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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忽视了。但我以为这犹不是较重要的关系。其较重要者，乃在其论文见解之不尽相同。
盖柳冕之所谓“文章”，混诗与文而言之。韩愈之所谓“文”，则专就非韵非骈的散体言之。因这一点的不同，所以柳冕论文，重在讽谕，而以为要根于教化了。韩愈便不是如此。他专就与诗文分途之文言，所以可以明道，所以可以不必兼及政事。待到韩柳的古文运动成功以后，只有诗、文之分，而无文、笔之分，所以柳冕之混诗与文而言之者，也不易为人所注意了。
我们试看，韩愈论文其重要之点，即在提出两个问题：一是“道”的问题，一是“气”的问题。柳冕于此，不是不注意到。他也曾言“道”，也曾言“气”，但是说来总不免较韩愈更偏一些。则以混诗与文而言之，所以只能以教化为标准，而以教化为标准，则便容易偏到极端的实用主义，于是反成为政治家的论文主张了。
柳冕《与权德舆书》论当时制举之弊云：
进士以诗赋取人，不先理道；明经以墨义考试，不本儒意；选人以书判殿最，不尊人物：故吏道之理天下，天下奔竞而无廉耻者，以教之者末也。
又云：
明六经之义，合先王之道，————君子之儒，教之本也。明六经之注，与六经之疏，————小人之儒，教之末也。今者先章句之学，后君子之儒，以求清识之士，不亦难乎！
这种思想且开宋代道学家的先声了，所以他《谢杜相公论房杜二相书》又说：
相公如变其文，即先变其俗。文章风俗其弊一也，变之之术，在教其心，使人日用而不自知也。伏惟尊经术，卑文士。经术尊则教化美，教化美则文章盛，文章盛则王道兴，此二者在圣君行之而已。
这样的文学复古论，要从文化复古着手，诚然是根本的解决了。所以他的主张，是彻头彻尾的教化主义，他以为“尊经术则教化美”，尊经术即是教化的方法，而教化之所由能美即在于“教其心，使人日用而不自知”。易以现代的用语，即是所谓改造环境；环境改造，则作者之性情亦得而变矣。他又以为“教化美则文章盛”，敦化既美则变易其心，即所谓“君子之儒必有其道”也。教化美而文章盛，又所谓“有其道必有其文”也。他又以为“文章盛则王道兴”，盖“文而不知道，亦非君子之儒”。所以文章既盛，则王道自兴。待到王道能兴，则文章之作用始显，而同时便收到教化的效果。此所以慨然地说“文章风俗其弊一也”；此所以以为“如变其文即先变其俗”也。兹复将上文所述列为图式如下：
我常以为古文家之论文，比较只重在“文”的问题，道学家之论文，则兼顾到“心”与“道”的问题，政治家之论文，才于“心”与“道”之外更须兼顾到教化的问题。所以彻头彻尾的教化主义，便成为政治家的论文主张了。韩愈论道，仅足为道学家张目，柳冕论道，适成为政治家文论的先声。这又是他们不同之点。而且，柳冕所论虽亦言之成理，但是可惜昧于社会进化的情形。他以为只须在圣君行之足矣。圣君行之，则移风易俗犹反掌耳；变文章，振文雅，亦犹反掌耳。他又说：“萧、曹虽贤不能变淫丽之体，二荀虽盛不能变声色之词，房、杜虽明不能变齐梁之弊，是则风俗好尚系在时王，不在人臣明矣。”（《谢杜相公论房杜二相书》）则完全是宋儒所谓人主正心诚意则国治而天下平的主张，未免把社会事情看得太单简，太容易了。————这是就论道的方面言者。
又他既不重齐梁的音律，则当然重在文气。所以他说：
夫善为文者，发而为声，鼓而为气。直则气雄，精则气生，使五彩并用而气行于其中。故虎豹之文，蔚而腾光，气也。日月之文，丽而成章，精也。精与气，天地感而变化生焉，圣人感而仁义行焉。不善为文者反此，故变《风》变《雅》作矣。六艺之不兴，教化之不明，此文之弊也。噫！文之无穷，而人之才有限。苟力不足者，强而为文，则蹶，强而为气，则竭，强而为智，则拙。故言之弥多，而去之弥远。（《答衢州郑使君论文书》）
可是，因他重在教化，于是所谓气也者遂不限于文章的气势而含有志气风气的意味了。其《答杨中丞论文书》云：
来书论文尽养才之道，增作者之气，推而行之，可以复圣人之教，见天地之心，甚善。嗟乎！天地养才而万物生焉；圣人养才而文章生焉；风俗养才而志气生焉。故才多而养之，可以鼓天下之气。天下之气生，则君子之风盛。古者陈诗以观民风：君子之风，仁义是也；小人之风，邪佞是也。风生于文，文生于质，天地之性也；止于经，圣人之道也；感于心，哀乐之音也。故观乎志而知国风。逮德下衰，《风》、《雅》不作，形似艳丽之文兴，而《雅》、《颂》、比、兴之义废。艳丽而工，君子耻之。此文之病也。
嗟乎！天下之才少久矣，文章之气衰甚矣，风俗之不养才病矣，才少而气衰使然也。故当世君子，学其道，习其弊，不知其病也。所以其才日尽，其气益衰，其教不兴，故其人日野。如病者之气，从壮得衰，从衰得老，从老得死，沉绵而去，终身不悟，非良医孰能知之。
他以为“风俗养才而志气生焉”，他以为“才多而养之，可以鼓天下之气”。故其所谓“气”，一方面是志气，一方面是风气。这样的文气论亦诚可谓从根本解决了。然而，亦适以成为政治家的论文主张而已。————这又是就论气的方面言者。
第三目 韩愈
李汉《昌黎先生集序》称韩愈在文坛上革新的功烈，谓：“先生于文，摧陷廓清之功，比于武事，可谓雄伟不常者矣。”不错，他在当时，真有雄伟不常的力量，真有摧陷廓清的功绩。这个关系，由于他纵横恣肆的文章者半，由于他明确有力量的文学批评者亦半。
