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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H. Cretton撰
上篇
约莫二百年前，历史从寺院的幽静中被搅扰了，被带到了文雅的社会里。它开始在更近人情之眼界的广博、更客观的反省中，表现它的一些特性。现在市场的噪杂是环绕着它。它的世界是一个事务与事业的世界，它不再发出正教的命令，它也停止教训了，它成了历史家的气质及其同时人的观念互相感应之结果。那些观念对它各有所要求，它的前途靠它对那些要求所起之反应的性质而定。
产生现代诸历史学派之变化的双重性质还没有受到充分的注重，他们的历史照例从伍尔夫（Wolff）的《〈荷马史诗〉考证》出版算起。这本书人们早已公认为比较批评及科学考证的近代系统中第一个完全的例子。它虽然表示史家对于史料的态度的转变，但并没有改变历史的哲学概念，也没有改变历史在人类智力中的地位，“这种变化的产生有待史学观点的改易”。它影响方法，但不影响观点。方法的变化与观点的变化间有这样的差别：方法可以完全出于学问及研究的精神，但观点却由于另外一种精神而生。我们可以想像这样的一个历史家，他面对着若干远古的记载，他只想把这一切加以考验，并究问还有没有别的事实需要顾及，还有没有新的发现，可藉以改变旧传统。除此以外，他再没有别的想头。但是一个人若问到现代的生活与历史的接触点是什么————历史在人心中占什么地位————时，他是感觉着另外一种冲动，这不是属于学问的冲动，而是生活与经验的冲动。当然在任何时代的历史家都会问及，历史的目的是什么？马可黎曾经答复这问题道：历史，用性格及情节之活动的叙述以灌注普遍的真理于人心中。罗斯柏利（Rosebery）还在响应这个答案，他说：“历史是人类传记的宝库，这宝库充满了高尚的模范及优美的感兴。”当这种答案能被史家接受时，史学界显然未曾经过澈底的变化。凡涉想及现代历史体裁与目的的人绝不会做这类的答案。他所得的结论该是：历史知识的价值在它影响我们对当代种种问题的反应，影响我们一般的心智的“眼光”，它影响我们对于每一消息及批评的刺激的反应。换句话说：历史第一次真正地回顾从前历史家把自己放在过去的某一点，而向前工作。昔人把4004B.C.的年代印在圣经的开头，把764B.C.印在罗马史的开头都不是偶然的事。从他们的观点看来，他们的旅行必须从一特定地点出发，照现代的历史家的看法，那确定地点就是当今。他不把他自己运回到过去，然后推到现在。他们往后追溯，就过去事迹中，特别选择其对当代问题有重大意义的。从前的历史家把年代看得很重，现在的历史家却把年代看得较轻了。这些史迹的生命力不在自身，而在它们对探照灯所反映出来的一星闪光。这种观点的变化比方法的变化出现得晚些，因为它不是连续的，所以它的进展也较难以追溯。学问精神的变化，一经开始，可以凭自身的动力，直继续下去。观点的变化受思潮起伏所支配，它也受社会及政治运动所造成的阻力及助力所支配。但是亚丹·斯密的著作可以算作一条发展的路线的起点。这路线经由勃克尔（Buckle）及拉其（Lecky）到达格林的《英国民族史略》的穷途，又到达马克斯的更有力量的影响。
