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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兑米，江苏、安徽、江西、浙江每石二升加耗（山东、河南改兑米，不征轻赍。湖南、北无改兑米），均折银，征解仓场通济库。漕船至通，计运道远近，每船奏羡馀银。又按到通米数，每石给夫银，各有差（唯山东、河南道近，不给皞夫银）。曰船耗，除山东、河南及江苏徐州府属之铜、丰、沛、萧、砀漕船不给耗，馀船正兑米每石一五及五升加耗，改兑米二三及八升加耗，各有差，以给运军沿途耗折。曰席木，各省正兑、改兑米，每二石征苇席一，以十分之一七，随船解通，为仓庾苫盖之用。江西、湖北、湖南每正兑米二千石，征楞木一、松板九，以十分之五解通，为仓庾铺垫之用，馀均折银。征解通济库。浙江及江苏常、镇、安、宁、池、太等府太仓州，征版木如之，皆折征解库。曰行粮、月粮，各省运弁运军，凡出运之年，各支行粮二石四斗，至三石有差。运军月粮八石九斗，至十有二石有差，或折银征给，或银米各半，各因其地之宜。山东、苏松、江安粮道所属半于领运时发给，半征解水次六仓。山东则临清、德州，江苏、安徽则江宁、凤阳、淮安、徐州，沿途发给。曰赠贴，明代漕粮系军民交兑，民受需索之苦。国初为官收官兑，因酌定赠贴，官为支给。随其方俗，各省异名。山东、河南漕船每运米百石，给润耗银五两、米五石。江安粮道所属给漕赠如之，苏松粮道所属米同银倍。浙江给漕截银三十四两有奇，江西给贴运银三两、米三石、副耗米十有三石，湖北、湖南给贴运米二十石，皆随漕科征。
○白粮经费
凡白粮经费，江苏每石正耗三斗，浙江四斗五升，以备入仓耗折及运军沿途折耗之费。江苏每船给束包人夫工食银十有四两，每运米百石，给漕截银三十四两，食米七石各有奇，又盘耗米二十石。浙江给漕截银如江苏，食米三十四石有奇。运弁行粮，运军行粮、月粮，与漕粮同，皆随粮科征。
○漕船
漕船六千九百六十有九，每岁出运。直隶三十七，均协运河南。山东九百七十五，运军自备者三百十有一，协运河南二百六十八。苏松粮道所属五百八十九，江安粮道所属三千八十四，协运河南百二十五，协运苏松千九百九十七。内运白粮者百三十六，于通省漕船内简调。三年践更，江西七百有八，浙江千二百十有四，专运白粮者六十三，湖北百八十，湖南百八十二。成造漕船，以长九丈，载米四百石为度。江西、湖北、湖南加长一丈。
○京师十三仓
京师十有三仓，禄米仓五十七廒，南新仓七十六廒，旧太仓八十九廒，富新仓六十四廒，兴平仓八十一廒。均在朝阳门内。海运仓百廒，北新仓八十五廒，在东直门内。太平仓八十六廒，在朝阳门外。均国初建。本裕仓三十廒，在德胜门外清河，康熙四十五年建。万安仓九十三廒，在朝阳门外，雍正元年建。储济仓百有八廒，裕丰仓六十三廒，在东便门外，雍正六年建。丰益仓三十廒，在德胜门外安河桥，雍正七年建。
○号房
大通桥号房四十八间，朝阳门号房五十八间。旧设大通桥号房六十四间，朝阳门号房二十八间。雍正五年，朝阳门增建十四间，又移大通桥河东十六间于朝阳门。
○通州二仓
通州二仓，西仓二百廒，在新城。中仓百十有九廒，在旧城南门内。均国初建。旧有南仓八十一廒，乾隆十八年奏裁。
○裁减军耗银米之议
康熙年间，部议裁减运军耗赠银米一事，靳紫垣疏称：带管漕务，灼然于断不可裁之故，仍请照给。部议谓此项银米从前原无，皆顺治六九等年所添等语，不知彼时添给此项，原非得已。因军旗运用不敷，往往勒索小民，兼之盗卖漕粮，拖欠日多，公私交困，是以议加银米。里民求免勒索，是以乐于输将，原非动公帑以给军也。从此军民两安，国储不欠，已历多年。一旦议裁，势必覆蹈故辙，勒索里民，盗卖漕米矣。况钱粮原有定额，其地方官民因时制宜，另为调济之项，原在正额之外，恐涉私派，不得不为题明，要之非司农之项也。在司农总会计之权，止稽额征，不宜收及额外。若将里民自愿乐输求免勒索之项，而又裁归司农，则里民既出己资，仍遭勒索，恐亦司农之所不忍闻也。又称：实支实用，不宜苛驳，启派部费之弊。近来销算，虽不乏从公议允之案，然偶值一事，或执一己之偏见，或听胥吏之唆使，任意吹求，苛驳无已。钱粮繁琐，头项牵杂，非精于核算，不得要领。司官专司其事，除猫鼠同眠者不必言外，其实心奉公之员，或稍欠精详，便受朦蔽。至堂上不过总其大概，止据说堂数语，安能备知底里。加以从慎重钱粮起见，自然悉照司议。由是而部胥之权重，不得不行贿以求之。此项部费，官无神输之术，仍索之于里民，而民益困矣。国家滋厚敛之名，部胥得婪贿之实，有司多一分之费，里民出数倍之资，其害可胜言哉。此疏洞悉部书之弊，惟精明强干之官堂司，一心整饬防闲，又何弊之不可除哉。
