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订三版题记 (1/2)

爱看小说网 www.izxs.net，最快更新稼轩词编年笺注最新章节！

    一

    自从一九七八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将稼轩词编年笺注又一次重印之后，由于印数较大，发行面较广，各地的读者和专家当中，有很多人先后致函给我，提出了一些需要订正或补充的意见。这使我受到了很多的教益，同时，也受到了很大的鞭策。我不能把这一大批很可宝贵的意见束置高阁，若罔闻知。于是，从进入八十年代之初，我就又断断续续地对这本笺注进行修订和补充工作。到今天，为时已整整十四个年头了，而我也已经年届耄耋，精力衰惫，记性恍惚，手臂颤抖，作字维艰，只好把这项补正工作告一结束。虽还不应说是草草收兵，但在工作的过程当中，总经常会发生一些“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和“虽欲从之（指各地来函中的种种建议），未由也已”的感觉。

    除这些外来的因素之外，在我自己，在一九六二年进行了那次增订之后，也时常想到对于辛词的编年隶事大作一番调整。原因之一，是元大德年间，广信书院刊行的十二卷本稼轩长短句的影印本刚刚出版，我看到之后，就在增订再版题记当中写道：广信书院所刊十二卷本，对于同调各词的排列，大致上也是以写作先后为序的。当时我还只是粗略地翻读一过，就已察觉到一些最明显的例证，如：凡是经范开编人稼轩词甲集中的各词，在广信书院的刊本中，大都编列在各调的最前面，而凡其作于闽宪或闽帅任上的诸词，则全无置列带湖所作同调诸词（此专指其词题中著有明确年代者）之前者。以后我更进一步细考这个版本的渊源，知其必出自曾任京西南路提刑的稼轩嗣子所编定、由稼轩之孙辛肃请求刘克庄写了序文（见后村大全集卷九十八）、嗣即在上饶予以刊行的那部只收词而不收诗的辛稼轩集（见后村诗话后集卷二）。既是如此，则凡收录于广信书院本中的全部辛词，自不至有赝品羼入；而其中对同调各词的编置次第，对于辛词的编年也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其中虽也间有先后参差错出之处，那大概是出于编集者见闻之所不及、推考之偶尔不当之所致。对于这类问题之凡有蛛丝马迹可考者，自当另行考求其写作时次；其确实难于考定者，则斟酌编置于可以考定作者之同调某首之前或后。本拟根据这一新的认识立即着手进行改编，不料不久就发生了继续到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遂致在一九七八年重印时，所用的仍是一九六二年增订的那个旧版。

    另一原因，是我在八十年代之初，经铅山县档案馆的友人，辗转借到了铅山辛氏宗谱的第一本（据说全书共五本，其余四本，藏有此谱的辛姓人家秘而不肯示人）。这一本宗谱中所收录的资料，出于明清人伪造者什居七八，但有一篇宋兵部侍郎赐紫金鱼袋〔辛公〕稼轩历仕始末，尽管其中脱误甚多，却确是出自南宋末年人手笔，因而是极富史料价值的一篇文字。清朝嘉庆年间江西万载县辛启泰编写的辛稼轩年谱中，对于稼轩诞生的年月日时以及稼轩逝世后家中的景况，必即是根据此文写成的。只因辛启泰并未因编撰稼轩年谱而去广泛地翻阅有关书册，从而对于这篇历仕始末也未能充分加以利用。

    元刻广信书院十二卷本稼轩长短句是经过清代的著名校勘家黄丕烈、顾广圻等人校勘过的，依照此本翻刻的王鹏运的四印斋印本，更为近代研究辛词者所易见。但直到要编写稼轩年谱问世的梁启超，都没能从中觉察出它所涵蕴的这一特征，自郐以下更不足论了。

