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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也，所以正经界，止侵争，时蓄泄，备水旱，为永久之计，有不得不然者，其意深矣。商君以其急刻之心，行苟且之政，但见田为阡陌所束，而耕者限於百亩，则病其人力之不尽；但见阡陌之占地太广，而不得为田者多，则病其地利之有遗。又当世衰法坏之时，则其归授之际，必不免有烦扰欺隐之奸，而阡陌之地切近民田，又必有阴据以自私，而税不入於公上者。是以一旦奋然不顾，尽开阡陌，悉除禁限，而听民兼并买卖，以尽人力；垦辟弃地，悉为田畴，而不使其有尺寸之遗，以尽地利；使民有田即为永业，而不复归授，以绝烦扰欺隐之奸；使地皆为田，而田皆出税，以核阴据自私之幸。此其为计，正与杨炎疾浮户之弊，而遂破租庸以为两税，盖一时之害虽除，而千古圣贤传授精微之意於此尽矣。故《秦纪》、《鞅传》皆云：'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蔡泽亦曰：'决裂阡陌，以静生民之业，而一其俗。'详味其言，则所谓开者，乃破坏剗削之意，而非创置建立之名；所谓阡陌，乃三代井田之旧，而非秦之所制矣。所谓'赋税平'者，以无欺隐窃据之奸也；所谓'静生民之业'者，以无归授取予之烦也。以是数者合而证之，其理可见，而蔡泽之言尤为明白。且先王疆理天下，均以予民，故其田间之道有经有纬，不得无法。若秦既除井授之制矣，则随地为田，随田为路，尖斜屈曲无所不可，又何必取其东西南北之正以为阡陌，而後可以通往来哉？此又以物情事理推之，而益见其说之无疑者。或乃以汉世独有阡陌之名，而疑其出於秦之所置。殊不知秦之所开亦其旷僻，而非通路者耳。若其適当冲要，而便於往来，则亦岂得而尽废之哉！但必稍侵削之，不复使如先王之旧耳。或者又以董仲舒言富者连阡陌，而请限民名田，疑田制之坏由於阡陌，此亦非也。盖曰富者一家兼有千夫、百夫之田耳。至於所谓商贾无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亦以千夫、百夫之收而言。盖当是时去古未远，此名尚在，而遗迹犹有可考者，顾一时君臣乃不能推寻讲究而修复之耳，岂不可惜也哉！"
始皇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实田。
《通典》曰："夏之贡，殷之助，周之彻，皆十而取一，盖因地而税。秦则不然，舍地而税人，故地数未盈，其税必备。是以贫者避赋役而逃逸，富者务兼并而自若。加以内兴工作，外攘夷狄，收大半之赋，发闾左之戍，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犹未足以赡其欲也。二世承之不变，海内溃叛。"
按：秦坏井田之後，任民所耕，不计多少，已无所稽考，以为赋敛之厚薄。其後遂舍地而税人，则其缪尤甚矣。是年，始令黔首自实田以定赋，《通典》所言，其是年以前所行欤？
秦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於古，或耕豪民之田，见税十五（言贫人无田，而耕垦豪富家之田，十分之中以五输田主也）。汉兴，循而未改。汉兴，天下既定，高祖约法省禁，轻田租，十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於民。
惠帝即位，减田租，复十五税一（汉初十五税一，中间废，今复之也）。
文帝十二年，诏赐天下民租之半。
晁错说上曰："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无捐瘠者，以蓄积多而备先具也。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禹，加以亡天灾水旱，而蓄积未及者，何也？地有遗利，民有馀力，生榖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民贫则奸邪生，贫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不能禁也。