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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观念复古期之一
第一章 复古运动的酝酿时期
第一节 李谔与王通
在隋唐五代三百多年的中间，由一般作家的作风而言，可以别为三个时期：前一个时期————隋及初唐————约占一百多年，是作风将变，明而未融的时候，盖以积重难返，故犹不免承袭梁陈之馀音。中一个时期————旧时所谓盛唐及中唐————也占一百多年，是作风丕变，登峰造极的时候，此时诗文，才奏摧陷廓清之功，才变以前骈俪的面目，与浮艳的作风。后一个时期————晚唐及五代————也占一百多年，又是骈俪馀波，回荡振转的时候。所以若自古文的立脚点而言，则此期的文学史殆成弧形的进展。
至就此三百多年的批评主张而言，也可以复古运动为中心而分成上述的三个时期，不过在前一时期是酝酿时代，中一时期是高潮时代，后一时期是销沉时代而已。盖中国的文学批评，恒随作风为转移。评者与作者往往不能分别，所以批评界的论调，同时每成为作家的主张。
六朝以后骈俪的作风之转移，在隋及初唐已然；所以文坛的复古思想，在隋及初唐也已微露其端倪。今考隋时如李谔王通诸人所言，已启唐代复古论调之先声。李谔力攻骈体之失，王通复标明道之旨，消极的或积极的方面，破坏的或建设的方面，均足为唐代古文家的根据。
李谔在隋文帝时以当时文体轻薄，流宕忘反，上书曰：
臣闻古贤哲王之化人也，必变其视听，防其嗜欲，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为训人之本，《诗》、《书》、《礼》、《易》为道义之门，故能家复孝慈，人知礼让，正俗调风，莫大于此。其有上书献赋，制诔镌铭，皆以褒德序贤，明勋证理，苟非惩劝，义不徒然。降及后代，风教渐落。魏之三祖，更尚文词，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下之从上，有同影响，竞骋文华，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功。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禄利之路既开，爱尚之情愈笃。于是闾里童昏，贵游总丱，未窥六甲，先制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说，不复关心，何尝入耳！以傲诞为清虚，以缘情为勋绩，指儒素为古拙，用词赋为君子。故文笔日繁，其政日乱，良由弃大圣之规模，构无用以为用也。
李谔此书固似近于希承帝旨。当开皇四年，文帝即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其时泗州刺史司马幼之以文表华艳至付所司治罪。李谔所云盖即本此意旨而发，所以表中也引此事。(1)但其论调重儒教而轻文艺，尚实用而贱虚饰，则唐人所论固不出此范围也。
李谔所论固启唐代古文家的先声了。但其文体依旧不脱骈俪的馀习。王通则更进一步，实行其论文的主张，即文体也古典是式了。
王通，《隋书》无传，惟附见于新、旧《唐书》王质、王勃、王绩各传，称为“隋末大儒，号文中子”而已。其著述之传于今者有《中说》十卷。但核以事实又多相牴牾，于是有疑其非出文中子所撰者，有且疑文中子并无其人者。实则《隋书》虽不为王通立传，而唐人言之凿凿，不可谓实无其人。(2)至于《中说》是否出彼所撰，固成问题，但如洪迈《容斋随笔》因杜淹所撰《文中子世家》事实多牴牾，遂疑《中说》为宋代阮逸所作，则亦不免断得太勇。盖《中说》中所载事实虽不免牾牴，而在唐时已有此书则无可疑。(3)至多只能如焦竑所谓“阮逸不无增损于其间”(4)，若遽定为宋人之著则未免错误。不过《中说》虽为唐时之书，而因其事实之牴牾，实不能谓全出于王通所撰定；于是或称为杜淹所撰(5)，或称为其子福郊、福畤等所依托(6)，或称为王勃所伪造(7)，要之都不过一种揣测之辞，没有坚强的左证，未易作肯定的论断。窃以为王通之续六经撰《中说》，明见于《新唐书·王绩传》，则其为人已有妄诞之嫌；其父杀人其子或且行劫，则其子弟之习为夸诈，又何足怪。大抵其书原出王通所撰(8)，盖《中说》之拟《论语》，亦与其续古尚书等同例，并为赝古之作；不过王氏原书或未指实人名，而其子如福郊、福畴辈，其门人如薛收、姚义辈，或欲张侈其门户，或欲借此以自重，遂不免妄加人名或增饰事实，而不知其转陷于谰诬耳。而且，即退一步言谓《中说》非出王通所撰，不足见其思想，则其书至迟也不能在王勃以后，无论如何，也足见此酝酿时期一部分人的文学见解。所以现在姑仍旧说以《中说》为王通所撰，借以窥见时人之文学观。
《中说》中首先对于南朝文学施一个攻击。其《事君》篇云：
子谓文士之行可见：谢灵运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则谨。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则典。鲍照、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吴筠、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谢庄、王融，古人纤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诞。或问孝绰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淫。或问湘东王兄弟？子曰，贪人也，其文繁。谢朓，浅人也，其文捷。江总，诡人也，其文虚。————皆古之不利人也。
他惟对于颜延之、王俭、任昉三人谓：“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约以则。”因此他对于当时文学下个总批评：
古之文也约以达，今之文也繁以塞。
约以达，由于重文之本；繁以塞，由于逐文之末。其论文然，其论诗的标准亦然。《天地》篇云：
李伯药见子而论诗，子不答。伯药退谓薛收曰：“吾上陈应、刘，下述沈、谢，分四声八病，刚柔清浊，各有端序，音若埙篪，而夫子不应，我其未达欤？”薛收曰：“吾尝闻夫子之论诗矣！上明三纲，下达五常，于是征存亡，辩得失，故小人歌之，以贡其俗，君子赋之以见其志，圣人采之以观其变。今子营营驰骋乎末流，是夫子之所痛也，不答则有由矣。”
此等见解，吾以为如王勃这样的文人未必如此拘执，所以未必为王勃所依托。《事君》篇又云：
古君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而后艺可游也。
其重道轻艺之意显然可见。所以文以载道之旨，实以王通首发其端。《王道》篇云：
子在长安，……李德林请见，子与之言，归而有忧色。门人问子。子曰：“德林与吾言终日，言文而不及理。”门人曰：“然则何忧？”子曰：“非尔所知也。……言文而不言理，是天下无文也。王道从何而兴乎？吾所以忧也。”(9)
又《天地》篇云：
子曰：学者，博诵云乎哉！必也贯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济乎义。
其后韩愈送《陈秀才彤序》谓“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盖即本此。
第二节 唐初史家
隋末王通，论文重道，开后世道学家之先声。唐初史家，其论文虽无此极端，然也颇不满意六朝的作风，所以又开古史家之先声。史家固不重在论文，但以其所修诸史均有文苑传或文学传，而于此诸传之先每有一篇序，于此诸传之后又或为之论，所以正可于其序或论之中窥见史家的论文见解。(10)
今考当时一般史家之论文，大率为一种折衷的论调。由南与北的文学言，则欲其“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如李延寿《北史·文苑传序》所谓：
暨永明、天监之际，太和、天保之间，洛阳、江左，文雅尤盛。彼此好尚，雅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美尽善矣。
由古与今的文学言，则又欲其“权衡轻重，斟酌古今”，如令狐德棻《周书·王褒庾信传论》所言：
原夫文章之作，本乎情性，覃思则变化无方，形言则条流遂广。虽诗赋与奏议异轸，铭诔与书论殊涂，而撮其指要，举其大抵，莫若以气为主以文传意，考其殿最，定其区域，摭六经百氏之英华，探屈、宋、卿、云之秘奥。其调也尚远，其旨也在深，其理也贵当，其辞也欲巧。然后莹金璧，播芝兰，文质因其宜，繁约适其变，权衡轻重，斟酌古今，和而能壮，丽而能典，焕乎若五色之成章，纷乎犹八音之繁会。夫然，则魏文所谓通才，足以备体矣；士衡所谓难能，足以逮意矣。
此即颜之推所谓“古之制裁为本，今之辞调为末”的意思。盖在一种风气将转的时候，本易有此种论调的。何况史家衡古论今，对于文学之源流得失，无不了然，则欲其各去所短，而合其两长，固更不足怪了。明此，然后知史家论文虽不免泛评当时作者（如《晋书·文苑传》的《序》和《论》），或泛述一代历史（如《北史·文苑传序》），与文学批评似乎无多关系，然而总观各家所论，亦有数点足以特别提出，可借以窥知文学批评上之思想与文学史上之作风，其所由转移之故者。
其评论当时的文学，则对于南朝以来之作，每有一种不满意的论调。如《周书·王褒庾信传论》云：
子山之文发源于宋末，盛行于梁季。其体以淫放为本，其词以轻险为宗。故能夸目侈于红紫，荡心逾于郑卫。昔扬子云有言“诗人之赋丽以则，词人之赋丽以淫”，若以庾氏方之，斯又词赋之罪人也。
《北齐书·文苑传序》云：
江左梁末，弥尚轻险，始自储宫，刑乎流俗。杂沾滞以成音，故虽悲而不雅。
又《隋书·文学传序》云：
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乎！（《北史·文苑传序》同）
此种论调也足为提倡古文古诗者张目。大抵当时诸史惟《晋书》与南朝无关，梁、陈二书与《南史》，则又为体例所限，势不能讥议其失，(11)故犹无贬辞，至于北朝诸史则对南朝文学当然可为严正的批评了。所以我谓当时史家对于南朝文学都有不满意之论。
南朝文学之缺点既如上述，于是或推论文学之源，或进究文学之本。其论文源者则归本于圣典，遂不期然而然的使文学观复返于复古。今略摭数节以见一斑。
夫文以化成，惟圣之高义；行而不远，前史之格言。……移风俗于王化，崇孝敬于人伦；经纬乾坤，弥纶中外。故知文之时义大哉远矣。（《晋书·文苑传序》）
经礼乐而纬国家，通古今而述美恶，非文莫可也。是以君临天下者，莫不敦悦其义，缙绅之学咸贵尚其道。古往今来未之能易。（《梁书·文学传序》）
《易》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子曰“焕乎其有文章也”。自楚汉以降，辞人世出，洛汭江左，其流弥畅：莫不思侔造化，明并日月，大则宪章典谟，裨赞王道，小则文理清正，申纾性灵。至于经礼乐，综人伦，通古今，述美恶，莫尚乎此。（《陈书·文学传序》，又《南史·文学传序》略同。）
夫文学者，盖人伦之所基欤？是以君子异乎众庶。昔仲尼之论四科，始乎德行终于文学，斯则圣人亦所贵也。（《陈书·文学传论》）
两仪定位、日月扬挥，天文彰矣；八卦以陈、书契有作，人文详矣。若乃《坟》、《索》所记，莫得而云，《典》、《谟》以降，遗风可述。是以曲阜多才多艺，鉴二代以正其本，阙里性与天道，修六经以维其末。故能范围天地，纲纪人伦，穷神知化，称首于千古，经邦纬俗，藏用于百代。至矣哉斯固圣人之述作也！逮乎两周道丧，七十义乖：淹中稷下，八儒三墨，辩博之论蜂起；漆园黍谷，名、法、兵、农，宏放之词雾集。虽雅诰奥义，或未尽善，考其所长，盖贤达之源流也。（《周书·王褒庾信传论》，又《北史·文苑传序》略同。）
《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传》曰“言身之文也”。“言而不文，行之不远。”故尧曰则天，表文明之称；周云盛德，著焕乎之美。然则文之为用其大矣哉！上所以敷德教于下，下所以达情志于上。大则经纬天地，作训垂范；次则风谣歌颂，匡主和民。或离谗放逐之臣，涂穷后门之士，道轲而未遇，志郁抑而不伸，愤激委约之中，飞文魏阙之下，奋迅泥滓，自致青云，振沉溺于一朝，流风声于千载，往往而有。是以凡百君子，莫不用心焉。（《隋书·文学传序》）
穷其源而以圣贤之述作为依归，究其用而以裨赞王道纲纪人伦为标准。此虽不是古文家的论调，而古文家的论调实本于此。实则史家有此议论，沿流溯源，尚不为谬；文家有此主张，古典是式，便成为复古了。
其论文本者，则归之于情而欲复返于雅正。如《晋书·文苑传论》云：
夫赏好生于情，刚柔本于性。情之所适，发乎咏歌，而感召无象，风律殊制。
