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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田赋之制
尧遭洪水，天下分绝，使禹平水土，别九州。冀州：厥土白壤（无块曰壤），厥田惟中中（田第五），厥赋上上错（赋第一。错，谓杂出第二之赋）。兖州：厥土黑坟（色黑而坟起），厥田惟中下（第六），厥赋贞（贞，正也。州第九，赋正与九相当），作十有三载乃同（治水十三年乃有赋法，与他州同）。青州：厥土白坟，厥田惟上下（第三），厥赋中上（第四）。徐州：厥土赤埴坟（土黏曰埴），厥田惟上中（第二），厥赋中中（第五）。扬州：厥土惟涂泥（地泉湿），厥田惟下下（第九），厥赋下上上错（第七，杂出第六）。荆州：厥土惟涂泥，厥田惟下中（第八），厥赋上下（第三）。豫州：厥土惟壤，下土坟垆（高者壤，下者垆。垆，疏也），厥田惟中上（第四），厥赋错上中（第二，杂出第一）。梁州：厥土青黎（色青黑，沃壤也），厥田惟下上（第七），厥赋下中三错（第八，杂出第七、第九三等）。雍州：厥土黄壤，厥田上上（第一），厥赋中下（第六）。九州之地，定垦者九百一十万八千二十顷。
孔氏曰："田下而赋上者，人功修也。田上而赋下者，人功少也。"
三山林氏曰："三代取於民之法不同，而皆不出什一之数。既不出什一之数，而乃有九等之差者，盖九州地有广狭，民有多寡，其赋税所入之总数自有不同，不可以田之高下而准之。计其所入之总数，而多寡比较，有此九等。冀州之赋比九州为最多，故为上上。兖州之赋比九州为最少，故为下下。其馀七州皆然。非取於民之时有此九等之轻重也。"
五百里甸服（为天子服理田）：百里赋，纳总（禾本全曰总）。二百里，纳銍（刈禾曰銍）。三百里，纳秸，服（半槁去皮曰秸。服，事也。纳总、銍、秸之外，又使之服输将之事）。四百里，粟。五百里，米（量其地之远近，而为纳赋之轻重精粗）。
唐、虞法制简略，不可得而详，其见於《书》者如此。
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
朱子《集注》曰：夏时一夫受田五十亩，而每夫计其五亩之入以为贡。商人始为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亩之地画为九区，区七十亩，中为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区，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复税其私田。
周文王在岐（今扶风郡岐山县），用平土之法以为治人之道。地著为本（地著谓安土），故建司马法：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十为通；通十为成，成十为终；终十为同，同方百里；同十为封，封十为畿，畿方千里。故邱有戎马一匹，牛三头；甸有戎马四匹，兵车一乘，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一同百里，提封万井，戎马四百匹，车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是谓百乘之家。一封三百六十六里，提封十万井，定出赋六万四千井，戎马四千匹，车千乘，此诸侯之大者，谓之千乘之国。天子之畿内方千里，提封百万井，定出赋六十四万井，戎马四万匹，兵车万乘，戎卒七十万人，故曰万乘之主。
按：孟子言文王之治岐，耕者九一，即司马法也。然自卿大夫采地推而至於诸侯、天子者，恐是商之末造，法制隳弛，故文王因而修明之，非谓在岐之时，自立千里之畿，提封百万之井，奄有万乘之兵车也。
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
朱子《集注》曰："周时一夫授田百亩，乡遂用贡法，十夫有沟；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则通力而作，收则计亩而分，故谓之彻。其实皆什一也。贡法固以十分之一为常数，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则公田百亩中以二十亩为庐舍，一夫所耕公田实计十亩，通私田百亩为十一分，取其一，盖又轻於什一矣。窃料商制亦当似此，而以十四亩为庐舍，一夫实耕公田七亩，是亦什一也。"
