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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则善心生；逸则淫，淫则忘善，忘善则恶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向义，劳也。”（《鲁语》下）《左传》记子产临终戒子太叔之言曰：“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昭二十一》）此类语，确能深察人性之微，抉其缺点而对治之。孔子答子路问政，曰：“劳之”，又曰：“爱之能勿劳乎？”即是此意。法家专从此点发挥以张其军，对于孟子一派之“保姆政策”根本反对。（孟子言无可议，已见第七章。兹不更论。）其意盖欲矫正人民倚赖政府之根性，使之受磨炼以求自立，不可谓非救时良药也。
彼宗大都持性恶之说，又注意物质的关系，其所以重法，凡以弭争也。其言争之所由起，立论最克实。曰：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故饥岁之春，幼弟不饷，穰岁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爱过客也，多少之心异也。是以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韩非子·五蠹》篇）
此可谓最平恕且最彻底之论。彼宗既认争夺为人类所不能免，认多数人为环境所迫，实际上已生活于罪恶之中。谓政治之目的，在对治多数陷溺之人使免于罪戾，并非为少数良善者而设。故其言曰：
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恃人之为吾善也，境内不什数，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夫必恃自直之木，百世无矢；恃自圜之木，千世无轮矣。……然而世皆乘车射禽者，隐栝之道用也。虽有……自直之箭自圜之木，良工弗贵也。何则？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发也。不恃赏罚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贵也。何则？国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术之君，不随适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韩非子·显学》篇）
后儒动诃法家为刻薄寡恩，其实不然。彼宗常言：
不为爱民亏其法，法爱于民。（《管子·法法》篇）
以形式论，彼辈常保持严冷的面目，诚若纯为秋霜肃杀之气。以精神论，彼辈固怀抱一腔热血，如子产铸刑书时所谓“吾以救世”者。（看前论第七章）故孔子称管仲曰：“如其仁，如其仁”，称子产曰：“古之遗爱”。而后世宗尚法家言之诸葛亮亦谓“示之以法，法行则知恩”也。
法治与术治势治之异，前既言之矣。故法家根本精神，在认法律为绝对的神圣，不许政府动轶法律范围以外。故曰：
明君置法以自治，立仪以自正也……禁胜于身，则令行于民。（《管子·法法》篇）
又曰：
不为君欲变其令，令尊于君。（同上）
就此点论，可谓与近代所谓君主立宪政体者精神一致。然则彼宗有何保障，能使法律不为“君欲”所摇动耶？最可惜者，彼宗不能有满意之答覆以饷吾侪，虽然，彼宗固已苦心擘画，求出一较有力的保障焉，曰：使人民法律智识普及。其办法如下：
公（秦孝公）问公孙鞅（商君）曰：法令以当时立之者，明旦欲使天下之吏民皆明知而用之如一而无私，奈何？公孙鞅曰：为法令置官吏，朴足以知法令之谓者（“法令之谓”犹言“法令讲的是什么”），以为天下正……诸官吏及民有问法令之所谓也，于主法令之吏，皆各以其政所欲问之法令明告之。各为尺六寸之符，明书年、月、日、时所问法令之名，以告吏民。主法令之吏不告及之罪而法令之所谓也（案此句当有讹脱），皆以吏民之所问法令之罪各罪主法令之吏……故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者。吏明知民知法令也，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此所生于法明白易知而必行。（《商君书·定分》篇）
欧洲之法律公开，率皆经人民几许流血仅乃得之。我国法家对于此一点，其主张如此诚恳而坚决，且用种种手段以求法律智识普及于一般人民，真可谓能正其本，能贯彻主义之精神也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