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四时之间无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於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方今之道，欲民务农，在於贵粟；贵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除罪。如此，则富人有爵，农民有财，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馀者也。取有馀以供君上，则贫民之赋可损。"上从其言，令民入粟边拜爵各有差。错复言边食足支五岁，可令入粟郡县；郡县足支一岁以上，可时赦勿收农民租。上从之，诏赐民田租之半。
十三年，除民之田租。
诏曰："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今勤身从事而有租税之赋，是谓本末无以异也，其於劝农之道未备。其除田之租税。"
致堂胡氏曰："汉志文帝时，封国渐众，诸侯王自食其地，王府所入寡矣。又与匈奴和亲，岁致金缯；复数为边患，天子亲将出击；复因河决，有筑塞劳费，大司农财用宜不致充溢。而文帝在位十二年，即赐民岁半租，次年遂除之。然则何以足用乎？盖文帝恭俭，百金之费亦不苟用，宫阃是效，流传国都，莫有奢侈之习，如之何不富？其财盖不可胜用矣。然後知导谀逢恶者，纳君於荒淫，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至於财竭，下畔而上亡，其罪可胜诛哉！"
按：文帝时，贾谊、晁错皆以积贮未备为可痛惜，说帝募民入粟拜爵。曾未几而边食可支五岁，郡县可支一岁，遂能尽蠲田之税租者，盖当时务末者多，农贱贾贵，一以爵诱之，则尽驱而之南亩。所谓为之者众则财常足，虽帝恭俭所致，亦劝励之有方也。
景帝元年，诏曰："间者岁比不登，民多乏食，夭绝天年，朕甚痛之。郡国或硗狭，无所农桑系畜；或地饶广，荐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其议民欲徙宽大地者，听之。"
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
先公曰："文帝除民田租税，後十三年至景帝二年，始令民再出田租，三十而税一。文帝恭俭节用，而民租不收者至十馀年，此岂後世可及！"
武帝元狩元年，遣谒者劝种宿麦。
董仲舒说上曰："《春秋》他榖不书，至於麦禾不成则书之，以此见圣人於五榖最重麦禾。今关中俗不好种麦，是岁失《春秋》之所重，而损生民之具也。愿陛下诏大司农，使关中民益种宿麦，毋令後时。"上从之。
仲舒又说上曰："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汉兴，循而未改。古井田法虽难猝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赡不足（名田，占田也。名为立限，不使富者过制，则贫弱之家可足也），塞并兼之路，然後可善治也。"竟不能用。
元鼎六年，上曰："左右内史地，名山川源甚众（内史地，谓京兆、扶风），细民未知其利。今内史稻田租挈重（挈，苦计反，收田租之约令也），不与郡同（郡，谓四方诸郡），其议减。令吏民勉尽地利，平繇行水勿失其时。"
元封四年，祠后土，赐二县及杨氏无出今年租赋。
五年，修封禅，所幸县无出今年租赋。
天汉三年，修封泰山，行所过无出田租。
帝末年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下诏曰："方今之务，在於力农。"以赵过为搜粟都尉。过能为代田，田一亩三〈田巛〉（〈田巛〉，垄也，或作"畎"）岁代处，故曰代田（代，易也），古法也。后稷始〈田巛〉田，以二耜为耦（并两耜而耕），广尺深尺曰〈田巛〉，长终亩。一亩三〈田巛〉，一夫三百〈田巛〉，而播种於〈田巛〉中，苗生叶以上，稍耨陇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故其《诗》曰："或耘或耔，黍稷嶷嶷。"耘，除草也。耔，附根也。言苗稍壮，每耨辄附根，比盛暑，陇尽而根深，能风与旱（能作"耐"），故嶷嶷而盛也。