不纳忠直之谏，因人之力而自为功，怀利国之心而托定乱之名，皆君子所不予。不予者，谓其为失正也。轻小敌而不设备，使大败于小，尊败于卑，为谋不审，衅尤已构，锋刃既交，乃行区区之仁，崇小信，避小嫌，以自取伤败，身为贤辟，天下所观望，邻国有乱，不教戒易置而贪取并吞，朝有恺歌之奏，野有哭泣之声，虽画宫而吊，求死事之孤而重赏之，亦痛心之事也。如是者，君子讳之。讳之者，讳其伤痛也。无故而搜军实，兵气之动也。以娱耳目、悦爱宠为尤其焉。天子不亲征下土，诸侯不亲征叛邑，所以秉纲撮要，先儒谓启征甘扈，非至德之举也。内虚国本，以搏外寇，逞一朝之忿，结累世之怨，长驱邻境而不假道，视地主若无人，久戍不解，使吏士放纵，内地疲苦，盗贼不戒而日繁，举动轻躁，尊卑无礼，思虑不密，待敌不豫，如是者君子危之。危之者，所行不义，虽无害而有危道也。结怨深祸，报偿无已，务胜不休，利心数动，至于伏尸流血，上下不安，社稷几危，间人父子兄弟君臣使相贼杀，背德弃信，乘贤者之困而陵之，如人之有创而再创焉，越境背殡，邀于险道而尽殪之，如是者恶之。恶之者，谓其大为人害，若虎豹豺狼之不可近也。逆王命而助党与，翼篡弒以伐有道，贪货赂而成祸乱，与人相约，不崇礼让而相引为不仁，开道异族，使为害于骨肉，强梁之臣贪出师以作威，揽兵权以抗孱弱之主，家藏甲而公室分，民食其惠而归恶于上，如是者诛之。诛之者，奉天子之命往讨其罪也。以行义出师而受赂中止，陷阱设伏，纵火决水，以邀一切，取胜而无辜之民靡所逃，诈谖谲诡，彼此相报而不知止。有土之君而逃义弃正为匹夫之行，罪着于上，讨显于下，多行不义，见弃于时，会而被执，盟而齿下，内治不修，兵将不力，闻邻警而震动，虽曰能戒，亦可丑也。如是者贱之，谓其辱及宗祖，耻及臣民也。守社稷，不死而逃遁，佚获自免，隆刑峻法，使大臣背叛，民为寇盗，若鱼烂然。从内而发，虽不见伐而有必亡之道，贪赂卖邻，自取执缚，借力不义之人以弒其故君、戮其宗臣，如是者绝之。绝之者，虽有国如丧焉，虽幸生如死焉，虽王者起，敦兴灭继绝之义，亦不及焉。若此之类，非直警悟前人，所以开示后人也。夫行军之法，出则少壮在前，贵勇力也。入则卑幼在后，复尊卑也。军败则有力者居后，御患难也。是以晋侯观师，少长有礼，知其可用，非搏战之谓也。率子弟攻父母，荀子以为胜敌之术，孟子以为行仁之劝，言同而指异。阳处父伐楚救江，犹孙膑伐魏救赵，而公羊恶其不信，以此见后世用兵之将，所谓神妙不测者，皆圣人所谓行诈而已矣。故曰军旅之事，未之学也。
刑辟
物以秋成，秋则生意敛藏，秋而不敛藏者，灾异也。人以刑肃，刑则恶机杜绝。刑而不绝恶者，乱人也。然秋未有不肃杀者，秋而不肃，天时不正也。刑未有不惩戒者，刑而不惩，纲纪不正也。天之育物，包含徧覆。圣之治人，普爱无私。然天有灾异之降，圣有利辟之威。天之灾异，因失道而垂象；圣之刑辟，因失道而平施。天心仁爱，虽肃杀之时，长养之萌在中；君德仁爱，即施刑之顷，鞠育之念在中。天与人通，圣人又与天通，故断狱之法，原心定罪，探意识情，死者不抱恨入地，生者不衔怨受责。治外乱宜恕，治内乱宜严。不恕则远人无以自明，不严则近臣日窃其柄，皆以爱民，非以残民也。禽兽在野，岂不知避网罗，至于惊走，则误入甚多。君子处此，每为寒心，故曰，纷惊逢罗，澘然出涕。民以惊惶罹罪者不少，非尽有意犯也。且刑罚之不中，未必皆失入，亦有失出者。然在下之人，非惟失入不安，即失出亦不安。春秋之时，法律未定，尔时之君，极其喜怒所至，持人之足，以头筑防，叩人之鼻，以血衅社，其恶如此。子产铸刑书，荀寅赋鼓铁，盖恨末世有司鬻货舞文，故取上世所称善者着诸金石，使人奉行，不可谓非仁人之心。