《遂人》：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於畿（十夫二邻之田，百夫一酇之田，千夫二鄙之田，万夫四县之田。遂、沟、洫、浍皆所以通水於川也。遂广深各二尺，沟倍之，洫倍沟，浍广二寻、深二仞。径、畛、涂、道、路皆所以通车徒於国都也。径容牛马，畛容大车，涂容乘车一轨，道容二轨，路容三轨。万夫者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九而方一同，以南畮图之，则遂从沟横，洫从浍横，九浍而川周其外焉。去山林、陵麓、川泽、沟渎、城郭、宫室、涂巷三分之制，其馀如此，以至於畿，则中虽有都鄙，遂人尽主其地。）
右郑注，以为此乡、遂用沟洫之法也，用之近郊乡、遂。
《匠人》：为沟洫（主通利田间之水道），耜广五寸，二耜为耦。一耦之伐，广尺、深尺，谓之〈田巛〉。田首倍之，广二尺、深二尺，谓之遂（古者耜一金，两人并发之。其陇中曰〈田巛〉，〈田巛〉上曰伐，伐之言发也。〈田巛〉，畎也。今之耜岐头两金，象古之耦也。田一夫之所佃，百亩方百步也。遂者夫间小沟，遂上亦有径）。九夫为井，井间广四尺，深四尺，谓之沟；方十里为成，成间广八尺，深八尺，谓之洫；方百里为同，同间广二寻，深二仞，谓之浍，专达於川（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采地制井田异於乡、遂及公邑。三夫为屋，屋，具也。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以出赋税，共治沟也。方十里为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税，缘边一里治洫。方百里为同，同中容四都，六十四成，方八十里，出田税，缘边十里治浍）。
右郑注，以为此都、鄙用井田之法也，用之野外县都。
陈及之曰："周制井田之法，通行於天下，安有内外之异哉？《遂人》言'十夫有沟'，以一直度之也。凡十夫之田之首，必有一沟以泻水。以方度之，则方一里之地所容者九夫，其间广四尺、深四尺谓之沟，则方一里之内凡四沟矣。两旁各一沟，中间二沟。《遂人》云'百夫有洫'，是百夫之地相连属，而同以一洫泻水。以方度之，则方十里之成所容者九百夫，其间广八尺、深八尺谓之洫，则方十里之内凡四洫矣。两旁各一洫，中间二洫，至於浍亦然。若川则非人力所能为，故《匠人》不为川，而云两山之间必有川焉。《遂人》'万夫有川'，亦大约言之耳。大概甽水泻於沟，沟水泻於洫，洫水泻於浍，浍水泻於川，其纵横因地势之便利，《遂人》《匠人》以大意言之。《遂人》以长言之，故曰以达於畿。《匠人》以方言之，故止一同耳。"（又曰："《遂人》所言者，积数也。《匠人》所言者，方法也。积数则计其所有者言之，方法则积其所围之内名之，其实一制也。"）
朱子《语录》曰："沟洫以十为数，井田以九为数，决不可合。近世诸儒论田制，乃欲混井田、沟洫为一，则不可行。郑氏注分作两项，却是。"
永嘉陈氏曰："乡、遂用贡法，《遂人》是也。都、鄙用助法，《匠人》是也。按《遂人》云'百夫有洫'，'十夫有沟'，即不见得包沟、洫在内。若是在内，当云百夫、十夫之间矣。《匠人》沟洫却在内，故以间言。方十里者，以开方法计之，为九百夫。方百里者，以开方法计之，为万夫。《遂人》、《匠人》两处各是一法。朱子总其说，谓贡法十夫有沟，助法八家同井，其言简而尽矣，但不知其必分二法者何故。窃意乡、遂之地，在近郊远郊之间，六军之所从出，必是平原旷野。可画为万夫之田，有沟有洫，又有途路，方圆可以如图。盖万夫之地所占不多，以井田一同法约之，止有九分之一。故以径法摊算，逐一见其子数。若都、鄙之地谓之甸、稍、县、都，乃公卿大夫之采地，包山林陵麓在内，难用沟洫法整齐分画，故逐处画为井田，虽有沟、洫不能如图，故但言在其间。其地绵亘一同之地为万夫者九，故以径法纽算，但止言其母数。"