其耕耘下种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为田，一井一屋。故亩五顷（九夫为井，三夫为屋，夫百亩，於古为十二顷。古百步为亩，汉时二百四十步为亩。古千二百亩则得今五顷也），用耦犁、二牛三人，一岁之收，常过缦田亩一斛以上（缦田，谓不〈田巛〉者。音莫幹反），善者倍之（善为〈田巛〉者，又过缦田一斛以上）。过使教田太常、三辅（太常主诸陵，有民，故亦课田种），大农置工巧奴与从事，为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长、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学耕种养苗状。民或苦少牛，无以趋泽（趋，读曰趣，及也。泽，雨之润泽），故平都令光教过以人挽犁。过奏光以为丞（光，史失其姓），教民相与佣挽犁。率多人者田日三十亩，少者十二亩，以故田多垦辟。过试以离宫卒田其宫僡（而缘反）地（离宫，别处之宫，非天子所常居也，壖馀也。宫壖地，谓外垣之内，内垣之外。守离宫卒闲而无事，因令於僡地为田），课得榖皆多其旁田亩一斛以上。令命家田三辅公田（令离宫卒教其家田公田也），又教边郡及居延城（居延，张掖县）。是後边城、河东、弘农、三辅、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榖多。至孝昭时，流民稍还，田野垦辟，颇有蓄积。
石林叶氏曰："世多言耕用牛始汉赵过，以为《易》'服牛乘马，引重致远'，牛马之用盖同，初不以耕也。故华山、桃林之事，武王以休兵并言，而《周官》，凡农政无有及牛者。此理未必然。孔子弟子冉伯牛、司马牛皆名'耕'，若非用於耕，则何取於牛乎？《汉书 赵过传》但云：'亩五顷用耦耕，二牛三人。其後民或苦少牛，平都令光乃教过以人挽犁。'由是言之，盖古耕而不犁，後世变为犁法。耦用人，犁用牛，过特为之增损其数耳，非用牛自过始也。耦与犁皆耕事，故通言之。孔子言'犁牛之子傕且角'，则孔子时固己用犁，此二氏所以为字也。"
昭帝始元元年，诏毋令民出今年田租。
始元六年，令民得以律占租（武帝时，赋敛烦多，律外而取之，今始复旧。）
元凤二年，令三辅、太常、郡得以菽粟当赋（谓听以菽粟当钱物也）。
宣帝本始元年，凤凰集胶东千乘，赦天下租税勿收。
三年，诏郡国伤旱甚者，民毋出租赋。
四年，诏被地震伤坏甚者，勿收租赋。
元康二年，诏郡国被灾甚者，毋出今年租赋。
神爵元年，上行幸甘泉、河东，行所过毋出田租。
甘露二年，凤凰集新蔡，毋出今年租。
元帝初元元年，令郡国被灾害甚者，毋出租赋。
二年，郡国被地动灾甚者，毋出租赋。
永光元年，幸甘泉，所过毋出租赋。
成帝建始元年，郡国被灾什四以上，毋收田租。
鸿嘉四年，郡国被灾害什四以上，民赀不满三万，勿收租赋。
孝成帝时，张禹占郑、白之渠四百馀顷，他人兼并者类此，而人弥困。孝哀即位，师丹建言："古之圣王莫不设井田，然後治乃可平。孝文皇帝承周、秦兵革之後，天下空虚，故务劝农桑，帅以节俭，民始充实，未有兼并之害，故不为民田及奴婢为限。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赀数钜万，而贫弱逾困。盖君子为政，贵因循而重改作，所以可改者，将以救急也，亦未可详，宜略为限。"天子下其议，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请："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国中。列侯在长安，公主名田县道，及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无过三十顷。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关内侯、吏民三十人，期尽三年，犯者没入官。"时田宅、奴婢贾为减贱，丁、傅用事，董贤隆贵，皆不便也。诏书且须後，遂寝不行。
哀帝即位，令水所伤县邑，及他国郡灾害什四以上，民赀不满十万，皆无出今年租赋。
平帝元始二年，天下民赀不满二万，及被灾之郡不满十万，勿收租税。