这种变化的性质，使得我们无须乎（若不是不可能的话）详细去追溯历史知识的进步。有两句十八世纪的名言恰可以作现在与过去的史学的分界石。一句是瓦尔浦的话：给我念什么东西都可以，只不要历史，因为历史必定是假的；另外一句是约翰生博士的话：历史必定是一种编日历的工作。这些说法有一共同之点就是，历史仅仅是许多断案的聚合。瓦尔浦暗示历史与生活及时代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任何时期或任何人物的历史的推论可以对或不对，但是认为历史必定是假的这种情感只能从一种信念而生。那就是说，历史与常态的生活及常态的人类的心绝不相干。约翰生暗示出历史与哲学或智力的好奇心无关，照近代的说法，历史乃一人生的理论，乃一智力的公式。照这说法解释，上引的两句名言便成了全无意义的。史学革命的完成由此可见，约翰生的话不用说了，瓦尔浦之谬也是显然的，因为说历史一定是假的，就等于说当代的社会学、哲学、政治哲学没有一派是站得住的，同时也没有学问或科学的考据那回事。
在改变观点及方法的种种势力中，有些原素可以用来解释历史在今日的地位。虽然那变化可以从伍尔夫与亚丹·斯密的著作算起，《〈荷马史诗〉考证》及《原富》，都不是突然爆发在一个陌生的世界中的，它们都立即为人认识，换句话说，它们都是若干思想趋势的最显著的、最完满的结果。这些趋势我们可以很粗略地概括于理性主义的题目下，对于教会权威的反抗在历史及其他学术上同样是不可免的。耶教的种种影响当中，其一种最有力而持久的就是把这世界和它的过去切断。罗马文化的毁灭固然必在欧洲历史上造成一道鸿沟，但新宗教更把这鸿沟弄得更深而且更固定了。这新宗教所产生的变化是这样摇根动本，遂至前数世纪的一切努力、一切希望、一切思想，都好像是枉费的。因此，其受遗忘的程度之深，绝非仅仅时移世换所能做到的。在以前，所谓过去只是在年历的意义上算是过去了，并不是在想像的意义上算是过去。希腊与罗马人并不觉得历史是一种智力的追求。我们可以说，也许所有的古典文学都是历史，也许都不是历史，这两说都有同样的真理的。雅典的伟大的戏剧在一方面上和杜西地达斯的著作同是史书。在另一方面，塔西达斯的《编年史》和《伊尼雅特》同是一种想像的作品。那些历史家、戏剧家，甚至抒情诗人都用同一的材料工作。欧底泼斯与柏雷科斯同是雅典人，特尔诺斯与提柏瑞亚斯同是罗马人。这些作家的兴趣与其说是在所记录的言行，毋宁说是在记录所表现的风格、慧巧及戏剧的力量。材料是共同的，是成了定型的事实，有些几乎是成了典型的事实。神话与信史的差别已不存在，历史完全适合于马可黎的定义：“它是一种诗与哲学的混合，用性格及情节之活动的叙述以灌注普遍的真理于人心中。”
当然，耶教的要素是要灌注普遍的真理于人心中，并且依靠那极端窄狭的事实的基础。
在新宗教的胜利中，基督的三年布道及三日间的受死与复活，就足以消灭先前西方世界的历史、诗歌及哲学了。基督教使学问与文学专门化，它简直独占了想像的领域，所有的艺术都成教训的。所以，当历史挣扎着复活的时候，有一种新的区别产生，那就是叙述的内容与叙述的方式的区别，也就是教训和娱乐的区别。对于前者，刻意的想像是没用的。想像用在事实上，其结果属于另一类的文学。历史与小说开始分家了。
文艺复兴虽然给我们对于历史一个较广的眼界、对于过去的较生动的感觉，但对于史学贡献甚少。久已遗忘而新被发现的史书，只被人当作古典文学来读，而非当作历史来读，因为道德的标准仍旧有力。它有两重的影响：一是在古代与现代的世界中划了一条界线，一是以有益和无益的教训式的区别代替了真和假的批评的区别。甚至依拉斯马斯（Erasmus）虽然能够见到前一种区别，却每每看不到后一种区别。在两方面上，文艺复兴都没有引起任何真正的变化。它的领袖人物固然否认现代的世界比古代的好，他们把时针拨回去以自娱。他们在思想上和生活上，只当基督教未曾存在过一般，但这样只是把古代和现在的分隔愈掘愈深，并没有把二者连接起来，只是把二者的界别过分侧重。虽然宗教改革曾扫除一些老的判断的麻木，却不能在历史上立一个新的标准。历史就其为一种智力的活动而论，依然是一种机械式、操练式的活动，因为哲学和人生的理论与实践还与教会的教训为一。
