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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刻书之胜于宋本
宋本以下，元本次之。然元本源出于宋，故有宋刻善本已亡，而幸元本犹存。胜于宋刻者，经则元元贞丙申平阳梁宅本《论语注疏》，胜于宋十行本也。元大德平水曹氏进德斋本《尔雅郭璞音注》，胜于明吴元恭所从出之宋本也。史则元大德九年重刊宋景祐本《后汉书》，胜于宋建安刘元起之本也。《黄记》。此外如建安刘元起刊于家塾敬室本。又有一大字，皆名为宋，而实则不及元明刊本。盖所从出本异也。子则元大德本《绘图列女传》，胜于阮氏文选楼所据刻之余氏勤有堂本也。阮本谓图出晋顾恺之，颇为附会。观孟母传图，刻有书院题字，则是宋坊估所为也。元刻《纂图互注扬子法言》，胜于宋治平监本也。集则元大德本《增广音注丁卯诗集》，胜于宋版也。二卷。《瞿目》云：“钱遵王云元刻较宋板多诗太半。”元张伯颜刻《文选李善注》，胜于南宋尤袤本也。胡克家仿刻宋本即尤本。《孙记》极称张伯颜本之善。蒋光煦《东湖丛记》元板李善《文选注》跋云：“钱遵王《读书敏求记》云，《善注》有张伯颜重刊，元板不及宋板远甚。以余所闻，中吴藏书家所有宋本已多不全，似未若斯之完善。”皆张本定论。元延祐庚申叶曾南阜书堂刻本《东坡乐府》，胜于宋绍兴辛未曾慥刻本也。《黄记》：“顾千里曰，非宋刻，却胜于宋刻。昔钱遵王已云宋刻殊不足观。则元本信可宝。”举此数者以概其馀，是不当震于宋刻之名，而谓元明皆自桧以下也。
元刻书多用赵松雪体字
徐康《前尘梦影录》云：“元代不但士大夫竞学赵书，如鲜于困学、康里子山，即方外如伯雨辈，亦刻意力追，且各存自己面目。其时如官本刻经史，私家刊诗文集，亦皆摹吴兴体。至明初吴中四杰高、杨、张、徐，尚沿其法。即刊板所见，如《茅山志》、《周府袖珍方》，皆狭行细字，宛然元刻。字形仍作赵体。沿至《匏庵家藏集》、《东里文集》，仍不失元人遗意。至正德时，慎独斋本《文献通考》细字本，远胜元人旧刻。大字巨册，仅壮观耳。迨至万历季年，风行书帕礼书，不求足本，但取其名。如陈文庄、茅鹿门、钟人杰辈，动用细评，句分字改，如评时文。然刻书至此，全失古人真面。顾千里拟之秦火，未为苛论也。”按，徐康为吴枚庵门人，故言板刻甚精。核《天禄琳琅》六，《欧文忠公文集》一百五十三卷、《年谱》一卷、《附录》五卷，云：“此书字法，规仿鸥波，深得其妙。观其橅印之精，非好古者不能为此。”《陆续跋》有元堑吴澄《礼记纂言》三十六卷，“雕刊工整，字皆赵体。”《黄记》，元本《稼轩长短句》十二卷，“是书旧刻，纯乎元人松雪翁书。”又校无本张讱庵跋云：“大德刊本，大字行书，流丽娟秀，如松雪翁体。”又《陆志》有元刊元印《清容居士集》五十卷，云：“有赵子昂笔意，元版中上乘也。”又影写元刊本《汉泉曹文贞公诗集》十卷，云：“宋宾王识略云，阅桃花坞文瑞堂所得秀野草堂顾氏藏《曹汉泉集》五卷，字画端楷，直出松雪手书。”元时名集动国帑镂板，故得名手书文，良工刊刻。《瞿目》元刊本曹伯启《汉泉曹文贞公诗集》十卷，云：“国子生浚仪胡益编录。写刻甚精，书法似赵文敏。殆即益所书也。”吾藏元张伯颜刻《文选》、大德本《绘图列女传》，字体流动，而沉厚之气溢于行间。《列女传》绘图尤精，确为松雪家法。字含钟繇笔意，当是五十以后所书。