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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ion）及事物的由来的种种争辩，热力顿然消失了，它们仍然保留一点学术上的兴趣，但是在一种新的实用的冲动（要寻求人的道德本性的每一种刺激之冲动）面前，它们已失去精神上的急迫性了。信仰的坚度及压力变成了比它对理性的反应更为重要，这一半是由于哲学的新影响，另一半是由于自然科学的自足自满的掩袭。早期（对演化论的）热情过去以后，人们看清楚达尔文的假说只是一种假说，达尔文所提出的不过如此而已，而不是系统的断案，如它后来所变成的。在社会及工业状况的好处与坏处之奇异的混合中，科学开始改变了它的整齐、坚决的公式，及目的性的观念。还有更可注意的，它竟接受它以前所极力否认的道德的及伦理的色彩。环境之本能的反应说及适者生存说等类独断，它再不会无条件接受，而不负起改善环境及增强不适者说的责任了。
事实是，每一门学问都感觉到十九世纪的机械的成就的影响，这种成就沟通了全世界。地理上的发现、旅行的新便利、研究工具的改进等，对于学术进步的助力是很明显的。但同时还有一种更微妙的促进交通的势力。贱价的印刷、贱价的报纸和普及的教育，使得文明社会各部分有了一种相互的感觉，为以前所无的。这时，所不大注目的种种发展，如商业上有限公司之增加，大大地改变了社会的机构，创造了阶级与阶级间之感觉上的新连环，那些阶级，以前彼此间的认识，是很疏远的，甚至带有敌意的。
在这普遍的思想变化中，历史才受到观点的变化。这观点的变化虽然比方法的变化更难追溯，但对于一切考虑到这问题的人，是和方法的变化有同样真实性的。如果史学要不仅是智识的追求————如果史学是要发生实际的影响，那么史学的整个前途似乎有赖于那观点的变化的正确了解。十九世纪之末，历史既然有这样好的准备，这样多的助益，那么，在一个爱科学的时代，一个对科学的要求极严格的时代，人们自然要把历史放在科学的名目下了。不仅正确及公平成了史家工作的极寻常事，他们还有真科学家辨别事实真伪的旷达。地理学、人种学及物理学同文献的及考古学的证据一样，成了近代史家的材料。比较新近的时代的划分，比较新近的关于人类进步的观念，很容易就被人抛弃了，正如纪元前四○○四年创造世界说之被人抛弃一样容易。但是，在史学上新的旷达态度每成了决断的瘫痪。这在史学上较其他科学更甚。应用原始资料的热诚，使专门历史学常勃勃有生气。但在十九世纪最后的二十年来，通史的著作是停止了。史料的新工作的发现所引起的能力的迸发之后，继以一阶段，同样地吸聚了专门史家的精神，但对于他们的生产，却是一种阻碍。这是对史料之比较估价的阶段，同时也是以前对马可黎及福楼特的态度之必然的结局。这些历史家在不同的程度上（福较马为甚）都从原始的文献上工作，只因为他们有意掺用想像而撇开他们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的严重的叙述都有相当文献的证据。所以，证据应有价值上的分别。在这种研究上，历史家开始用心，史学的各方面都受到这种影响。尼伯尔、孟申、突儿华尔（Thirwall）、费利门及其他十九世纪初期和中叶的史家，都曾依照一些新材料来写罗马、希腊史。这些材料相当于近代历史中的档案，那就是发掘的结果。但当这世纪之末，在这领域内，权威亦开始被人疑问，以前它却大抵是被人照原样引用的。当那些发掘家走得愈深，涉历得愈广时，他们滋生了许多新事实，遂致考古学者亦受到和历史家同样的阻碍。专深的探讨几乎陷于悬而不断的绝境。惟一安全可做的事是印行文件，并避免根据它们来写历史。