宗教改革对史学的影响是怎样地少，我们可以从这事实看出：当史学的变革终于开始出现时，这变化开始出现于一个并没有宗教自由的国家及民族里，英国和德国都不缺乏能领导变革的人，来伯尼兹（Lelbnitz）在一千六百七十年照原样印行了许多文件不加“修正”。他的英国弟子瑞马（Rymer）把英国的宪章誊录印行。其次如杜格达尔（Dug dale）、李兰（Leland）及活德（Anthony Wood），他们的工作都根据一种本能的信仰，以为历史的学问确实是有的（虽然这信仰还没成为一种理智的信服），至于史学的实在范围和性质，他们所见甚浅。形式化的基督教给史学划定紧严的界限。在这界线内，史家远征所及，不外国家的正式文件、大寺院的资产表、家谱、徽章等的细节而已。这里有对于阶级界别的尊重。这些界别就是教会之物质的繁荣所倚靠，甚至是它本身的安全所倚靠。不管这些印行得怎样多，历史是不会有很大的进步的。阶级的世界观念统治了它，有些社会的层次和历史简直不发生关系，一种想像的秩序破坏了探究的努力。在那些曾为宗教解放的主要舞台的国家中，使它们成为新教沃土的性质限制了它们，同时它们是太过幼稚，太过严重了，不能达到完全的心的解放。那两个新教国家所以能强力地而且有效地抗议罗马教会的提高权威，其原因之一，即是它们的内心，兼有精神上的服古笃旧和智力上寻根探本。洛克（Locke）及勃特莱（Butler）都没有什么帮助给瑞马及杜格达尔，因此，历史虽然开始把王公大人们的事迹及意向考证得更确实些，它依然坚信这些乃是最重要的史实。
大变化是要从另一方面来，要从另一国家来。这国家没有充分的崛强，所以能忍受罗马教会的威猛的命令。它却是永远有一种活泼的智慧，不致把任何对于精神的好奇心的人为限制看得很严重。法国对于官府的基督教的地位，能作极端的表现，也能作那地位的最强的溶解力。二者合一，才能产生新的历史观念。布塞（Bossuer）和福禄特尔（Votaire）完成这种合一。“世界历史”乃是教会许可下的历史之最高的成就，它使得人类全部的记录，以基督的诞生，及上帝关切人世的理论为枢纽。这书对福禄特尔的影响产生了理性主义精神之第一次可注意的表现。在人类心智的进步中，曾经发生的事实的真相要等许久才能透入全世界的意识。差不多一百年来那两种影响是并行的，它们互相觉认，互相怀疑，却各受对方深刻的影响而不自知。历史的学派渐进而为接近真正人生的东西，这最初显现于法国，在那里往事的影响自然是最强大的。杜康（Ducange）的《字义》、蒙德福康（Montfaucon）的《希腊古文字学》及巴黎的Benedietine学派的全部工作，造成了一个很大的进步，虽然这进步是盲目地进行的，却依然是很大的。历史受了哲学的刺激，不幸哲学家不是良好的历史家，不能使它们的影响成为一种指导。因此那种刺激的作用没有一定的方向，历史的各学派接受了这刺激物，直从自己的阵线向前放射。理性主义者随着他们的进展，向它们的系统及它们的观点挑战，却不能利用他们的研究和发现，以达到更好的目的。
