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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不得已而为此耶？使舜之心而非诚于为无后，武之心而非诚于为救民，则其不告自娶与其不葬而兴师，乃不孝不忠之大者，而后之人不务致其良知以精察义理于此心感应酬酢之间，顾欲悬空讨论此等变常之事，执之以为制事之本，以求临事之无失，其亦远矣。——————《答顾东桥书》
因为他以为“良知诚致，则不可欺以节目时变”，所以才有“知行合一”之说：
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工夫，这一个工夫须着此两个字方说得完全无弊病，若头脑处见得分明，见得原是一个头脑，则虽把知行分作两个说，毕竟将来做那一个工夫，则始或未便融合，终所谓百虑而一致矣；若头脑见得不分明，原看做两个了，则虽把知行合作一个说，亦恐终未有凑泊处，况又分作两截去做，则是从头至尾更没讨下落处也。——————《答友人问》
这个头脑是什么呢？就是良知。
王守仁的才气在历来儒者中算是杰出的，他的地位又高，故能号召一时的人心，造成一个新派。他的主张致良知，是从内向外的工夫，与朱熹的穷理主敬尚注重外面工夫者，颇有不同，故他对于朱氏特别攻击，他解《大学》“格物而后知”的“格”字是“感格”之格，与朱熹的训格物为“研究物理”之意不同，他并提出“大学古本”以为证，又搜集朱熹的言论与他宗旨相近的，名之为“朱子晚年定论”，这都是他的习气未净之处。但在当时迂拘矫诈的程、朱理学空气中，得此一番新的洗刷，人心自然不能不为之一振，故他身后不久，王学遂遍于南方，许多光明俊伟之士都出在他的门下了。
王守仁是浙江人，而其一生事业多在江西，故他身后弟子虽遍于长江以南各省，但以浙江、江西两省为最多，无形中也就分为两派。浙江的王门弟子之著名者，有徐爱、钱洪、王畿诸人，除徐爱先死，未及闻良知之说外，钱、王二人对于良知之说发挥甚力。他们学风偏于直捷活动，以为良知是不待修养而成的，故不主张从静处去用功。钱氏说：
未发竟从何处觅。离已发而求未发，必不可得。
王氏说：
寂者心之本体，寂以照为用，守其空知而遗照，是弃其用也。
这都是针对主静过甚的流弊而言的。故此派的末流勇于任事，富于责任心，颇能发挥王学的长处，但也略近于禅宗。王畿常提出阳明的四句教以为教学的宗旨，四句教是：
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无善无恶心之体”，这实在是含有佛学色彩的话。
较浙江派更彻底近于主动的，还有一个泰州派，这派的首领是王艮，他所标的宗旨是“自然”，是“学乐”，他是有志于用世的，他的弟子中也纯向这面发展，他们都是平民哲学家，樵夫、陶匠都有，末流如颜山农、何心隐虽不免过于放荡，但精神的勇猛却为前此哲学家所不及。阳明学派所以能在思想史占很高的位置者，就靠他们能和实际发生交涉的这一点上，这是我们所不可不注意的。
浙江派和泰州派这样过于主张向外活动而忽视修养的结果，自然引起正统派王学的不满，因此江西一派的学者便起来纠正他们。这一派的著名学者有邹守益、罗洪先、聂豹、邓以赞等，邹氏拈出“戒惧慎独”四字，罗氏拈出“收摄保聚”四字，都用以主补救浙江派的偏荡的。盖浙江派把“致良知”三字只记得“良知”二字而忽略了“致”字的工夫，故其末流小人得以假借之肆无忌惮去作恶，而以良知为辩护之具；江西派则特注重“致”字，以为良知不能忽略修养的工夫。就王学本身而言，江西派实在是正统，流弊较少些。
自明朝中叶以后，王学虽然披靡一世，然而实际上不满于王学的还是很多，试引几段评论于下，可以见当时反王学议论之一斑。如汪俊说：