韩愈《伯夷颂》极称他的“特立独行”，极称他的“不顾人之是非，……信道笃而自知明”，极称他的“至于举世非之力行而不惑”。所以他说，“若伯夷者特立独行，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这一点精神即是韩愈所特具的精神。曾国藩《求阙斋读书录》以为“此乃退之生平制行作文宗旨，此自况之文也”。这话诚不错。明白韩愈这一点特性，然后知道他的文学批评所以能有摧陷廓清的力量者正在此。其《与冯宿论文书》云：
辱示《初筮赋》，实有意思，但力为之，古人不难到。但不知直似古人，亦何得于今人也。仆为文久，每自测，意中以为好，则人必以为恶矣。小称意，人亦小怪之；大称意，即人必大怪之也。时时应事作俗下文字，下笔令人惭，及示人，则人以为好矣。小惭者亦蒙谓之小好；大惭者即必以为大好矣。不知古文直何用于今世也。然以俟知者知耳。
昔扬子云著《太玄》，人皆笑之。子云之言曰：“世不我知，无害也；后世复有扬子云必好之矣。”子云死近千载，竟未有扬子云，可叹也。其时桓谭亦以为雄书胜《老子》，老子未足道也，子云岂止与老子争强而已乎？此未为知雄者。其弟子侯芭颇知之，以为其师之书胜《周易》。然侯之他文，不见于世，不知其人果如何耳！以此而言，作者不祈人之知也明矣。直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质诸鬼神而不疑耳。足下岂不谓然乎？（《韩昌黎集》十七）
这种勇于自信的态度，实是韩愈的长处。李汉说：“时人始为惊，中而笑且排，先生心益坚；其终，人亦翕然而随以定。”他始终抱定他文学批评的主张以作为文章，这是他所以能奏摧陷廓清之功之一个原因。
正因为他的特立独行，勇于自信，所以他又能在举世耻相师的风气之下，毅然地以师自任，毅然地以文为教。以文为教，即无形中为他的文学批评作剧烈的宣传，当然有摧陷廓清的力量了。唐以前无以文为教者，以文为教自韩愈始。盖韩愈以前所谓以文为教者，不过“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而已。授之书而习其句读，则是所谓章句师耳。柳宗元《答严厚舆论师道书》云：“马融、郑玄者，二子独章句师耳。今世固不少章句师，仆幸非其人。吾子欲之，其有乐而望吾子者矣。言道讲古，穷文辞以为师，则固吾属事。”所以韩愈之以文为教，正是欲“言道讲古，穷文辞”以为事者。这样的以文为教，始有文学的————同时亦兼有道学的————意味，而不限于章句训诂的讲解了。
韩愈《师说》云：“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所传何道，所授何业，与所解何惑，须知这正是韩愈以文为教的内容。曾国藩《求阙斋读书录》解此最为精惬。他说：“传道谓修己治人之道，授业谓古人六艺之业，解惑谓解此二者之惑。韩公一生学道好文，二者兼营，故往往并言之。末幅云‘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仍作双修。”可知韩氏之教不外传道、授业，二者而已。实则传道是后世道学家的事，授业则正是当时古文家的事。所以韩愈于此二者虽是并重，而比较言之，则韩愈于道的方面所窥尚浅，于文的方面所得实深。故韩门弟子与其谓之学道，不如谓为学文。李翱之文出于韩愈，而李翱之思想却不尽出于韩愈，易言之，即其文同于韩愈，而其所谓学所谓道则不尽同于韩愈；《复性》一书决不能与《原道》、《原性》诸作等量齐观，则所谓韩氏之教亦不外文而已。韩愈《答刘正夫书》谓“若圣人之道不用文则已，用则必尚其能者”。可知他便是欲以文昌圣人之道者。盖中国旧时学术，始终逃不出六艺经典的范围：汉人通其训诂章句，于是有所谓汉学；宋人明其义理，于是有所谓宋学。在唐人则不过重在文辞方面。————学其文章————以为汉宋学术之过渡之枢纽而已。研究之对象仍一，不过方法有不同，方面有不同而已。刘勰云：“自生人以来，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赞圣旨，莫若注经，而马、郑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文心雕龙·序志》篇）则知唐人之于经典，重在文章，亦自然之趋势然也。由这样讲，所以吾谓以文为教自韩愈始。汉人训诂之学是以字为教，宋人义理之学，是以道为教，唐人文章之学，则以文为教。训诂之学重在说明，义理之学重在解悟，而文章之学则重在体会，所以可以因文以及道，所以可以为汉宋学术过渡之枢纽。由这样讲，所以他的以文为教，自有他时代的重要的价值，而当然易于奏摧陷廓清之功了。这又是第二个重要的原因。
由第一点言，所以他的论文主张，抱定随波逐流者不传，特立独行者传；与世浮沉者不传，能自树立者传。我们看他《答刘正夫书》所言：
夫百物朝夕所见者，人皆不注视也。及睹其异者，则共观而言之。夫文岂异于是乎？汉朝人莫不能为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为之最。然则用功深者，其收名也远。若皆与世沉浮，不自树立，虽不为当时所怪，亦必无后世之传也。足下家中百物，皆赖而用也，然其所珍爱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于文，岂异于是乎？
今后进之为文，能深探而力取之，以古圣贤人为法者，虽未必皆是，要若有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之徒出，必自于此，不自于循常之徒也。若圣人之道不用文则已，用则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树立不因循者是也。（《韩昌黎集》十八）