汉提封田一万万四千五百一十三万六千四百五顷（提封者，大举其封疆也），其一万万二百五十二万八千八百八十九顷，邑居、道路、山川、陵泽群不可垦，其三千二百二十九万九百四十七顷可垦不可垦，定垦田八百二十七万五百三十六顷，汉极盛矣（据元始二年户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每户合得田六十七亩百四十六步有奇）。
王莽篡位，下令曰："古者设井田，则国给人富，而颂声作。秦为无道，坏圣制，废井田，是以兼并起，贪鄙生，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居。汉氏减轻田租，三十而税一，而豪民侵凌，分田劫假（分田，谓贫者无田而取富人田耕种，共分其所收。假，如贫人赁富人之田。劫者，富人劫夺其税，欺凌之也），厥名三十，实什税五也。富者骄而为邪，贫者穷而为奸，俱陷於辜，刑用不错。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买卖。其男口不过八，而田满一井者，分馀田与九族、乡党。"犯令，法至死，制度又不定，吏缘为奸，天下謷謷然，陷刑者众。後三岁，莽知民愁，下诏诸食王田及私属皆得卖买，勿拘以法。然刑罚深刻，他政誖乱，用度不足，数赋横敛，民愈贫困。
荀悦论曰："古者什一而税，以为天下之中正也。今汉氏或百一而税，可谓鲜矣，然豪强人占田逾侈，输其赋大半。官家之惠，优於三代；豪强之暴，酷於亡秦。是上惠不通，威福分於豪强也。文帝不正其本，而务除租税，適足以资豪强也。且夫井田之制不宜於人众之时，田广人寡，苟为可也。然欲废之於寡，立之於众，土地布列在豪强，卒而革之，并有怨心，则生纷乱，制度难行。由是观之，若高祖初定天下、光武中兴之後，人众稀少，立之易矣。既未悉备井田之法，宜以口数占田，为之立限，人得耕种，不得卖买，以赡贫弱，以防兼并，且为制度张本，不亦善乎！
老泉苏氏曰："周之时用井田。井田废，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也。耕者之田资於富民，富民之家地大业广，阡陌连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驱役，视以奴仆。安坐四顾，指麾於其间，而役属之民夏为之耨，秋为之获，无有一人违其节度以嬉，而田之所入已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於富强，耕者日食其半以至於穷饿而无告。夫使耕者至於穷饿，而不耕不获者坐而食富强之利，犹且不可，而况富强之民输租於县官，而不免於怨叹嗟愤！何则？彼以其半而供县官之税，不若周之民以其全力而供上之税也。周之什一，以其全力而供什一之税也。使其半供什一之税，犹用十二之税然也。况今之税，又非特止於什一而已，则宜乎其怨叹嗟愤之不免也。噫！贫民耕而不免於饥，富民坐而饱且嬉又不免於怨，其弊皆起於废井田井田。复，则贫民有田以耕，榖食粟米不分於富民，可以无饥；富民不得多占田以锢贫民，其势不耕则无所得食，以地之全力供县官之税，又可以无怨。是以天下之士争言复井田。既又有言者曰：'夺富民之田以与无田之民，则富民不服，此必生乱。如乘大乱之後，土旷而人稀，可以一举而就。高祖之灭秦，光武之承汉，可为而不为，以是为恨。'吾又以为不然。今虽使富民奉其田而归诸公，乞为井田，其势亦不可得。何则？井田之制，九夫为井，井间有沟；四井为邑，四邑为邱，四邱为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为一成；成间有洫，其地百井而方十里；四甸为县，四县为都，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为一同；同间有浍，其地万井而方百里。百里之间，为浍者一，为洫者百，为沟者万，既为井田，又必兼备沟洫。沟洫之制，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万夫之地，盖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间为川、为路者一，为浍、为道者九，为洫、为涂者百，为沟、为畛者千，为遂、为径者万。此二者非塞溪壑、平涧谷、夷邱陵、破坟墓、坏庐舍、徙城郭、易疆陇不可为也。纵使尽能得平原旷野，而遂规画於其中，亦当驱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粮，穷数百年专力於此，不治他事，而後可以望天下之地尽为井田，尽为沟洫，己而又为民作屋庐於其中，以安其居而後可。