寥寥数语，已很能说明情性与文学之关系。至李百药《北齐书·文苑传序》则言之更精：
夫玄象著明以察时变，天文也。圣达立言化成天下，人文也。达幽显之情，明天人之际，其在文乎？逖听三古，弥纶百代，制礼作乐，腾实飞声。若或言之不文，岂能行之远也。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大圣踵武，邈将千载，其间英贤卓荦，不可胜纪，咸宜韬笔寝牍，未可言文，斯固才难，不其然也。
至夫游、夏以文词擅美，颜回则庶几将圣，屈、宋所以后尘，云、卿未能辍简，于是辞人才子，波骇云属，振鹭之羽仪，纵雕龙之符采，人谓得玄珠于赤水，策奔电于崑丘，开四照于春华，成万宝于秋实。
然文之所起，情发于中。人有六情，禀五常之秀；情感六气，顺四时之序。其有帝资悬解，天纵多能，摛黼黻于生知，问珪璋于先觉。譬雕云之自成五色，犹仪凤之冥会八音，斯固感英灵以特达，非劳心所能致也。纵其情思底滞，关键不通，但服膺无怠，钻仰斯切，驰鹜胜流，周旋益友，强学广其文见，专心屏于涉求，画缋饰以丹青，雕琢成其器用，是以学而知之，犹足贤乎已也。谓石为兽，射之洞开，精之至也。积岁解牛，砉然游刃，习之久也。自非浑沌无可凿之姿，穷寄怀不移之情，安有至精久习，而不成功者焉。
此文颇似《文赋》，亦能阐说文本于情之关系。不过他所谓情，重在归于雅正，而不可偏于哀思。故李氏于其《文苑传赞》又云：“乃眷淫靡，永言丽则，雅以正邦，哀以亡国。”
穷文之源则以古为式，此即令狐德棻所谓“摭六经百氏之精华，探屈、宋、卿、云之秘奥”者；究文之本则以情为主，此又李延寿所谓“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者。史家深知当时南朝文学之失，而欲求其弊补其偏，所以每成为折衷的论调，而这种论调正为后来复古的文人与诗人之所本。盖因穷文之源而论文每主于尚用，自成后来文人之主张了；因究文之本而论文又归于崇雅，则又成后来诗人之主张了。人每知陈子昂、李白之力复古诗，韩愈之力复古文，而不知风气之开，即在初唐史家固已然矣。
第三节 刘知几之《史通》
史家修史，史论家则论史。修史者不重在论文，故不易见其论文见解；论史者则以文史关系之密，论史多同于论文，故又颇可窥出其论文的见解。在昔文史不分之时，史家好似文学家，而史论家则好似文学批评家。唐代史论家的著作，其较重要者只有刘知几的《史通》。(12)刘氏《史通》商榷史篇，扬扢文词，其所论颇为重要。不过以文史虽属同源而毕竟异途。(13)所以《史通》所论，非惟与《文心雕龙》不同，即与当时史家亦异其旨趣。《史通》是本于史学的观点，以论史籍的文词；《文心雕龙》是本于文学的观点，以论文学的作品。所以也可说，《史通》所论是史学家的文学观；而《文心雕龙》所言则是文学家的文学观。
明《史通》所论只指史籍的文词，则知其论文所以不偏主藻饰而同时又不偏主质朴之故。如《杂说》下云：
自梁室云季，雕虫道长：“平头”、“上尾”，尤忌于时；对语俪辞，盛行于俗。始自江外，被于洛中。而史之载言，亦同于此。假有辨如郦叟，吃若周昌，子羽修饰而言，仲由率尔而对，莫不拘以文禁，一概而书。必求实录，多见其妄矣。
此言史文叙述之不能偏于雕饰而失实。又《论赞》篇以为后世流宕忘返，“大抵皆华多于实，理少于文，鼓其雄辞，夸其俪事”。而对于当代以词人而兼史家者为更致不满。他说：
大唐修《晋书》，作者皆当代词人，远弃史、班，近宗徐、庾。夫以饰彼轻薄之句，而编为史籍之文，无异加粉黛于壮夫，服绮纨于高士者矣。
则又言史传、论、赞之不宜徒尚俪辞，此皆不欲以文人撰史之意。然如《叙事》篇云：
夫饰言者为文，编文者为句，句积而章立，章积而篇成，篇目既分而一家之言备矣。古者行人出境以词令为宗，大夫应对以言文为主。况乎列以章句，刊之竹帛，安可不励精雕饰，传诸讽诵者哉！
则其不偏尚质朴之意又极明显。这种主张似相矛盾，实则本于史学的见解看来固绝不冲突。何者？史本是“笔”的一种，笔虽不同于文而亦不可废饰。论史事宜求其翔实，论史文须期其永久。所以《叙事》篇又说：
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至若书功过，记善恶，文而不丽，质而非野。使人味其滋旨，怀其德音，三复忘疲，百逼无斁。自非作者曰圣，其孰能与于此乎？
这种文质折衷的论调，似乎与当时史家之论文学相同，然而亦有差异之处。盖史家之论文学，有时本于文学的立场；而史论家之论史籍，则全本于史学的观点。所以史家如李百药《北齐书》所言，足为后来诗人复古之根据；而刘氏之论则适以混笔为文，只能助杂文学张目而已。此所以《史通》论文又全为史学家之文学观也。
明《史通》论文全是史学家之文学观，则其论文主旨，始可得而言。大抵史学家之论文总无主纯美论者。一方面求其信实，此王充所谓“极笔墨之力，定善恶之实也”。一方面又求其应用，此又王充所谓“文人之笔，劝善惩恶”也。（并见《论衡·佚文》篇）此本是史家论文之宗旨，刘氏亦不能外是。
由其求信实者言，故重在真。言语须求其真，事实须求其真，是非也须求其真。《言语》篇谓记当世口语宜从实而书(14)，此求言语之真。《叙事》篇论假托古词翻易新语之非(15)，此求事实之真。《浮词》篇又谓抑扬不使过实(16)，此又求是非之真。其论颇与王充《论衡》相同，而与刘勰《文心雕龙》微异。《论衡》谓经传之文贤圣之语，后世不晓，是由语异，不关材鸿（见《自纪》篇）；正与《史通》所谓不应怯书今语，勇效昔言者同旨。而《文心雕龙·炼字》篇谓：“《尔雅》、《仓颉》异体相资，如左右肩股；该旧而知新，亦可以属文。”便不全重今语了。《论衡》谓：“必谋虑有合，文辞相袭，是则五帝不异事，三王不殊业也。”（见《自纪》篇）此也近《史通》所讥述事必比于古之意。而《文心雕龙·事类》篇乃云，“明理引乎成辞，征义举乎人事，乃圣贤之鸿谟，经籍之通矩”，则又不废古典了。《论衡》谓“世俗所患，患言事增其实，著文垂辞，辞出溢其真”（见《艺增》篇），此亦《史通》所谓“发言失中，加字不惬，遂令后之览者，难以取信”之意。而《文心雕龙·夸饰》篇乃云：“文辞所被，夸饰恒存。”则固不贬浮词了(17)，史学家与文学家之论文其不同乃如此。
由其求应用者言，故又重在善。其《史官建置》篇云：
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人生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家者其可缺之哉！
其《曲笔》篇又云：
盖史之为用也，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
这些都与《论衡》论文重在劝惩者相同。所以记事必择其有关系者，若采及谐谑，引及小说，则其事芜秽，其辞猥杂了。载言亦必择其足以资劝惩者，若徒摭浮词，仅采虚饰，则无裨劝奖，有长奸诈了。其《书事》篇云：
昔荀悦有云：“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干宝之释五志也，体国经野之言则书之，用兵征伐之权则书之，忠臣、烈士、孝子、贞妇之节则书之，文诰专对之辞则书之，才力技艺殊异则书之。于是采二家之所议，惩五志之所取，盖记言之所网罗，书事之所总括，粗得于兹矣。然必谓故无遗恨犹恐未尽者乎？今更广以三科用增前目。一曰叙沿革，二曰明罪恶，三曰旌怪异。何者？礼仪用舍、节文升降则书之，君臣邪僻、国家丧乱则书之，幽明感应、祸福萌兆则书之。于是以此三科，参诸五志，则史氏所载庶几无阙。求诸笔削，何莫由斯。
其《载言》篇则云：
至如史氏所书，固当以正为主。是以虞帝思理，夏后失御，《尚书》载其“元首”、“禽荒”之歌；郑庄至孝，晋献不明，《春秋》录其“大隧”、“狐裘”之什。其理谠而切，其文简而要，足以惩恶劝善，观风察俗者矣。若马卿之《子虚》、《上林》，扬雄之《甘泉》、《羽猎》，班固《两都》，马融《广成》，喻过其体，词没其义，繁华而失实，流宕而忘返，无裨劝奖，有长奸诈，而前后《史》、《汉》皆书诸列传，不其谬乎！
此虽只论史例，而同时很可窥出其论文宗旨。至少，可以说这是史家的文学观。
刘氏本于史家的文学观以论史籍的文辞，故偏重在“笔”的方面，当然不主纯美，而与古文家之论调为近。今案《史通》所言，就其关于文事之讨论，而为古文家树之先声者，有两个较重要的问题。即是（1）繁简的问题，（2）模拟的问题。
骈俪之体出于词赋，体尚铺排故宜于烦；散行之体出于历史，体尚剪裁故宜于简。所以古文家与史家均有叙事尚简的主张。《史通·叙事》篇云：
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功；为叙事之功者，以简要为主。简之时义大矣哉！历观自古作者权舆《尚书》，发纵所载，务于寡事。《春秋》变体，其言贵于省文。斯盖浇淳殊致，前后异迹。然则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也。始自两汉，迄乎三国，国史之文日伤烦富。逮晋已降，流宕逾远，寻其冗句，摘其烦词，一行之间必谬增数字，尺纸之内恒虚费数行。夫聚蚊成雷，群轻折轴，况于章句不节，言词莫限，载之兼两，曷足道哉！
又云：
章句之言有显有晦：显也者，繁词缛说，理尽于篇中；晦也者，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然则晦之将显，优劣不同，较可知矣。夫能略小存大，举重明轻，一言而巨细咸赅，片语而洪纤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
他要损之又损，以至“华逝而实存，滓去而沈在”，这都与古文家尚简之说相同。古文家自欧阳修、尹洙等后，直至清代“桐城派”，大率都主于简，其意实自刘氏发之。
又史家之与古文家更有一相同之点，即是均重在则古。《模拟》篇云：“夫述者相效，自古而然。……况史臣注记，其言浩博，若不仰范前哲，何以贻厥后来。”正与古文家之师古同旨。刘氏因此更论模拟之体云：
盖模拟之体厥途有二：一曰貌同而心异，二曰貌异而心同。……世之述者，锐志矜奇，喜编次古文，撰叙今事，而巍然自谓五经再生，三史重出，多见其无识者矣。惟夫明识之士则不然。何则？其所拟者非如图画之写真，镕铸之象物，以此而似也。其所以为似者取其道术相会，义理玄同，若斯而已。……大抵作者自魏以前多效三史，从晋已降喜学五经。夫史才文浅而易模，经文意深而难拟。既难易有别，故得失有殊。盖貌异而心同者，模拟之上也。貌同而心异者，模拟之下也。然人皆好貌同而心异，不尚貌异而心同者，何哉？盖鉴识不明，嗜爱多僻，悦夫似史而憎夫真史，此子张所以致讥于鲁侯，有叶公好龙之喻也。
最后他复谓“拟古而不类乃难之极者”这正与后来古文家所谓“含英咀华”者相同。韩愈《答刘正夫》书谓为文宜师古圣贤人，而申之以师其意不师其辞。正是刘氏所谓取其“道术相会义理玄同”之意。韩愈送《高闲上人序》论学张旭之草书，谓“不得其心而逐其迹未见其能旭也”，此即所谓貌同心异，为模拟之下之说。刘氏于此篇自谓：“自子长以还，似皆未睹斯义。”盖亦以史家不肯下文辞的工夫，而论史者又不从文学方面论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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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唐薛登天授中上疏，渭“文帝纳李谔之策，由是下制禁断文笔浮词，其年泗州刺史司马幼之以表不典实得罪，于是风俗改励，政化大行”，殊为颠倒事实。
(2) 明焦竑《笔乘》卷二云：“宋咸作《驳中说》谓《文中子》乃后人所假托，实无其人，则几于瞽说矣。王绩有《负苓者传》，陈叔达有《答王绩书》曰：‘贤兄文中子，恐后之笔削陷于繁碎，宏纲正典，暗而不宣，乃兴元经以定真统。’陆龟蒙《送豆卢处士序》亦曰：‘昔文中子生于隋代，知圣人之道不行，归河汾间修先君之业。’后司空图、皮日休俱有《文中子碑》，五子皆唐人，言之凿凿如此，咸独臆断其无，可乎？”又其《续笔乘》卷三谓：“《杨炯集》中有《王子安集序》亦言‘文中子居龙门裁成大典，以赞孔门，勃思崇祖德，光宣奥义’，亦王通实有其人之证。”又宋释契嵩《镡津文集》十三《书文中子传后》力言文中子之事可信，亦足备一说。
(3) 此则宋叶大庆《考古质疑》亦已辨之。其言云：“大庆谓容斋之所辨证，是矣。尝观杜淹所撰世家，年世既已牴牾，且或疏略自戾，岂止如容斋所疑乎？……然容斋遂并疑《中说》为阮逸所作，大庆则未敢以为然也。何者？逸乃我宋仁宗朝人，《唐书·艺文志》已有王通《中说》，皮日休有《文中子碑》，亦言序述六经敷为《中说》，李、薛、房、杜皆其门人，而刘禹锡作《王华卿墓铭》序载其家世行事甚详，云门多伟人，则与其书所言合矣。司空图又谓文中子致圣人之用，房卫数公皆为其徒，恢文武之道以跻贞观治平之盛。至于李翱《读文中子》且以其书并之太公《家教》，刘菁《读文中子》又以六籍奴婢讥之，是虽当世儒者，好恶不同，推尊之或过，毁损之失真，要知自唐已有此书，决非阮逸所作明矣。”