“能自树立不因循”即是他的特性，原来他的文学批评所以欲一反当时风尚者，不外欲不循常而已，欲不循常而其道无由，于是取法于古。取法于古则不随俗矣。不随俗则能自树立矣。能自树立而犹不因循，不甘暴弃，则“用功深者，其收名也远”。所以这样的取法于古，是革新而不是返旧。而这样的为当时所怪也是特出流俗而不是背道而驰。惟“异”，才可以进于“能”；亦惟“能”，才可以成其“异”。其作品之能成功者在是，其批评之有价值者也在是。
由第二点言，所以他的论文主张虽重在宗经则古，而同时也兼主明道。其《进学解》云：
先生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元；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先生之业，可谓勤矣。牴排异端，攘斥佛老，补苴罅隙，张皇幽渺。寻坠绪之茫茫，独旁搜而远绍；障百川而东之，迴狂澜于既倒。先生之于儒，可谓有劳矣。沉浸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其书满家。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先生之于文，可谓宏其中而肆其外矣。（《韩昌黎集》十二）
这段自述，至为重要。可为韩愈用力于文之证，亦可谓韩门设教之方。他是这样传道授业，二者并重的，所以他的教人，虽重在文，而不离于道。他以为为什么要学文？就因为道。如云：
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答李秀才书》）
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
他又以为为什么要作文？也因为道。如云：
读书以为学，缵言以为文，非以夸多而斗靡也。盖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也。苟行事得其宜，出言得其要，虽不吾面。吾将信其富于文学也。（《送陈秀才彤序》）
这样为道而学文，为道而作文，所以有类于道学家的主张了。
第一点是文的外形的问题，第二点是文的内质的问题。由外形言则重在异，这是韩门皇甫湜一派的主张。由内质言，则重在道，这是韩门李翱一派的主张。偏于外形者，以“古圣贤人为法”，犹不脱古文家的面目；偏于内质者，以“志乎古道”为旨，有时非成为道学家不止。而韩愈之为文与论文，于此二点，正能不偏不畸同时兼顾者。
盖韩愈对于文与道的态度与道学家不同。韩愈是因文而及道，道学家是求道而忽文。一个是体会有得，一个则得鱼忘筌。韩愈《答刘正夫书》云：
或问为文宜何师？必谨对曰：“宜师古圣贤人。”曰：“古圣贤人所为书具存，辞皆不同，宜何师？”必谨对曰：“师其意不师其辞。”又问曰：“文宜易宜难？”必谨对曰：“无难易，唯其是尔。”
这正是他因文及道的一种说明。在当初，不过为文师古圣贤人而已，其后始进到师其意不师其辞。能师其意则能辨其是非，而于道也自然有所得了。这种态度，在道学家看来是倒学，因为所谓“师其意”云者正不必为了“为文”的缘故。
这犹是说“为文”所下的工夫。待到既有所得，发而为文，则“为文”的作用，在道学家看来是载道，在古文家说来是明道。载道则文是道的工具，明道则文是道所流露。这是作文而归于道的工夫。所谓“卒泽于仁义道德，炳如也”。韩愈《答尉迟生书》云：
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实。实之美恶，其发也不掩，本深而末茂，形大而声宏，行峻而言厉，心醇而气和，昭哲者无疑，优游者有馀。体不备，不可以为成人；辞不足，不可以为成文。（《韩昌黎集》十五）
一方面因文而及道，一方面作文而归于道，这是他的文道合一说。
明白他的文道合一说，然后可以进窥他的论文之精义。其《送高闲上人序》云：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机应于心，不挫于气，则神完而守固；虽外物至，不胶于心。尧、舜、禹、汤治天下，养叔治射，庖丁治牛，师旷治音声，扁鹊治病。僚之于丸，秋之于奕，伯伦之于酒，乐之终身不厌，奚暇外慕！夫外慕徙业者，皆不造其堂，不哜其胾者也。（《韩昌黎集》二十一）
这一节话颇为重要。姚鼐《古文辞类纂》谓“韩公此言，本自状所得于文事者”。曾国藩《求阙斋日记》更为阐发之云：“机应于心熟极之候也；《庄子·养生主》之说也。不挫于物，自慊之候也；《孟子》“养气”章之说也。不挫于物者，体也、道也、本也；机应于心者，用也、技也、末也。韩公之于文，技也进乎道矣。”这些话都极恰当。确可用以自状其所得于文事者，确也可看出他论文主张之融合庄、孟二家而冶于一炉。因为这正是所谓“能自树立不因循”的注解。不挫于物则能自树立矣；机应于心，则又正从不因循得来。一以见信道之坚，一以见学文之功，所以此文虽是指书法而言，而其理却可通于文艺。如其不信，讲再看他的《答李翊书》一文。他说：
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