按：自孟子有"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之说，其後郑康成注《周礼》，以为周家之制，乡、遂用贡法，《遂人》所谓"十夫有沟"是也；都、鄙用助法，《匠人》所谓"九夫为井"是也。自是两法。晦庵以为《遂人》以十为数，《匠人》以九为数，决不可合，以郑氏分注作两项为是，而近世诸儒合为一法为非。然愚尝考之：孟子所谓"野九一"者乃授田之制，"国中什一"者乃取民之制。盖助有公田，故其数必拘於九，八居四旁为私，而一居其中为公，是为九夫，多与少皆不可行。若贡则无公田，孟子之什一，特言其取之之数。《遂人》之十夫，特姑举成数以言之耳。若九夫自有九夫之贡法，十一夫自有十一夫之贡法，初不必拘以十数而後可行贡法也。今徒见《匠人》有九夫为井之文，而谓《遂人》所谓十夫有沟者亦是以十为数，则似太拘。盖自遂而达於沟，自沟而达於洫，自洫而达於浍，自浍而达於川，此二法之所以同也。行助法之地，必须以平地之田分画作九夫，中为公田，而八夫之私田环之，列如井字，整如棊局，所谓沟洫者，直欲限田之多少，而为之疆界。行贡法之地，则无问高原下隰，截长补短，每夫授之百亩，所谓沟洫者，不过随地之高下，而为之蓄泄。此二法之所以异也。是以《匠人》言遂必曰二尺，言沟必曰四尺，言洫必曰八尺，言浍必曰二寻，盖以平原旷野之地，画九夫之田以为井，各自其九以至於同，其间所谓遂、沟、洫、浍者，隘则不足以蓄水，而广则又至於妨田，故必有一定之尺寸，不可逾也。若《遂人》止言夫间有遂，十夫有沟，百夫有洫，千夫有浍，盖是山谷薮泽之间，随地为田，横斜广狭皆可垦辟，故沟洫亦不言其尺寸。所谓"夫间有遂，遂上有径"，以至"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云者，姑约略言之，大意谓路之下即为水沟，水沟之下即为田耳。非若《匠人》之田，必拘以九夫，而其沟洫之必拘以若干尺也。《订义》所载永嘉陈氏谓《遂人》十夫有沟，是以直度之，《匠人》九夫为井，是以方言之。又谓《遂人》所言者积数，《匠人》所言者方法，想亦有此意，但其说欠详明耳。然乡、遂附郭之地，必是平衍沃饶，可以分画，宜行助法，而反行贡法；都、鄙野外之地，必是有山谷之险峻，溪涧之阻隔，难以分画，宜行贡法，而反行助法。何也？盖助法九取其一，似重於贡，然地有肥硗，岁有丰凶，民不过任其耕耨之事，而所输尽公田之粟，则所取虽多，而民无预。贡法十取其一，似轻於助，然立为一定之规，以乐岁之数而必欲取盈於凶歉之年，至称贷而益之，则所取虽寡，而民己病矣。此龙子所以言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贡也。乡、遂迫近王城，丰凶易察，故可行贡法；都、鄙僻在遐方，情伪难知，故止行助法。此又先王之微意也。然乡、遂之地少，都、鄙之地多，则行贡法之地必少，而行助法之地必多，至鲁宣公始税亩，杜氏注以为公无恩信於民，民不肯尽力於公田，故履践案行，择其善亩好榖者税取之。盖是时公田所收必是不给於用，而为此横敛。孟子曰："《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为有公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则是孟子之时，助法之废己久，尽胥而为贡法矣。孟子特因《诗》中两语，而想像成周之助法耳。自助法尽废，胥而为贡法，於是民所耕者私田，所输者公租。田之丰歉靡常，而赋之额数己定。限以十一，民犹病之，况过取於十一之外乎！"
《大司徒》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沟之，以其室数制之。不易之地家百亩，一易之地家二百亩，再易之地家三百亩（不易之地，岁种之地美，故家百亩。一易之地，休一岁乃复种，地薄，故家二百亩。再易之地，休二岁乃复种，故家三百亩。）
《遂人》：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颁田里。上地，夫一亩，田百亩，莱五十亩，馀夫亦如之。中地，夫一亩，田百亩，莱百亩，馀夫亦如之。下地，夫一亩，田百亩，莱二百亩，馀夫亦如之（莱，谓休不耕者。廛，居也。扬子雲有田一廛，谓百亩之居。孟子所云"五亩之宅，树之以桑"者是也）。
《小司徒》：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数。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一家男女七人以上，则授之以上地，所养者众也。男女五人以下，则授之下地，所养者寡也。有夫有妇，然後为家可任矣。见《力役门》）。