(4) 焦竑《笔乘》卷二云：“宋龚鼎臣尝得唐本《中说》于齐州李冠家，盖《中说》之行久矣。陈同父类次《文中子》云：‘十篇举其端二字以冠篇，篇各有序，惟阮逸本有之。’又阮龚二本时有异同，如阮本曰，严子陵钓于湍石，尔朱荣控勒天下，故君子不贵得位。龚本则曰严子陵钓于湍石，民到于今称之；尔朱荣控勒天下，民无得而称焉。龚本曰出而不声，隐而不没，用之则成，舍之则全。阮本则因董常而言，终之曰，吾与尔有矣。岂逸不无增损于其间，遂启后世之疑邪？”绍虞案此说亦见宋张淏《云谷杂记》，惟张氏只言为后人所附益，不曾定为阮逸耳。又李觏《直讲李先生文集》二十九《读文中子》一文谓：“文中子教授河汾间，迹未甚显，没后门人欲尊宠之，故扳太宗时公卿以欺后世耳。惧其语之泄乃溢辞以求媚。”其说亦是。
(5) 元白珽《湛渊静语》卷一云：“文中子《中说》，杜淹所撰，中间多有疏谬处，所以启或者之疑议。然王氏子弟如王凝、福畴，不无傅会于其间，以张侈其门户。且如《王道》篇云：‘李德林请见，子与之言，归有忧色。门人问子。子曰，德林与吾言终日，言文而不及理。门人退，子援琴鼓《荡》之什，门人皆沾襟焉。’一又《礼乐》篇云：安平公问政，即德林也。余按史李德林卒于开皇之十年，时文中子甫七岁，固未有门人，德林何自而请见问政，门人何自而闻琴流涕，此亦疏谬之一端。不但唐开国佐命功臣皆其弟子也。”绍虞案此说即本叶大庆《考古质疑》所言，但叶氏不言为杜氏所撰耳。
(6) 《四库总目提要》：“所谓文中子者，实有其人；所谓《中说》者，其子福郊、福峙等纂述遗言，虚相夸饰，亦实有其书。第当有唐开国之初，明君硕辅不可以虚名动。又陆德明、孔颖达、贾公彦诸人，老师宿儒布列馆阁，亦不可以空谈惑。故其人其书皆不著于当时，而当时亦无斥其妄者。至中唐以后渐远无征，乃稍稍得售其欺耳。”
(7) 章炳麟《检论·案唐》篇云：“《中说》时有善言，其长夸诈则甚矣。案其言长安见李德林援琴鼓《荡》，及杜淹所为《世家》，称通问礼关朗，其年齿皆不逮，而房玄龄、杜淹、陈叔达年皆长通，不得为其弟子。《旧唐书》称通仕至蜀郡司户书佐，疑其言献策者亦妄也。诸此诈欺之文，世或以为福郊、福畤增之。案通弟绩既以通比仲尼，子姓袭其唐虚宜然。然其年世尚近，不可颠到，而勃去通稍远矣。生既不识李、房、杜、陈之畴，比长，故老渐凋，得以妄述其事。《唐书》称通尝起汉魏尽晋，作《书》百二十篇，续古《尚书》，有录无书者十篇，勃补完缺遗定著二十五篇。由今验之，《中说》与《文中子世家》皆勃所谰诬也。”
(8) 焦竑《续笔乘》卷三“《王勃集序》”条：“《杨炯集》二十卷，今不传，第诗数十篇耳。近童珮搜访遗文，合为十卷，有《王子安集序》，中云，文中子之居龙门也，睹隋室之将散，知吾道之未行。循叹凤之远图，宗获麟之遗制，裁成大典以赞孔门。讨论汉魏迄于晋代，删其诏命为百篇以续书，甄正乐府取其雅奥为三百篇以续《诗》，又自晋太熙元年至隋开皇九年，平陈之岁褒贬行事，述《元经》以法《春秋》，门人薛收为之传，未就而殁。君思崇祖德，光宣奥义，续薛氏之遗传，制《诗》、《书》之众序，危举艺文，克融前烈，《诗》、《书》之序并冠于篇，《元经》之传未终其业，命不我与，有涯先谢。又注《周易》穷乎晋卦。又编次《论语》各以群分，穷源造极为之诂训。又注《黄帝八十一难》，撰《合论》十篇见行于代。此亦可为《文中子》非伪书一证。”
(9) 案德林卒于开皇十年，时通甫七岁，固未有门人，此亦事实之疏谬者。
(10) 李百药《北齐书》有《文苑传序》，房乔等《晋书》有《文苑传序》、《文苑传论》，魏征等《隋书》有《文学传序》，姚思廉《梁书》、《陈书》均有《文学传序》，令狐德棻《周书》虽无《文苑传》而《王褒庾信传论》中颇多论文之语。惟李延寿南、北史虽均有《文学传》而其序论大都剿袭人说，如《南史·文学传序》同《陈书》而其《论》又袭自《梁书》，《北史·文苑传序》同《隋书》及《周书》。
(11) 然魏征《梁书·帝纪论》犹且谓：“太宗聪睿过人，神采秀发，多闻博达，富赡词藻；然文艳用寡，华而不实，体穷淫丽，义罕疏通。哀思之音，遂移风俗，以此而贞万国，异乎周诵、汉庄矣。”
(12) 唐代史评之著，惟刘知几《史通》独传。知几次子有《史例》三卷，见《新唐志》，今不传。又柳璨有《史通析微》十卷，《新唐志》作柳氏《释史》，《直斋书录解题》谓其讥评刘氏之失，今亦不传。此外尚有裴杰《史汉异义》（《通志》“义”作“议”）三卷，田弘正客《沂公史例》十卷，均见《新唐志》文史类；又吴武陵《十三代史驳议》十二卷，见《宋志》文史类，似均不重在论文。
(13) 《史通·核才》篇云：“文之与史，较然异辙。故以张衡之文而不闲于史，以陈寿之史而不习于文，其有赋述《两都》，诗裁《八咏》，而能编次汉册，勒成宋典，若斯人者，其流几何？是以略观近代，有齿迹文章而兼修史传。其为式也，罗含、谢客，宛为歌颂之文，萧绎、江淹，直成铭赞之序，温子升尤工复语，卢思道雅好丽词；江总猖獗以成迷，庾信轻薄而流宕，此其大较也。”又《杂说下》云：“史云史云，文饰云乎哉！”盖他因于文史分途，故不欲以文人撰史，更不欲史之偏于文饰。
(14) 《史通·言语》篇云：“夫《三传》之说，既不习于《尚书》；两汉之词，又多违于战国；足以验甿俗之递改，知岁时之不同。而后来作者通无远识，记其当世口语罕能从实而书。方复追效昔人，示其稽古。是以好邱明者则偏模《左传》，爱子长者则全学史公。用使周、秦言辞，见于魏、晋之代，楚、汉应对，行乎宋、齐之日，而修伪混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绝，真伪由是相乱。……夫天地长久，风俗无恒，后之视今亦由今之视昔。而作者皆怯书今语，勇效昔，言不其惑乎？”
(15) 《史通·叙事》篇云：“昔文章既作，比兴由生：鸟兽以媲贤愚，草木以方男女，诗人骚客，言之备矣。洎乎中代，其体稍殊，或拟人必以其伦，或述事多比于古。当汉氏之临天下也，君实称帝，理异殷周，子乃封王，名非鲁卫。而作者犹谓帝家为王室，公辅为王臣，盘石加建侯之言，带河申俾侯之誓。而史臣撰录，亦同彼文章，假托古词，翻易新语。润色之滥，萌于此矣。降及近古，弥见其甚。……夫持彼往事，用为今说，置于文章则可，施于简册则否矣。”
(16) 《史通·浮词》篇云：“昔尼父裁经，义在褒贬，明如日月，持用不刊，而史传所书，贵乎博录而已。至于本事之外，时寄抑扬，此乃得失禀于片言，是非由于一句。谈何容易，可不慎欤！但近代作者溺于烦富，则有发言失中，加字不惬；遂令后之览者，难以取信。”
(17) 《文心·练字》篇虽谓“今一字诡异，则群句震惊”，而《夸饰》篇亦谓“饰穷其要则心声锋起，夸过其理则名实两乖”。均去甚去泰之意，与史家论旨自别。
第二章 复古运动的高潮时期
第一节 诗国的复古说
第一目 陈子昂与李白
在齐梁文学的流风馀韵未尽捐弃之时，而于诗国首先竖革命的旗帜，以复古为号召者，厥为陈子昂。韩愈诗所谓“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荐士诗》）者是也。其《上薛令文章启》云：
某闻鸿钟在听，不足论击缶之音；太牢斯烹，安可荐藜羹之味。然则文章薄技，固弃于高贤；刀笔小能，不容于先达。岂非古人君子以为道德之薄哉！某实鄙能，未窥作者。斐然狂简，虽有劳人之歌；怅尔咏怀，曾无阮籍之思。徒恨迹荒淫丽，名陷俳优，长为童子之群，无望壮夫之列。
其视文学为小能薄技，似乎视之甚卑，几有薄诗不为之意。但他却未必真的不为，他不过欲挽这过度尚文的诗风返之于质朴耳。欲返之于质朴，所以提出“兴寄”二字，以为诗的真生命。其《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叙》云：
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窃思古人，常恐逶迤颓废，风雅不作，以耿耿也。
子昂不仅批评上的主张如此，其所作《感遇诗》三十八章，亦能一变徐庾馀风，倡为平淡清雅之音。所以卢藏用《陈子昂集序》称为“道丧五百岁而得陈君”。
子昂以后继之以倡同样的论调者，即为李白。李白自谓：“梁陈以来，艳薄斯极，将复古道，非我而谁！”（孟棨《本事诗》引）其自任以诗国复古之重如此。其《古风》之首章云：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龙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声何微芒，哀怨起骚人。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废兴虽万变，宪章亦已沦。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我志在删述，垂晖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
亦以复元古之清真自任。其《古风》之三十五章又云：
丑女来效颦，还家惊四邻。寿陵失初步，笑杀邯郸人。一曲斐然子，雕虫丧天真。棘刺造沐猴，三年费精神。功成无所用，楚楚且华身。大雅思文王，颂声久崩沦。安得郢中质，一挥成风斤。
其不满意于摹拟古人拘束声律之意可以想见。盖亦上文“绮丽不足珍”之意。太白为人，本偏于浪漫的气分，故其论诗亦崇尚自然，破弃格律，近于浪漫的主张。他欲以浪漫的作风变更古典的作风，本极正当，李白之所以能成为唐代伟大诗人者在此；唐诗之所以能成功而不朽者亦在此。只可惜他因古诗之自然而高倡复古则未免有昧于文学进化之意义，试看他谓：“兴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本事诗》引）则可知不免为复古一念所误了。
只须纠正这一个误点，则李白的复古主张，依旧是诗国的革新主张。他因为欲变更一时之风尚，所以觉得曲高和寡，其《古风》之二十一章云：
郢客吟白雪，遗响飞青天。徒劳歌此曲，举世谁为传。试为巴人唱，和者乃数千。吞声何足道，叹息空凄然。
这竟是后来韩愈小惭则小好，大惭则大好的论调了。
第二目 杜甫
杜甫与李白并为唐代伟大之诗人，但以他二人的作风不同，故于批评的主张亦异其趣。李白是一味主张复古，而卑视齐梁的，故其诗亦以古体为多，近体为少。杜甫则不然，他是“熟精《文选》理”（《宗武生日》）的；他是“晚节渐于诗律细”（《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的。所以他对于六朝文学并不卑视；他说：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今人嗤点流传赋，不觉前贤畏后生。（《戏为六绝句》）
陶冶性灵存底物，新诗改罢自长吟。孰知二谢将能事，颇学阴、何苦用心。（《解闷》）
安得思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
他对于初唐诗人亦不攻击，如云：
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戏为六绝句》）
纵使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龙文虎脊皆君驭，历块过都见尔曹。（同上）
即他批评同时的诗人，亦每以六朝人物为比拟。如他称李白云：“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春日忆李白》）“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与李十二白同寻花十隐居》）称郑审、李之芳云：“郑、李光时论，文章并我先，阴何尚清省，沈、宋歘连翩。”（《秋日夔府奉寄一百韵》）释张九龄云：“绮丽元晖拥，笺诔任昉骋。”（《八哀》）称毕曜云：“流传江、鲍体。”（《赠毕四曜》）称孟浩然云：“赋诗何必多，往往凌鲍、谢。”（《遣兴》）称岑参云：“谢朓每篇堪讽诵。”（《寄岑嘉州》）称薛华云：“何、刘、沈、谢力未工，才兼鲍照愁绝倒。”（《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所以我以为李白的主张是反齐梁的，杜甫的主张，是沿袭齐梁而加以变化的。李白仗其天才，绝足奔放，所以能易古典的作风为浪漫的作风。杜甫加以学力，包罗万象，所以能善用齐梁的藻丽而无其浮靡。前者是对于齐梁作风的反抗，几欲并其艺术美的优点而亦废弃之者。(1)后者是对于齐梁作风之演进，发挥其艺术美的优点，而补救其过度使用之缺陷者。前者废弃其修辞的技巧，而能自成一家的作风，所以显其才；后者不妨师法齐梁，而能不落于齐梁，所以显其学；显其才者，其诗犹有古法；显其学者，其诗转成创格。我们若从这一点以为诗仙诗圣的解释，庶不致陷于空洞而渺茫。