抑又有难者：愈之所为，不自知其至犹未也。虽然，学之二十馀年矣！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其观于人，不知其非笑之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犹不改，然后识古书之真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务去之，乃徐有得也。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汩汩然来矣。其观于人也，笑之则以为喜，誉之则以为忧，以其犹有人之说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后浩乎其沛然矣。
吾又惧其杂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后肆焉。虽然，不可以不养也，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
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虽如是，其敢自谓几于成乎？（《韩昌黎集》十六）
这一节很重要。韩愈文学批评之精义，悉萃于是，不过因其行文反覆曲折，所以昔人虽知其重要，而罕见有能阐发之者。实则若以此文与《送高闲上人序》参互比证，便可互相映发。此文中最重要的两句，即是“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十字，其余诸论，多不过为此二语之注脚耳。所谓“无望其速成”者，即不因循之意，即“游之乎诗书之源”，而无绝其源之谓也。韩愈自谓学之二十馀年，即不望速成之例证。能如是，便到神的境界，所谓“汩汩然来矣”。此则机应于心之说也。究其意，实本于《庄子》。所谓“无诱于势利”者，即“能自树立”之意，即“行之乎仁义之途”，而无迷其途之谓也。韩愈自谓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云者，又即不迷其途之例证。能如是，自能“识古书之真伪，昭昭然白黑分矣”。积极方面能不迷其途，斯消极方面无人之见存，不至随人笑誉以为喜忧，此则不挫于物之说也。无人之见存而能不挫于物，则神完守固，便到浩气流行的境界，所谓“浩乎其沛然矣”；又所谓“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也。而所以致此气盛言宜之故，即在积极方面的无迷其途，所以谓“其皆醇也然后肆焉”。这又不是孟子所谓“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之意吗？杜甫论诗，很能融会庄子论神，孟子论气之说而为一；韩愈则言之更明，盖亦自然之机运然欤！
第四目 柳宗元
唐代文家，首推韩、柳。自韩、柳出而提倡古文，于是始一革旧时雕章绘句之弊。其摧陷廓清之功，在文学史或文学批评史上诚有相当的价值。不过韩柳虽是齐称，而因个性之不同，其成就亦微有差异。韩犹有得于道，柳则仅工于文。所以在文学史上，则柳宗元的笔致隽洁，其成就不逊于韩；而在文学批评史上，则韩愈以勇于自信，大声疾呼，其摧陷廓清之功实远胜于柳。
以前讲过，韩愈在文学批评史上，所以能奏摧陷廓清之功者，在好为人师，以文设教。现在且看柳宗元则何如呢？柳便没有韩愈这般胆气了。他说：
言道讲古，穷文辞以为师，则固吾属事。仆才能勇敢，不如韩退之，故又不为人师。人之所见有同异，吾子无以韩责我。（《答严厚舆论师道书》）
仆避师名久矣。……其所不乐为者，非以师为非，弟子为罪也，有两事，故不能。自视以为不足为一也；世久无师弟子，决为之且见非，且见罪，惧而不为，二也。（《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
辱书云欲相师。仆道不笃，业甚浅，近环顾其中，未见可师者；虽尝好言论，为文章，甚不自是也。……敢为吾子师乎？孟子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固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他并不是不愿为师，实在是不敢为师，而且也不能为师。他没有韩愈特立独行的个性，所以不敢为师。他又不能如韩愈之有见于道而勇于自信，所以也不能为师。他虽能文，但是他以为是无所师法的。其《复杜温夫书》云：
吾虽少，为文不能自雕斲，引笔行墨，快意累累，意尽便止，亦何所师法，立言状物，未尝求过人。（《柳河东集》三十四）
这话诚不错，文艺之精微，本是“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者。自己之能文，既何所师法，则又将何以诏示于人呢？所以他当然觉得“自视以为不足为”了。他以为所可传授者只是一些粗迹。所以他又说：
但见生用助字不当律令，惟以此奉告。所谓“乎”、“欤”、“耶”、“哉”、“夫”者，疑辞也。“矣”、“尔”、“焉”、“也”者，决辞也。今生则一之，宜考前闻人所使用，与吾言类且异，慎思之则一益也。
他觉得所可告人者，仅此而已！仅此则又何足以为师。这不敢为师与不足为师，真是他所谓“有两事，故不能”者。
然而柳宗元在文学批评史上的影响和地位，虽不如韩愈之大，而就其论文见解言，却并不在韩愈之下。即其作风也能超然于韩愈之外不为韩门二派所牢笼。这个原因是什么？则以柳兼工诗而韩门诸人则工诗者仅仅工诗，工文者仅仅工文，故其论文见解，不过得韩一端而不能自外于韩愈。又以韩偏擅散体，柳则兼工骈俪；韩文出自经，柳文出自史，故韩较偏于杂文学方面而柳则近于纯文学。所以柳氏之论文见解，不仅不同于韩门二派，抑且能自外于韩愈。