在美国，第一个够伟大，能面对这危险的历史家是亚顿。在原料的熟悉上，他是无敌的，在证据的估价的能力上，他也是无敌的。他试去唤醒一般史家，说道：虽然整理文献的时代正在开始，我们已有了立足点，因为意见已渐重于信仰，智识更渐重于意见。他把他的确信施于言行，着手于一件庞大得够弥补数年来史界的荒芜的工作，那就是《剑桥现代史》。
当一般人都不愿说肯定的话时，他的确信的根源，除掉他的特别天才外，也许一部分是因为他能划分历史家之研究的及训导的责任。他知道（别人很少知道的）原始文献的汗牛充栋（因为对欧洲各国历史的任何问题，一个历史很少有只顾到本国的档案，而不研究他国的），他勇敢地主张：材料及权威的领域应该只属于历史家，那些学生、普通读者、政客，是不能希望和它发生关系的。公平为理所当然，没有一个历史家不把兰克的理想（他的无色彩的正确，对权威的批评，个人的偏见的压制）放在前面的。因此，原始文献的印行是枉费气力了。历史到了这时候应当可以印行一种清晰叙述，没有关于史源的脚注的牵累。
这是异常的、坦白的供状。这种信念未被明白提出之前，已遭受反对，不独为英国思想及探究上的每一趋向所反对，并为转变的教育精神及为政治潮流所反对。
十九世纪之末，存在着一代英国人。他们是在国民生活的两大变化的支配下生长的。一是报纸的贱价，一是强迫的教育，此外又有大学扩张运动，及新省立大学在精力、才力及效率上的大进步。结果历史家发现他们面对（可说是突然的，因所有的影响同时到临）着一个新的要求，不但就提出它的人而论是新的，就它的性质而论也是新的。它是一个真正的严格的要求。在过去教育一向被认为是阶级的差别，因此，当从前没有受教育机会的人一旦得到这机会时，他们疑惑教育是真正制造并维持阶级差别的工具。在十九世纪，普及教育运动到处成了政治的口号，成了阶级的口号，它曾是改革派（Chartism）的一种主张；再后变成自由党政府对1867年改革后的公民投票之最初反应。它在1884年改革后所选出的国会手中进到最后的阶段。自然的影响是：当一有受初等教育机会的世代兴起时，它带着一种咄咄逼人的好学的精神接近它的教师，不单只是要受教，并要知道所教的是什么。亚顿的分工说也许会产生一种固执的历史学者，发出绝对的命令，以专家的决断为藉口，而他们决断的理由，一般人简直莫名其妙。这新世代不肯以任何权威的判断作为自己的判断。原始文献的研究所开的门是不能关上的。人们要求得读原料的本身，没有经过“中等阶级”的学者的点窜的。
这也许把那些新进对于史学界的态度说得太利害点。如果真相是没有这样明朗（如果关于这种态度，人们所听到的，不如这里所涵蕴之甚），理由一部分是历史家本身规避了亚顿的“通谕”。上面所引他的话中的一句就足够使二十世纪的任何专家反省了。那句话是“意见渐重于信念，智识更渐重于意见”。虽然智识的进步很大，如果在这时代的智力的原则上有一点是比其他更为人所注重，那就是对意见的尊重。这对意见的尊重，使得从智识到主见之间的心理转变，极端困难。知道的愈多，执持的愈少。因此那些新进（当他们是热心地并且以破坏偶像的态度侵入学问的座位时），发现他们并没有被迫要作什么主张，导师及教授不再说教了，他们携带了到史料宝库的钥匙，同他们的学生进去。研究班是理想。讨论非常热烈，主张却沉默了。