然不如所书《道德宝章》卷末题赵名者，信而有徵也。《四库书目提要》：内府藏本为元本。《瞿目》有明刊本，吾亦有之。道光戊戌施禹泉刊本摹仿亦精。至世传大定乙巳刻宋人编《两汉策要》，十二卷。毛扆《珍藏秘本书目》载之，谓为元人手钞，与元人手钞《古文苑》相次。云：“二书一笔赵字，或谓赵文敏手书，而无款不敢定之。”乾隆五十八年，如皋张氏以毛本重刻，摹仿极工。前附有翁方纲题，后附梁同书、窦光鼐、周骏发、朱钰、姚棻、邵齐熊诸跋。但以为元名手书，不敢定为松雪亲笔。惟邵跋援陆学士、秦中丞及简斋先生，当是袁简斋。定为松雪手迹，谓非馀子能办。吾亦信以为然。盖松雪平生工于字，亦勤于钞书，世传所书《道德经》见于各家集帖收藏家题跋者，已十数本之多。明张丑《书画见闻表》，列有《左传》正文全部及《李太白集》。沈初《西清笔记》，有赵文敏小楷《四十二章经》、《法华经》全部。可见赵钞之未传刻者正复不少。不仅元时一朝刻书风气视此翁为转移也。
元刻书多名手写
元刻书体有倩名手书者，《天禄琳琅》五元板史部，《山海经》十八卷，云：“字仿欧体，用笔整严，在元刻中询为善本。乾隆御题云：‘是本笔法，刻画清峭，当为元版之佳者。’”又《后编》十一元版集部，曾巩《元丰类稿》五十卷，云：“书法椠手，俱极古雅。麻纸浓墨，摹印精工，为元刻上乘。”又《欧阳文忠公集》一百五十三卷：“椠法精朗，纸墨俱佳，元版中甲观。”《陆续跋》，元椠周伯琦《六书正讹》五卷：“每叶八行，篆文约占小字六格。小字双行，每行二十字。篆文圆劲，楷书遒丽，盖以伯温手书上版者。”又元刊杨桓《书学正韵》三十六卷：“分韵编排，先篆，次隶省，次讹体，条理周详，字画端整。”又元刊杨桓《六书统》二十卷、《六书溯源》十三卷，《瞿目》云：“桓夙工篆籀，全书皆其手写，故世特重之。”又元刊本元吴莱《渊颖吴先生集》十二卷，云：“刻于至正二十六年，未有金华后学宋璲誊写一行。璲工四体书，此书为其手写，古雅可爱，尤足珍也。”又元刊本刘大彬《茅山志》十五卷，云：“明永乐刻本。胡俨序谓原本为张雨所书，至为精洁，即此本也。”此类元刻，其工者足与宋椠相颉颃。特以①时代论，不免有高下之见耳。至《陆志》有元本俞琰《周易集说》不分卷，上下经彖传，后跋所载，皆其孙贞木桢、植缮写，谨锓梓于家之读易楼。此家写家刻本，尤为千古佳话，宋元以来刻书中所罕见也。
元时官刻之书，多由中书省行江浙等路有钱粮学校赡学田款内开支。有径由各省守镇分司呈请本道肃政廉访使行文本路总管府事下儒学者；有由中书省所属呈请奉准施行，展转经翰林国史院、礼部详议照准行文各路者。事①《周易集说》撰者之名他本有异，《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内府藏本作“俞琬”，周中孚《郑堂读书记》著录通志堂经解本作“俞炎”。不一例，然多在江浙间。今据各书存于今者考之。其由国子监呈本监牒呈中书省行浙东道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分派本路儒学召工开雕者，如至元三年庆元路之刻《玉海》二百卷是也。其由翰林国史院待制应奉编修各官呈本院详准呈中书省札付礼部议准，仍由中书省行江浙等处行中书省下杭州路西湖书院开雕者，如至正二年杭州路之刻苏天爵《国朝文类》七十卷是也。