这个关系，即可于其对于“文”的含义见之。韩愈所谓文，大率指“古文”而言，柳宗元所谓文，则有时可兼指韵文而言，有时可兼指骈俪而言。如其《杨评事文集后序》云：
文有二道，辞令褒贬，本乎著述者也，导扬讽谕，本乎比兴者也。著述者流，盖出于《书》之谟训，《易》之象系，《春秋》之笔削，其要在于高壮广厚，词正而理备，谓宜藏于简册也。比兴者流，盖出于虞夏之咏歌，殷周之风雅，其要在于丽则清越，言畅而意美，谓宜流于谣诵也。兹二者，考其旨义，乖离不合，故秉笔之士，恒偏胜独得，而罕有兼者焉。厥有能而专美，命之曰艺成，虽古文雅之盛世，不能并肩而生。唐兴以来，称是选而不怍者，梓潼陈拾遗。其后燕文贞以著述之余，攻比兴而莫能极，张曲江以比兴之隟，穷著述而不克备。其余各探一隅，相与背驰于道者，其去弥远。文之难兼，斯益甚矣。（《柳河东集》二十一）
又其《西汉文类序》云：
以文观之，则赋颂、诗歌、书奏、诏策、辩论之辞毕具；以语观之，则右史纪言《尚书》、《战国策》成败兴坏之说大备，无不苞也。噫！是可以为学者之端耶？（《柳河东集》二十一）
则知其所谓“文”固兼韵体骈体而言之了。所以就韩柳二氏对于“文”的含义而言，已可看出这一点的不同。
这个关系，又可于其对于道的态度言之。韩愈所言道，是专就儒家而言，而柳宗元所言，则可兼指释家之道。韩主排佛而柳却好佛。柳氏虽谓文须宗经而其归在不出孔子，但他于《送僧浩初序》明言韩愈辟佛为忿其外而遗其中，知石而不知韫玉。且谓“吾之所取者与《易》、《论语》合，虽圣人复生，不可得而斥也”。这竟为宋人阳儒阴释的道学，树之先声了。所以就韩、柳二氏对于道的态度而言，又须注意这一点的差异。
明此关系，则知柳氏文论尽与韩愈相类而毕竟不同。其《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云：
秀才时见咨，仆有诸内者，不敢爱惜。大都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其外者当先读六经，次《论语》、孟轲书，皆经言；左氏、《国语》、庄周、屈原之辞，稍采取之；穀梁子、太史公，甚峻洁，可以出入，余书俟文成异日讨也。其归在不出孔子。此其古人贤士所懔懔者。求孔子之道，不于异书。秀才志于道，慎勿怪，勿杂，勿务速显。道苟成则勃然尔，久则蔚然尔。源而流者，岁旱不涸。蓄谷者，不病凶年；蓄珠玉者，不虞殍死矣。然则成而久者，其术可见。虽孔子在，为秀才计，未必过此。（《柳河东集》三十四）
又《报崔黯秀才书》云：
辱书及文章，辞意良高，所响慕不凡近，诚有意乎圣人之言。然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辞之传于世者，必由于书。道假辞而明，辞假书而传，要之之道而已矣。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斯取道之内者也。今世因贵辞而矜书，粉泽以为工，遒密以为能，不亦外乎？吾子之所言道，匪辞而书；其所望于仆，亦匪辞而书：是不亦去及物之道愈以远乎？仆尝学圣人之道，身虽穷，志求之不已庶几可以语于古。恨与吾子不同州部，闭口无所发明。观吾子文章自秀士，可通圣人之说。今吾子求于道也外，而望于予也愈外，是其可惜欤！吾且不言，是负吾子数千里不弃朽废者之意，故复云尔也。（《柳河东集》三十四）
这些话都同于韩愈的主张；然而不足以见柳氏文论之特点。韩愈论文在《答李翊》一书，柳宗元论文，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一书。这些都是他们体会有得之谈，所以应在这两篇中看出他们的不同。
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云：
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
故吾每为文章，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弛而不严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昧没而杂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而骄也：抑之欲其奥，扬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节。激而发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
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
参之《穀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之为文也。（《柳河东集》三十四）
这一节话申文以明道之旨，似乎也与韩愈相同。然而韩的态度是沉潜于道，而柳的态度，只在“羽翼夫道”。沉潜于道，所以要“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而“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的。羽翼夫道，所以只须勿以轻心掉之，怠心易之，昏气出之，矜气作之足矣。盖韩愈所言，是孟子所谓养气之旨，所以重在道；柳宗元所言，是刘勰所谓养气之旨，所以又重在文。这些分别，必须看出，才能明柳氏论文之旨。所以我以为柳氏《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一篇更须与他的《与杨京兆凭书》一篇参互比观，才明其义。他说：