《王制》：制农田百亩，百亩之粪，上农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农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为差也（孟子答北宫錡同。朱子《集注》一夫一妇锄田百亩，加之以粪，粪多而力勤者为上农，其所收可供九人。其次用力不齐，故有此五等，庶人在官者，其受禄不同，亦有此五等也。《王制》"粪"作"分"。注疏引《周礼 小司徒》"上地家七人"解此段。按《小司徒》言上地、中地、下地，以田之肥瘠言之。《王制》言上农、次农、下农，以人之勤怠言之，当如《集注》云）。
右按周家授田之制，但如《大司徒》、《遂人》之说，则是田肥者少授之，田瘠者多授之；如《小司徒》之说，则口众者授之肥田，口少者授之瘠田；如《王制》、《孟子》之说，则一夫定以百亩为率，而良农食多，惰农食少。三者不同。
西汉《食货志》：圣王量能授事，四民陈力受职。民受田，上田夫百亩，中田夫二百亩，下田夫三百亩。岁耕种者为不易，上田；休一岁者为一易，中田；休二岁者为再易，下田。三岁更耕之，自爰其处（爰，於也。更，谓三岁即改与别家佃，以均厚薄）。农民户人己受田，其家众男为馀夫，亦以口授田如比（比同也）。士、工、商家受田，五口当农夫一人（口二十亩），此谓平土可以为法者也。若山林、薮泽、原陵、淳卤之地（淳，尽也。泽卤之田不生），各以肥硗多少为差。民年二十受田，六十归田。七十以上，上所养也；十岁以下，上所长也；十一以上，上所强也（勉强劝之以集事）。
按：此言受田之法，与《大司徒》、《遂人》所言略同，但言馀夫受田如此。孟子言馀夫二十五亩。《集注》：年十六别受田二十五亩，俟其壮有室，然後更受百亩之田。则此二十五亩者，十六以後、十九以前所受也。
《载师》掌任土之法，以物地事授地职，而待其政令（任士者，任其力势所能生育，且以制贡赋也。物，物色之，以知其所宜之事，而授农、牧、衡、虞使职之）。以廛里任国中之地，以场圃任园地，以宅田、士田、贾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赏田、牧田任远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县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廛里，若今邑居里。廛，民居之区域也。里，居也。圃，树果瓜之属。宅田，致仕之家所受田。士田，圭田也。贾田，在市贾人，其家所受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之田也。赏田，赏赐之田。公邑，谓六遂馀地，天子使大夫治之。自此以外皆然。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也。疆，五百里三畿界也。皆言任者，地之形实不方平如图，受田邑者远近不得尽如制，其所生育赋贡取正於是耳）。凡任地，国宅无征，园。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远郊二十而三，甸、稍、县、都皆无过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征，税也。国宅，凡官所有宫室，吏所治者也）。
郑氏曰："周税轻近而重远，近者多役也。园、廛亦轻轻者，廛无榖，园少利也。"
山斋易氏曰："孟子之说，十一之法通乎三代，今考《载师》所言任地，则不止十一而已，毋乃非周人之彻法欤！郑氏惑焉，盖误认《载师》为任民之法，而不知其为任地之法也。尝考《载师》之职，以宅田、士田、贾田任近郊之地，故曰近郊十一；以官田、牛田、赏田、牧田任远郊之地，故曰远郊二十而三；若公邑之田，则六遂之馀地，家稍小都大都之田，则三等之采地，故曰甸、稍、县、都皆无过十二。是六者皆以田赋之十一者取於民，又以其一分为十分，各酌其轻重而以其十一、十二、二十而三者输之於天子，此皆任地之赋也。知任地之法异乎任民之法，则成周十一之彻法可考矣。"