是故由作品言，则杜甫是对于齐梁的作风而修正之者。修正的方法即在采用陈、李批评上的复古主张，以兼有汉、魏、晋、宋诸体之长。由批评言，则杜甫是对于陈子昂、李白的复古说而修正之者。修正的方法，即在采用齐梁以后创作上的艺术美，而集其大成。杜甫在文学史上之重要在此；杜甫在文学批评史上之重要亦在此。我们若本于这一点以为李杜优劣论，也觉得比元稹为切实一些。
何以见其如此呢？我们即就其论诗之句，亦可窥出此意。他不废齐梁的音律，他深知诗与音律的关系之重要。他于《夜听许十一诵诗》一首中云：
诵诗浑游衍，四座皆辟易。应手看捶钩，清心听鸣镝。精微穿溟滓，飞动摧霹雳。陶、谢不枝梧，《风》、《骚》苦推激。紫燕自超诣，翠驳谁剪剔？君意人莫知，人间夜寥阒。
于诵诗时要能表现出精微飞动之声，则作者之于音律，又焉得而不考究呢？所以他要“新诗改罢自长吟”（《解闷》）了。所以他要“赋诗新句稳，不觉自长吟”（《长吟》）了。所以他要“律比崑仑竹，音知燥湿弦”（《秋日夔府奉寄郑审李之芳》）了。所以他要“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填沟壑”（《醉时歌》）了。所以他要“遣辞必中律”（《桥陵诗》三十韵）了。所以他称岑参者，在于“谢脁每篇堪讽诵”；而他所自许者，也在于“晚节渐于诗律细”了。
他亦不废南朝的藻饰。他与高适诗云：“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寄高三十五书记》）宋魏泰《临汉隐居诗话》引其语，即谓：“造句之法亦贵峻洁不凡。”可知他就不和李白一样，以为“雕虫丧天真”的。他曾说过“清词丽句必为邻”（《戏为六绝句》），所以也就不和李白一样以为“绮丽不足珍”了。他因为“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以致来李白的“饭颗山头”之诮。这虽未必真是事实，但于此可见他们二人不同之处。
然则他重视音律与藻饰，是否即局于南朝的境界呢？则又不然。他所以能不局于齐梁者，即因他也有复古的倾向。其《咏怀古迹诗》云：“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其《解闷诗》云：“李陵苏武是吾师。”其称郑虔云“先生有道出羲皇，先生有才过屈、宋”（《醉时歌》），称高适云“方驾曹刘不啻过”（《奉寄高适》），“文章曹植波澜阔”（《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亦未尝不原本屈、宋，推尊汉魏，不过他对于所谓“当时体”亦不轻视而已。其《戏为六绝句》之六云：
未及前贤更勿疑，递相祖述复先谁。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
钱谦益《读杜二笺》释之云：“今人之未及前贤，无怪其然也。以其递相祖述，沿流失源，而不知谁为之先也。《骚》、《雅》有真《骚》、《雅》，汉魏有真汉魏，等而下之，至于齐梁、唐初，靡不有真面目焉。舍是则皆伪体也。别者，区别之谓；裁者，裁而去之也。果能别裁伪体，则近于《风》、《雅》矣。自《风》、《雅》以下，至于庾信四子，孰非我师。虽欲为嗤点轻薄之流，其可得乎？故曰转益多师是汝师。”此说亦能发挥杜老意思。杜甫所谓“转益多师”，即对于屈、宋、汉魏、齐梁、初唐并在可师之列，所以一方面能不为复古说所限，一方面也能不落于齐梁：而这一种的转益多师，却正是文学上的进化论。(2)且看他说：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皆殊列，名声岂浪垂。骚人嗟不见，汉道盛于斯。前辈飞腾入，馀波绮丽为。后贤兼旧制，历代各清规。（《偶题》）
“前辈飞腾入，馀波绮丽为”，这很能说明文学上的进化。文学上无论那一种体裁，方其初无不偏于自然美的，迨其终，又无不趋于艺术美的。本此说以论文学上的绮丽，便不致如李白这样一笔抹杀，定为“不足珍”了。作风之趋于绮丽，本是文学演进上自然的趋势。只要能得“转益多师”，便不必对于此种作风加以攻击，而自能“后贤兼旧制”了。只要能得这样的“转益多师”，则所谓“兼旧制”云者，便不是拟古的摹袭的，而自有其个性之流露：此所谓“作者皆殊列”也。同时亦自有其时代性的表现，又所谓“历代各清规”也。若不是这样而泛言复古，则杜甫所谓“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戏为六绝句》）而已。钱谦益释此二语云：“于古人则爱之，于今人则不敢薄，期于清词丽句，必与古人为邻则可耳。今人目长足短，自谓窃攀屈宋，而转作齐梁之后尘，不亦伤乎？”盖齐梁文学亦从屈、宋演进而来，若泛言学古则与齐梁同宗屈、宋，其流为齐梁之后尘，固亦意中事也。(3)
这种折衷今古而归于“转益多师”，归于“后贤兼前制”的主张，实是杜老的诗学标准。我曾于所撰《杜甫戏为六绝句集解》发其义云：
今人以爱古人之故，嗤点庾信之赋，讥哂四子之文，矫正一时风气，其意原不可薄。但建安以来清词丽句，自有不废江河者在；并非侈言宗古，便可卑视齐梁也。大抵时人论诗，自陈子昂始言“齐梁间诗，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李白继之，亦言“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于是后生从风，发为狂言，附远谩近，是古非今，故少陵作此箴之耳。然又恐后生辈随人脚跟，本无主见，误会少陵之意，以为古不足慕，故其下语极有分寸。且又正告之曰，所谓清词丽句云者，只宜如初写《黄庭》恰到好处。屈、宋之文惊采绝艳，足以衣被词人，故欲攀与方驾，固不欲其如涂涂附，愈趋愈下，以作齐梁后尘也。“窃攀”语，正是并行之句；一以示其蕲向所在，一以明其鉴戒之旨。积极消极二者兼顾，于是所谓“清词丽句必为邻”者，其义始可得而寻。（以前诸家之解此诗者惟吴见思发此义。）昭明《文选序》云：“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文学之趋于雕缛，本亦必然之势。此正少陵所谓“前辈飞腾入，余波绮丽为”者（见《偶题》）。《颜氏家训·文章》篇云：“今世音律谐静，章句偶对，讳避精详，贤于往昔多矣。”文学之偏于雕缛，亦非可一笔抹杀，谓为不足珍者。此又少陵所谓“熟精《文选》理”之意（见《宗武生日》）。则知前数章之不贬庾信四子，意盖在是。颜之推又云：“古之制裁为本，今之辞调为末，并须两存，不可偏废。”文章道弊，诚宜以古作矫之。此亦正是少陵“亲风雅”之旨。则知此章之不欲为齐梁后尘，意又在是。故其论庾信四子则极言其才力之不可及，而以鲸鱼碧海为极诣。其论古人则又言非不可爱，但须以清词丽句为标的。一于清新中看出其老成，一于老成中兼取其清新，双管齐下，而少陵论诗之旨于是大明，此则所谓别裁伪体也。（解“不薄今人爱古人”一首）
夫后生之未及前贤，固勿容疑矣；然递相祖述，果将以谁为先乎？元稹《杜工部墓铭》谓“好古者遗近，务华者去实”，此正说明当时风气。则所谓“递相祖述复先谁”云者，正是当时急待解决之问题。而少陵则正告之曰，亦惟有别裁伪体以亲《风》、《雅》，而多师为师而已。伪体云者，不真之谓。其沿流失源甘作齐梁后尘者，固不免于伪；即放言高论，不能虚心以集益者，亦何莫非伪体乎。“好古者遗近，务华者去实”，各执一端，两无是处；于是指示正鹄，而以“转益多师”为宗旨。少陵至是，盖已将其论诗主旨，和盘托出无馀蕴矣。元稹之论杜诗称其“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昔人之所独专”，亦正说明少陵诗学。盖其所以集大成者在是，而其所教导后生者亦即此旨也。少陵诗云“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又云“李陵苏武是吾师，孟子论文更不疑”，以及“读书破万卷”、“熟精《文选》理”诸语，盖均多师之谓。岂若附古非今之流，放言高论，转以自限者哉！（解“未及前贤更勿疑”一首）
所以我说杜甫的论诗主旨与陈李不同。非惟不同，并且是对于陈李之浮泛的复古论调，而加以修正者。这是杜老所诏示于人的学诗标准。
本此标准，再可一论杜甫之诗的造诣。易言之，也即是杜甫所诏示于人的作诗的标准。关于这个，杜甫也是二者兼顾、双管齐下的。杨慎《丹铅总录》之论杜甫“庾信文章老更成”一绝，谓：
庾信之诗为梁之冠冕，启唐之先鞭。史评其诗曰“绮艳”，杜子美称之曰“清新”，又曰“老成”。绮艳清新，人皆知之；而其老成，独子美能发其妙。余尝合而衍之曰，绮多伤质，艳多无骨，清易近薄，新易近尖。子山之诗绮而有质，艳而有骨，清而不薄，新而不尖，所以为老成也。若元人之诗非不绮艳，非不清新，而乏老成。宋人诗强作老成态度，而绮艳、清新概未之有。若子山者，可谓兼之矣。不然，则子美何以服之如此。
我尝谓：“此说入妙，颇得子美论诗之旨。”今亦录一节我的解释于下：
杜老诗风，即在能兼清新、老成二者，故其推尊庾信，亦即在此。杜之称严武云“诗清立意新”（《奉和严中丞西城晚眺》），称孟浩然云“清诗句句尽堪传”（《解闷》十二首），此清新之说。至其《敬赠郑谏议》诗所谓“毫发无遗憾，波澜独老成”者，则又老成之义。是亦子美论诗兼主清新、老成二者之证。此即求之《六绝句》中亦可得其解。清新之意，所谓“清词丽句必为邻”也；老成之说，又所谓“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也。盖清新、老成二者相反而适以相成。而其所以相成，所以能兼之之故，要又在“不薄今人爱古人”一语。（此说又须活看，与下文解不同。）不薄今人，则齐梁以来悉在可师之列；爱古人则汉魏以上更为渊源所自。师齐梁所以取其清新；亲风雅又所以法其老成。萧子显云“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南齐书·文学传论》），此齐梁间诗之所以趋于清新。陈子昂云“窃思古人，常恐逶迤颓废，风雅不作”（《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叙》），此唐诗之所以返于老成。此所以清新而又老成的境界，正须从“不薄今人爱古人”中来也。不明此意，则杜氏论诗宗旨不得而知，而此六绝句亦无从获解。（解“庾信文章老更成”一首）
所以我以为杜甫对于诗之极诣，又在折衷艺术与自然，以使归于“神”，归于“老成”。《昭代丛书》中所录杨绳武诗文四则有云：
少陵诗：“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元遗山诗：“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倚晚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呜呼！此古人所以必严文章流别也。大抵文章之道，未论妍媸，先别高下。果其根柢盘深，气骨厚重，笔力坚刚，虽间有未醇，无伤大雅。若骨少而肉多，词丰而意弱，力量既薄，根柢亦浮，纵完好可观，不登上乘。然或欲避平钝，转入离奇，牛鬼蛇神，獐头鼠目，则又在所必禁。少陵又云，“波澜独老成”，昌黎亦云“妥帖力排奡”，波澜而必于老成，排奡而必于妥帖，则知不老成不足为波澜，不妥帖亦不足为排奡矣。
此言亦妙。我尝谓：“杨慎能于清新、老成二语看出关系，杨绳武又能于翡翠兰苕、鲸鱼碧海二语看出关系，杜老有知当心许此二杨为知己。”或不为厚诬古人的。
这个关系，可即于其论“神”、“气”者明之。“神”、“气”全重在自然，假使偏重在雕琢，则六情底滞，灵机不畅，此李白所谓“一曲斐然子，雕虫丧天真”者是也；假使专工在藻饰，则堆砌涂泽最易流于芜音累气，此又李白所以谓“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者也。因此，似乎李白论诗若拈出“神”、“气”二字便更为惬当一些。而孰知有不尽然者。盖文学之自然妙境，虽是很神秘的一个抽象的境界，而这种境界有所由入之途焉。其一则仗其天才，依其兴会，才高则绝足奔放，无所拘絷，兴到则笔酣墨舞，挥洒自如：此一途也。其又一则专重学力，偏于苦思，学到则炉火纯青，自有摇笔即来之乐，思苦则一旦豁然，遽入禅宗顿悟之境：此又一途也。李白走了前一条路，杜甫则走后一条路者。必明这一点，然后才知杜甫论诗所以拈出神与气二字；然后才知杜甫所以伟大的地方，与唐诗所以成功的缘故。