我们将发现（这发现还未完全为人所公认）那对史界的新要求不独在种类上是新的，并且在提出这要求的人们上也是新的。在昔日人们可能（虽然这办法对历史工作是不好的）在某一点上画一条线，把一切接近那条线的当作现代的事实，还没成为历史。大略地说，正像哈林停止于乔治第三的登位时，十九世纪的正统历史家停止于维多利亚后登位之时。在一个长时期内，民族的生活和阶级间的关系是那样，以致这界别的虚伪不易为人见到。教育是有限制的，阶级的分隔是很清楚而紧严。不管在史学界，固定秩序的感觉怎样为十八世纪理性主义所侵蚀，它在实际的生活上仍是实在的。在“改革案”（Reform Bin）之前，英国的社会（不管它内部的困难和分歧是怎样）有一种确定的形态及秩序，没人对它发生问题的。一般人民无意去归纳当时的趋势，并且不要求对他们的生活的进程，得到一种概观，因为他们大多数没有“有机的发展”的意识，任何程度的有效的趋势不会存在，除非等到少数受教育者把它们归纳出来。近代英国有一些真正的需要，那些需要是我们已述到的两种影响所引起的，那就是报纸及免费的强迫教育。今日的人不免要知道世事如何进行，并且他们能凭藉若干百年前所没有的工具来宣达趋向及兴趣。简单一句，他们有无限的机会和一切的资料，以迷惑他们自己及他们的统治者，以将他们的事务化为不可解之结，以盲目乱撞于不相关的事实之网中。这新世代的要求实际是：历史知识能够把现代生存的种种观念系统化吗？能够归纳出它的趋向吗？能够对于它的种种不谐的利益以形体及目的吗？
这要求被人们觉认时，人们便用种种方法去对它。保守的专家有一不可免的回答。他立足于历史的尊严上，并宣言：第一，她的诏谕是太严肃了，必须在过去时间的冷静中宣布，必须根据一切可得的证据；第二，要求她垂青于现代事实是把她贬为政治的武器，并剥夺了她的教皇的坚决。首先要注意的，是这种见解是充满幻觉的。所谓历史的冷静实在不是过去时间的冷静，而是一种丐辞。时间的过去之惟一价值是防阻这丐辞之被人发现。专门史家在他所叙述的时代与他所生在的时代之间，划一缓冲时间。凭这办法，他便可以着手在棋局上布放棋子，而无须顾及它们对于当代情形的重要性。很明显的，这一来他可以冷静，因为他已经使得他的题目不与任何可唤起感情的事实（那些与现代生存有重大关系的事实）发生关系。再者，“可得的证据的全部”乃是虚伪的话。那些专门史家等到时间毁掉了生活中眩人的五光十色，取去了爱和憎中的热力，消灭了那不可捉摸的疑虑和同样不可捉摸的信赖，他等到除文献外没有什么东西留下来，于是让时间替他做别的“丐辞”的工作。那叹息历史成为政治武器的好意也是一种幻觉。历史的教训是永远带有政治的涵义，但当历史教师所属的阶级，和他们所教导的阶级一致时，政治的线索是比较不明显。只是当别的阶级来受教时，那政治的偏见（不必是一种活动而强烈的偏见，却是有效力的，如果是不自觉的，眼光上的限制）才现出真相。不是我们故作怪论，反对以历史为政治武器的主张，就是最富政治意味之历史的应用。因为它的涵义是：智识及探讨一定要先承认一种固定秩序，它（智识及探讨）和变化及改革的历程是不生关系的。因各时的固定秩序之不同，它可以在不同的时代帮助不同的方面，但它的最高理想是不帮助任何方面，这是中产阶级心理的精髓。
虽然幻觉是很可怜的，但是专门史家之历史论尊严论还有更基本的缺点。在结果上，它否认改变的精神的真实，那精神会影响过其他一切智力的活动。近代哲学家的试探性，近代科学家的伦理观点，它们的意义是什么？那就是：学问和教育的惟一真力量，乃在它和民族生活的潮流（无论怎样复杂，怎样被错误地指引，或没有指引）间的永远新鲜的（也许永远粗生的）接触点。坦白地为着一时而建设、写作；同时认清楚现在所写的不久要被重写，贡献假说；工作，而不求达到最后的判断————这些都是今日专门著作的特性，史学不见得有什么理由要独成例外。为要接近现代的事情，它必须与他们符合。当然有些史料不能得到，除非等它所直接关涉的时代已成过去；许多事迹没有显著的重要性，除非等它们所引起的运动或趋势有充分时间以表露出来，但这些浅显的考虑并不改变以下的事实：在近代生活里，有丰富的资料，可凭藉以建立假说，可凭藉以推测种种趋势的性质和民族性的发展。