但路径一经开辟以后，那两个只是无力打破樊笼的国家，从已做成的裂口自行前进。法国思想家的工作不能作为历史方法及观点的变化的起点。它们虽然把产生变化的两种极端的势力合并为一，因而产生了新的东西，但这两种势力因为带有极端性，依然各自分途。考证家在他们的限制之内，可以成为好的考证家，但哲学家永远只是俏皮而专好破坏的概括者而已。惟有德国才产生没有限制的考证家，惟有英国才产生尊重事实的概括者。伍尔夫的《〈荷马史诗〉考证》有深刻的学识，而没有受教会影响而生的任何偏见。他接近他的题目，并不是带着文艺复兴对古典文物的热烈的感情，也不是带着寺院的学者对那“异端”时代的冷峭的疏远，只是自居于一个纯粹理智化的人。他的工作启示给正统的历史家以一事实，他们在十八世纪中已作了很大的进步而不知道自己做的是什么。另一方面是亚丹·斯密的《原富》是对理性主义者的启示。不只教会的强力的统治已经过去，不只历史已逸出了基督教的事实的樊笼，阶级的历史观也全部成为过去了。国王与贵族，也同教士一齐被推翻，他们摔倒于一新的历史哲学之前。照新的历史哲学看来，他们的战争、口角，他们的宪章及条约，在国家生命的潮流中，好比一些泡沫及漂流物而已。这国家生命的潮流却是循着人类的共同需要、地理形势的利害、中产阶级的商业、工业的劳力等等。战争与条约有时是这些势力的冲突之可见的结果，也许是潮流所遇的障碍物，但潮流自身通常却是和这些东西分离的。
历史这名词有双重意义，它指示人事的进程，也指示这进程的记录。伟大的历史时代很少对于历史的记录有多大直接的影响，但事实上当伍尔夫及亚丹·斯密的著作印行时，欧洲史的进程正要大大地加增对新历史方法的认识。法国革命在两重意义上制造历史，如亚顿所说，凡要替法国革命辩护（说它是一切历史之成熟果子）的自由学派必须费力去说明历史是什么，而不能以旧有的答案为满足。照这派思想的前提，国王、贵族及教士并不占历史的全部。有了休谟之力，亚丹·斯密的理论开始透入英国政治的中心，他的名字代表理性主义做成了一新的大罅隙。
关于十八世纪历史观念的这些变化，有一点是应该注意的：他们已经预兆到历史与其他每一门学问（实用的或理论的）的交互影响。宗教、哲学、科学（例如莱伯尼斯及巴斯加）及政治都感到这变化，不但在许多方面把它（历史）改变，也被它改变了。但是像布索埃特的赋予活力的影响加于福禄特尔以后一般，要过了些时候，这变化方完全被人觉到。
对于世上一般人，历史仍是一堆纪年录一类的东西。像费利曼教授那样和现代接近的一个人，竟会给历史下一个空虚到出人意外的定义，说它是“过去的政治”。自由学派对英国人所给法国革命的解释是失败了。毕特及拿破仑的战争接着出现，英国思想的大部分抛离了那些新观念，和断头台发生关系的历史及哲学的观念冒犯了“正人君子”的国家，在“改革案”运动之后，虽然有新宪党的捣乱，英国在思想上却是向后退了。
但是落在史学上的光明是那样强，虽在普遍反动的时代中亦不易消失。理性主义者所产生的精神上的变化，及对权威之新估价所产生的方法上的变化，都在革命前发生，也是不能磨灭的。从史学的观点看来，革命之最坏的影响是：它最初好像要促进一种新的历史解释（用实在的、可见的、现今的民族生活来解释历史），结果却把它延缓了。换句话说，当时再度遗失了的是历史和国家的日常政治的联系。
但是，历史家并不曾完全回到图书馆的幽寂，像哈林的《宪法史》虽然在大多数方面是正统的，也有些地方表示着当时的学者已嗅到自由空气。哈林故意把他的著作停止于乔治第三登位之时是很有意义的。如果我们决不知道这事实————如果那本书只是止于所止之处————那意义恐怕不会如此显著。不过我们知道哈林很后悔辍笔于此，可见他已想到（无论怎样微弱地），历史可以涉及现代的事情了。那就是说，史学上的争辩，可以不是文件的冲突，而是政治主张的冲突。哈林决断这是不能容许的，但他心中感觉这种决断的必要，这是很重要的。由此可见卡莱儿在他的观点上并不算偏奇、孤独，如常人想像的。从“法国革命”的灰黄的烟氛里，及在“过去与现在”的焦躁中，永远可以听到这样的呼喊：“这就是你的历史一定要解答的————这广大的群众，为你们关于国王及贵族的巧佞的记录中所没有的。如果历史是有重大的意义的话，你一定要站立在这里，当场就地的瞧着它，并使它常可以被瞧得见。”哈林看到而终于拒绝的，就是这当场就地的站着。他和卡莱儿的精神虽然不同，但他也感到，历史著作的真正原动力是这“最近”以至“同时”的不可控制的原素。