凡为文以神志为主。自遭责逐继以大故，荒乱耗竭，又常积忧恐，神志少矣。所读书随又遗忘，一二年来，痞气尤甚，加以众疾，动作不常，眊眊然骚扰，内生霾雾，填拥惨沮，虽有意穷文章，而病夺其志矣。（《柳河东集》三十）
“为文以神志为主”，这即是柳氏论文的主旨。所谓羽翼夫道者，正是从神志方面下手。《文心雕龙·养气》篇云“率志委和，则理融而情畅；钻砺过分，则神疲而气衰”，正是说明此意。所以柳氏所谓羽翼夫道者，依旧是文的工夫。
明得此意，然后知柳氏所谓取道之原，————“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云云者，虽重在道的方面，重在文的内容的方面，而实则《书》、《诗》、《礼》、《春秋》与《易》之风格体制也均包括在内。盖重在论道，则宜合言之，重在论文则宜分言之。韩愈《原道》云“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商，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朋友”，何曾对于五经之道各别道来！刘勰《文心雕龙·宗经》篇云“《易》惟谈天，《书》实记言，《诗》主言志，《礼》以立体，《春秋》办理”，又如何能把五经之文综合言之。所以柳氏对于取道之原，而于五经中求其质，求其恒，求其宜，求其断，求其动，已不全是道的问题而兼有文的问题了。
明得此意，然后更知柳氏所谓旁推交通而以之为文者，正是他“有意穷文章”的地方。他“有意穷文章，而病夺其志”，所以他的所志，不在道而在文。不过他于文的方面不做“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之文而已。不做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之文，而仍有意穷文章，此则所谓“羽翼夫道”也。这是他底文的神志说。
所以他的论文，不会偏于道。韩愈以为行事得其宜，出言得其要，也是富于文学（见《送陈秀才彤序》），而柳则不如是者。其《杨评事文集后序》云：
文之用，辞令褒贬、导扬讽谕而已，虽其言鄙野，足以备于用，然而阙其文彩，固不足以竦动时听，夸示后学，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
又《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云：
仆之为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务也，以为是特博奕之雄耳，故在长安时，不以是取名誉，意欲施之事实，以辅时及物为道，自为罪人，舍恐惧则闲无事，故聊复为之。然而辅时及物之道，不可陈于今，则宜垂于后。言而不文则泥。然则文者固不可少耶。（《柳河东集》三十一）
于此数节中可以见其尚文之旨：所以他不会同于韩门李翱一派的主张。然而同时也不因尚文而偏主于奇。韩愈以为“夫百物朝夕所见者，人皆不注视也。及睹其异者，则共观而言之”（《答刘正夫书》）。而柳则也非如是者。他以《国语》之“文胜而言庞好诡以反伦，……辄乃黜其不臧，究世之谬，凡为六十七篇，命之曰非国语”（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故其《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云：
夫为一书，务富文采，不顾事实，而益之以诬怪，张之以阔诞，以炳然诱后生，而终之以僻，是犹用文锦覆陷阱也。不明而出之，则颠者众矣。仆故为之标表以告夫游乎中道者焉。
这也显与韩愈异趣，所以也不会同于韩门皇甫湜一派的主张。不偏于阐道而忽文，同时也不因尚文而主奇，这正是所谓“羽翼夫道”了。这“羽翼夫道”的态度，当然足以超出于韩愈及韩门二派而不与相同了。
第五目 韩门二派
韩愈死后，时人之论韩者有三篇文字极为重要。一篇是李翱的《祭吏部韩侍郎文》，一篇是皇甫湜的《韩文公墓志铭》，一篇是李汉的《昌黎先生集序》。李翱文云：
呜呼！孔子云远，杨朱恣行，孟轲拒之，乃坏于成。戎风混华，异学魁横。兄尝辩之，孔道益明。建武以还，文卑质丧。气萎体败，剽剥不让。俪花斗叶，颠倒相上。及兄之为，思动鬼神，拨去其华，得其本根。开阖怪骇，驱涛涌云。包刘越嬴，并武同殷。六经之学，绝而复新。学者有归，大变于文。（《李文公集》十六）
皇甫湜文云：
先生之作，无圆无方，至是归工；抉经之心，执圣之权，尚友作者，跂（《全唐文》作“跋”）邪牴异，以扶孔氏，存皇之极。知与罪，非我计。茹古涵今，无有端涯，浑浑灏灏，不可窥校。及其酣放，毫曲快字，凌纸怪发，鲸铿春丽，惊耀天下。然而栗密窈眇，章妥句适，精能之至，入神出天。（《皇甫持正文集》六）
李汉文云：
汗澜卓踔，泫澄深，诡然而蛟龙翔，蔚然而虎凤跃，锵然而韶钧鸣。日光玉洁，周情孔思，千态万貌：卒泽于道德仁义炳如也。