为适应现代的要求，不必有许多近代史及现代历史的实际写作。一些当代最有名的历史家已作另一种反应（也许不是故意的）。例如在梅特兰（Maitland）及梵诺格拉多夫（Vinogradoff）的著作里并不曾表示他们除掉纯粹历史探讨外别有什么动机。可是若说他们对于历史工作的特殊兴趣，是由于这工作是和政治问题有关（无论这关系是如何间接），是和近代对于社会结构的重新考虑有关————这也不是虚幻之谈。他们的工作有一种想像上的把握，为许多与他们同时的历史家的工作所缺乏的。
这里我们看见了全部事实的根源。这是一种成了老生常谈的真理，想像是历史的写作及教导的生命素。但是说这真理的人常常没有体认到想像可以运施于许多方面。它可以从历史家的心运施到社会的心（以前它大抵是这样运施了）。史学的前途，现在看起来，系于史家对一种想像的了解，这想像已经开始在一般社会里运施，并且从社会的心运施到历史家的心了。
最初的欧洲文学是充满了一种对过去的想像，这想像表现人们没有感觉到过去与现在之间的鸿沟。想像并不创造故事，只把现代的生活放在过去的遗产里，所以它的历史很舒适地从普卢米地厄斯（Prometheus）转移到柏利克利斯（Pericles），从依尼亚斯（Aeneas）转移到奥古斯塔斯（Augustus）。如果有人向杜西狄特斯（Thucydides）及德西塔斯（Jacitus）问道：亚尔亚败亚特斯（Alciblades）及士赞那斯（Sejanus）是否可算为历史人物，他们一定会惊讶，但是现代历史家若试去描写同时的人物，便不能避免这种问题了。那初期的想像，其根源是在当代的情况里，它不过是经过几个世纪及一条不同的路又走回同一点吧了。这里耶教的来临，对于历史又有很严重的影响，它认为有意义的过去只限于犹太的一个短时期，和后来欧洲史中受这时期的事变影响的一段。这一来它把连续的感觉打破了，它于这时间以前和以后之间划了一重要的道德界线，这一来它把任何施于过去之想像的运用都禁止了。即使当（凭智识的迟缓的增加，和文艺复兴的突然的照耀）那过去开始复活时，教会还保持着它的势力，只凭“Anno Salutis”一名词的发明，它已替智识的偏向制造了再坚牢没有的工具。时间的某些特定区域现在被划为“历史”，因为这些区域和教会的权威相连属，当想像再不能为教会的使役所限时，它就变成一种流氓了。这名词永远带着虚假的想义。也许想像（例如在寺院的年纪中的神话部分上）曾为正当的教会的目的而被运用，在这些事实上，那流氓曾受到一种特别的宽纵，但是由想像达到任何的实在的真理，任何事实之根本的体认，那是不可思议的。
虽然宗教改革对于历史的直接影响是很小，但是它把过去的门给想像开了。（不只因为它把教会之掩蔽一切的权威移去。并且因为它激动民族的情感。）一个民族，若为环境所迫，因而对于自己国家的存在感觉深切的关怀及骄傲［如梅狄齐（Medici）的佛罗伦斯所表示的］时，会以真正的活力生活于它所从出的过去中的。以利萨伯时期可以产生戏剧，因为在伟大事业的进行中，它暂时失掉了那种虚假的区分（那把历史上的事情和当代的作为割断的区分），结果当然不是史学。智识在一方面进行得太远了，在主要方面又不够远。事实与神话的差别是成立了，但是什么是事实的问题尚未产生。所以想像和国家生存的感觉的接触产生了一种潮流，这潮流注入一种想像的艺术。戏剧虽然失掉了它的历史的趋向，但在一百年间它是英国最有力的艺术形式。