很奇怪的，近代批评认为是史学的阻碍的一个历史家也是如此。马可黎在史学界的地位的论定，每从一问题出发，他要使历史成为一种“真实故事”之明说的目的，成了他的罪状。在他的时代，科学研究的新方法、权威的批判、文献的尊重，已成了史学的通则，而他却要倚赖于想像力，在后人看来这差不多是一种昏迷的自大。他想使标准历史中有名的人物和紧要关头复活重现，而不肯把那些标准历史的观点重新考虑。这是学术的一种过犯，现在不能为他辩护了。但这里仍有未可磨灭的余地，马可黎有未可厚非处：他的历史离哈林或卡莱儿的不远。他的著作的原动力是对于当世事务的关切，是对于产生它的条件的兴趣。当然这种关切和卡莱儿的不同，那完全是一个中等阶级的关切，为自由主义派的政治痛苦所引起的，并不是其民众肉体的痛苦所引起的。再者，这兴趣的性质也不同于哈林的，这不是学者对于宪法发展的兴趣，而是政客在党争中的兴趣。可是当马可黎写作时，他把脚跟固定地植立在他的时代上，他即使后顾，决不致把他的脚提起。总而言之，他觉得历史是比年表多一点。他的批评者，虽然承认这点，每每为轻易地认为他对年表观念的救药只是浪漫的想像。事实上，在他那时，及自他那时起，比他好的历史家也用同样的救药————以当代的事业及当代的政治兴趣为历史的轴心。马可黎自称，他的野心是要使他的“历史”代替了妇女桌上最新的小说。这句话常被一些历史家用来诘责他，但这和史学界发展所趋的目的并不是不谐协的。
说他喜欢用陈旧的人物及情节，而不重新考虑他们对国家生活的真正重要性————这种批评完全出自现代的观点。这批评忽视了一件事实：最英明、最饱学的新史家若拿来与马可黎并论，在这方面也不见得比马可黎有更多新创的见解。兰克是近代史学界的偶像。他的弟子亚顿用了两句关于他的话总括了近代史家的两个理想。第一句：“他是首先英勇地研究历史记录的一人。”第二句：“他教我们要批评，要不带色彩，要新颖。”然而兰克从没想到的历史的题材是在那些君主、贵族，及教士的野心、政治家及国会的党派之外。不管他给予考证及比较批评以怎样新的气力，历史的领域对于他始终止于旧的界限中。
事实是这样，在十九世纪的前半，英国与德国在史学上的地位，与十八世纪时法国略同。两个潮流都在进行着，都不完全感觉到彼此间的关系。方法与观点的最后接触，其给予法国的永久影响在方法，其在英国及德国延迟了许久的结果是在观点。当然那平行的影响是不很相同的，理性主义哲学已做完了它的工作。无论如何，在英国，当十九世纪时，宗教偏见所构成的障碍物是左右地倒着，并且我们不能想像历史会在教条的桎梏下前进。因此，和纯粹的历史家并行的影响要在别处寻找，那是政治及社会改革的影响。福禄特尔、莱伯尼斯、笛卡儿及休谟在十八世纪所做的工作，在十九世纪是给卡莱尔、米尔、勃莱特、拉萨儿、马克斯————那些过激派及社会民主派所做了。哲学家曾解放了历史的探讨，政治家现在要把它的重心转移。这探讨最初是要带有意味的，后来变为要受正人君子所尊敬的，现在连这性质也被认为一种限制了。
