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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朱学的衰落与王学的兴起
宋儒理学到朱熹才算大成，自朱熹以后理学就取得正统的位置。元朝虽是野蛮民族，对于理学也不曾反对摧残过，并且相当的加以提倡，如元仁宗时定制，以宋儒《四书》注及经注试士，是宋学获得政治地位的开始期，因此理学就越加发达。到了明初，仍然是他们的世界。明太祖时代的开国文豪宋濂，也就是明朝提倡理学的第一人，他是金华朱学的嫡系，他的门人方孝孺在当时也有程、朱复出之誉，不过后来以节义显，对于理学思想上反没有什么发明。因为社会潮流仍然趋向理学，所以帝王们也就利用这个趋势来表彰宋儒，藉以保护他们专制的地位。明成祖御制《性理大全》、《四书大全》等书，将宋儒的学说为系统的编集。因为有科举制度的保障，所以明、清五百余年之中，朱注的经书在学校内始终奉为规范，虽经过阳明学派及清代考据学者的屡次批驳，而实际上丝毫不能发生影响，可见其潜势力之大了。
宋濂、方孝孺以后，承继宋儒理学的正统者有曹端、薛瑄、吴与弼、吕柟诸人。曹端是河南渑池人，为学以躬行为主，在思想上无甚新发明，但因他是明代正式讲理学的第一人，在他以前，宋濂、方孝孺虽言行近于理学，但均不以理学家名，故后人颇有推尊他的。薛瑄是山西河津人，也是以躬行实践著名，他在当时声名极大，门生也很多，故为明代程、朱学派的唯一大宗。吴与弼是江西崇仁人，也是明代程、朱学派的大师，他的学问自言多从五更枕上汗流泪下得来，可见其用功之刻苦，但其学以涵养天趣为主，与薛瑄之一味实践不同，故再传到陈献章遂超出程、朱的范围自成一家了。吕柟是薛瑄的四传弟子，其学仍是薛学风采，不过更加严紧一点。他是陕西高陵人，故关学受他的影响自成一派。
总之明朝中叶以前，思想界大体仍是程、朱理学的世界。这些程、朱派的理学家共同的长处在躬行实践，一毫不肯苟且，短处则在谨守古训太甚，思想上毫无新的发挥，并且因为拘谨太过，演成迂阔的行径，处处惹人讪笑而无补于世务。况且朱熹的学说本从格致入手，格致是要他们“即物以穷其理”，这本是科学的方法，而不幸后来的程、朱学派儒者，忽略了他这种治学的方法，只知道拿些空虚不着边际的理气等说翻来覆去“玩弄光景”，因此人心自然不免要对之厌倦起来，而有别寻途径的要求了。
在这个宋学不能餍服人心的时候，第一个首举别帜的是陈献章，他是广东新会人，学者称白沙先生，曾受学于吴与弼，但其学能于与弼之外，别有创获。黄宗羲《明儒学案》说他：
先生之学，以虚为基本，以静为门户，以四方上下、往古来今穿纽凑合为匡郭，以日用、常行、分殊为功用，以勿忘、勿助之间为体认之则，以未尝致力而应用不遗为实得；远之则为曾点，近之则为尧夫，此可无疑者也。故有明儒者，不失其矩矱者亦多有之，而作圣之功，至先生而始明，至文成而始大。
又说：
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其吃紧工夫，全在涵养。喜怒未发而非空，万感交集而不动，至阳明而后大，两先生之学最为相近，不知阳明后来从不说起，其何故也。
他自己复赵提学书，论其生平为学之经过说：
仆年二十七，始发愤从吴聘君学，其于古圣贤垂训之书盖无所不讲，然未知入处。比归白沙，杜门不出，专求所以用力之方，既无师友指引，惟日靠书册寻之，忘寐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焉。所谓未得，谓吾此心与此理未有凑泊吻合处也。于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约，惟在静坐。久之，然后见吾此心之体，隐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间种种应酬，随吾所欲，如马之御衔勒也；体认物理，稽诸圣训，各有头绪来历，如水之有源委也。于是涣然自信曰，作圣之功其在兹乎。有学于仆者，辄教之静坐，盖以吾所经历，粗有实效者告之，非务为高虚以误人也。
可见其宗旨之一斑。大抵白沙的气象天分皆与阳明为近，但较阳明更为疏阔一点，所以结果成为狂者一派，专以天趣为主，有类乎宋之邵雍，而末流就变成道家思想了。
陈献章的门人最有建树的是湛若水，学者称甘泉先生，是广东增城人，与王守仁同时，彼此交好，而学问宗旨不同。湛氏的学主张随处体认天理，注重学问思辨的功夫，他批评阳明学说的弊说：