同类的接触激起了马可黎，也许激起了所有在十九世纪初期是那样活动的历史家。在一切拿破仑战争的骚扰及危难以后，国家生存的感觉到处尖锐化了。英国特别对她自己发生兴趣，那是一种比以利萨伯时代更为混乱的兴趣。工业的奴隶、新宪派及谷米律运动就足够阻止任何对于国家状况之太自信的骄傲。但至少他们是一种强烈地冲动的生活的表征，而且想像又杌陧不安了。这想像仍旧是需要人给它自己解释的想像，它是无指引、无形式的，————总之，那无教育的人物的想像。最初看来，给它所下的解释，比之给以利萨伯时代所下的，似乎是在种类上不同。它有一种史学者式的神气。历史方法的改革已开始，因此民族的精力，于艺术之外别有发泄的途径。马可黎的著作中，人物之肖妙的摹状，情节之动人的叙述，不是由于诗的天才，而是由于文献的研究把一个灵敏的、博辩的心燃着了。可是我们须注意：当一切这些差异被考虑以后，新力量的潮流到底走的是文学的路径。这有两种原因。一是文献的时代已经开始了，不管马可黎暂时生的影响是怎样大，史学界的自尊心使它一定要从通俗的工作退转。另一种原因是一种想像的艺术的新形式兴起了，这种艺术的形式特别适宜于表达朦胧的回顾的精神。这种精神每每随着灿烂的历史时代。这就是小说，那些想靠浪漫的表述以拯救历史研究的人也许不大记起这一种文艺的形式了。在马可黎着手写他的“历史”之前，斯各德把他的目的转向过去的重构及历史人物的新解释上（这种种的工作是由于历史原料的热情所引起的）。其他的人继承了他，他们除文献外还采用发掘的结果。但我们更须注意的是，小说除了可以自由（历史不能如此自由）把过去的事迹作最通俗的陈述外，还可以和民族的想像（在它关切现在一点上）接触。狄更斯、迭斯拉利（Disraeli）及达克莱各依所见，来解释祖国，观察及记录政治及社会的潮流，标示趋势及运动。现在这两种小说的功能仍旧保存他们的气魄和感动力。它们可以从梅瑞狄的工作一直被追溯到现在，威尔斯一流的作家用这种文学形式表达当时社会学的问题，莫利斯一流的作家则以它为媒介，使想像和生活，日常的习惯，和对于过去的观感接触，甚至靠它来给过去的大人物以生动的摹状。
与小说竞争不是历史的责任。马可黎所以不配为历史家的理由之一，是他因故意要和小说竞争而生的偏见。使历史家反对这种工作的不仅是它所表现的“修辞癖”；他们感觉着，在他们的新智识里，在他们对于文献证据的价值的新认识和处理它的能力上，他们自有一种活力的源泉，而无需求之于别的范围里。两方面各有他们的成功。马可黎成功一部分是因为他的文才无论如何可以控驭一切；一部分也因为学问仍然是少数人的特权，而历史对于众人所能有的意义只是才人所能给它的意义。谨严的史学家的成功是因为文献之大规模的新发现已足够给专门史学界以工作的气力。马可黎的成功是瞬息即逝的，他的后一辈人对他就很严厉，现在他几乎还不能恢复历史的地位。但一般成功的修辞家，几乎看不到，在自己的成功里并没有永久的性质。幸而他们还隐约觉得他们走的路的危险，亚顿爵士的宣告发现他们已从硗瘠的专制主义转身。
