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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解放与今文家的活动
清朝中叶思想界所以销沉的原故，一由于考据学的垄断一切，一由于政治上的有意压迫，前章已经都提过。到了仁宗、宣宗以后，政治上的威力已经减杀，考据学的气焰也渐低了，因此自然起了一种反动，向思想解放的路上去走。这种反动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理学对于考据学的反动，一方面是考据学中今文派对于古文派的反动，两者都给古文派考据学家以一种大打击。
先说理学派对于考据学派的反动。原来理学自经过宋、元、明三朝的极盛之后，虽经清初学者的极力攻击，势力迄未大杀。考据学鼎盛以后，尽管学者们怎样鄙薄宋儒的空疏，而朝廷的功令却仍然以宋儒为正统。天下学塾所读的经书仍然是以朱注为准，科举考试也一本宋儒之说，考据学对于当时势力最大的科举制度竟未能侵入，因此理学仍然在一般智识阶级社会中占极大的潜势力。到仁、宣以后，考据学的成绩既达到极高地位，再不易有什么新发展，那种咬文嚼字的工夫，做久了也令人厌倦。加以时代变迁日烈，内忧外患纷至迭来，考据学家应付不了那样的时局，转是高谈心性的理学中出了几个有魄力有血性的男子，如同曾国藩、罗泽南、江忠源、李续宾等一般湘军名将，都是受过理学陶冶的人。自湘军戡定了太平之乱以后，理学和考据学的优劣由此试验出来，人心遂不免又趋向学理。曾国藩以盖世的勋名来提倡理学与古文，因此桐城派古文家与宋、明理学的结合愈密，成为一种特别的学派。不过曾国藩死后没有什么得力的继承人物，理学终于没有十分恢复他们的固有势力，末流虽有吴汝纶等古文家竭力赞助新学，但没有多大建树。而林纾以非桐城嫡系的资格替桐城派和理学对新思潮来辩护，终于失败而去，理学自然因此也更加不振。清末一部分人受了日本维新的影响，颇有提倡阳明学派的，但在思想上也没有什么成就。
对于思想界有很大影响的，还是考据学派中的新派今文家。原来今古文之分起于西汉经师门户之见，最初西汉传经派别虽多，但大致皆用当时文字，至西汉末年始有古文经传出现，与旧有各家大不相同，当时两派已争论很烈。到东汉末年，古文派大昌，郑玄以古文家大师的资格遍注群经，自此以后古文家遂成为经学正统，千余年来未之或改，今文各家之学说大部分都已佚亡，更无人加以理会了。
到了清朝因为复古的关系，转而对于古代学术思想节节加以解放，最初对宋学怀疑而返于汉、唐，其次又对晋王肃文学怀疑而返于东汉。到中叶以后，郑玄的古文学既已垄断一切，此后再求进步就非对于他加以怀疑不可了。因此清朝中叶以后所起的考据学新运动就以郑玄和一切古文学派为攻击的目标了。
今文学派最初研究的中心是《春秋公羊传》，其次遍及诸经。启蒙的大师是武进庄存与，其同县后进刘逢禄继之著《春秋公羊传何氏释例》，始张大其说。到魏源和龚自珍出来，今文学始确然成家。其后今古文派分道发展，而思想新的人大率趋向今文派。到廖平和康有为出来，今文学派的势力就影响到各方面了。
今文学派虽似乎与古文学派研究的目的相同，其实根本精神大不相同。古文学派在极盛时代，大家只是抱为学问而学问的态度，其所研究者都是名物训诂等具体事物，故于思想界无多大影响。今文家则不然，第一他们的研究注重微言大义，不屑屑于枝叶问题，因此颇有新奇的思想发现，如所谓“张三世”，“通三统”，“绌周王鲁”，“受命改制”等非常异义可怪之论，都是今文学家的创获。第二他们颇留心于经世之学，不似古文家的硁硁自守，故后来能于实际政治社会发生影响。第三他们颇能容纳异派，对于西学，对于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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