于是，且一言杜甫之所谓“神”。杜甫论诗，很重神化的境界。其《独酌成诗》云“诗成觉有神”，《寄薛三郎中据》云“乃知盖代手，才力老益神”，又《寄张十二山人彪诗》亦云“诗兴不无神”，《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又云“文章有神交有道”。即其论及其他美术者，如论书亦谓“书贵瘦硬方通神”（《李潮八分小篆歌》），论画亦谓“将军尽善盖有神”（《丹青引》）。可知他于一切艺术无不以神境为极诣矣。不过他的所谓神境，是从苦思力学得来者，所以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奉赠韦左丞文》）盖其下笔如有神的境界，即从读书破万卷的工夫中来，所以是切实；而一方面于读书破万卷之后复继以下笔如有神，则亦返于自然，不致为已成的典型所束缚了。“行神如空”，杜氏庶几近之。
又杜甫论诗亦颇重在骨气。其称庾信为“凌云健笔意纵横”（《戏为六绝句》），称贾至为“雄笔映千古”（《送唐诫因寄礼部贾侍郎》），称元结为“词气浩纵横”（《同元使君舂陵行》）。又其《醉歌行赠从侄勤》亦云：“词源倒流三峡水，笔阵横扫千人军。”所以他论诗也很重在气势。且看他《戏为六绝句》诗中于“或看翡翠兰苕上”之后，必继以“未掣鲸鱼碧海中”一语，亦可见其微意之所在矣。钱谦益《读杜二笺》释之云：“兰苕翡翠，指当时研揣声病，寻摘章句之徒；鲸鱼碧海，则所谓浑涵汪洋，千汇万状。兼古今而有之者也。亦退之所谓横空盘硬，妥帖排奡，垠崖崩豁，乾坤雷硠者也。”我以为这数语极得杜老之旨。杜甫因于这样，所以才能上承齐梁而不落于齐梁。“行气如虹”，杜氏亦庶几近之。不过他行气如虹的境界，亦自妥帖排奡中得来，所以说“毫发无遗憾，波澜独老成”（《敬赠郑谏议》）。于毫发无遗憾后继以波澜独老成之语，则知不仅是细腻的工夫；于波澜独老成前，加以毫发无遗憾之语，则知又不独是粗犷的气象了。所以我以为能从天才方面充分发展，饶有文艺的自然美而不流于浅率者，则千古诗人中当推李白；其从学力方面充分发展，尽有文艺上的艺术美而不露雕琢者，则千古诗人中又当推杜甫。过此则为病矣。在于同时而使自然美与艺术美都能尽量发展都能相互融合以到恰好的地步，是诚不得不谓为文学史上的奇迹也。而这种文学史上的奇迹，却即可以其论诗的见解说明之。
第三目 就于皎然之所著
李杜而外在当时批评界上较有重要的地位者则为皎然。皎然所著，据昔人著录有“诗式”、“诗评”、“诗议”、“中序”诸称，如：
《崇文总目》文史类 昼公《诗式》五卷。
《新唐书·艺文志》文史类 昼公《诗式》五卷，《诗评》三卷。（僧皎然）
《宋四库阙书目》别集类 僧皎然《诗评》一卷。（叶德辉云陈《录》文史类“评”作“议”）
《通志·艺文略》诗评类 昼公《诗式》五卷。 僧皎然《诗评》三卷。
《宋史·艺文志》文史类 僧皎然《诗式》五卷，又《诗评》一卷。
《直斋书录解题》文史类 《诗式》五卷，《诗议》一卷，唐僧皎然撰，以十九字括诗之体。（《文献通考·经籍考》文史类同）
《澹生堂书目》诗文评类诗式门 僧皎然《诗议》一卷、《中序》一卷、《诗式》二卷，僧清尽（案“尽”当作“昼”）《诗法统宗》本。
《绛云楼书目》文史类 皎然《诗式》（陈景云注，五卷，又《诗议》一卷）。
因此，顾龙振《诗学指南》中，所录皎然之著，即分《评论》、《诗式》、《诗议》三种。又据昔人称引如日人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所引有皎公《诗议》，冯惟讷《诗纪别集》所引书亦有《诗议》、《诗评》之别。似乎以上四种各自为书。然据《十万卷楼丛书》所辑五卷本《诗式》，与顾龙振《诗学指南》所录《诗议》、《诗评》、《诗式》两相校对：则《诗议》所载为五卷本《诗式》所无；《诗评》所载大半在五卷本《诗式》中，盖出后人割裂为之者。至《中序》则本为卷中一篇序文，不能别出成书。考《中序》云“吾将深入杼峰与松云为侣，所著《诗式》及诸文笔饼寝而不纪。……至五年夏五月会前御史中丞李公洪，自河北负谴，遇恩，再移为湖州长史。……他日言及《诗式》，……因命门人检出草本。……公欣然，因请吴生相与编录，有不当者公乃点而窜之。……勒成五卷”云云。则知今世所传《诗式》一卷本，盖在《中序》以前，系皎然原稿，未经李氏点窜者。《中序》以下则为皎然续编之稿，而经李吴二氏编录点窜者。陈振孙所谓“以十九字括诗之体”者，盖即指此。
《四库总目》于皎然《诗式》斥而不收，惟于《存目》著录之，且谓其“参差可疑”。盖由当时未见五卷足本之故。考钱谦益《绛云楼书目》有《诗式》，陈景云注云五卷，钱曾《也是园书目》及《述古堂书目》亦均五卷，则是五卷本尚有存者，特四库开馆时未见之耳。《皕宋楼藏书志》有旧抄本《诗式》五卷，出卢文弨旧藏，且录卢氏《跋》云：“此书世有镌本，俱不全，今乃得此五卷完备者，从两汉及唐诗人名篇丽句摘而录之，差以五格，括以十九体，此所以谓之式也。若世间本则虚张其目而已。岂知其用意之所在乎？”
至于《诗评》，虽有数则为五卷本《诗式》所无，然大部分均在其中，则当是后人择其衡量昔人著作或论述作法之语，别行辑出者。《诗议》，在唐代已有是书；观《文镜秘府论》（卷三）所论八对谓出皎然《诗议》，校以顾龙振《诗学指南》本《诗议》所载正相符合。此条为今传各本《诗式》所无。大率《诗议》所论，又较重在方法方面，盖同于当时诗格诗例之著。至《直斋书录解题》所谓“以十九字括诗之体”，则混《诗式》言之。冯惟讷《诗纪别集》，所引《诗议》又多同于《诗评》。或《诗议》原亦《诗式》中之一部分，皎然所著早经后人窜乱，故即五卷足本中亦难睹其全耶？
又《四库存目提要》谓：“皎然与颜真卿同时，乃天宝大历间人，而所引诸诗举以为例者，有贺知章、李白、王昌龄相去甚近，亦不应遽与古人并推，疑原书散佚而好事者摭拾补之也。”此言亦未尽然。考《诗式》卷五《小序》云：“时在吴兴西山殊少诗集，古今敏手不无阙遗，俟乎博求，续更编次。”则知其编撰宗旨，本不遗同时作者。其后王玄撰《拟皎然十九字》，所举之例亦多录同时之人，盖即仍皎然旧例也。
大抵皎然论诗宗旨，意取折衷，其论诗有“四不”、“二要”、“二废”、“四离”、“六至”诸条：
气高而不怒，怒则失于风流，力劲而不露，露则伤于斤斧；情多而不暗，暗则涉于拙钝，才赡而不疏，疏则损于筋脉。（“诗有四不”）
要力全而不苦涩，要气足而不怒张。（“诗有二要”）
虽欲废巧尚直，而思致不得寘，虽欲废词尚意，而典丽不得遗。（“诗有二废”）
虽期道情而离深僻，虽用经史而离书生，虽尚高逸而离迂远，虽欲飞动而离轻浮。（“诗有四离”）
至险而不僻，至奇而不差，至丽而自然，至苦而无迹，至近而意远，至放而不迂。（“诗有六至”）(4)
类此诸语，大率都欲使自然工力恰到好处。故《诗评》云：
或曰，诗不要苦思，苦思则丧于天真。此真不然。固当绎虑于险中，采奇于象外，状飞动之趣，写冥奥之思。夫希世之珍必出骊龙之颔，况通幽名变之文哉！但贵成章以后，有其易貌，若不思而得也。（据《文镜秘府论》“论文意”条校增）
又《诗式》卷一论取境云：
取境之时，须至难至险，始见奇句；成篇之后，观其风貌，有似等闲，不思而得，此高手也。
此即皎然论诗标准。此即《诗式序》中所谓“放意须险，定句须难，虽取由我衷而得若神表”的意思。所以他一方面对于齐梁以来靡丽之风颇加攻击。如《诗议》云：“律家之流拘而多忌，失于自然，吾常所病。”又《诗评》云：“齐梁之后，正声浸微，人不逮古。”至如《诗式》之论四声，谓“沈休文酷裁八病，碎用四声，故风雅殆尽。后人才子，天机不高，为沈生弊法所媚，懵然随流，溺而不返”。论用事谓诗人不必以征古为用事，“凡禽鱼草木人物名数万象之中义类同者尽入比兴”。其有“语似用事义非用事者，盖由作者不欲委曲伤乎天真”。（均见卷一）则知其于俪语声律初非重视。许印芳《诗式跋》谓：“六朝以来诗人争尚用事，然或不善驱使，往往意为词掩，又守四声八病之说，动多拘忌，真意浸失，其陋劣者抄袭名篇攘夺佳句，贻讥盗窃罔知愧耻，昼乃著《诗式》论列用事不用事之优劣，指示拘守声病之流弊，又著偷语偷意偷势三例，以偷语为钝贼，垂戒来学可云痛切。”盖即专就此方面言者。
但是皎然在另一方面却也不废俪语与声律，如《诗评》云：
或曰，今人所以不及古者病于俪词。予曰不然。先正诗人时有俪词。“云从龙，风从虎”，非俪耶？“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非俪耶？但古人后于语，先于意。意因成语，语不使意。偶对则对，偶散则散。若力为之则见斤斧之迹。故有对不失浑成，纵散不关造作，此古手也。（据《文镜秘府论》校增）
又《诗式》云：
作者措意虽有声律，不妨作用。如壶公瓢中，自有天地日月，时时抛针掷线似断而复续。此为诗中之仙，拘忌之徒，非所企及矣。（卷一“明作用”条）
此皆不废俪偶声律之论。他这种折衷调和的主张，正由他的论诗主旨得来。他以为：
作者须知复变之道：反古曰复，不滞曰变。若惟复不变，则陷于相似之格；其壮如驽骥同厩，非造父不能辨，能知复变之手，亦诗人之造父也。以此相似一类置于古集之中，能使弱手视之，眩目何异！宋人死鼠为玉璞，岂知周客???而笑哉！又复变二门，复忌太过，诗人呼为膏肓之疾，安可治也！如释氏顿教，学者有沉性之失，殊不知性起之法，万象皆真。夫变若造微，不忌太过，苟不失正，亦何咎哉！如陈子昂复多而变少，沈宋复少而变多，今代作者，不能尽举。吾始知复变之道，岂惟文章乎！在儒为权，在文为变，在道为方便。后辈若乏天机，强效复古，反令思扰神沮。何则？夫不工剑术，而欲弹抚干将大阿之铗，必有伤手之患，宜其诫之哉！
所以他虽有反对齐梁声律的论调，而不同于陈李之复古，转近于杜甫之集大成。其与杜甫不同者，不过比较更重在“神诣”。《诗式序》云：“至如天真挺拔之句，与造化争衡，可以意冥，难以言状，非作者不能知也。”所以他的诗论虽取折衷，而较近于诗佛之诗论。我尝以为司空图之论诗，为王维一派之诗论，今若证以皎然所言，则往往有足为司空图之先声者。
其一，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专论诗之风格。而皎然《诗式》所谓以十九字括诗之体者，亦是就风格而言，如云：
风韵朗畅曰高，体格阔放曰逸，放词正直曰贞，临危不变曰忠，持操不改曰节，立性不放曰志，风情耿介曰气，缘境不尽曰情，气多含蓄曰思，词温而正曰德，检束防闲曰诫，性情疏野曰间，心迹旷诞曰达，伤甚曰悲，词理凄切曰怨，立言盘泊曰意，体裁劲健曰力，意中之静曰静，意中之远曰远。
此外《诗式》中“四不”、“四深”、“二要”、“二废”、“四离”、“六迷”、“六至”、“七德”等条，亦大抵就风格言。即其《论高手述作》谓“如登荆巫觌三湘，鄢郢山川之盛萦回盘礴，千变万态”，亦善为形似之语，颇与表圣《诗品》相类。
其二，司空图论诗重在味外之旨，颇近后来以禅喻诗的严羽的论调；而皎然论诗即阐以禅论诗之旨。如《诗式》云：
康乐公早岁能文，性颖神彻，及通《内典》，心地更精，故所作诗发皆造极，得非空王之道助邪？……康乐为文真于情性，尚于作用，不顾辞彩，而风流自然。彼清景当中，天地秋色，诗之量也；卿云从风，舒卷万状，诗之变也。不然，何以得其格高，其气正，其体贞，其貌古，其词深，其才婉，其德容，其调逸，其声谐哉！（卷一“文章宗旨”）
两重意以上皆文外之旨，若遇高手如康乐公；览而察之，但见情性，不睹文字，盖诣道之极也。（卷一“重意诗例”）
是均为以禅论诗之始。唐代佛学盛极一时，禅宗尤多妙谛，惜时人于禅理诗理鲜有能沟而通之者。皎然所言亦不过微启其端耳。
第四目 白居易与元稹
李、杜而后，诗坛作风分为两派：尚自然者趋于平易，以元、白为之魁，重艺术者偏于奇警，以韩、孟为之魁。盖此时已不是唐诗的极盛时期，自然美与艺术美不得不偏胜，不复能像李、杜这样，使二者相济，恰到好处了。尚奇警者犹沿当时的风气，故没有什么论诗的主张；尚平易者，欲矫当时之作风，故论诗之旨遂有可得而述者。中国的文学批评，本多为文学作风转变之理论，所以承风气者多论作法，而变风气者则多论原理。韩愈论文颇多独见，而论诗罕见妙谛，即由一变风气而一承风气故也。
胡适之先生的《白话文学史》谓：“元和、长庆的时代，真是中国文学史一个很光荣灿烂的时代。这时代的几个领袖文人，都受了杜甫的感动，都下了决心要创造一种新文学。”由文学的方面说，的确是如此。若就文学批评的方面说，则这时代的几个领袖文人，都受了陈子昂和李白的感动，都下了决心要完成他们复古的文学主张。且看白居易《与元九书》论作文大旨云：
夫文尚矣！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经首之。就六经言，诗又首之。何者？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上自贤圣，下至愚，微及豚鱼，幽及鬼神，群分而气同，形异而情一；未有声入而不应，情交而不感者。圣人知其然，因其言，经之以六义；缘其声，纬之以五音。音有韵，义有类。韵协则言顺，言顺则声易入。类举则情见，情见则感易交。于是乎孕大含深，贯微洞密，上下通而二气泰，忧乐合而百志熙。二帝三王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揭此以为大柄，决此以为大窦也。（《白氏长庆集》二十八）
他论诗因崇尚自然而偏于质，还不要紧，至于论到质而谓“莫先乎情，莫深乎义”，便不免稍偏了。谓诗根于情本是不错，但因以义为“实”之故，于是所谓情者，亦不过如《诗序》所云“发乎情，止乎礼义”之说而已。必欲以止乎礼义之标准以衡诗，则诗国之疆域狭矣，且看他说：