○宋之漕运
文献通考：宋初以来，四河所运粟，未有定制。至太平兴国六年，汴河岁运江淮米三百万石，菽一百万石。黄河粟五十万石，菽三十万石。惠民河粟四十万石，菽二十万石。广济河粟十三万石。凡五百五十二万石，非水旱大蠲民租，未尝不及其数。至道初，汴河运米至五百八十万石，自是汴京积粟盈溢。大中祥符初，至七百万石。天禧末，京城所积仓粟一千五百六十万馀石，草一千七百万五千馀围。宋时，水运自淮南、江南、荆湖南北路所运粟，于扬、真、楚、泗四处置仓，以受其输。既而分调舟船，溯流而入汴京，发运使领之。荆湖、江淮、两浙以及岭表，金银香药犀象百货偕集，惟岭表陆运至虔州而后水运。陕西诸州菽粟，自黄河三门沿流由汴河而至，亦置发运使领之。陈、颍、许、蔡、光、寿等六州之粟帛，由石塘惠民河而至。京东十七州之粟帛，由广济河而至。皆有京朝官廷臣督之。凡三水皆通漕运，而岁计所赖，惟汴流也。河北卫川东北有御河，达干宁军，其运物亦有廷臣主之。川、陕诸州金帛，自剑门列传置分辇负担。以至租布及官所市布，由水运送江陵，自江陵遣纲吏运送汴京。咸平中，定岁运六十六万匹，分为十纲。天禧末，水陆上供金帛缗钱二十三万一千馀贯两端匹，珠宝香药二十七万五十馀斤。诸州岁造运船。至道末，三千三百三十七艘。天禧末，减四百二十一。景德中，漕东南粟，岁不过四百五十万石，后增至六百万。天圣中，发运使请所部六路，计民税一石，量籴粟二斗五升，岁可更得二百万石给京师。仁宗曰：「常赋外增籴，是重扰民。」不许。时江南谷贵民贫，尚书员外郎吴耀卿以为言，诏岁减五十万。后是三司奏覆，增至六百万。然东南灾歉，辄减岁漕，或百万，或数十万，又转移以给他路者时有焉。庆历中，诏减广济河漕一十万石。后黄河岁漕益减耗，才运菽三十万石。而岁创漕舡，市材木，役牙前，劳费甚广。嘉佑四年，诏罢所运菽，减漕船三百艘，自是岁漕三河而已。
○方苞禁酒烟之议
方望溪奏请严禁烧酒一疏，尹博陵叹为一代名言，孙合河相国力驳其议，并陈烧酒之益，断不可禁。愚谓事有理所不可行，而情不能已，法所必当禁，而势不能除者，此类是也。酒之为物，有益有损，自古已然。烧酒则兴于近代。其始因边疆士卒藉以御寒，北五省烧造尤甚，糜费五谷，历奉明禁，本重谷裕食之美意。望溪欲悉行严禁，民间不得复烧涓滴，重本犯之罪名，严州县之处分，窃恐小民无知，好饮者比户皆然。售买极易，逐末之徒，趋利忘害，甘犯禁网，将愈启富民之私造，而滋吏胥之为奸，骚扰纠纷，而终不能绝也。即使严刑峻法，连坐乡邻，势在必行，而小民之日饮者，不能因此俱行戒止，势必群饮黄酒，其为数必十数倍于烧酒。日费十文者，将费百文不止，于百姓日用生计，大有所损。且用黄酒者日增，价值亦腾，制造益众，耗费谷米，亦十数倍于高粱、柿、枣，其耗五谷也更甚于烧酒。然则欲禁烧酒，必先禁民饮乃可行，能乎否乎？语云，兴一利必有一害，予谓除一害必增数害。积重难返之势，惟有因任自然，去其太甚而已。他如私盐私参，禁之何尝不严，而究不能止，矧日用常行之酒也耶！望溪同时又有禁烟一疏，稍为近情，然同一不能行。噫，治国治民之道，固难与一二书生言也。昔韦处厚议盐法云：「强人之所不能，事必不立；禁人之所必犯，法必不行。」望溪殆未之晓耶？
○刘彤论盐铁
开元九年，左拾遗刘彤论盐铁曰：汉武为政，厩马三十万，后宫数万人，外讨戎夷，内兴宫室，财无不足者，何也？岂非古取山泽而今取贫人哉？取山泽则公利厚而人归于农，取贫人则私利薄而去其业。先王之法，山泽有官，虞衡有职，轻重有术，禁发有时。一则专农，二则富饶，济人盛事也。夫煮海为盐，采山铸钱，伐木为室，丰馀之辈也。寒无衣，饥无食，佣赁自资者，穷苦之流也。若能山海厚利，夺丰馀之人；薄敛轻徭，免穷苦之子。所谓损有馀益不足也。此虽言之凿凿，而未免杂霸之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