他们似乎不大觉得感到另一种危险。这危险现在是很严重的。现代有一派思想，它否认过去的研究有什么真实性，它说历史现在不是一种科学，也不是一门学问，它只是一种心思的方法，几乎是教学的方法。持这一说的人逻辑地推演格林的见解，即以为这个或那个国王开战，这个或那个贵族谋变而倾覆————凡此等类事情，和人民的生活并无或很少关系。他们主张以前这件事或那件事发生，对我们现在的人民生活并无或很少关系。他们想：历史，即过去的记录，就差不多是一种无用的障碍。我们的时代必须自己解决自己的种种问题，虽然它有时从历史收集到一件有趣的事实，或一种激人的先例，但它的种种问题到底要根据当时当地的事实来解决。封建制度可以产生一些状况，“圈地案”可以产生另一些状况。但是最后那些状况的改革完全不靠它们的由来的事实，只靠当时所待处理的情形。史学的真价值————因为极端主义者还给留下一些价值————是在它训练我们的心智去估量证据，校衡断案和批评心的态度，也在它造成判断的能力。
这派的来源大半是政治的，但从智力方面也可以达到同样的见解，这从未来主义的运动可以看出，对于他们，历史是一种死的东西，并且把腐败传给有生命的东西。它把近代的种种价值改曲了，它把近代生活的色彩和意义取去，它误解过去，又拿误解的过去和现在对照，因而扭歪了艺术、劳工和社会。
对于这种意见的极端，史学自身要负大部分责。站在她的尊严（在这事实上，只是怯懦的别名）的地位，她划了一条严重的界线。这界线使人们相信她所载的不是事变，不是发展，也不是他们的时代的希望。由此可以很容易达到一种信仰，以为他们的时代不能从历史得到什么，除了一种心智的练习。历史很可以补救他们的错误。英国从来不轻易有革命，把史学变为思想方法，乃是一种思想革命，它有一七九三年臭味。
但这只是史家所能增益于最永久的活力的源泉（为其他任何一门学问所没有的）的工作之反面。那赋与生活的想像（一切好的历史工作所不少的）于这时出现，并不是由于民族生活中之暂时的、外表的刺激，也不是由于文学的冲动，却是由于一种永久的影响————对事变的普遍的认识，和对于社会状况的普遍的知闻。在莎士比亚的时代必须天才，在马可黎时代必须次于天才的文学技巧，方能使历史在民族的生活中占一重要的地位。所以然者，因为人民所凭藉以窥测历史的智识根基是很有限的。对于他们，历史只是一个故事，而且是一个有趣的故事。但是自从教育及贱价的报纸把时事置于每人的目前，一种日渐增长的政治见闻使社会状况的经验（历史知识必须以它为最后的依据）不再限于社会的一部分了。它散布于全体，史家现在可以从这全体里获得他的工作的兴感及滋益。
无怪乎修辞家对于这种见解发生惊讶。他会回答：一个立足点，那是好的；但史学要是仅与现代状况相关，这比之它从前仅与基督教的要旨相关有什么分别？它从前所受的贫瘠的影响岂不又要重现？我们首先要知道：以过去的一点为历史轴心和以现代情形为织成历史的经线，这其间有很大的差别。在后一事上，没有限定什么可以算是历史，没有对于任何问题的道德偏见。但是，更重要的，认清有广大的历史园地是为现代状况所开辟的，为现代生活所激起的想像所灌溉的，并非就是说，现代史一定是史家观点的中心或注重现代史为他的主要责任。这认识只是要辩明，历史所受最后的人为限制，一定要打破的。
自从亚顿的影响占了上风，史学的统一性比史学尊严更常被听到。但是如果基督教世界与古代世界之间的障隔应当打破，如果近代世界里这个国家与那个国家之间的障隔应当打破，那么我们的时代与某一时代（随意划出的）之间的障隔也不应当留存了。亚顿提出了一些格言，虽然他不是因那目的而提出，但这些格言可以减少这最后的障隔的打破的困难。他说“把人与物分开”，又说“与其研究时期不如研究问题”。任何人若要不受那把历史和现代分家的界线所拘束，这些话正可以作他的座右铭。他路上的大绊脚石是人，而不是物。问题至少还可以追溯，但是时期是没有形体或轮廓的。