故闻“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则知虞道昌矣；闻五子洛汭之歌，则知夏政荒矣。言者无罪，闻者足诫：言者闻者莫不两尽其心焉。
洎周衰秦兴，采诗官废，上不以诗补察时政，下不以歌泄道人情。用（一作“乃”）至于谄成之风动，救失之道缺，于时六义始刓矣。
《国风》变为《骚》辞，五言始于苏、李。《诗》、《骚》皆不遇者，各系其志发而为文，故河梁之句止于伤别，泽畔之吟归于怨思，彷徨抑郁，不暇及他耳。然去《诗》未远，梗概尚存，故兴离别则引双凫一雁为喻，讽君子小人则引香草恶鸟为比，虽义类不具犹得风人之什二三焉。于时六义始缺矣。
晋宋已还，得者盖寡。以康乐之奥博，多溺于山水；以渊明之高古，偏放于田园。江、鲍之流又狭于此。如梁鸿《五噫》之伦者，百无一二。于时六义浸微矣。
陵夷至于梁陈间，率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而已。噫！风雪花草之物，三百篇中岂舍之乎？顾所用何如耳！设如“北风其凉”，假风以刺威虐，“雨雪霏霏”，因雪以愍征役，“棠棣之华”感花以讽兄弟，“采采芣苢”，美草以乐有子也。皆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反是者，可乎哉？然则“馀霞散成绮，澄江净如练”，“归花先委露，别叶乍辞风”之什，丽则丽矣！吾不知其所讽焉。故仆所谓嘲飞雪，弄花草而已。于时六义尽去矣。
唐兴二百年，其间诗人不可胜数。所可举者陈子昂有《感遇诗》二十首，鲍防《感兴诗》十五篇。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至于贯穿古今，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焉。然撮其《新安》、《石壕》、《潼关吏》、《芦子关》、《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三四十首。杜尚如此，况不逮杜者乎！（《与元九书》）
这才是诗国十足复古的论调。陈、李复古不过复到汉魏的风骨；元、白复古才要复到三百篇之六义。愈转而愈上，除了后世道学家外，真可谓是诗国极端的复古论了。然而李白主张复古而作风实是清新俊逸，白居易主张复古而作风更为平易近俗：由文学言则为进化，由批评言则为复古，这种相反的现象，或者以当时复古的思潮正浓，所以文人主张文以贯道，而诗人也要主张诗以述义了。
读者于此，或将不免怀疑，以为文学与批评颇有关系，何以就文学言则是进化，是革新；由批评言则成退化成复古呢？此二者之交互的影响极为密切，何以会有这种矛盾的现象呢？实则不必疑也。社会上一切文物的进化，大都是循环式的进化，波浪式的进化。作家之受批评界之影响，固也；但是批评界的复古说尽管高唱入云，而历史上的事实，终究是进化的。所以作家虽受复古说的影响，而无论如何终不会恢复古来的面目，维持古来的作风。非惟如此，作家因这种影响，反足以变更当时的作风，反因复古而进化。这是所谓循环式的进化。但是他不是如循环然的周而复始的，后人的复古决不仍是以前的古而是后人的古，所谓后波逐前波，后波的起伏同于前波的起伏，而后波决不便是前波，这是所谓波浪式的进化。由于这样则何疑于他们文学与批评之矛盾呢？所以可以说他们下了决心要创造一种新文学，也可以说他们下了决心要完成复古的文学主张。
现在且再举数端以证明之。其一，白居易因欲保持六义、四始之风，于是悟到一个原理，即是：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
这个原理，是上文复古思想的结论。其《新乐府自序》云：
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喻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戒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白氏长庆集》三）
所以他的《读张籍古乐府》云：“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白氏长庆集》一）其《寄唐生诗》云：“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同上）这些话都所以实行他们复返六义的文学主张。但是为时而著，则时不一矣；为事而作，而事又非一矣。他既以诗是以情为根的，则所以引起情的时与事既异，其作风体格当然亦不能强合了。从这种复古说所推得的原理，而结果却因历史的变迁，不得不逼着向进化的道上走。且看他所处的时为何如？他所遭的事又何如呢？他说：
凡闻仆《贺雨诗》，众口籍籍以为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大率如此，不可遍举。不相与者号为沽誉，号为诋讦，号为讪谤；苟相与者，则如牛僧孺之诫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为非也。其不我非者，举世不过三两人。有邓鲂者，见仆诗而喜，无何，鲂死。有唐衢者，见仆诗而泣，未几而衢死。其馀即足下，足下又十年来困踬若此。呜呼！岂六艺、四始之风，天将破坏不可支持耶？抑又不知天意不欲使下人病苦闻于上耶？不然，何有志于诗者，不利若此之甚也。（《与元九书》）
他所处的时，他所遭的事，尽是一些下人病苦的材料，于是本此原理，遂一变“嘲风月弄花草”的文学而为“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文学。这所以批评论调尽管复古，而创作自然成为进化了。我们且看元稹的《叙诗寄乐天书》：
稹九岁学赋诗，长者往往惊其可教。年十五六，粗识声病。时贞元十年已后，德宗皇帝春秋高，理务因人，最不欲文法吏生天下罪过。外阃节将动十馀年不许朝觐，死于其地，不易者十八九。而又将豪卒愎之处，因丧负众。横相贼杀，告变络驿。使者迭窥，旋以状闻天子曰，某色（邑？）将某能遏乱，乱众宁附，愿为帅。名为众情，其实逼诈。因而可之者又十八九。前置介倅，因缘交授者，亦十四五。由是诸侯敢自为旨意，有罗列儿孩以自固者，有开导蛮夷以自重者。省寺符篆固几阁，甚者碍诏旨。视一境如一室，刑杀其下，不啻仆畜。厚加剥夺，名为进奉，其实贡入之数百一焉。京城之中，亭第邸店，以曲巷断。侯甸之内，水陆腴沃，以乡里计。其余奴婢资财生生之备称是。朝廷大臣以谨慎不言为朴雅。以时进见者，不过一二亲信。直臣义士往往抑塞。禁省之间，时或缮完坠；豪家大帅乘声相扇，延及老佛，土木妖炽。习俗不怪。上不欲令有司备宫闼中小碎须求，往往持币帛以易饼饵。吏缘其端，剽夺百货，势不可禁。仆时孩，不惯闻见，独于书传中初习理乱萌渐，心体悸震，若不可活，思欲发之久矣。适有人以陈子昂《感遇诗》相示，吟玩激烈，即日为《寄思玄子诗》二十首。……又久之，得杜甫诗数百首，爱其浩荡津涯，处处臻到，始病沈、宋之不存寄兴，而讶子昂之未暇旁备矣。不数年，与诗人杨巨源友善，日课为诗，性复僻，懒人事，常有闲暇，间则有作。识足下时，有诗数百篇矣。习惯性灵，遂成病蔽。……又不幸年三十二时，有罪谴弃，今三十七矣。五六年之间，是丈夫心力壮时，常在闲处，无所役用；性不近道；未能淡然忘怀；又复懒于他欲，全盛之气注射语言，杂糅精粗，遂成多大。（《元氏长庆集》三十）
这又是从时代环境的一方面说明他们作讽谕诗的缘故。从元稹所论，可看出他们决心创造新文学的意思；从白居易所论，又可看出他们决心完成复古主张的意思。白居易说：
仆常痛诗道崩坏，忽忽愤发，或食辍哺，夜辍寝，不量才力，欲扶起之。（《与元九书》）
这与陈子昂所谓“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云云又有什么分别！事每有相反而适以相成者；所以批评上的复古说，未必非文学上的进化现象也。
其二，元白的作风因主平易而尚质。白居易《策林》（六十八）云：
臣又闻，稂莠秕稗，生于谷，反害谷者也。淫辞丽藻，生于文，反伤文者也。故农者耘稂莠，簸秕稗，所以养谷也。王者删淫辞，削丽藻，所以养文也。
伏惟陛下诏主文之司，谕“养文”之旨，俾辞赋合炯戒讽谕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碑、诔有虚美愧辞者，虽华虽丽，禁而绝之。若然，则为文者必当尚质抑淫，著诚去伪，小疵小弊，荡然无遗矣。
此亦申尚质著诚之旨。不过所谓质有二端：一是情，即他所谓“根情”；一是义，即他所谓“述义”。根情者是他的所谓讽谕诗，以情为主而义附之，盖是为时而著为事而作的。述义者是他的所谓闲适诗，以义为主而情附之，盖又是卧病闲居，吟玩性情之作。白居易《与元九书》中论之云：
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虽不肖，常师此语。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时之来也为云龙，为风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也，为雾豹，为冥鸿，寂兮寥兮，奉身而退。进退出处，何往而不自得哉！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故览仆诗者，知仆之道也。
览诗何以能知其道呢？这也可于白居易《序洛诗》中见之。他说：
在洛，凡五周岁，作诗四百三十二首。除丧明哭子十数篇外，其他皆寄怀于酒，或取意于琴，闲适有馀，酣乐不暇。苦词无一字，忧叹无一声。岂牵强所能致耶？盖亦发中而形外耳。斯乐也，实本之于省分知足，济之以家给身闲，文之以觞咏弦歌，饰之以山水风月，此而不适，何往而适哉？兹又以重吾乐也。（《白氏长庆集》六十一）
惟能有所自得，所以不致为一己的愤忧怨伤之作，而于其诗中，可以看出他的人格，可以看出他的道义。这种作风或者是受唐释寒山、拾得之流的影响；这种思想，或者是受韩、柳文以明道的影响。论到诗，虽不能以此说赅诗的全体，以此为唯一的标准，但这种标准却也在诗国辟了一个新境界。后来邵雍的《击壤集》即近此种作风者。
其三，白居易因《诗序》“发乎情止乎礼义”之语，而谓根情实义；又因《诗序》“发言为诗”及“情发于声”诸语而谓苗言华声。以此，亦欲复返于诗乐合一的情形。于是称他的美刺兴比，因事立题诸作，谓之新乐府；而元稹亦以意亦可观而流在乐府者为乐讽，词实乐流而止于模象物色者为新题乐府。这实在也是文学上的进化。元稹《乐府古题序》云：
自风雅至于乐府，莫非讽兴当时之事，以贻后世之人，沿袭古题，唱和重复，于文或有短长，于义成为赘媵。尚不如寓意古题，刺美见事，犹有诗人引古以讽之义焉。曹、刘、沈、鲍之徒时得如此，亦复稀少。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傍。余少时与友人白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遂不复拟赋古题。（《元氏长庆集》二十三）
于此可知尽管受复古说的影响亦自会在创作方面辟出新境界的。白居易《策林》（六十）云：
太学生徒诵诗书之文，而不知诗书之旨；太常工祝执礼乐之器，而不识礼乐之情。遗其旨则作忠兴孝之义不彰；失其情则合敬同爱之诚不著。所谓去本而从末，弃精而好粗。
他欲人知诗书之旨，识礼乐之情，能得如此则诗乐为一，而诗乐之作用以彰。这种见解，正是后来道学家所竭力主张的。
第二节 文坛的复古说
第一目 文与文化
我尝读《文心雕龙·原道》一篇，而推求其所谓“道”是什么，一时殊不易了解其意义。何以故？因为他说：
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傍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
又说：
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惟先。庖牺画其始，仲尼翼其终，而乾坤两位，独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若乃河图孕乎八卦，洛书韫乎九畴，玉版金镂之实，丹文绿牒之华，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