方法的变化替历史所开辟的田地是这样大，所以观点的变化被延迟了。十九世纪大部分精力都用在垦殖这田地，在一时期只有历史原料的零星的印行而已。但将近一八○○年时，欧洲各国政府的档案已受到史家更深切的注意，大陆的学者多数只研究那些文件，为自己的目的而利用它们，并任由别人为着别种目的而利用它们。英国史家却大费气力去把国家的记录分类并印行。关于这时候推动历史工作的真实力量，没有比下面的事实更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了：最初二十年来，官印文件的浪费和虚耗还不能使这种营业坍台。这种工作是那样重要，所以爬入其中的腐败能被祛除。结果在英国这种印刷比在其他任何文明国家都发达，但同时在英国史家太专心于这种工作，遂至不能感受其他的影响。年表家又恢复了它的势力，凭亚当·斯密的精思，英国在精神的新颖上导了先路，但这种精神的新颖后来英国也消失了。这种情形不仅英国为然，在大陆上，文件的研究，虽然不采印行档案的形式，也销磨尽了史家的精力。尼伯发现了古籍的本子，把罗马共和国初期历史中人格矛盾的疑案解决，把制度和趋向阐明，孟申除了把罗马英雄重新估价外，又贡献世界以他的庞大的“Corpus Inscriptionum”，基扫特在一八二二及一八三○年印行了五十七册关于英国及法国的史料————这些人都是史界的巨头。美国当她开始有所成就时，也不曾贡献过任何历史的新观念。皮斯客特的《斐蝶南及以萨伯拉的历史》《墨西哥的征服》及《秘鲁的征服》都属于“纪录之英勇的研究”这一类，他并不曾问及所记录的事实是否历史之惟一主要的实质。可做的事是那样多，当时大历史家即使有时想到这类查根究底的问题，也无暇顾及它。写本及印本文献的研究既渐渐地开发了许多材料，考古学也同时慢慢地在加另一种材料。发掘给古史家带来了一串新事实。这些新事实虽不如以后时代的新事实之多，但其骚动史学界则一，甚至像尼伯及孟申的晚近的重构工作也显出有错误。
几乎一切十九世纪的历史工作，都带有一种特殊的热诚。这热诚是超乎发现并使用新材料的兴趣之上的。历史判断的重新考虑及历史人物的重新估价，给人以新观点及新方法之虚幻的印象。庞被的性格的传统看法之被推翻，流俗对Titus Oates的谴责之改变，享利第八的公认的仁慈之严厉的否定————这类工作带有新的生命。这些工作不过是旧牌的重洗，原局中棋子的稍移而已。这些探讨也许可以使年表更为有趣，更为可读，但它仍是年表而已。
再者，史学专门化的自然趋势（权威的养成需要专精）把新方法与新观点的结合延迟了。这结合假如比实际上远早一些，可以把经济学从无用的孤立中救出来。不错，马克斯因为对于经济学的工作有清晰的观念，所以能自救。但如英国的白芝浩、罗杰士诸人，从没有澈底了解，在他们的著作内，保存了一种新理论（关于史学的责任的理论）的种子，那是《原富》一书先已具有的。和他们同时，斯托波（Srubb）印行他的《宪典》，灰而曼和福楼特（Froud）和伽登纳尔（Catdiner）把短时期的政府档案整理了又整理，但这两群学者都不曾想到他们相互间的接触可以产生新光明及活力，都不曾想到经济学家可以把史学家和他的时代连接。这一来，可以产生一种新的兴趣，比纯学者的兴趣更广博而永久。
但有两部书超出这时期的其他著作之上而表示重心的移徙。一本是勃克尔的《文化史》。在这部书里，惊世眩俗的事件及高尚的模范和优美的兴感是占很小位置的。假使勃克尔的工作到了完全成熟的境地，他也许是像福禄特尔那样摇动人心的一个怀疑主义者。他的基本主张，有些是有意攻击学院的历史的。在他看来，建立历史为一种科学的工作，过去做得很少（这种历史应该显示支配国家及人物的命运的原理）。换句话说，历史到现在仍是个人的历史，而不是国家的。勃克尔认为范铸一个民族的前程的势力，乃是它的自然环境、它的土壤及气候的情形，它获得生活必需品及奢侈品的便利或困难等等，而不是君主及教士们的行为。那些人是被范铸成的样品，而本身不是范铸者。他更进一步说：个人的努力，在国家的历史上是比较无关重要的。大人物是有的，但大体上他们只是些扰乱的势力，而不是历史发展的领导者，是时势造成者而不是造时势者。宗教、文学和文明国家的统治————屈服于新标准下，成了人类进步的产物，而不是人类进步的原因了。