其由各路守镇分司司官议牒呈由本道肃政廉访使司照准，委本路儒学教授校勘者，如至正二十五年江南浙西道肃政廉访使司据平江路守镇分司司官佥事伯颜帖木儿嘉议牒之刻吴师道重校鲍彪注《战国策》十卷是也。其由各道廉使议牒呈由本肃政廉访使司移文本路儒学开雕者，如至正五年江西湖东道肃政廉访使司准本道廉使太中议牒，移文抚州路总管府行本路儒学刊行虞集《道园类稿》五十卷；至正丙戌江北淮东道肃政廉访使司准本道廉使王正议牒，行本路儒学刊板萧?《勤斋集》八卷；至元二年婺州路总管府经历司钞录到浙东海右道肃政廉访司经历司准经历张登仕牒请，移文本路儒学刻金履祥《论语集注考证》十卷；又至元五年江北淮东道肃政廉访司准本道廉使苏嘉议牒，移文扬州路总管府照行江淮儒学刻马祖常《石田文集》十五卷；至正九年江南浙西道肃政廉访使司准本道佥事哈刺那海议牒，移文嘉兴路总管府照验行各路儒学刻刘因《静修先生集》三十卷是也。其由御史台据监察御史呈中书省送礼部议准，仍由中书省行各道发本路儒学刊行者，如至正八年御史台呈中书省，据监察御史段弼、杨惠、王思顺、苏宁等呈行礼部议准行江浙各路刊行宋褧《燕石集》十五卷；至治辛酉壬戌御史台呈中书省，据监察御史呈行礼部议准行江浙或江西行省刊行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五十卷是也。其由集贤院呈中书省，札付礼部议准咨各处行中书省本路刊行者，如延祐五年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发下所辖各路儒学梓行郝文忠《陵川集》三十九卷是也。然亦有由中书省奉圣旨径下江浙江西发刊者，如至正五年刻《辽》、《金》二史，其前有牒江浙行中书省文云：“准中书省咨右丞相奏，去岁教纂修《辽》、《金》、《宋》三史，令浙江、江西二省开板。就彼有的学校钱内就用，疾早教各印造一百部。钦此。”见《孙记》、《钱记》。六年刻《宋史》，前亦有此公牒，云：“精选高手人匠就用，赉去净稿，依式镂板，不致差讹。所用工物，本省贡士庄钱内应付。如果不敷，不拘是何钱内放支，年终照算。仍禁约合属，毋得因而一概动扰违错。工毕，用上色高纸印造一百部。装潢完备，差官赴都解纳。”见《陆志》。盖此乃奉旨特修之书，故非由属下议刻之件所得比例。然吾因此见元时江南学田之赡足，而诸人呈请发刻，亦未免各有所私。观其呈刻别集如此之多，是亦近于滥费也已。
元时刻书之工价
元时刻书工价，据陈编《廉石居记》，载元张铉《金陵新志》十五卷前钞录御史台等处文移，略云：“宋景定十志，旧板已经烧毁。元时重刊，先有郡士戚光，妄更旧志。当时议因旧志之已成，增本朝之新创。故其书皆用《建康志》准式，凡壹拾伍卷，壹拾叁册，分派溧阳州学刊雕五卷，溧水州学、明道书院各三卷，本路儒学刊造二卷。按：五卷、三卷、二卷等“卷”字，当是册字误笔。若作“册”则合壹拾叁册之数，作“卷”则少二卷。及序文图本，照依元料工物合用价钱，于各学院钱粮内除破，共中统钞壹佰肆拾叁定贰拾玖两捌钱玖分玖厘。俱见序例所载。”按：“定”即锭字，正本作铤。《金史?食货志》：“旧例银每挺五十两，共直百贯。民间或有截凿之者，其价亦随低昂，遂改铸银，名‘承安宝货’。一两至十两分五等，每两折钱二贯，公私同见钱用。”陶九成《辍耕录》至元十三年，大兵回扬州。丞相伯颜号令搜检将士行李，所得撒花银子，销铸作锭。每重五十两，归朝献纳……后朝廷亦自铸。至元十四年重四十九两，十五年重四十八两。据此，则金元币制，一锭银皆五十两为率。《金陵志》刻价果以五十两一锭计算，则需实银七千一百柒十玖两捌钱九分玖厘，是每卷合用银四百四十馀两。古今刻书之工，恐未有贵于此者。即以五两一锭计算，亦需实银七百四十四两捌钱玖分玖厘。以十五卷之书似不应有如许刻价，岂当时浮支冒领，亦如今日各省书局之不实不尽乎？元政不纲，于此可见。然一代刻书之费，全出于学院钱粮，则元代学粮之富足，又为唐宋所未有矣。
