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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此种理想，《尚书·汤誓》、《牧誓》、《大诰》、《多士》、《多方》等篇，言之最详。后此孔孟之徒，主张革命为人民正当权利，其思想实渊源于此。
革命不可常也。然则平时所以体现民意者奈何，我先民则以采纳舆论为不二法门，所谓“史载书，瞽陈诗，工诵箴谏，士传言，庶人谤”等等，皆舆论机关也。古代贤士大夫，盖绝对主张言论自由，故周厉王监谤，召穆公非之曰：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周语》）
郑人游于乡校以议执政，或劝子产毁校，子产曰：
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左·襄三十二》）
此皆尊重舆论之明训也，然亦非谓舆论当绝对的盲从。《左传》曾记栾书一段谈话如下：
或谓栾武子曰：“圣人与众同欲，是以济事，子盍从众？子为大政，将酌于民者也。……《商书》曰：‘三人占，从二人。’众故也。”武子曰：“善钧从众，夫善，众之主也。”（《左·成六》）
读此一段，可以知吾先民对于“多数取决之制度”作何等观念。多数取决，为现代议会政治一铁则，良无他道足以易之。然谓多数所赞者必与国利民福相应。则按诸理论与征诸史迹而皆有以明其不然也。栾书之言谓两善相均则从众。果能如此，真可以现出理想的好政治，独惜言之易而行之难耳。
古代之民本主义，曾否实现，用何种方法实现，实现到若何程度，今皆难确言。《盘庚》有“王命众悉至于庭”语，《大诰》、《多士》、《多方》等篇，一读而知为周公对群众之演说辞。以此推之或如希腊各市府之“全民会议”。盖古代人少，实有此可能性也。《洪范》所谓“谋及庶人”殆遵此道。《周官·小司寇》条下云：
掌外朝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
《周官》虽不可尽信，然此制似属古代所常行，盖《左传》及他书，尚屡见其迹。“卫灵公将叛晋，朝国人问焉。曰：‘若卫叛晋，晋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我犹可以能战。’曰：‘然则如叛之……。’”（《左·定八》）“吴之入楚也，陈怀公朝国人，问焉。曰：‘欲与楚者右，欲与吴者左。’……”（《左·哀元》）此皆询国危之例也。“晋惠公为俘于秦，使吕饴甥朝国人……告曰：‘孤虽归，辱社稷矣。其卜贰圉也。’众皆哭。”（《左·僖十五》）“周王子朝之难，晋侯使士景伯莅问周故。士伯立于乾祭而问于介众。”（《左·昭二十四》）此皆询立君之例也。前所举《盘庚》将迁殷“命众悉至于庭”，又孟子称太王将迁岐“属其耆老而告之”。此皆询国迁之例也。由此观之，古代人民，最少对于此三项大政确有参与之权利。此种方法，在人口稍多的国家，当然不可行。故战国以后，无得而稽焉。要而论之，我先民极知民意之当尊重，惟民意如何而始能实现，则始终未尝当作一问题以从事研究。故执政若违反民意，除却到恶贯满盈群起革命外，在平时更无相当的制裁之法。此吾国政治思想中之最大缺点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