分界线的废除不仅显明了最近的时期，这样完成的统一才是真正的统一。过去与现在将合而为一，正如现在将与过去合而为一。在历史的研究中想像不是静止的。它可以循自己的旧迹回转（大体上也实际回转），并把它的事实的库藏与近代状况发生关系。但是它可以把人领到无穷尽的研究的境域。一次动人的罢工所引起的历史兴趣（或别的异常的社会变动）也许只回溯到十八世纪末的工业状况，但也许回溯到罗马的奴隶制度或原始的乡村的规律。
于此，可以得到对修辞家关于历史研究的话的答复。他除掉承认对他所专门的科学要忠实外，不承认别有什么责任。历史的真正统一的创造，永不会是愚弄之事。可是还有一种责任，他若否认，便使他所专门的学问丧失生命。历史的范围之所以那样广，所以几乎包括一切，乃因为人们带着自己的生存问题而转向它。他们之能这样转向，必当首先被算作史家的功绩。他热诚地抓着文献证据的时期所展开在他面前的种种机会。受了哲学的训练，脱离了独断的神学的束缚，他给这些记录带来了一个平衡的也是有训练的，公开的也是充实的心智。他抱着满怀的智识站在这样一个时期的前面：在神学与自然科学的冲突中，在旧制度与只有教育而无机会的平民的冲突中，人们开始希望在史学方法中有一公式，以概括当时尚无定形的，却明明是极重要的事实。历史在今日所以几乎有控制全部智识的力量，是因为今日世界为确定本身的地位而起的一切探索和努力。如是一百年前的一个史家回转来估量他今日的继承者，他对于任何大的变化会不知如何下手（就发表的研究结果而论），除非他发现史学与其他种种科学间的分界是很难确定。到底那是否可以为历史乐观的，是一个尚待答复的问题。它可以有它的不安，因为它大体是一种彰明的怀疑主义的产物。宗教信仰成为史学的事实，因为宗教信仰已失去它的基础。伦理学及道德哲学成了史学的一部分，因为有人以为他们除了记录某种势力对于人类的一种影响外，更无所教说了。自然科学成为史学的一部分，是因为对玄学的空想的反抗，因为一种感觉：觉得生命的发展的过去诸阶段，有成为研究的题目的可能，虽然我们可以否认它未来的发展也有这样的可能。
历史研究的现在的地位是基于反抗与怀疑，那么较旧的、较狭义的史学研究有什么保证呢？可以危害它的反抗已经在那极端派里抬头了，他们把历史只当作方法的训练。以文笔的优美或时髦的、俏皮的言辞来对付这种主张是无用的。所需要的是一种连续性的认识，必须不再把历史和现代分离才能认识这种连续性。就一方面而论，历史是没有危险的。历史的学者是永远会有的。但是历史家在各时代都相信他的工作超越于其他一切学问，不独在人们的心中，并且在人们的事业上，有一地位。现在一般人对于世事的智识模糊混乱，却需要作政治的判断。他知道这些事情所涵蕴的意义（那是他的祖先所不知的），他每每感觉到受人督促，须要懂得一点历史的思考。可是同时历史家却告诉他说：他自己的困难和问题不是历史，须被放下，等到它成熟而变质，那时它才成为历史家的对象————照此看来，所谓“历史的思考”的意义能够是什么呢？
在各种思想的形态的影响下，历史家已经够聪明地去改变他对于史学智识范围和研究方法的观念。他现在更被要求去改变对于“历史应当有什么涵义”的观念。他可以，如果他愿意的话，保存他的冷静的理想。但他若这样做，便奄奄无生气。初学者在判断上的一串练习便是冷静到无以复加的，但它却是历史的死鬼。
（与容琬合译，原载《中国青年》第1卷第5、6期合刊，1939年1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