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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佛学，都能采纳容受。这三点都是今文学派的长处，他们的短处是不免牵强附会，加以推尊西汉的结果，所有西汉儒者的荒唐悠谬之说都尽量采用，将儒学变成一种神秘的胡说，转不如古文家的硁硁自守为尚能免过了。
清朝仁、宣以还，国势日渐凌夷，故今文学家之趋向经世致用亦系时势所迫，不得不然。今文学的大师如魏源著《海国图志》，龚自珍著《西域置行省议》等，都是有关时事的文字。太平乱后，内忧外患愈亟，思想界自然更趋重时务，因此种种关于时务的著作逐渐出现。到南海康有为出来，著《新学伪经考》，以大胆的态度推翻古文家的壁垒，建设起今文学家的完全系统来，就今文学家而言，康有为实在可算是集大成者。不过时事愈变愈亟，西洋的学术思想逐渐输入，不但抱残守缺的古文学派无法应付，即今文学也不足范围人心。因此康氏的思想也不能不随时势为演进。他第二部名著《孔子改制考》完成的时候，已非复汉学所能范围，到第三部名著《大同书》成功后，他的思想更解放到极点了。康有为后来虽然思想再不能进步，并且日趋退化，成了落伍的人物，但论晚清思想界推清廓陷之功，不能不推他为第一。
康氏的学说在思想界没有什么大影响，但在实际政治上却发生影响不少。他和他的弟子梁启超从事变法维新运动虽然失败，但间接唤起一般人心，后来在国内造成一大派政治势力，至今不灭。
梁启超的影响于中国思想界，在他后来亡命的时代，早年宣传今文学派影响并不很大，故我们放到后章再讲。他的同志谭嗣同却可以代表当时的思想界。谭嗣同是湖南浏阳人，自幼亦接近今文学派，后又好王夫之之学，又治佛学，皆略有所得。他的思想最为勇决，所著《仁学》一书，于辛亥革命前二十年已提倡革命暗杀排满等说，真是思想界的先觉。他虽然身死于戊戌变法运动，但《仁学》在他死后仍发生很大的影响。
晚清的思想界虽然受今文派的影响很深，但其实学界的正统仍是古文派，因为古文派虽然过于拘谨，在思想上没有什么建树，但他们所用的方法乃是严格的科学方法，所得的成绩乃是正确可靠的成绩，无论谁也推不倒的。清朝末年的古文派考据学大师如陈澧、孙诒让、俞樾都是很出色的人物，就中如孙诒让著《墨子间诂》，陈澧著《东塾读书记》中评论汉、宋诸学，皆与思想界有关。但影响最大者还算章炳麟。章炳麟是俞樾的弟子，他的经学、文字学都造诣很深，所著的书如《国故论衡》、《检论》等都很精绝。中年以后专提倡种族革命，影响于政治思想界更大。他虽然是古文学家，但后来研究佛学和西学的结果，使他的思想内容更加廓大，非复考据之学所能范围的了。
晚清时代还有一种潮流也是值得注意的，就是佛学。佛学自宋明以后久已衰微，清朝中叶虽有彭绍升、罗有高等人提倡，但势力不大，影响甚微。到今文派兴起以后，因为他们都是勇于改革的思想家，故颇能采纳佛学之长。龚自珍受学于彭绍升，晚年受菩萨戒，颇提倡天台宗，魏源也受过菩萨戒，康有为则好华严宗，其《大同书》受华严宗的影响极大。梁启超也好华严宗。有杨文会者最精于佛学，深通各宗学说而专以净土教国人，晚年息影南京，以刻经弘法为事，所刻出的佛经很多，于思想界极有关系，梁启超和谭嗣同都受他的影响，谭氏的《仁学》即受佛学的影响而作者。梁氏晚年颇研究佛教的历史，也很有功于学界。此外章炳麟也研究法相宗，很有心得。到民国以后，梁潄溟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欲会同中、西、印三种的文化，也是佛学所发生的影响。杨文会死后，弟子欧阳竟无设支那内学院于南京，造就佛学人才，虽于思想界尚无大影响，但就校刻经典而论，已嘉惠学者不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