然律令不可有二门，民情不能无三等。善良者奉文而守法，顽梗者叛文而骩法，奸伪者舞文而弄法，是律令所治者其一，所不治者有二也。制法以范之，勒器以征之，桀黠之民知上之人不能越法以罪己，又不能屈法以施恩，是议事之制反为法令所夺而民不畏，又先事之禁必不尽括所犯，民又缘此以逃遁，上亦无以执之。故叔向仲尼皆以为不可也。汉魏以来，制为比例，夫法既不平，则比例即以藏奸，元人条格可鉴也。古称汉法最简，汉刑最清，岂非以高除三族，文禁肉刑，所谓一人有庆，兆民赖焉者乎？子产之为政也，有大略者不问其短，有厚德者不禁小疵，故其卒也，郑人叩心流涕，三月不闻琴瑟之音。鲁大夫臧孙为政，主于严猛，其病也人皆贺其死，其愈也人皆惧其生，是以著述之士皆尚宽仁，惟商韩之书导以严酷。由此观之，宏崇晏晏，上下皆受其福；阴惨刻深，彼此皆罹其祸，亦奚取于此乎？故司刑之官，佐君为治者也。古之天子，必择良士为之。若非其人，则鬻狱矣，畏势矣，又必耳目无壅蔽。一有壅蔽，则偏听生奸，喜怒用事矣。又必行法果决，不果决则碍于回惑，失于转徙，病于烦扰矣。其最要者，不独为国守法，亦当自范于法，凛然如行独梁，不为无人，不矜其容，而后可也。所行之事欲施于彼，不可求诸彼也。当得可施之理，即在吾身，然后行之，有所禁止，亦在此身无过，而后可禁人过也。以此为名，以此为言，当分所名所言皆可行于己，而后以此名此言责之于人，不可名言于此，即不可责人以名之言之也。可名可言之事，出于此身则善果在身，而人之从善亦可在此身督之。若物有权衡规矩，而众器皆受裁也。若以不正之身而果于用法，则暴戾恣睢，与罪人不殊，又可以相治乎？且货财上行则天下无公是，奸邪临下则举世无完行，虽有银山金穴之赃，不闻于上则无从罪之；虽果桃菜茹之馈，既挂弹章则无从白之。而奏与不奏，又不系事之轻重而系怒之深浅，怒与不怒又不视人之贤奸而视贿之赢缩，故盗跖肝人之肉，有以悦上即得志宦途，廉士兢兢自持，无以悦上率不免坎壈。大吏犯法滋多而苛察小吏，小吏犯法兹多而苛察部民。汉和帝诏书所云，货行于言，罪成乎手。左雄上疏所云，髡钳之戮，生于睚眦；覆尸之祸，成于喜怒。古今昔然也。况辇毂之下仕而归者，重车盈道路，货财溢里闾，市尘满都门，泉刀流郡园，吏议莫之及也。远方下邑，闻风而争起矣，尚为有法度乎？元世祖苦官吏受贿，及将盗仓库定为重辟，并坐言官不举之罪，可谓严矣。然未知此两案者皆非刑辟所能禁也，犯此两案者皆有货财以开解免之门，禁之弥严，鬻之弥奢，取之弥多，案之弥不可胜，徒以救火扬沸，取具一时，而无终朝之计，岂能有所感化乎？所以胁持细民，无敢诉冤，固结上官，互相压迮，其始原于两造，渐至盗贼公行，压迮弥甚，且先诛求被盗之家以杜其口，其忧岂不大乎？善为治者，当厉廉耻以维持法度。廉耻之心生则贪心自息，廉耻之风盛则贪风自戢。虽网漏吞舟而培植甚多，禁御亦多矣。先王所以禁民争心者，不但用刑辟也，五常皆用之。故叔向曰，闲之以义，纠之以政；行之以礼，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夫以仁义礼信革民非心，此后世所不讲也。元人不重廉耻而威以刑辟，法虽严于外，心弥炽于内，宜其悬诸象魏。犯者弥众，即稍自好，又恐一旦意外之患无可解免，先取足于无患之时，而举世无不贪之人，则刑辟为之殴矣。
征义