    宋兵部侍郎赐紫金鱼袋〔辛公〕稼轩历仕始末一文，对于述写辛稼轩的生平事迹自极重要。我在三十年代所编撰的稼轩年谱中，凡其仅仅以辛启泰所编年谱为依据者，除有关稼轩子嗣后裔部分外，几均可在此文中找得其更较原始之出处。而从宋孝宗乾道元年至三年的稼轩行踪，过去长时期内未得解决，我还曾经根据词中涉及吴江的几句话，而假定此三年为稼轩被投闲置散而流落吴江的时期。从历仕始末中却看到了他在任江阴军签判之后继即改任广德军通判，遂使多年空白借得填补。于此可见，历仕始末对于稼轩词的编年也有极大的用处。单是其中的“初寓京口”一句，便递送给我们一道信息：辛稼轩在“锦襜突骑渡江初”的绍兴三十二年（一一六二），便已有了家室，亦即和稍前于他寓居京口的范邦彦之女、范如山之妹成婚了。其时稼轩为二十三岁，女方年龄亦与之相当。这样，我就把原编入“作年莫考诸什”中的一首作于立春日的汉宫春，认定为稼轩渡江后第一篇创作。因为，据词中的“年时燕子，料今宵梦到西园”句，知其违别故乡济南仅及一年；“却笑东风……又来镜里，转变朱颜”诸句，为稼轩以“朱颜”形容自己面貌仅有的一次，知其确作于青年期内；而“浑未办黄柑荐酒，更传青韭堆盘”两句，也正说明新建立的家庭，在饮食居住等条件上还都很简陋。既确定稼轩与其夫人为同龄，则据其“寿内子”的浣溪沙词中之“两人百岁恰乘除”句，又可断定此词必作于淳熙十六年（一一八九）家居上饶之时（至其专言“寿内子”者，则必是二人仅为同年，而出生月日并不相同之故）。从上举二三例证，当可概见历仕始末这一短文所寓有的史料价值，是大可予以充分考索和利用的。

    既有因稼轩词编年笺注在一九七八年的大量印行而引致读者提示给我的无数补正意见，又有我从影印元刻本稼轩长短句受到启发而久积于怀的要把编年大作一番调整的笃愿，又从铅山辛氏宗谱获见自万载辛启泰以后二百年来的辛词研究者都未得见的宋兵部侍郎赐紫金鱼袋〔辛公〕稼轩历仕始末；这次的对稼轩词编年笺注和辛稼轩年谱的大幅度增补订正工作，就在这种种主客观的形势下开始了。至其成为一种马拉松式的工作，前后持续了十年以上的时间，则是我始料所不及的。

    二

    回想半个世纪之前，当我最初着手于稼轩词编年笺注的编撰时，业师傅斯年先生曾告诫我说，最好能把书名中的“笺注”改为“笺证”，亦即只把涉及稼轩词本事的时、地、人等等考索清楚，把写作的背景烘托清楚即足；对于典故的出处则可斟酌其关系之重要与否，有选择地注出，而不必一一遍加钩稽；至其脱化于前人诗词之语句，则注之不可胜注，自以一概不注为宜；各词写作年月，其明确易知者固可为之编定，却不应曲事牵合，强为系年，以免或失鲁莽，或失穿凿。傅先生还郑重地向我说道，千万不能把此书作成仇兆鳌的杜诗详注那样，仇书作得确实够详、够繁琐了，但那只是供小孩子阅读用的，对于真正研究杜诗的人究竟能起多大作用呢？（以上仅记其大意如此。）对于傅先生的这些意见，有的我在编写词笺的过程中接受了，所以从一九五七年的印本直到一九七八年的印本的第五卷，都标著为作年莫考诸什，而在另外的五卷中，明确加以系年的，共不过二百二三十首。对于典故出处及词句之脱化前人者之处理，则只是部分地接受了傅先生的意见而非完全照办，所以在书前的例言当中，就写有这样一条：“兹编之注释，唯以征举典实为重。其在词藻方面，则融经铸史，驱遣自如，原为辛词胜场之一，故凡其确为脱意前人或神化古句者，亦皆为之寻根抉原，注明出典；至如字句之训诂以及单词片语之偶与古作相合者，均略而不注。”尽管在初稿当中，也有许多并不符合这些原则之处。至于书名，我也没有把“笺注”改为“笺证”。

    不料一九五七年初版印行之后，不久就有人发表文章，批评这本书的注释过于简陋了；也还有几位素不相识的专家学者，例如刘永溍、李伯勉诸先生，直接写信给我，连续不断地提供我许多应当增补的资料；再结合我自己随时觉察到的一些应行补正之处，便动手进行了一些修改和增补。以后于每次印行前又递加修正，成为一九六二、一九六三和一九七八诸年的印本。这几次印行的版本，在笺注的一些方面已经突破了初版例言和题记当中所设定的各种准则了。