明时官刻书只准翻刻不准另刻
明时官刻书，只准翻刻，不准另刻。世传闽中刻《五经》、《四书》，首有提刑按察司牒建宁府云：“福建等处提刑按察司为书籍事。照得《五经》、《四书》，士子第一切要之书。旧刻颇称善本，近时书枋射利，改刻袖珍等版。款制褊狭，字多差讹。如巽与讹作巽语，由古讹作犹古之类，岂但有误初学，虽士子在场屋，亦讹写被黜，其为误亦已甚矣。该本司看得书传海内，板在闽中，若不精校另刊，以正书枋之谬，恐致益误后学。议呈巡按察院详允会督学道选委明经师生，将各书一遵钦颁官本，重复校雠。字画、句读、音释，俱颇明的。《书》、《诗》、《礼记》、《四书》传说，款识如旧。《易经》加刻《程传》，恐只穷本义，涉偏废也。《春秋》以《胡传》为主，而《左》、《公》、《穀》三传附焉，资参考也。刻成合发刊布。为此牒仰本府著落当该官吏，即将发出各书，转发建阳县。拘各刻书匠户到官，每给一部，严督务要照式翻刊。县仍选委师生对同，方许刷卖。书尾就刻匠户姓名查考，再不许故违官式，另自改刊。如有违谬，拿问重罪，追版铲毁，决不轻贷。仍取匠户不致违谬，结状同依准缴来。嘉靖拾壹年拾贰月□□日，故牒建宁府。”按：此牒载所刻《春秋》四传，又载《礼记集说》，见《丁志》。足见明时法制之严，刻书之慎。而建宁匠人之盛，自宋以来至明五六百年，流风不坠。观于此牒，亦可想其专精雕镂矣。
明时书帕本之谬
明时官吏奉使出差，回京必刻一书，以一书一帕相馈赠，世即谓之“书帕本”。语详顾炎武《日知录》。王士祯《居易录》云：“明时翰林官初上或奉使回，例以书籍送署中书库，后无复此制矣。又如御史巡盐茶学政部郎权关等差，率出俸钱刊书，今亦罕见。宋王琪守苏州，假库钱数千缗大修设厅。既成，漕司不肯破除。琪家有《杜集》善本，即俾公使库镂板印万本，每部值千钱，士人争买之。既偿省库，羡馀以给公厨。此又大裨帑费，不但文雅也。”按，明时官出俸钱刻书，本缘宋漕司郡斋好事之习。然校勘不善，讹谬滋多。至今藏书家均视当时书帕本比之经厂坊肆，名低价贱，殆有过之。然则昔人所谓刻一书而书亡者，明人固不得辞其咎矣。
明人不知刻书
吾尝言明人好刻书，而最不知刻书。郎瑛《七修类稿》云：“世重宋版诗文，以其字不差谬。今刻不特谬，而且遗落多矣。予因林和靖诗而叹之，旧名止曰《漫稿》，上下两卷，今分为四卷。旧题如《送范寺丞仲淹》，今改为《送范仲淹寺丞》者最多，已非古人之意矣。今拾遗，《和运使陈学士游灵隐寺古诗四章》，宋刻首篇者也。今仅律绝多，而遂以此为拾遗可乎。”《丁志》影宋本《和靖先生诗集》二卷下，引之不详。然不独《林集》为然也，《四库书目提要》集部诗文评类，《诗话总龟前集》四十八卷、《后集》五十卷，“宋阮阅撰……案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序曰：‘舒城阮阅，昔为郴江守，尝编《诗总》，颇为详备。’……则此书本名《诗总》，其改今名，不知出谁手也。此本为明宗室月窗道人所刊，并改其名为阮一阅，尤为疏舛。