《载师》：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无职事者出夫、家之征（不毛，不树桑麻。布，帛也。宅不毛者，罚以一里二十五家之布。空田者，罚以一屋三家之税。民无职事者，出夫税，百亩之税；家税，出士徒车辇，给徭役。赵商问田不耕罚宜重，乃止三夫之税粟，宅不毛罚宜轻，乃以二十五家之布，未达轻重之差，郑答语亦不明）。
《闾师》：凡庶民不畜者祭无牲，不耕者祭无盛，不树者无椁，不蚕者不帛；不绩者不衰。
按：周家立此法，以警游惰之民。所谓里布、屋粟、夫家之征，盖倍蓰而取，以困之也。所谓无牲、无盛、无椁、不帛、不衰，盖禁其合用以辱之也。其为示罚一也。然所罚之里布、屋粟，国用曷常仰给於此？郑氏注谓以共吉凶二服及丧器，误矣。至孟子言廛无夫里之布，则知战国时以成周所以罚游惰者为经常之征敛矣。是无罪而受罚也，可乎？甚至王介甫遂欲举此例以役坊郭之民。夫古人五亩之宅与田皆受之於官，是以不毛者罚之，後世官何尝以宅地场圃给民，而欲举此比乎？
鲁宣公十五年，初税亩（宣公无恩信於民，民不肯尽力於公田，履践案行择其善亩好榖者税取之）。
《左氏传》曰："非礼也，榖出不过藉（谓公田借民力耕之，税不过此），以丰财也。"
《公羊传》曰："讥始履亩而税也。古者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颂声作矣。"
《榖梁传》曰："私田稼不善则非吏（非，责也。吏，田畯也。言吏急民，使不得营私田），公田稼不善则非民（民勤私也）。初税亩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亩十取一也，以公之与民为己悉矣（悉谓尽其力）。"
鲁成公元年，作邱甲（《周礼》：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邱。邱十六井，出戎马一匹，牛三头。四邱为甸，甸六十四井，出长毂一乘、戎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赋，今鲁使邱出之，讥重敛）。
《左氏传》曰："为齐难故。"
鲁哀公十二年，用田赋（杜预注《左传》："邱赋之法，因其田财，通出马一匹、牛三头，今欲别其田及家财，各自为赋，故名田赋。"何休注《公羊传》："田谓一井之田，赋者敛取其财也。言用田赋者，若今汉家敛民钱以田为率矣。不言井者，城郭里巷亦有井，嫌悉赋之。《礼》：税民，公田不过什一；军赋，十井不过一乘。哀公外慕强兵，空尽国储，故复用田赋过什一"）。
《左传》："季孙欲以田赋，使冉有访诸仲尼。仲尼不对，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礼，施取於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如是，则以邱亦足矣（邱，十六井，出戎马一匹，牛三头，是赋之常法）。若不度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且子季孙若欲行而法，则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访焉。'不听。"
《国语》："仲尼不对，而私於冉有曰：'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远近；赋里以入，而量其有无；任力以夫，而议其老幼。於是乎有鳏、寡、孤、疾，有军旅之出则徵之，无则己（言无军旅则不征鳏、寡、孤、疾之赋）。其岁收，田一井出稯禾、秉刍、缶米，不是过也（此有军旅之岁所征。缶庾也，十六斗曰庾。十庾曰秉。秉，二百四十斗。四秉曰筥，十筥曰稯，稯六百四十斛）。先王以为足。若子季孙欲其法也，则有周公之籍；若欲犯法，则苟而赋，又何访焉。"
按：四井为邑，四邑为邱，四邱为甸，甸六十四井，成公以甸赋取之於邱，已是四倍於先王之时。今详夫子答语，如《左传》所载，似是以井赋取之於邱（田乃一井之田，注见上），则又十六倍於成公之时，未应如是其酷。如《国语》所载，是以军旅之赋施之平时，则只是每井加赋，而未必尽及一邱之数。此杜、何二公所注，所以有别赋家财及引汉敛民钱为喻之说也。