吁，亦已迂矣！井田成，而民之死其骨己朽矣。古者井田之兴，其必始於唐、虞之世乎（井田之法起於黄帝，事见《乡党门》）！非唐、虞之世，则周之世无以成井田。唐、虞启之，至於夏、商，稍稍葺治，至周而大备。周公承之，因遂申定其制度，疏整其疆界，非一日而遽能如此也，其所由来者渐矣。夫井田虽不可为，而其实便於今。今诚有能为近井田者而用之，则亦可以苏民矣乎！闻之董生曰：'井田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赡不足。'名田之说盖出於此。而後世未有行者，非以不便民也，惧民不肯损其田以入吾法，而遂因此以为变也。孔光、何武曰：'吏民名田，毋过三十顷，期尽三年，而犯者没入官。'夫三十顷之田，周民三十夫之田也。纵不能尽如周制，一人而兼三十夫之田，亦已过矣。而期之三年，是又迫蹙平民，使自坏其业，非人情，难用。吾欲少为之限而不夺其田，尝已过吾限者，但使後之人不敢多占田以过吾限耳。要之数世，富者之子孙或不能保其地以复於贫，而彼尝己过吾限者散而入於他人矣。或者子孙出而分之，己无几矣。如此，则富民所占者少，而馀地多，则贫民易取以为业，不为人所役属，各食其地之全利，利不分於人，而乐输官。夫端坐於朝廷，下令於天下，不惊民，不动众，不用井田之制，而获井田之利，虽周之井田，何以远过於此哉！"
水心叶氏进卷曰："今之言爱民者，臣知其说矣。俗吏见近事，儒者好远谋。故小者欲抑夺兼并之家，以宽细民，而大者则欲复古井田之制，使其民皆得其利。夫抑兼并之术，吏之强敏，有必行之於州县者矣。而井田之制，百年之间，士方且相与按图而画之，转以相授，而自嫌其迂，未敢有以告於上者，虽告亦莫之听也。夫二说者，其为论虽可通，而皆非有益於当世。为治之道，终不在此。且不得天下之田尽在官，则不可以为井，而臣以为虽得天下之田尽在官，文、武、周公复出而治天下，亦不必为井。何者？其为法琐细烦密，非今天下之所能为。昔者，自黄帝至於成周，天子所自治者皆是一国之地，是以尺寸步亩可历见於乡遂之中，而置官帅，役民夫，正疆界，治沟洫，终岁辛苦以井田为事；而诸侯亦各自治其国，百世不移。故井田之法可颁於天下。然江、汉以南，潍、淄以东，其不能为者不强使也。今天下为一国，虽有郡县吏，皆总於上，率二三岁一代，其间大吏有不能一岁半岁而代去者，是将使谁为之乎？就使为之，非少假十数岁不能定也。此十数岁之内，天下将不暇耕乎？井田之制虽先废於商鞅，而後诸侯封建绝，然封建既绝，井田虽在亦不可独存矣，故井田、封建相待而行者也。夫畎、遂、沟、洫，环田而为之，间田而疏之，要以为人力备尽，望之而可观，而得粟之多寡，则无异於後世。且大陂长堰因山为源，锺固流潦视时决之，法简而易周，力少而用博。使後世之治无愧於三代，则为田之利，使民自养於中，亦独何异於古！故後世之所以为不如三代者，罪在於不能使天下无贫民耳，不在於田之必为井、不为井也。夫已远者不追，已废者难因。今故堰遗陂在百年之外，潴防众流，即之渺然，僀漫千顷者，如其湮淤绝灭尚不可求，而况井田，远在数千载之上，今其阡陌连亘，墟聚迁改，盖欲求商鞅之所变且不可得矣。孔孟生衰周之时，井田虽不治，而其大略具在，勤勤以经界为意，叹息先王之良法废坏於暴君汗吏之手。後之儒者乃欲以耳目之所不闻不见之遗言，顾从而效之，亦咨嗟叹息以为不可废，岂不难乎！井田既然矣，今俗吏欲抑兼并，破富人以扶贫弱者，意则善矣，此可随时施之於其所治耳，非上之所恃以为治也。夫州县狱讼繁多，终日之力不能胜，大半为富人役耳。是以吏不胜忿，常欲起而诛之。县官不幸而失养民之权，转归於富人，其积非一世也。小民之无田者，假田於富人；得田而无以为耕，借赀於富人；岁时有急，求於富人；其甚者佣作奴婢，归於富人；游手末作，俳优技艺，传食於富人；而又上当官输，杂出无数；吏常有非时之责，无以应上命，常取具於富人。然则富人者，州县之本，上下之所赖也。富人为天子养小民，又供上用，虽厚取赢以自封殖，计其勤劳，亦略相当矣。廼其豪暴过甚，兼取无已者，吏当教戒之；不可教戒，随事而治之，使之自改则止矣。不宜豫置疾恶於其心，苟欲以立威取名也。夫人主既未能自养小民，而吏先以破坏富人为事，徒使其客主相怨，有不安之心，此非善为治者也。故臣以为儒者复井田之学可罢，而俗吏抑兼并富人之意可损。因时施智，观世立法。诚使制度定於上，十年之後无甚富甚贫之民，兼并不抑而自己，使天下速得生养之利，此天子与其群臣当汲汲为之。不然，古井田终不可行，今之制度又不复立，虚谈相眩，上下乖忤，俗吏以卑为实，儒者以高为名，天下何从而治哉！"