这三篇都足以为韩文之定评。然而似乎各有着眼之点。李翱则重在道的方面，皇甫湜则重在文的方面。论韩愈复道之功以李翱所言为当；状韩愈行文之能，又以皇甫湜所言为精。至李汉所论则混文与道而言之，又正足为他贯道之说的说明。李汉之文，传世不多，今无可论。至李翱与皇甫湜则正足以代表韩门之二派。由作风言，韩愈确是具有二种不同的作风，其一是鲸铿春丽，足以惊耀天下者；其又一是章妥句适，以栗密窈眇见长者。由文学批评言，韩愈确亦兼具有二种不同的主张：其一是重在外形之奇特，其又一是重在内质之合于道。至于韩门诸子便不能二者兼顾适得其中。李翱作风主于平易，其论文主旨，亦偏于道。皇甫湜作风偏于奇特，而论文主旨亦如之。所以他们二人对于韩愈之认识，也不免有所偏了。
李翱《答朱（一作“王”，一作“梁”）载言书》，自述其作古文之旨云：
吾所以不协于时而学古文者，悦古人之行也。悦古人之行者，爱古人之道也。故学其言不可以不行其行，行其行不可以不重其道，重其道不可以不循其礼。（《李文公集》六）
此书说明他学古文之旨，全与韩愈相同。李翱此书为其论文主旨所在，与韩之《答李翊书》，柳之《答韦中立书》，同样重要。兹节录其文于后：
列天地、立君臣、亲父子、别夫妇、明长幼、浃朋友，六经之旨也。浩乎若江海，高乎若邱山，赫乎若日火，包乎若天地，掇章称咏，津润怪丽，六经之词也。创意造言，皆不相师。故其读《春秋》也，如未尝有《诗》也；其读《诗》也，如未尝有《易》；其读《易》也，如未尝有《书》也；其读屈原、庄周也，如未尝有六经也。
故义深则意远，意远则理辩，理辩则气直，气直则辞盛，辞盛则文工。如山有恒、华、嵩、衡焉，其同者高也，其草木之荣，不必均也。如渎有淮、济、河、江焉，其同者出源到海也，其曲直浅深，色黄白，不必均也。如百品之杂焉，其同者饱于肠也，其味咸酸苦辛，不必均也。此因学而知者也。此创意之大归。
天下之语文章，有六说焉：其尚异者，则曰文章辞句，奇险而已。其好理者，则曰文章叙意，苟通而已。其溺于时者，则曰文章必当对。其病于时者，则曰文章不当对。其爱难者，则曰文章宜深不当易。其爱易者，则曰文章宜通不当难。此皆情有所偏，滞而不流，未识文章之所主也。义不深不至于理，言不信不在于教劝，而词句怪丽者有之矣，《剧秦美新》、王褒《僮约》是也。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词章不能工者有之矣，刘氏《人物表》、王氏《中说》、俗传《太公家教》是也。古之人能极于工而已，不知其词之对与否，易与难也。《诗》曰“忧心悄悄，愠于群小”，此非对也；又曰“遘闵既多，受侮不少”，此非不对也。《书》曰“朕堲谗说殄行，震惊朕师”；《诗》曰“莞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刘，瘼此下人”；此非易也。《书》曰“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诗》曰“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与子旋兮”，此非难也。学者不知其方，而称说云云，如前所陈者，非吾之敢闻也。六经之后，百家之言兴，老聃、列御寇、庄周、鹖冠、田穰苴、孙武、屈原、宋玉、孟轲、吴起、商鞅、墨翟、鬼谷子、荀况、韩非、李斯、贾谊、枚乘、司马迁、相如、刘向、扬雄皆足以自成一家之文，学者之所师归也。故义虽深，理虽当，词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传也。文理义三者兼并，乃能独立于一时，而不泯灭于后代，能必传也。仲尼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子贡曰：“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此之谓也。陆机曰“怵他人之我先”，韩退之曰“唯陈言之务去”。假令述笑哂之状，曰莞尔，则《论语》言之矣；曰哑哑，则《易》言之矣；曰粲然，则穀梁子言之矣；曰攸尔，则班固言之矣；曰辗然，则左思言之矣；吾复言之，与前文何以异也！此造言之大归。（《李文公集》六）
此书专论创意造言二者：创意是道的关系，造言是文的工夫。其论创意，归到“气直则辞盛，辞盛则文工”，似亦兼顾到文的方面；其论造言，而推到“文章之所主”，而以为“文、理、义三者兼并，乃能独立于一时，而不泯灭于后代”，似乎又兼顾到道的问题。据此以言，则是李翱论文，犹不甚偏重在道。
然而李翱于道，确是有所得者。即就其《复性书》而论，亦远胜于韩愈之《原道》。宋儒理学，可谓很受此书之影响。所以他的论文主张，就创意言，蕲合于“六经之旨”，当然较偏于道。其《杂说》上云：
日月星辰经乎天，天之文也。山川草木罗乎地，地之文也。志气言语发乎人，人之文也。志气不能塞天地，言语不能根教化，是人之文纰缪也。山崩川涸，草木枯死，是地之文裂绝也。日月晕蚀，星辰错行，是天之文乖盭也。天文乖盭，无久覆于上；地文裂绝，无久载乎下；人文纰缪，无久立乎天地之间：故文不可以不慎也。（《李文公集》五）
他必以志气塞天地，言语根教化，为人之文，已很带道的色彩了。至其《寄从弟正辞书》云：
汝勿信人号文章为一艺。夫所谓一艺者，乃时世所好之文，或有盛名于近代者是也。其能到古人者则仁义之辞也。恶得以一艺而名之哉？
仲尼、孟轲殁千馀年矣！吾不及见其人，吾能知其圣且贤者，以吾读其辞而得之者也。后来者不可期，安知其读吾辞也，而不知吾心之所存乎？亦未可诬也。
夫性于仁义者，未见其无文也。有文而能到者，吾未见其不力于仁义也。由仁义而后文者，性也；由文而后仁义者，习也。犹诚明之必相依尔。
贵与富，在乎外者也；吾不能知其有无也；非吾求而能至者也。吾何爱而屑屑于其间哉！仁义与文章，生乎内者也，吾知其有也，而能求而充之者也；吾何惧而不为哉！（《李文公集》八）