哀公问於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对曰："盍彻乎？"公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有若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二，谓己收公田之租，又履私田之亩，十取其一）？"公又问於孔子，孔子曰："薄赋敛，则人富。"公曰："若是，寡人贫矣。"对曰："岂弟君子，人之父母。未见子富而父贫也。"
滕文公使毕战问井地，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榖禄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夫滕壤地褊小，将为君子焉？将为野人焉？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馀夫二十五亩。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此其大略也。若夫润泽之，则在君与子矣。"
朱子《集注》曰："经界谓治地分田，经画其沟涂封植之界也。此法不修，则田无定分，而豪强得以兼并，故井地不均；赋无定法，而贪暴得以多取，故榖禄不平。野，郊外都、鄙之地。九一而助，为公田而行助法也。国中，郊门之内，乡、遂之地也。田不井授，但为沟洫，使什而自赋其一，盖用贡法也。周所谓彻法盖如此。当战国时，非惟助法不行，其贡亦不止什一矣。圭田，世禄常制之外又有此田，以奉祭祀，所以厚君子。不言世禄，滕已行之，但此未备。馀夫年十六授此田，在百亩之外，所以厚野人。'方里而井'以下，乃周之助法。上言野及国中二法，此独详於治野者，国中贡法当时已行，但取之过於什一耳。"
魏文侯时，租赋增倍於常，或有贺者，文侯曰："今户口不加而租赋岁倍，此由课多也。譬如彼治冶，令大则薄，令小则厚，治人亦如之。夫贪其赋税不爱人，是虞人反裘而负薪也。徒惜其毛，而不知皮尽而毛无所傅。"
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以为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除山泽、邑居三分去一，为田六百万亩。治田勤谨，则亩益三升（臣瓒曰："当言三斗，谓治田勤则亩加三斗也"），不勤，则损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减，辄为粟百八十万石矣（馀见《平粜门》）。
秦孝公十二年，初为赋（纳商鞅说，开阡陌，制贡赋之法）。
杜氏《通典》曰："秦孝公用商鞅。鞅以三晋地狭人贫；秦地广人寡，故草不尽垦，地利不尽出。於是诱三晋之人，利其田宅，复三代无知兵事，而务本於内；而使秦人应敌於外。故废井田，制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数年之间，国富兵强，天下无敌。"
吴氏曰："井田受之於公，毋得粥卖，故《王制》曰：'田里不粥'。秦开阡陌，遂得卖买。又战得甲首者益田宅，五甲首而隶役五家，兼并之患自此起。民田多者以千亩为畔，无复限制矣。"
朱子《开阡陌辩》曰："《汉志》言秦废井田，开阡陌。说者之意，皆以开为开置之开，言秦废井田而始置阡陌也。故白居易云：'人稀土旷者，宜修阡陌；户繁乡狭者，则复井田。'盖亦以阡陌为秦制，井田为古法。此恐皆未得其事之实也。按阡陌者，旧说以为田间之道，盖因田之疆畔，制其广狭，辨其纵横，以通人物之往来，即《周礼》所谓遂上之径、沟上之畛、洫上之涂、浍上之道也。然《风俗通》云：'南北曰阡，东西曰陌。'又云：'河南以东西为阡，南北为陌。'二说不同。今以《遂人》田亩、夫家之数考之，则当以後说为正。盖陌之为言百也，遂洫从，而径涂亦从，则遂间百亩，洫间百夫，而径涂为陌矣；阡之为言千也，沟浍横，而畛道亦横，则沟间千亩，浍间千夫，而畛道为阡矣。阡陌之名由此而得。至於万夫有川，而川上之路周於其外，与夫《匠人》井田之制，遂、沟、洫、浍亦皆四周，则阡陌之名疑亦因其横从而得之也。然遂广二尺，沟四尺，洫八尺，浍二寻，则丈有六尺矣。径容牛马，畛容大车，涂容乘车一轨，道二轨，路三轨，则几二丈矣。此其水陆占地不得为田者颇多，先王之意，非不惜而虚弃之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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