不幸得很，像大多数十八世纪的哲学家一般，这位长于综括的新天才和这新怀疑学说，为历史智识的短缺所害累。勃克尔在述意上每每松懈，在论断上每每轻率。但是他的工作，与《种原论》的出版所产生的科学的新秩序相符合，虽然大部分历史家仍持旧观，但自勃克尔对他们挑战后，他们的心中已有一新倾向，这种倾向因科学上的新变化刺激而加强。福楼特虽然反逆潮流，偏要跟马可黎走，但在这一点上，他没有继承人。
另一种对于学院的历史的挑战没有收到完全的效果，并不是因为学力的缺乏或立言的暴躁，只因为它把新精神表现得太夸张了。格林的《英国人民小史》把钟摆拨得太猛了，以国王、贵族、国会及战争为历史的标准材料，这是错误的。但说这是错误的并非就认为如格林所主张，在真确的历史中，这些材料可以一概不提。这也许是真的：旧史所载，摇旗呐喊及铺张扬厉的事情，是历史的外表。而国家的真正生活却在它底下进行着，而钟鼓喇叭的余音是传不到英国的小城镇和乡村里的，王室的兴亡不能阻止耕耘、纺织的工作，或熄灭锻炉的火焰。但是，如此看来，人民便成了一种很奇怪地隔离而无生命的物体，不时受到外来的、不可完全解释的震惊，有时从模糊仿佛的接触得到利益，有时得到损害。它很像是一个有神经系统的物体，但缺乏神经系统之器官的用具，数百年来人民所藉以观见并处理事物（就民族的意义言），藉以旅行并获得经验的肢体，格林着意地把它们省略了。
虽然没有收到完全的效果，他的《小史》已留给我们第一个新史观有意的习作了。在对历史的关系上，它是一个时代的顶点。在这时代里贵族的特权及中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先后崩溃，政府的机构、国家的组织直接和工人的状况发生关系。它的主要缺点有一部分也是由于把那极重道德的时代在国内政治所保持的和平性格。在勃莱特及格拉斯赖的活动上，并没有革命的材料，在莫利斯及金得利的教育的过激主义内亦没有。那时代自然不会以争辩的口吻来记录它对于君主及贵族们的冷酷，或对教会的贪得的抗议。认为国家的生活是离开这些表面上的扰乱者而独立进行————这也许在当时好像是一个前进的理论。但据此见解而著者，只是规避重要的问题。规避重要的问题原是那时代的特性。如果一切以前的历史材料对于国家的发展并无多大关系，如果宪章、条约、战争、国会，及会议对于人民的重要，只是在人民对他们要付血或金钱的代价————如果这些是真的，那么便有一笔账尚待清算，格林的断然的修正，只是把这笔账压下而已。
下篇
在十九世纪末的英国，差不多各种学术的活动都发生一种特殊的变化。这变化最初是在哲学。法制上（特别在工业方面）的道德混乱及理性缺乏————对于这种情形日渐深刻的感觉，使得我们的道德哲学，越来越在结论上带试探性，越来越厌弃强调的判断了。在宗教上，“种源论”所引起的关于“文字的感兴”（Verbal inspir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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