刑法非一代之事，参数代观之，或异或同，皆可以征义。学者能明其义，则可以善后世之事矣。戮国君之弟之仆，事不可行矣，然虽不能行，而不谓无其理，故穷理者宜知之，若但以为过人之行，聊一激赏而称道之，视古人反浅于己，亦无大益，踵而行之，且恐有误。张释之劾太子梁王不下司马门，盖得魏绛之理措诸行事者也。然非悼公明察、文帝仁厚，二臣亦不敢为此以取必于理，而大戾于势也。文帝已废肉刑，至武帝时何缘复有腐刑之律，若司马迁、张贺皆贤者而坐之，不亦可疑乎？按许广汉传，少时为郎，以扈从之势盗取他郎之鞍，吏劾从行为盗当死，有诏，募下蚕室。募之为言或因文帝所废，子孙不敢辄复，而情法之可矜者又不可不全其生，故以募为名，若应募而至也，此亦曲全人生之意，非乐于割肌肤也。然别立科条，曲为义例以断人肢体，何如直禁之焉愈乎？故自汉以后不复存此律也。田叔焚梁狱词事，班氏不载，褚先生载计诸史记别简，盖中道而焚狱词，事不可讯。班氏疑而削之，是也。褚先生喜其奇异，诧而书之，此正史与野史之别也。通鉴复存之者，谓田叔归狱胜诡，得公羊许季子之义，因悉其原委而并及之，以为议亲之则，亦非谓焚词之可训也，经术之士宜慎取之。权幸之臣，有所不快，欲人君因事诛之，至有假阴阳鬼神之说摇动主听者，梁邱据请诛祝史，卫裔款请除西南隅大臣是也。人主最不可近艺术之士，恐其挟无稽之谈，乱刑赏之大政。先事无从诘其谬，事后不及悔其失也。人君以大夫为股肱，士民为肌肤，故春秋之义，大夫有罪无罪皆不得专杀也，以为擿巢毁卵，则凤不翔，剖胎焚夭，则麟不至。故有流放之典以处罪戾，所以尊贤者之类也。臣之见放者，三年待于竟上，盖古者疑狱三年而后断，自嫌有罪当诛，故三年不敢去，以待君之诛，非待君之赦也。此亦在律令之外，当存其理者也。
中外
治天下者虽曰王者无外，必取宫极居中，故邦畿未宁，勿问九服，中国虽安，不搏四夷，唐虞三代正朔所及不过五千，岐邠江淮之间仍其故俗，朔野辽海之外戎服不改，君臣泰然，不忧区宇之狭也。后世之君，务在广地开境，然地愈广而威思不制者始多，境弥远而风教失宜者亦众，一庭之外君门远于蒿里，万里之远明聪阻于蔀丰，适足酿成祸乱，无益声灵也。且以中外大势言之，自秦以前，中国众建诸侯，戎狄亦各有君长，不相统摄，秦皇以天下为一姓，而冒顿亦统一诸胡，天地气运至此一变，此后遂为敌国而相吞势成，南之防北非全力不能当，北之于南亦然。若尚如三代时别散分离，焉能抗衡者？于此见天心仁爱，中外若一，不使相侵暴也。萧望之儒者，论及军旅之事，自然以安静为上策，故其议匈奴一对，引士匄不伐丧为义，欲遣使吊问，辅其微弱，救其灾患，厥后扬雄谏受朝，皆不欲用兵之意。孙樵所言边事，其论将帅即汉人州郡可任之说，其论士卒即汉人边县制敌之说，大率边事之论居多，其要领不外此二说也。田锡云，率义动之众，徇无益之求，输常赋之财，奉不急之务，是舍近谋远也。沙漠穷荒，得之无用，夷狄遗种，杀之更生，是劳而无功也。大率边事失策居多，其撮要莫不括此数言也。若夫致金缯之奉，是谓足反居上，首顾居下，非族显而成塞内，是谓无出入之防，萌猾夏之阶，结兄弟而许婚，而配偶非其类，借兵力以平乱，而华夏被其毒，信甘言而劫盟，而臣主蒙其耻，皆中国之羞也。御之之法，恒治安形于内，则侮乱销于外，是以来则御之，去则释之，非我故物则弃之，得推亡固存之义，无远戍劳人之役，中国之长计也。苟求冠带远夷，不务固本安民，黩武而穷征讨之威，衰乱而致启疆之渐，强弱虽殊，其为失策一也。然而缙绅之儒则守和亲，介胄之士则言征伐，斯固人情所然，亦理势所必然。宋事最可笑，介胄之士皆有不得已而用兵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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