按：自秦废井田之後，後之君子每慨叹世主不能复三代之法，以利其民，而使豪强坐擅兼并之利，其说固正矣。至於斟酌古今，究竟利病，则莫如老泉、水心二公之论最为确实。愚又因水心之论而广之曰："井田未易言也。周制：凡授田，不易之地家百亩，一易之地二百亩，再易之地三百亩，则田土之肥瘠所当周知也。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则民口之众寡所当周知也。上农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则其民务农之勤怠又所当周知也。农民每户授田百亩，其家众男为馀夫，年十六则别受二十五亩，士工商受田，五口乃当农夫一人，每口受二十亩，则其民之或长，或少，或为士，或为商，或为工又所当周知也。为人上者必能备知闾里之利病，详悉如此，然後授受之际可以无弊。盖古之帝王分土而治，外而公、侯、伯、子、男，内而孤卿、大夫，所治不过百里之地，皆世其土，子其人。於是取其田畴而伍之，经界正，井地均，榖禄平，贪夫豪民不能肆力以违法制，汙吏黠胥不能舞文以乱簿书。至春秋之世，诸侯用兵争强，以相侵夺，列国不过数十，土地浸广。然又皆为世卿、强大夫所裂，如鲁则季氏之费、孟氏之成，晋则栾氏之曲沃、赵氏之晋阳，亦皆世有其地。又如邾、莒、滕、薛之类，亦皆数百年之国，而土地不过五七十里，小国寡民，法制易立。窃意当时有国者授其民以百亩之田，壮而畀，老而归，不过如後世大富之家，以其祖父所世有之田授之佃客。程其勤惰以为予夺，较其丰凶以为收贷，其东阡西陌之利病，皆其少壮之所习闻，虽无俟乎考核，而奸弊自无所容矣。降及战国，大邦凡七，而么么之能自存者无几。诸侯之地愈广，人愈众。虽时君所尚者用兵争强，未尝以百姓为念，然井田之法未全废也。而其弊已不可胜言，故孟子有'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之说，又有暴君汙吏慢其经界之说。可以见当时未尝不授田，而诸侯之地广人众，考核难施，故法制隳弛，而奸弊滋多也。至秦人尽废井田，任民所耕，不计多少，而随其所占之田以制赋。蔡泽言'商君决裂井田，废壤阡陌，以静百姓之业，而一其志。'夫曰'静'，曰'一'，则可见周授田之制，至秦时必是扰乱无章，轻重不均矣（晦庵《语录》亦谓："因蔡泽此语，可见周制至秦不能无弊"）。汉既承秦，而卒不能复三代井田之法，何也？盖守令之迁除，其岁月有限；而田土之还授，其奸弊无穷。虽慈祥如龚、黄、召、杜，精明如赵、张、三王，既不久於其政，则岂能悉知其土地民俗之所宜，如周人授田之法乎？则不过受成於吏手，安保其无弊？後世盖有争田之讼，历数十年而不决者矣。况官授人以田，而欲其均平乎！杜君卿曰：'降秦以後，阡陌既敝，又为隐核。隐覈在乎权宜，权宜凭乎簿书，簿书既广，必藉众功，藉众功则政由群吏，由群吏则人无所信矣。夫行不信之法，委政於众多之胥，欲纪人事之众寡，明地利之多少，虽申、商督刑，挠、首总算，不可得而详矣。'其说可谓切中秦汉以後之病。然揆其本原，皆由乎地广人众，罢侯置守，不私其土、世其官之所致也。是以晋太康时，虽有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之制，而史不详言其还受之法。未几，五胡雲扰，则已无所究诘。直至魏孝文始行均田，然其立法之大概，亦不过因田之在民者而均之，不能尽如三代之制。一传而後，政己圮乱。齐、周、隋因之，得失无以大相远。唐太宗口分、世业之制，亦多踵後魏之法，且听其买卖而为之限。至永徽而後，则兼并如故矣。盖自秦至今，千四百馀年，其间能行授田、均田之法者，自元魏孝文至唐初才二百年，而其制尽隳矣。何三代贡、助、彻之法千馀年而不变也？盖有封建足以维持井田故也。三代而上，天下非天子之所得私也；秦废封建，而始以天下奉一人矣。三代而上，田产非庶人所得私也；秦废井田，而始捐田产以与百姓矣。秦於其所当予者取之，所当取才予之，然沿袭既久，反古实难。欲复封建，是自割裂其土宇，以启纷争；欲复井田，是强夺民之田产以召怨僁，书生之论所以不可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