……兄之格物云正念头也，则念头之正否，亦未可据，如释、老之虚无，则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无诸相，无根尘，亦自以为正矣。杨、墨之时，皆以为圣矣，岂自以为不正而安之。以其无学问之功，而不知所谓正者，乃邪而不自知也。其所自谓圣，乃流于禽兽也。夷、惠、伊尹、孟子亦以为圣矣，而流于隘与不恭，而异于孔子者，以其无讲学之功，无始终条理之实，无智巧之妙也。则吾兄之训，徒正念头，其不可者三也。论学之最始者，则《说命》曰“学于古训乃有获”，《周书》则曰“学古入官”，舜命命禹则曰“惟精惟一”，颜子述孔子之教，则曰“博文约礼”，孔子告哀公则曰“学问思辨笃行”，其归于知行并进，同条共贯者也。若如兄之说，徒正念头，则孔子止曰“德之不修”可矣，而又曰“学之不讲”何耶？止曰“默而识之”可矣，而又曰“学而不厌”何耶？又曰“信而好古敏求”者何耶？子思止曰“尊德性”可矣，而又曰“道问学”者何耶？所讲所学所求所好者何耶？其不可者四也。
此说切中王学之敝，王氏之所谓良知，其实并无一定的标准，野蛮人杀人为祭也自以为是良知所许，何尝是真可靠呢。湛氏随处体认天理之说，即朱熹即物而穷其理之说，宗旨原不差，可惜没有穷理的方法，因此不能战胜王氏罢了。
王守仁自然是对于程、朱学派最大的革命家，他是浙江余姚人，学者称为阳明先生，故他的学派亦通称阳明学派。他自幼豪迈不羁，出入佛、老之学，为刑部主事时因触犯权奄刘瑾，谪为贵州龙场驿丞，他的平生学问基础即筑于此时。后巡抚南赣，平宸濠之乱，声名大起，而学问也遂成熟。黄宗羲说他：
先生之学，始泛滥于辞章，继而遍读考亭之书，循序格物，顾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无所得入。于是出入于佛、老者久之。及至居夷处困，动心忍性，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道，吾心自足，不假外求。其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自此以后，尽去枝叶，一意本原，以默坐澄心为学的，有未发之中，始能有发而中节之和，视听，言动，大率以收敛为主，发散是不得已。江右以后，专提致良知三字，默不假坐，心不待澄，不习不虑，出之自有天则。盖良知即是未发之中，此知之前更无未发；良知即是中节之和，此知之后更无已发。此知自能收敛，不须更主于收敛；此知自能发散，不须更期于发散。收敛者，感之体，静而动也；发散者，寂之用，动而静也。知之真功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无有二也。居越以后，所操益熟，所得益化，时时知是知非，时时无是无非，开口即得本心，更无假借凑泊，如赤日当空而万象毕照，是学成之后又有此三变也。
这段话说阳明的学问经过，很有道理。
王氏之学，虽有三变，龙场得道以后，专讲收敛，江西以后，始提出“致良知”三字，晚年则更有进步，但其主要宗旨仍在“致良知”之说。什么叫良知呢？试看他自己说：
夫良知之于节目时变，犹规矩尺度之于方圆长短也。节目时变之不可预定，犹方圆长短之不可胜穷也。故规矩诚立则不可欺以方圆，而天下之方圆不可胜用矣；尺度诚陈则不可欺以长短，而天下之长短不可胜用矣；良知诚致则不可欺以节目时变，而天下之节目时变不可胜应矣。毫厘千里之谬，不于吾心良知一念之微而察之，亦将何所用其学乎？是不以规矩而欲定天下之方圆，不以尺度而欲尽天下之长短，吾见其乖张谬戾，日劳而无成也已。吾子谓，语孝于温凊定省孰不知之，然而能致其知者鲜矣。若谓粗知温凊定省之仪节而遂谓之能致其知，则凡知君之当仁者皆可谓之能致其仁之知，知臣之当忠者皆可谓之能致其忠之知，则天下孰非致知者耶？以是而言，可以知致知之必在于行，而不行之不可以为致知也明矣。知行合一之体，不益较然矣乎？夫舜之不告而娶，岂舜之前已有不告而娶者为之准则，故舜得以考之何典，问诸何人而为此耶？抑亦求诸其心一念之良知，权轻重之宜不得已而为此耶？武之不葬而兴师，岂武之前已有不葬而兴师者为之准则，故武得以考之何典，问诸何人而为此耶？抑亦求诸其心一念之良知，权轻重之宜不得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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