    把两宋的词人划分为豪放派和婉约派，我自来是并不认为十分恰当的。但不论分与不分，辛稼轩在两宋词人当中应是名列前茅的大作家，其影响之大，感染力之强，都为其他词人的作品之所不能比拟，我想，这已经是得到了公认的一桩事实。其所以能够如此，除了因为他是一个民族志士和英雄豪杰人物，当全民族正处于最艰苦困难的时期，他能够怀着高昂的激越奋发情绪，代表着那一代人而唱出时代的最强音，亦即具有最高的思想境界和最深厚的感情原素之外，在其写作的布局命意和艺术加工方面，必定也有远非其他词人所可跂及之处。而这些，又必定都是出于辛稼轩的生活、学识和艺术的素养，而决非临时浚之使深、筑之使高的。然而我自己，却是一个从来不曾涉及于诗词创作领域的人，既然不曾有这方面的实践，怎能对稼轩词的写作技艺有确切而且深透的理解呢？因此，不论在编写这本笺注的初稿时，或在一九六二年以及今次的增订修改过程中，对于这一问题，我一直为了藏拙，避而不谈。只因在一九六二年以来的印本中，我把略论辛稼轩及其词一文置诸卷首，题目虽标明了“论稼轩词”，实际上所论却只是极为肤浅的几点。那位素未谋面而却为这本词笺的增改已经提供了无数意见的刘永溍先生（他已在十年浩劫中去世），看到我的这篇文字之后，又特地写信给我，对辛词在写作方面的特点，提出了几条意见。遗憾的是，当他在世之时未及将此信收录于辛词笺注当中，现在就趁此书增订改版的机会，全文照录于此，聊以稍补本书的阙失，稍祛我的几许遗憾，并借与读者共赏。

    再版增入略论辛稼轩及其词一文，为读者先介绍作者及作品之概要，确属必要。文中对政治方面陈叙甚详，关于词的艺术特点方面，只提创作态度一点，似太单薄。以溍之意，此文不啻词集的代序也。

    辛词如感皇恩上片述读庄子的感想，下片述闻朱晦庵即世的感慨；六州歌头告鹤三事，上片述二事，下片述一事；贺新郎上片述离别三事，下片述二事；又一阕“赋琵琶”，则将琵琶故实分别在上下片吟咏：都打破了前后两片成规。辛词喜掉书袋，他的用事，如前述贺新郎等，都是堆垛式的，我认为这是一种堆假山的手法，也和别人不同。辛的白话词，是效法李易安的。除丑奴儿近外，如寻芳草（“调陈莘叟忆内”）、糖多令（“淑景斗清明”）、好事近（“医者索酬劳”）、鹊桥仙（“送粉卿行”）、西江月（“醉里且贪欢笑”）等，虽是白话词，却都是文人吐属，和柳耆卿一派的市井腔调颇有不同。这三点似乎都可以作介绍。当否请酌。

    刘永溍先生信中对于几首辛词的写作技巧的论析，虽已全录于此，但也只能起发凡起例的作用，他所没有论述的大量的辛词，就请辛词的研究者们凭靠各自的理解和认知去进行辨析吧，这对我来说依然是无能为力的。

    除了对辛词的结构和布局，从形式上探求其艺术手法外，对于大量的辛词的意蕴，即其托言于此而寄意言外的所谓“寄托”，自也应予以探索和阐发。但这所谓寄托，只能以具有深远隐微的旨意为限，而并不是打哑谜，作密电码，因而不能用猜谜底、破密码和作红楼梦索隐的办法去考求和对待。然而前代词家之阐发辛词之寄托者，却每每不免于那样的取向。尽管其中也偶有“不幸而言中”之处，而一般说来，则或出穿凿，或出附会，我却是大都不以为然的。我在撰写此书的初稿时，在例言中所列的如下一条：“明悉典实则词中之涵义自见，揆度本事则作者之宅心可知。越此而往，举凡凿空无据之词，游离寡要之说，所谓‘只谓搅心、胡为析理’者，兹编概不阑入。宁冒释事忘意之讥，庶免或臆或固之失。”说穿了，这一条就全是针对上述那种取向而发的。我也常暗自发笑，我的这种做法，大似王安石注经时对“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的办法了。所以，在这本笺注先后印行了几版之后，一位友人告我说：不论他或其他读者，从此书所得的印象，同样是：它是出自一个历史学...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