爰自风姓，暨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取象乎河洛，问数乎蓍龟；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然后能经纬区宇，弥纶彝宪，发挥事业，彪炳辞义，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
则是此篇所言在阐文原于道之旨，并不是申文以载道之意；故其所谓道当然指的自然之道，而不限于儒家之道。黄侃《文心雕龙札记》说得好：
物理无穷，非言不显，非文不传。故所传之道，即万物之情也。人伦之传无小无大，靡不并包。（范文澜《文心雕龙讲疏》引）
又云：
《序志》篇云：“《文心》之作也本乎道。”案彦和之意，以文章本由自然而生，故篇中数言自然。一则曰，“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再则曰，“夫岂外饰，盖自然耳”。三则曰，“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寻绎其旨，甚为平易。盖人有思心，即有言语；既有言语，即有文章。言语以表思心，文章以代言语；惟圣为能尽文之妙。所谓道者如此而已。此与后世言“文以载道”，截然不同。详《淮南王书》有《原道》篇，高诱注曰：“原本也；本道根真，包裹天地，以历万物，故曰‘原道’，因以题篇。”《韩非子·解老》篇曰：“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万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圣人得之以成文章。”《庄子·天下》篇曰：“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曰无乎不在。”案庄、韩之言道，犹言万物之所由然，文章之成亦由自然。故韩子又言“圣人得之以成文章”。韩子之言，正彦和所祖也。道者玄名也，非著名也；玄名故通于万里，而庄子且言道在矢溺。今曰“文以载道”，则未知所载者，即此万物之所由然乎，抑别有所谓一家之道乎？如前之说，本文章之公理，无庸标揭以自殊于人；如后之说，则亦道其所道而已，文章之事，不如此狭隘也。夫堪舆之内，号物之数曰万。其条理纷纭，虽人须蚕丝，犹将不足方物，今置一理以为道，而曰文非此不可作；非独味于语言之本，其亦胶滞而罕通矣。察其表则为谖言，察其里初无胜义，使文章之事，愈痟愈削，浸成为一种枯槁之形；而世之为文者，亦不复研究学术，研寻真知，而惟此窾言之尚。然则阶之厉者，非“文以载道”之说，而又谁乎？通儒顾宁人生平笃信文以载道之言，至不可为李二曲之母作志，斯则矫枉之过，而非通方之谈。方来君子，庶无懵焉。
他这一节话辟文以载道之说殊为痛快。说明《原道》一篇重在论自然之道也殊的当。然如《文心·宗经》篇云：
三极彝训，其书言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也。……自夫子删述，而大宝咸耀；……义既极乎性情，辞亦匠于文理。故能开学养正，昭明有融。
又《序志》篇云：
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予生七龄，乃梦彩云若锦则攀而采之；齿在逾立，则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旦而寤，乃怡然而喜。大哉圣人之难见哉！乃小子之垂梦欤？自生人以来，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赞圣旨，莫若注经；而马郑诸儒，宏之已精，就不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而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盖《周书》论辞，贵乎体要；尼父陈训，恶乎异端。辞训之异，宜体于要，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
则是刘氏论文之旨明在宗经征圣，而欲敷赞其旨，似乎所言之道，也未尝不可以儒家一家之道解之。是则虽谓文以载道之说，原于《文心·原道》一篇，要亦未可厚非。因此，《文心雕龙》之所谓“道”，究指自然之道乎，抑仅就儒家言之乎？这个问题，似乎不易解答，但是可于唐人的文论中看出其关系。盖刘勰之所谓“道”，诚指自然之道，诚指万物之情，然“作者曰圣”，圣文固原于道，————所原的固是自然之道。而“征圣立言”，则后人之文亦正所以明其道或载其道；那么所明的或所载的便成为儒家之道了。所其唐人论文，最初恒以文化为文；以文化为文，则所明者即自然之道也。其后乃以为文主教化；以文主教化，虽也以文化为文，而已偏于儒家的意旨了。最后始揭文以明道之旨，于是所论之道，只成为儒家之道，所以要排异端，所以要辟佛老了。
今考韩、柳以前，一般人之论文章，大率以文化为言。即在韩、柳同时或稍后之人，其并不言文以明道，而也足为韩、柳之羽翼者，其论文主旨也大率如此。所以唐人论文恒以天文人文为比。此在初唐史家已是如此。如《周书·王褒庾信传论》云：“两仪定位，日月扬辉，天文彰矣；八卦以陈，书契有作，人文详矣。”《隋书·文学传序》云：“《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故尧日则天，表文明之称，周云盛德，著焕乎之美。”《北齐书·文苑传序》云：“夫玄象著明以察时变，天文也；圣达立言化成天下，人文也。达幽显之情，明天人之际，其在文乎。”史家论文以不满于南朝文学之故，所以重人文而不重词章。唐人文论，却正喜在此点阐发，所以渐渐形成复古的风气了。兹录数篇主张较明显者于后：
大矣哉文之时义也！有天文焉，察时以观其变；有人文焉，立言以重其范。历年滋久，递为文质，应运以发其明，因人以通其粹。（杨炯《王勃集序》）
辰象文于天，山川文于地，肖形最灵经纬教化，鼓天下之动，通万物之宜，而人才作焉，三才备焉。命代大君子所以序九功，正五事，精义入神，英华发外，著之话言，施之宪章，文明之盛与天地准。（权德舆《赞皇文献公李栖筠文集序》）
传曰，“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数成而文见矣。始自天地终于草木，不能无文也，而况于人乎？且夫日月星辰，天之文也；邱陵川渎，地之文也；羽毛彪炳，鸟兽之文也；华叶彩错，草木之文也；天无文，四时不行矣；地无文，九州不别矣；鸟兽草木之无文，则混然而无名，而人不能用之矣；人无文则礼无以辨其数，乐无以成其章，有国者无以行其刑政，立言者无以存其劝诫。文之时用大矣哉。在人，贤者得其大者，礼乐刑政劝诫是也。不肖者得其细者，或附会小说以立异端，或雕斲成言以裨对句，或志近物而玩童心，或顺庸声以谐俚耳。其甚者则矫诬盛德，污蔑风教，为蛊为蠹，为妖为孽。噫！文之弊有至是者，可无痛乎？（李舟《独孤常州集序》）
夫大者天道，其次人文。在昔圣王以之经纬百度，臣下以之弼成五教；德又下衰，则怨刺形于歌咏，讽议彰乎史册。故道德仁义非文不明，礼乐刑政非文不立。文之兴废视世之治乱，文之高下视才之厚薄。唐兴，接前代浇醨之后，承文章颠坠之运，王风下扇，旧俗顿易，不及百年，文体反正。洎公（独孤及）为之，则又操道德为根本，总礼义为冠带，以《易》之精义，《诗》之雅训，《春秋》之褒贬，属之于词。故其文宽而简，直而婉，辩而不华，博厚而高明。论人无虚美，比事为实录。天下凛然，复睹两汉之遗风。（梁肃《常州刺史独孤君集后序》）
如右诸说，与《文心雕龙》所谓“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云云有何分别。所以以天文人文而为言者，其所谓文当然要合于道，而所谓“道”，当然可以不限于儒家之道，而也未尝不可仅限于儒家之道。如权德舆《中岳宗玄先生吴尊师集序》云：
道之于物，无不由也，无不贯也，而况本于玄览，发为至言。言而蕴道，犹三辰之丽天，百嘉之丽地，平夷章大，恬淡温粹，飘飘然轶八纮而泝三古，与造物者为徒。其不至者，遣言则华，涉理则泥，虽辩丽可嘉，采真之士不与也。（《权载之文集》二十三）
此所谓“言而蕴道”即是指道家之道言者。至如尚衡《文道元龟》云：
文道之兴也，其当中古乎？其无所始乎？且天道五行以别纬，地道五色以别方，人道五常以别德。《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非五纬孰可以知天！非五方孰可以辨地！非五常孰可以化人！文之为道，斯亦远矣。天人之际其可得于是乎？
夫卦始乎三画，文章之阃，大抵不出乎三等，斯乃从人而有焉。工与不工，各区分而有之。君子之文为上等，其德全；志士之文为中等，其义全；词士之文为下等，其思全。其思也，可以纲纪物，义也，可以动众，德也，可以经化。化人之作其惟君子乎？君子之作先乎行，行为之质；后乎言，言为之文。行不出乎言，言不出乎行。质文相半，斯乃化成之道焉。志士之作，介然以立诚，愤然有所述，言必有所讽，志必有所之，词寡而意恳，气高而调苦，斯乃感激之道焉。词士之作，学古以抒情，属词以及物，及物胜则词丽，抒情逸则气高。高者求清，丽者求婉，耻乎质，贵乎情，而忘其志，斯乃颓靡之道焉。
古人之贵有文者，将以饰行表德，见情著事，杼轴乎天人之际，道达乎性命之元，正复乎君臣之位，昭感乎鬼神之奥。苟失其道无所措矣。君子也，文成而业著；志士也，文成而德丧。然今之代其多词士乎？代由尚乎文者。以斯文而欲轨物范众，经邦叙政，其难致乎化成。悲夫！敢著元龟，庶观文章之道，得丧之际，悔吝之所由者也。
此以君子之文为标的，以德全者为上，便偏主于质，同于宋代道学家的论调了。后此诸人，如吕温之《人文化成论》（《吕和叔文集》十）如顾况之《文论》（《全唐文》五百二十九），大率皆发挥此旨，而更偏极端。兹录其文于后：
《易》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能讽其言，盖有之矣；未有明其义者也。尝试论之：夫一二相生，大钧造物，百化交错，六气节宣：或阴阖而阳开，或天经而地纪，有圣作则，实为人文。若乃夫以刚克，妻以柔立，父慈而教，子孝而箴，此室家之文也。君以仁使臣，臣以义事君，予违汝弼，献可替否，此则朝廷之文也。三公论道，六卿分职，九流异趣，百揆同归，此则官司之文也。宽则人慢，纠之以猛；猛则人残，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此刑政之文也。乐胜则流，遏之以礼；礼胜则离，和之以乐：与时消息，因俗变通，此教化之文也。文者盖言错综庶绩，藻绘人情，如成文焉以致其理。然则人文化成之义，其在兹乎？而近代谄谀之臣，特以时君不能则象乾坤，祖述尧舜，作化成天下之文，乃以旂裳冕服，章句翰墨，为人文也。遂使君人者浩然忘本，沛然自得，盛威仪以求至理，坐吟咏而待太平，流荡因循，败而未悟，不其痛欤？必以旂常冕服为人文，则秦汉魏晋声明文物，礼缛五帝，仪繁三王，可曰“焕乎其有文章”矣。何衰乱之多也！必以章句翰墨为人文，则陈后主、隋炀帝雍容倚靡，洋溢简编，可曰“文思安安”矣。何灭亡之速也，核之以名义，研之以情实，既如彼；校之以今古，质之以成败，又如此。《传》不云乎？“经纬天地曰文。”《礼》不云乎？“文王以文理。”则文之时义其大矣哉！焉可以名数末流，雕虫小技厕杂其间也。（吕温《人文化成论》）
《周语》之略曰，孝、敬、忠、信、仁、义、智、勇、教、惠、让皆文也。天有六气，地有五行，此十一者经纬天地，叶和神人，名之为文，其实行也。文顾行，行顾文，文行相顾，谓之君子之文。为龙为光。上古云，“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尧之为君，“聪明文思”，“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文王之代，草木鸟兽，皆乐文王之沼曰灵沼，文王之台曰灵台，虞、芮不识文王，入文王里，所见耕者让畔，行者让路，班白不提挈，自相谓曰，吾党之小子，不可治于君子之庭，诗人美之云，“文王断虞、芮之讼”。晋文与楚子战而霸，谥曰文公。夫以伏羲之文造书契；黄帝之文垂衣裳；重华之文除四凶，举八元；周公之文布法于象魏；夫子之文木铎徇路，此其所以理文也。伊尹之文放太甲，霍光之文废昌邑，吕尚之文杀华士，穰苴之文斩庄贾，毛遂之文定楚从，蔺相如之文夺赵璧，西门豹之文引漳水沉女巫。建安、正始，洛下、邺中，吟咏风月，此其所以乱文也。夫以文求士，十致八九，理乱由之，君臣则之。尧舜禹汤有文，桀纣幽厉无文。太颠闳夭有文，飞廉恶来无文。昔霍去病辞第，曰“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于国如此，不得谓之无文。范蔚宗著《后汉书》，其妻不胜珠翠，其母唯薪樵一厨。于家如此，不得谓之有文。且夫日月丽乎天，草木丽乎地，风雅亦丽于人。是故不可废。废文则废天，莫可法也。废天则废地，莫可理也。废地则废人，莫可象也。郁郁乎文哉！法天理地象人者也。《周易》赞《乾》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赞《坤》曰，“至哉坤元，万物资生”，唯大者配乾，至者配坤，幽者赜鬼神，明者赜礼乐，不失于正，谓之为文。（顾况《文论》）
