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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的黎明时代
革命成功以后，大家的精神才力都注重到政治方面，对于思想文化无人注意。接着袁世凯的反动压迫时代又到了，全国国民慑伏在专制淫威之下，丝毫不能动转，真是黑暗的时代。但是沉郁极了，云雾不能不开，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的种子就埋伏在这个时代了。
培植这个新文化运动的种子的人是谁？陈独秀吗？不是，胡适吗？不是。那么究竟是谁呢？我的答案是章士钊。当民国四五年的时代，中国思想界的闭塞沉郁真是无以复加。梁启超办了一个《庸言报》，不久便停版，后来改办了《大中华》，更没有什么精采。此外只有江苏省教育会一派人在《教育杂志》等刊物上所鼓吹的实利主义稍有点生气，但是只偏于教育一部分，且彼时亦尚未成熟。此外便再无在思想界发生影响的刊物了。到章士钊在日本办的《甲寅杂志》出版以后，思想界才另有开了一条新路。
《甲寅》也是谈政治的刊物，但是他的谈政治和当时一般的刊物不同，他是有一贯的主张，而且是理想的主张，而且是用严格的理性态度去鼓吹的。这种态度确是当时的一付救时良药。在当时举国人心沉溺于现实问题的时候，举国人心悲观烦闷到无以复加的时候，忽然有人拿新的理想来号召国民，使人豁然憬悟现实之外尚复别有天地，这就是《甲寅》对于当时的贡献。
民四、民五，正是政治上极黑暗的时代，梁启超在《大中华》上已主张抛弃政治，专从社会改造入手，章士钊在《甲寅》上驳他的议论，仍主张应注意政治。后来的文化运动是跟着梁启超的主张走的，章士钊的主张似乎失败，但梁启超虽然主张从社会入手，他却并没有给后来的文化运动指出新路，章士钊虽然也并不知道新文化运动是甚么，但他无意间却替后来的运动预备下几个基础。他所预备的第一是理想的鼓吹，第二是逻辑式的文章，第三是注意文学小说，第四是正确的翻译，第五是通信式的讨论。这五点——————除了第二点后来的新文化运动尚未能充分注意外——————其余都是由《甲寅》引伸其绪而到《新青年》出版以后才发挥光大的，故我们认《甲寅》为新文化运动的鼻祖，并不算过甚之辞。
《甲寅》出版以后不久，中国的时局就变了，袁世凯被护国军气死，中华民国重新光复，气象为之一新。但是政治上的腐败还是依旧的，社会上的销沉也还是依旧的，言论界的无声无臭也还是依旧的。《甲寅》这时因为章士钊参加政治运动的原故已停版了。章士钊的朋友陈独秀归国在上海办了一个杂志名叫《新青年》。最初出版也不过是做些勉励青年的普通文章，并没有什么特色，不过因为《新青年》做文章的人有一多半都是《甲寅》上做过文章的人，《甲寅》式的通信又早已引起青年自由讨论的兴趣，因此《新青年》出版未久就得了人的注意。那时候正是国会里为宪法中定孔教为国教的问题闹得厥声沸天的时候，陈独秀抓住了这个题目，在《新青年》上大肆攻击，根本反对孔、孟的学说，认为是专制的护符。孔学在维新以后本已失了旧日独尊的地位，不过像陈独秀这样明目张胆彻底加以攻击的，却是二千年来所仅见。他的主张虽然引起一时的反对，和他讨论这个问题的人也很多，但毕竟因为他的态度勇敢之故，在当时思想界上印下一个极深的印象。
单是反对孔教，《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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