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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者。惟时文与戏曲则皆以描写口吻为工。……犹之优人，忽而胡妲，忽而忠臣孝子，忽而淫妇奸臣，皆其体之所以卑也。……此处不暇论纲常名教而先论文章体裁。
杨君之引此文（原书第六五页）旁加密圈，具见其五体投地。依袁氏光芒万丈之见，一切文学体裁皆当为主观的、抒情诗的；一切客观的文学，如戏曲（推而至于小说之不带自传性质者及史诗）之类，皆当拉杂摧烧，而莎士比亚及莫里哀及歌德等辈首当请出文学领域外矣。懿哉！曰然则袁氏反对八股文非欤，曰袁氏之反对八股文是，其所以反对之者则非。夫八股文之所以卑者，非由其代人立言，乃因其题材之限制、格式之限制及目的之贱耳。试读《桃花扇》中柳敬亭为左良玉讲《大师挚适齐》一章，何尝非代人立言，何尝不与八股同类？然却慷慨动人，为书中精彩之一段。语其实，一切纯粹文学大半为代人立言（即自传体亦非例外），而有赖于“描写口吻为工”。充袁枚之说，则文学只能限于写景与自白，古今论文之荒谬未有甚于袁枚者也。
杨君述袁枚论诗，极力推崇其以“爱情为诗的生命”（第一七八页），实则袁枚只知有淫欲，乌知所谓爱情！其所口笔不离者，赠妓弄妾之秽作，“桑间濮上之变风”而已（变谓变女为男也）。夫中外情诗之伟大者，在其能净化，能理想化耳。至若袁枚所作，不过下等之眩惑，而章实斋所谓“导欲宣淫之具”而已，何足以言文学！
袁氏虽卑鄙，然犹不敢尽背健康之正论，故其说诗教曰：“即如温柔敦厚四字，亦不过诗教之一端，不必篇篇如是。”虽曰“不过”，犹不能不承认其为“一端”也。而杨君之述此论，则谓袁枚“论诗的功用，只在心里的愉快”（第一七七页），不亦厚诬袁枚欤？
杨君谓袁枚“最反对那个在中国史学界如天之经、地之义的垂训主义”。按袁枚并非反对历史可垂训戒者，故曰：“史者，衡也、鉴也，狭曲蒙匡也。国家人物政事则受衡受鉴，而盛载于蒙匡者也。”袁氏所反对者，叙述外之“褒贬抑扬”耳，此则四百年前郑渔仲已摈斥之，而早已不成“天之经、地之义”。袁枚不过仍袭成说，而杨君盛称之，此又“见橐驼言马肿背”之一端也。
其附会可笑者，举两例如下。
（一）杨君于袁氏论“今之经，昔之史也”一段下，附言曰（第二○二页）：
这“六经皆史”一句话，胡适之先生诠释得最好。“我们必须先晓得‘盈天地间一切著作皆史也’这一句总纲，然后可以晓得‘六经皆史也’这一条子目”。这里也可借来说，“既然一切著作都是史料，而古经都是先王所传的言，故皆有史料的价值”。
不知盈天地著作皆史，章实斋曾有是言，故胡适之诠释是也。袁枚则但言六经皆史，而未言一切著作皆史，安得以部分该全体，而断定袁枚之前提亦与章氏相同。
（二）袁氏云：“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非爱其亲也，爱其乳也。……今将致其索乳之良知而扩充之，则徒近乎告子食色为性之说，而与圣道愈远。”杨君释之曰：“以告子食色为性之说当做与圣道愈远，这样说教育能力之大，其植机颇得近日最时髦的行为派心理学的根据。”（第二六八页）按袁枚否认爱亲为良知，而未尝否能爱乳为本能也。其反对告子之说者，盖误认告子之所谓性有善的评价之意义，非以求乳为后天教育的成绩也。此又可见作者比附阿谀之殷，急不暇择也。
署名“素痴”，原载《大公报·文学副刊》第43期，1928年10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