道一本而万殊，夫子之一贯是矣。以学言之，则必有事于万殊而后一者可幾也。曾子之随事力行，子贡之多学而识，皆亲受业于夫子之门者也。颜子之博文约礼，而后如有所立，《易》之知崇礼卑，而后成性存之，皆一说也。程子论学曰：“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朱子伸明之曰：“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本立而知益明，知进而本益固。”可谓尽矣。陆氏之学，盖略有见于道体，虽欲单刀直入，以径造夫所谓一者，又自以为至简至易，立跻圣域，故世之好异者靡然趋之，而不知其相率而陷于异端之说也。张子曰儒者穷理，故率性可以谓之道，释氏不知穷理，而自谓之性，故其说不可推而行。程子有言曰格物而充之，然后可以至圣人，不知物格而先欲意诚心正者，未有能中于理者，据此可以断陆氏之学。
如何瑭说：
儒者之学，当务之为急，细而言语威仪，大而礼乐刑政，此物之当格而不可复者也，学问思辨一旦卓有定见，则物格而知至矣。由是而发之以诚，主之以正，然而身不修家不齐未之有也。至究其本原为性命，形于著述为文章，固非二道，特其缓急先后各有次第，不可紊耳。今曰理出于心，心存则万理备，吾道一贯，圣人之极致也，奚是外求；吾恐其修养治平之道反有所略，则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于古人之道不免差矣。
如黄佐说：
德性之知本无不能也，然夫子之教必致知而力行，守约而施博，于达道达德，一则曰“未能一焉”，一则曰“我无能焉”，未尝言知而废能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无所由，乃出于天，不系于人”，又曰“圣人本天，释氏本心”，盖《大学》言致知系于人之问学者也，孟子言良知必兼良能，本于天命之德性者也。惟宋吕希哲氏独以致知为致良知而废良能，则是释氏以心之觉悟为性矣。《圆觉经》以事理为二障，必除而空之，则理不具于心，心不见于事，惟神识光明而已。反身而诚，似不如是。
以上这些说法都切中王学之敝。大抵王学虽提出“良知”二字，当下指点，可以启悟人，然究其所谓良知者实在并无此物，不过在光景恍惚间耳。所以在当时就已经有很多反对的论调，这一般反对的潮流，一直到明末清初才光大起来成为后此三百年的主潮。
王学到了明朝末年，势力虽披靡一世，而流弊也就渐渐发露了。许多有革命性的青年固然打着良知的旗子，到处勇于为善，但矫伪的小人也可以打着良知的旗子，到处勇于为恶，因此弄得所谓“酒色财气不碍菩提路”的狂禅，滔滔于天下，结果自然会使人心不满。因此王学到明末便有了两个新方向。一派是刘宗周的证人学派，刘氏是以继承王学自命的，但他鉴于王学末流之失，故特拈出“慎独”二字以为宗旨，他的慎独的意思是：
盈天地间皆气也，其在人心一气之流行，诚通诚复，自然分为喜怒哀乐，仁义理智之名因此而起者也。不待安排品节，自能，不过其则，即中和也。此生而有之人人如是，所以谓之性善，即不无过不及之差，而性体原自周流，不害其为中和之德。学者但证得性体分明，而以时保之，即是慎矣。慎之工夫只在主宰上觉有主是曰意，离意根一步便是妄，便非独矣，故愈收敛是愈推致。然主宰亦非有一处停顿，即在此流行之中，故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这种说法，虽仍未脱王学的窠臼，但不失为一种改革运动，可惜刘宗周死后，明祚已移，学风也改了方向，故这种运动实际上没有多大的影响。另外有一派却影响很大，这就是东林党的干政运动。
东林党的主持人物是顾宪成、高攀龙。他们都是神宗朝的大臣，因为时政紊乱，退归林下，遂讲学于东林书院。他们的讲学的宗旨是：
官辇毂念头不在君父上，官封疆念头不在百姓上，至于水间林下三三两两，相与讲求性命，切磨德义，念头不在世道上，即有他美，君子不齿也。
他们的宗旨既然是要与世道发生关系，因此自不免臧否时政，而当道忌之也日甚。顾、高二人死后，东林的运动仍不停止，其时明熹宗专任魏忠贤，与君子为敌，凡与魏不合者，无论与东林有无干涉者，一概指为东林党人，因此东林的声势反倒日张起来。到明毅宗末年，又有继东林而起的复社、幾社等运动。这一般人，在思想上直接并没有什么建树，思想的体系仍承之王学，但后来清初的经世致用思想却由此开其端，故讲思想史的，也不能忽略了他们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