论人文而轻视名数末流，雕虫小技，犹可言也。论文而至以孝敬忠信，仁义智勇等为文，甚且以霍去病非无文，范晔宗非有文，则不免太偏于广义的人文方面了。所以刘勰《原道》，虽也根于人文立论，而较重自然，不局于儒家之旨。而唐人之论人文，则渐渐狭其范围，成为儒家的论旨。此所以由原道说可以渐渐成为载道说也。纪昀《批文心雕龙·原道》篇云：“文以载道，明其当然；文原于道，明其本然。”实则明其本然者，指圣作而言，明其当然者指后人征圣之作而言。义界大小盖由于此。所以同样的论“自然”，唐人所论也较刘氏的意义为狭。这于独孤郁《辩文》一篇中可以见之。《辩文》云：
或曰“文所以指陈是非，有以多为贵也。其要在乎彩饰其字，而慎其所为体也。”又曰：“文章乃一艺耳。”是皆不知上流之文，而文之所由作也。夫天之文位乎上，地之文位乎下，人之文位乎中。不可得而增损者，自然之文也。故伏羲作八卦以象天地，穷极终始，万化无有差忒，故《易》与天地准。此圣人之文至也。但合其德而三才之道尽，后圣有作，不能使之为五或七而九洎曲折者，是其文之至也。文字既生，治乱既形，仲尼作《春秋》以绳万世，而褒贬在一字，是亦文之至者乎？然则《易》卦之一画，《春秋》之一字。岂所谓崇饰之道，而尚多之意邪？夫文者，考言之具也。可以革，则不足以毕天地矣。故圣人当使将来无得以笔削，果可以包举其义，虽一画一字其可已矣。病不能然，而日必以彩饰之能，援引之富，为作文之秘诀，是何言之末欤？
夫天岂有意于文彩耶？而日月星辰不可逾。地岂有意于文彩耶？而山川丘陵不可加。八卦《春秋》岂有意于文彩耶？而极与天地侔。其何故得以不可越？自然也。夫自然者，不得不然之谓也。不得不然，又何体之慎邪？……是故在心曰志。宣于口曰言。垂于书曰文。其实一也。若圣与贤则其书文皆教化之至言也。徒见其纤靡而无根者，多绐曰文与艺，呜呼！（《全唐文》六八三）
论文而至以伏羲八卦孔子《春秋》为例证，真太不知昭明所谓“踵事增华”之理。这样主张自然，便太偏于质，也成为后世道学家的论调。所以我以为自有南朝刘勰之自然说，至唐代遂以成为古文家的文，自有唐代独孤郁诸人之自然说，至宋代遂以成为道学家的文。影响固属不同，渊源则出于一。盖刘勰之自然说，虽不限于儒家，而儒家之论旨也正可范围在内的。唐人所言不过本此推阐而更着眼在儒家思想以发挥耳。
唐人既以文化为文，于是论文恒及于政事。盖不能在道的方面有所阐发，则当然论文主用，近于政治家之论文了。崔元翰《与常州独孤使君书》云：
天之文，以日月星辰；地之文，以百谷草木。生于天地而肖天地，圣贤又得其灵和粹美，故皆含章垂文，用能裁成庶物，化成天下。而治平之主，必以文德致时雍，其承辅之臣，亦以文事助王政。而唐尧、虞、舜、禹、汤、文、武之代，则宪章法度礼乐存焉；皋陶、伯益、伊、傅、周、召之伦，则诰命谟训歌颂传焉：其后卫武、召穆、吉甫、仍叔成作之诗，并列于雅。孔圣无大位，由修《春秋》，述《诗》、《易》，反诸正而寄之治；而素臣邱明，游、夏之徒，又述而赞之。推是而言，为天子大臣，明王道，断国论，不通乎文学者，则陋矣。士君子立于世，升于朝，而不繇乎文行者，则僻矣。然患后世之文，放荡于浮虚，舛驰于怪迂，其道遂隐，谓宜得明哲之师长，表正其根源，然后教化淳矣。（《全唐文》五二三）
其论文主旨，以为“治平之主，必以文德致时雍，承辅之臣，亦以文事助王政”，离开用便不足以言文。而权德舆《博陵崔君文集序》亦谓：
《易·贲》之象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故阙里之四教，门人之四科，未有遗文者。荀况、孟轲修道著书，本于仁义，经术之枝派也。迨夫骚人怨思之作，游士纵横之论，刺讥捭阖，文宪陵夷。至汉廷，贾谊、刘向、班固。扬雄、司马迁、相如之伦，郁然复兴，有古风烈。然则文之用也，横三才之中，经纪万事，章明群类，不可已也。
殷之说命，周之命君陈君牙，楚射父之训辞，郑东里之润色，天子诸侯告命之文也。张老之轮奂，史克之《》、《》，吉甫之清风，伯喈之无愧，贤士大夫颂述之文也。至若夫子纪延陵墓，叔向寓子产书，董仲舒射策言天人相与之际，阮元瑜书记翩翩之任，触类滋多，非文不彰。后之人力不足者词或侈靡，理或底伏，文之难能也如是。（《权载之文集》三十三）
此亦重在“用”的观点以论其文，可知其文的内容正与其论旨相符。又如李华《尚书崔孝公集序》云：
文章本乎作者而哀乐系乎时。本乎作者六经之志也。系乎时者，乐文武而哀幽厉也。立身扬名，有国有家，化民成俗，安危存亡，于是乎观之。宣于志者曰言，饰而成之曰文，有德之文信，无德之文诈。皋陶之歌、史克之颂，信也。子朝之告、宰嚭之词，诈也，而士君子耻之。夫子之文章，偃、商传焉；偃、商没而孔伋、孟轲作，盖六经之遗也。屈平、宋玉哀而伤，靡而不远，六经之道遁矣。论及后世，力足者不能知之，知之者力或不足，则文义浸以微矣。文顾行，行顾文，此其与于古欤。
此以本乎作者哀乐系时为言，而独孤及《赵郡李华中集序》亦谓：
志非言不形，言非文不彰。是三者相为用，亦犹涉川者假舟檝而后济。自典谟缺，雅颂寝，王道陵夷，文教下衰，故作者往往先文字，后比兴。其风流荡而不返，乃至有饰其词而遗其意者，则润色愈工，其实愈丧。及其大坏也俪偶章句，使枝对叶比以八病四声为梏拲，守之如奉法令，闻皋陶、史克之作，则呷然笑之。天下雷同，风驰云趋，文不足言，言不足志。亦犹木兰为舟，翠羽为檝，玩之于陆而无涉川之用。痛乎流俗之惑人也久矣。
帝唐以文德敷又于下，民被王风，俗稍丕变，至则天太后时陈子昂以雅易郑，学者浸而响方。天宝中公与兰陵萧茂挺、长乐贾幼几，勃焉复起，用三代文章，律度当世。公之作本乎王道，大抵以五经为泉源，抒情性以托讽，然后有歌咏。美教化、献箴谏，然后有赋颂。悬权衡以辩天下公是非，然后有论议。至若记叙编录铭鼎刻石之作，必采其行事，以正褒贬，非夫子之旨不书。故风雅之指归，刑政之根本，忠孝之大伦，皆见于词。然后中古之风复形于今。（《毗陵集》十三）
此文亦正申李氏“本乎作者哀乐系时”之旨。崔、李二氏，其自己论文之旨，与人之所以序其文者，皆重在政化的方面，亦可知其论文主旨之偏重于用了。稍后梁肃论文，阐说此意便更为明显。如云：
文章之道与政通矣。世教之污崇，人心之薄厚，与立言立事者邪正臧否，皆在焉。故登高能赋可以观者，可与图事；诵诗三百可以将命，可与专对。（《秘书监包府君集序》）
予尝论古者聪明睿智之君，忠肃恭懿之臣，叙六府三事，同八风七律，莫不言之成文，歌之成声。然后浃于人心，人心安以乐；播于风俗，风俗厚以顺。其有不由此者，为理则粗，在音则烦。粗之弊也悖（一作“朴”），烦之甚也乱。（《李泌文集序》）
文之作：上所以发扬道德，正性命之纪；次所以裁成典礼，厚人伦之义；又其次所以昭显义类，立天下之中。三代之后其流派别。炎汉制度，以霸王道杂之，故其文亦二：贾生、马迁、刘向、班固，其文博厚，出于王风者也；枚叔、相如、扬雄、张衡，其文雄富，出于霸涂者也。（《左补阙李翰前集序》）(5)
因此，可知柳冕论文主于教化，正是此种思想的关系了。
第二目 柳冕
柳冕字敬叔，贞元中官御史中丞、福州刺史充福建观察使。《全唐文》五百二十七卷录其文。其时代略较韩愈为前，文学观亦颇同于韩愈，诚是古文家论文之先声。尤其重要的，是他以教化论文的主张。因为此种主张是他以前以文化论文，与他以后以道论文的枢纽。由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言，实在有特别提出的必要。
大抵柳氏论文是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其所谓用的标准是什么，便是教化。他以为文章宜本于教化，他说：
故文章之道不根教化，则是一技耳。————语曰“德成而上，艺成而下”，文章，技艺之流也；故夫子末之。是以四杨、荀、陈，以德行经术名震海内，门生受业，皆一时英俊，而文章之士不得行束修之礼。非夫两汉近古犹有三代之风乎？惜也系王风而不本于王化！（《谢杜相公论房杜二相书》）
昔尧舜殁，《雅》、《颂》作；《雅》、《颂》寝，夫子作。未有不因于教化为文章以成国风。（《答荆南裴尚书论文书》）
文章本于教化，形于治乱，系于国风。故在君子之心为志，形君子之言为文，论君子之道为教。《易》云“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君子之文也。自屈、宋已降为文者本于哀艳，务于恢诞，亡于比兴，失古义矣。虽扬、马形似，曹、刘骨气，潘、陆藻丽，文多用寡，则是一技，君子不为也。（《与徐给事论文书》）
以教化为标准，所以攻击今文而推崇古文。其《谢杜相公论房杜二相书》云：
且今之文章与古之文章立意异矣。何则？古之作者，因治乱而感哀乐，因哀乐而为咏歌，因咏歌而成比兴。故《大雅》作则王道盛矣。《小雅》作则王道缺矣，《雅》变《风》则王道衰矣，《诗》不作则王泽竭矣。至于屈、宋，哀而以思，流而不返，皆亡国之音也。至于西汉，扬、马已降，置其盛明之代，而习亡国之音，所失岂不大哉！然而武帝闻《子虚》之赋，叹曰：“嗟乎朕不得与此人同时。”故武帝好神仙，相如为《大人赋》以讽，上读之，飘飘然反有陵云之志。子云非之曰：“讽则讽矣，吾恐不免于劝也。”子云知之，不能行之。于是《风》、《雅》之文变为形似，比兴之体变为飞动，礼义之情变为物色，《诗》之六义尽矣！何则？屈、宋唱之，两汉扇之，魏晋江左随波而不返矣。
这种论调宛然是后来白居易诗的复古说之口吻。其《与徐给事论文书》云：
昔武帝好神仙，而相如为《大人赋》以讽。帝览之，飘然有凌云之气。故扬雄病之曰：“讽则讽矣，吾恐不免于劝也。”盖文有余而质不足则流，才有余而雅不足则荡，流荡不返，使人有淫丽之心，此文之病也。雄虽知之，不能行之，行之者惟荀、孟、贾生、董仲舒而已！
这种论调又同于韩愈的主张。所以这种提倡古文的论调，便是韩柳的先声。
以教化为标准，所以创为文道合一的主张。其《答荆南裴尚书论文书》云：
君子之儒学而为道，言而为经，行而为教，声而为律，和而为音；如日月丽乎天无不照也，如草木丽乎地无不章也，如圣人丽乎文无不明也。故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谓之文；兼三才而名之曰儒。儒之用，文之谓也。言而不能文，君子耻之。及王泽竭而诗不作，骚人起而淫丽兴，文与教分而为二：以扬、马之才则不知教化，以荀、陈之道则不知文章。以孔门之教评之，非君子之儒也。夫君子之儒，必有其道，有其道必有其文。道不及文则德胜，文不及道则气衰。文多道寡，斯为艺矣。
其《答徐州张尚书论文武书》云：
夫文章者本于教化，发于情性。本于教化，尧舜之道也；发于情性，圣人之言也。自成康没，颂声寝，骚人作，淫丽兴。文与教分而为二。不足者强而为文，则不知君子之道，知君子之道者，则耻为文。文而知道，二者兼难，兼之者大君子之事。上之，尧、舜、周、孔也；次之，游、夏、荀、孟也；下之，贾生、董仲舒也。
夫日月之丽，仰之愈明，金石之音，听之弥清。故圣人感之而文章生焉，教化成焉。哀乐形焉。逮德下衰，文章教化，扫地尽矣。
噫！圣人之道，犹圣人之文也。学其道不知其文，君子耻之。学其文不知其教，君子亦耻之。
又《答衢州郑使君论文书》云：
门人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即圣人之道可企而及之者，文也。不可企而及之者，性也。盖言教化发乎性情，系乎国风者谓之道。故君子之文必有其道。道有深浅，故文有崇替；时有好尚，故俗有雅郑。雅之与郑，出乎心而成风。昔游、夏之文，日月之丽也，然而列于四科之末，艺成而下也。苟文不足，则人无取焉。故言而不能文，非君子之儒也；文而不知道，亦非君子之儒也。
这种论调又同于韩愈的主张。形式方面以古文为依归，实质方面以儒道为依归。所以我说在批评方面，柳冕实开韩、柳之先声。
然而一般讲文学史或文学批评史的，大都重视韩愈而忽于柳冕，则又何欤？其最重要的一点，或由于柳冕的文不逮韩愈。这一点柳冕亦自知之，而屡言之。他说：
小子志虽复古，力不足也。言虽近道，辞则不文，虽欲拯其将坠，末由也已。（《答荆南裴尚书论文书》）
老夫虽知之不能文之，纵文之不能至之。况已衰矣，安能鼓作者之气，尽先王之教。（《与滑州卢大夫论文书》）
仆自下车为外事所感，感而应之，为文，不觉成卷，意虽复古，而不逮古，则不足以议古人之文。（《与徐给事论文书》）
有心无力，这是他不及韩愈的地方。韩文流传既盛，则其论文的思想当然易为人所注意，而柳冕便不免为人所忽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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