其书《前集》分四十五门，所采书凡一百种；《后集》分六十一门，所采书亦一百种。分类琐屑，颇有乖于体例。前有郴阳李易序，乃曰：‘阮子旧集颇杂，月窗条而约之，汇次有义，棼结可寻。’然则此书已经改窜，非其旧目矣。”是虽天潢刻书，亦不可据。今阮氏原本已归缪氏艺风堂，卷帙完全，与月窗所刻者迥别。以较《提要》所指摘者，皆非原书之文，可知朱明一朝刻书，非仿宋刻本，往往羼杂己注，或窜乱原文。如月窗之类，触目皆是，不仅此二书然也。嗟乎，明人虚伪之习，又岂独刻书一事也哉！
明南监罚款修板之谬
明两监书板，尤有不可为训者。如南监诸史，本合宋监及元各路儒学板凑合而成。年久漫漶，则罚诸生补修，以至草率不堪，并脱叶相连亦不知其误。北监即据南本重刊，谬种流传，深可怪叹。吾不知当时祭酒、司业诸人，亦何尸位素餐至于此也。或谓当时监款支绌，不得不借此项收入略事补苴，且于节用之中而见课士之严肃。其立法未为不善。虽然，南监板片皆有旧本可仿，使其如式影写，虽补板亦自可贵。乃一任其板式凌杂，字体时方时圆，兼之刻成不复细勘，致令讹谬百出。然则监本即不毁于江宁藩库之火，其书虽至今流传，亦等于书帕坊行，不足贵重矣。
明人刻书改换名目之谬
明人刻书有一种恶习，往往刻一书而改头换面，节删易名。如唐刘肃《大唐新语》，冯梦祯刻本改为《唐世说新语》。先少保公《岩下放言》，商维濬刻《稗海》本，改为《郑景望蒙斋笔谈》。朗奎金刻《释名》，改作《逸雅》，以合五雅之目。全属臆造，不知其意何居。又如陶九成《说郛》，《四库书目提要》子部杂家杂纂之属，《说郛》一百二十卷，云：“周亮工《因树屋书影》称，南曲寇四家，有宗仪《说郛》全部，几四巨橱。世所行者非完本。……弘治丙辰上海郁文博改编百卷，窜改旧本，已非九成之旧。此本百二十卷，为顺治丁亥姚安陶珽所编，又非文博之旧矣。”胡文焕《格致丛书》，《黄记》，校元本《宋提刑洗冤录》云：“胡文焕覆本。文理略同，殊多脱误，且改易卷第。”又云：“明人喜刻书，而又不肯守其旧，故所刻往往戾于古。即如此书，能翻刻之，可谓善矣。而必欲改其卷第，添设条目，何耶！”陈继儒《秘笈新书》，《四库书目提要》子杂家类，《野客丛书》三十卷，附《野老记闻》一卷，云：“书本三十卷，见于自序。陈继儒《秘笈》所刻仅十二卷。凡其精核之处，多遭删削。今仍以原本著录，而继儒谬本则不复存目。”尤为陋劣。然《说郛》为后人一再改编，信非南村之病。胡文焕一坊估，无知妄作，亦不必论其是非。独《秘笈》全出于欺世盗名，其智计与书帕房卷何异！否则岂有自命文人，而为此诬乱古人疑误后学之事者。此明季山人人品之卑下，即此刻书而可见矣。
明人刻书添改脱误
宋刻书遇脱字，添补字行之傍，或二字并作一格。吾见张栻所撰《诸葛武侯传》大字宋刻本如此，明仿南宋八行十七字本《两汉书》亦然。南宋有两刻本，一为嘉定戊辰建宁书铺蔡琪一经堂刻，一为无元号年月白鹭洲书院刻，皆重刻北宋嘉祐本。是脱字添改，在宋初已有之。明时有甘复《山窗馀稿》一卷，《黄记》云：“此刻遇衍字，加点于旁，或即以所改字注于旁。遇脱字，亦如之。此法甚善。古书每行字不齐，故有时挤下几字，拔疏几字，以迁就之，从未有如此刻例之旁注者。吾谓刻书之法，此可取。则省修板剜损之虞，且古帖有如此刻者，何独不可施诸书耶？”吾谓黄氏亦过于好古之言，究竟刻书首在凝神校勘，以免脱误。如宋本之一格两字，苟其书文法甚古，几何不使读者致正文、注文之不分乎！经史子部，多有此病。至误字添改于旁，尤有刺目之害。黄氏言古帖有如此者，不知古帖或由原本真迹，不可改迻，或由重刻裁行，致有夺字。然《兰亭》因“曾不知老之将至”，夺曾添曾，于曾傍加亻，后遂误曾为“僧”。怀素《千文》，“律召调阳”，因草召如“吕”，今竟讹召为“吕”。安得考碑帖者人人如翁覃溪，读古书者人人如王怀祖。黄氏所言，殆不可为训矣。
