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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的反动时期
程、朱、陆、王之学，虽然门户不同，但其为空谈心性不务实际则一。从宋到明，这六百年中的中国思想界可以说都在空谈玄妙的时代。我们还可以再扩大一步说，从魏、晋到明，这一千多年中，中国的思想界也都在空谈玄妙的时代。中国民族本是务实际的民族，为什么会忽然发生这种玄远的思想呢，可以说大部分是受了印度思想的影响。印度思想自从侵入中国以后，就征服了中国的思想界一直到一千年之久。但是务实的中国民族对于这种趋势是不会始终折服的，因此北宋初年就起了许多反对印度空虚思想的学派，就中江西派的功利主义最彻底，可惜未能光大。程、朱的理学原也是反抗印度思想的，不过自身的立足点不稳固，弄来弄去还是跳不出印度思想的圈套。到陆、王学派盛行以后，印度风就更加显著了。这样反复争持的结果，到明末清初，哗喇一声，才将印度思想根本推倒，重新建立起许多新的主张来。
为什么到了明末清初，才会将印度思想根本推倒，建设起新的主张呢？这就是时代的关系。印度思想自征服中国思想界以后，极盛莫如唐，到唐朝以后，佛教本身已成弩末，因此才有反动的理学成立。不过印度思想的潜势力还在，因此理学家跳来跳去终跳不出他的圈子。一直到了明朝末年，经过了理学家极盛的时代，人心对于印度思想已经领教过度了，到了应该厌倦的时期了，所以反动潮流才大盛特盛起来。以上所说还不算最主要的原因，反印度思想突然兴起的最主要的原因，乃是因为中国民族受了痛苦而得到深切教训的结果。中国民族自欢迎印度思想进来之后，简直没有过了一天光荣的日子。中间只有唐朝是比较光荣的时代，但是唐朝的光荣是由于野蛮民族同化和混血的结果，并不是由于印度思想的帮助，这是显而易见的。除此以外，我们只看见信仰佛教的君主如后秦主姚兴、梁武帝、北魏胡太后之类，都一个个弄得由强致弱，由弱致亡。唐朝末叶的君主也是如此。这其间佛教至少也应负一部分的责任。因为印度思想是出世的，是个人主义的，对于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术是丝毫不管的。这种思想输入以后，将许多聪明才智的人物都引入个人主义、出世主义的路上去，结果国家大事让许多浑蛋去包办，弄得国事一天比一天败坏，民族也日渐衰弱起来。宋朝以后，反佛教的空气已经很盛，不料代之而起的理学依然逃不出印度思想的范围，还是依旧的个人主义，依旧的入世其名出世其实的空虚主义。学者们天天在那里谈心说性，外患却一天一天的紧逼而来，结果一辱于辽，二辱于金，三辱于元，终于酿成蒙古人的征服了全中国。明兴以后，还是不鉴前辙，高谈心性之风越发厉害了，又弄出一个更富有印度色彩的阳明之学来。尽管王守仁个人怎样的能文能武，不失为实际的人物，但这是他个人的天才所致，他的学说却只能造出许多高谈心性的空洞儒者来。因此张献忠、李自成等流寇之乱一起，滔滔天下的王学竟当不起这一试验。结果好人只好“愧无半策济时难，惟有一死报君恩”，坏人却就转过脸来迎降大清的仁义之师了。这种结果确是令人极痛心的，尤其是身受其难的智识阶级们，他们不能不由此发生出极大的觉悟，使他们对于印度思想根本起了反对的感情，他们不能不努力的由这种一千年中织成的哲学的心性之网中挣扎出来，另外找寻他们的新路，这就是清初新学派勃兴的真正主要原因。
明末清初的新学派约以以下几人为代表：
一、顾炎武 顾炎武是江苏昆山人，明亡以后，曾周游国内，所至结纳豪俊图恢复，但无所成。他是清代考据学开山的祖师，生平著书如《日知录》、《音学五书》之类，都是考据典制的著作，在后来发生的影响极大。但炎武并不是一个专门以考据为终身事业的学者，他是一个有志于事功的人。他生平很反对理学，曾说“古今安得别有所谓理学者，经学即理学也；自有舍经学以言理学者，而邪说以起”。“经学即理学”一语，实为清代考据学的根本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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