明许宗鲁刻书用《说文》体字
明嘉靖间，闽中许宗鲁刻书，好以《说文》写正楷，亦是一弊。吾家有《国语韦昭注》一种，板心有“宜静书屋”四字，望之殊为古雅。然宋岳珂《九经三传沿革例》字画一条云：“其有骇俗者，则通之以可识者。注，谓如‘冝’之为‘宜’、‘冝’之为‘晋’之类，皆取《石经》遗文。”又云：“非若近世眉山李肩吾从周所书《古韵》及文公《孝经刊误》等书，纯用古体也。”可知刻书字贵通俗，在宋已然，何况今日。许氏于嘉靖七年刻《吕氏春秋》，亦系古体字。毕氏沅经训党校刻吕书，其引据诸本，目列之第三，云：“此从宋贺铸旧校本，字多古体。”是毕氏直以许刻源本宋椠，而不知其自我作古也。顾此亦嘉靖间风气如此。吾藏嘉靖十年陆钺刻《吕氏家塾读诗记》，亦系如此。在明人则又过于好古矣。
明刻书用古体字之陋
明中叶以后诸刻稿者，除七子及王、唐、罗、归外，亦颇有可采取者。然多喜用古体字，即如海盐冯丰诸人尤甚。查他山先生见之曰：“此不明六书之故，若能解释得出《说文》，断不敢用也。”虽然，查氏之说，未免高视明人。有明一代，为《说文》之学者，仅有赵宦光一人。所为长笺，犹多臆说，且其人已在末季。其时刻书用古体字之风，亦稍衰歇矣。吾尝言，与明时刻书人言字学，但语以王安石《字说》，即可去其嗜古好奇之病。盖王氏《字说》，多从真楷一体。以言六书，则诚不免杜撰。以言刻书，则可引之通俗。何必欲其解释《说文》耶。
明时刻书工价之廉
蔡澄《鸡窗丛话》云：“先辈云，元时人刻书极难。如某地某人有著作，则其地之绅士呈词于学使。学使以为不可刻则已，如可，学使备文咨部，部议以为可，则刊板行世。不可，则止。故元人著作之存于今者，皆可传也。前明书皆可私刻，刻工极廉。闻前辈何东海云，刻一部《古注十三经》，费仅百馀金。故刻稿者纷纷矣。尝闻王遵岩、唐荆川两先生相谓曰：‘数十年读书人，能中一榜，必有一部刻稿。屠沽小儿，身衣饱暖，殁时必有一篇墓志。此等板籍，幸不久即灭。假使尽存，则虽以大地为架子，亦贮不下矣。’又闻遵岩谓荆川曰：‘近时之稿板，以祖龙手段施之，则南山柴炭必贱。’”按明时刻字工价，有可考者，《陆志》、《丁志》有明嘉靖甲寅闽沙谢鸾识岭南张泰刻《豫章罗先生文集》，目录后有“刻板捌拾叁片，上下二帙，壹佰陆拾壹叶，绣梓工赀贰拾肆两”木记。以一版两叶平均计算，每叶合工赀壹钱伍分有奇。其价廉甚。至崇祯末年，江南刻工尚如此。徐康《前尘梦影录》云：“毛氏广招刻工，以《十三经》、《十七史》为主。其时银串每两不及七百文，三分银刻一百字，则每百字仅二十文矣。”今湖南刻书，光绪初元，每百字并写刻木版工赀五六十文。中叶以后，渐增至八九十文。元体字小者百五十文，大者二百文。篆隶每字五文，至宣统初已增至百三十文。以每叶五百字出入，每钱银直百六十文计，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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