他不以文章为一艺，所以偏重在道的方面。他谓“性于仁义者，未见其无文也”。这正是上承孔子“有德者必有言”之意，下启宋儒“道至则文自工”之说。宋人讥韩愈为“倒学”，实则李翱此文，即已逗露此意。“由仁义而后文者，性也”，这是宋人论文的见解。“由文而后仁义者，习也。”这是唐人论文的见解，而宋人所讥为倒学者。所以李翱论文，已开宋人之先声。至其《答皇甫湜书》“欲笔削国史成不刊之书，用仲尼褒贬之心，取天下公是公非以为本”。又《答开元寺僧书》畏后世圣人之责不敢为释氏作钟铭。都可见其卫道的热烈。
即就“造言”而言，也蕲合于“六经之词”。所以对于词之对与否，难与否，以为根本不成问题，因为这不是文章之所主。即就于尚异与好理二者，也要调剂折衷文质相济。所以他决不如皇甫湜这样偏主于奇的。虽则，他也曾申述韩愈陈言务去之旨，而偏重于新辞的创造。
至皇甫湜之论文，便偏主于奇。其《答李生第一书》云：
来书所谓今之工文，或先于奇怪者，顾其文工于否耳！夫意新则异于常，异于常则怪矣。词高则出众出众则奇矣。虎豹之文，不得不炳于犬羊，鸾凤之音，不得不锵于乌鹊；金玉之光，不得不炫于瓦石，非有意先之也，乃自然也。必崔嵬然后为岳，必滔天然后为海，明堂之栋，必桡云霓，骊龙之珠，必涸深泉。足下以少年气盛，固当以出拔为意。学文之初，且未自尽其才，何遽称力不能哉！（《皇甫持正文集》四）
这种尚奇的主张，完全是尚文的倾向。其《答李生第二书》复申述之云：
夫谓之奇，则非正矣，然亦无伤于正也。谓之奇，即非常矣。非常者谓不如常者，谓不如常乃出常也。无伤于正而出于常，虽尚之亦可也。此统论奇之体耳，未以文言之失也。夫文者非他，言之华者也。其用在通理而已。固不务奇，然亦无伤于奇也。使文奇而理正，是尤难也。生意便其易者乎？
夫言亦可以通理矣，而以文为贵者，非他？文则远，无文即不远也。以非常之文，通至正之理，是所以不朽也。生何嫉之深耶？
夫绘事后素。既谓之文，岂苟简而已哉！圣人之文，其难及也！作《春秋》，游、夏之徒不能措一辞，吾何敢拟议之哉！秦汉已来至今文学之盛，莫如屈原、宋玉、李斯、司马迁、相如、扬雄之徒，其文皆奇，其传皆远。生书文亦善矣，比之数子，似犹未胜，何必心之高乎？……
《书》之文不奇，《易》之文可谓奇矣。岂碍理伤圣乎？如龙战于野其血玄黄，见豕负涂载鬼一车，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此何等语也！（《皇甫持正文集》四）
此节谓奇而无伤于正，正而无伤于奇，以文奇理正为标的，固似较前书为修正一些，但以尚奇之故总不免偏于修辞方面。其后孙樵论文，亦偏主于奇，盖正是皇甫湜一派之支流。
第六目 韩、柳以外之文论
至在韩、柳以外，其论旨不尽相同，而与当时复古的倾向，也不相背者，则有裴度、李德裕二人。裴度《寄李翱书》云：
愚谓三五之代，上垂拱而无为，下不知其帝力，其道渐被于天地万物，不可得而传也。夏殷之际，圣贤相遇，其文在于盛德大业，又鲜可得而传也。厥后周公遭变，仲尼不当世，其文遗于册府，故可得而传也，于是作周、孔之文。荀、孟之文，左右周、孔之文也，理身、理家、理国、理天下，一日失之，败乱至矣。骚人之文，发愤之文也；雅多自贤，颇有狂态。相如、子云之文，谲谏之文也，自为一家，不是正气。贾谊之文化成之文也，铺陈帝王之道，昭昭在目。司马迁之文财成之文也，驰骋数千载，若有馀力。董仲舒、刘向之文，通儒之文也，发明经术，究极天人。其馀擅美一时，流誉千载者多矣。不足为弟道焉。然皆不诡其词而词自丽，不异其理而理自新。若夫典谟训诰，文言系辞，国风雅颂，经圣人之笔削者，则又至易也，至直也。虽大弥天地，细入无间，而奇言怪语，未之或有。意随文而可见，事随意而可行。此所谓文可文，非常文也。其可文而文之，何常之有！（《全唐文》五三八）
他因这样主张自然，所以不要可文而文之。骈文家之尚对偶、声韵，固是可文而文之，古文家的磔裂章句也未尝不是可文而文之。这正是宋人称韩愈为有意为文的论调。所以他并且反对古文。他又说：
观弟近日制作，大旨常以时世之文，多偶对丽句，属缀风云，羁束声韵，为文之病甚矣。故以雄词远致，一以矫之，则是以文字为意也。
且文者，圣人假之以达其心，心达则已，理穷则已，非故高之下之，详之略之也。愚欲去彼取此，则安步而不可及，平居而不可逾，又何必远关经术，然后骋其材力哉！
昔人有见小人之违道者，耻与之同形貌、共衣服，遂思倒置眉目、反易冠带以异也。不知其倒之反之之非也。虽非于小人，亦异于君子矣。故文之异，在气格之高下，思致之深浅，不在磔裂章句，隳废声韵也。人之异，在风神之清浊、心志之通塞，不在于倒置眉目、反易冠带也。（《全唐文》五三八）
他谓“非故高之下之，详之略之”，则古文家之所谓义法，便失其根据。古文家之所谓义法正有一部分是讨论到高之下之详之略之的问题的。我尝谓骈文家的讲声色，与古文家之讲义法同样的以文字为意，同样的违反自然。
至于李德裕则比较地站在纯文艺的立场，其《穷愁志文章论》之论及文章云：
世有非文章者曰，辞不出于风雅，思不越于《离骚》，模写古人，何足贵也？余曰：譬诸日月，虽终古常见，而光景常新，此所以为灵物也。
曰“终古常见，而光景常新”，这在中国文学批评论中，要算是十分漂亮的言论了。这一种的复古主张，便丝毫不拖泥带水，牵涉道义而言之。所以他的《文箴》，即本文艺的立场以创为自然论者。其言云：
文之为物，自然灵气，恍惚而来，不思而至。杼轴得之，淡而无味，琢刻藻绘，弥不足贵。如彼璞玉，磨砻成器，奢者为之，错以金翠，美质既雕，良宝斯弃。（见其《文章论》中）
本此见解，故其《文章论》中提出两项主张：（1）以气救藻饰之蔽。（2）以自然的音调易人工的音律。
以前说过，骈文家以人工的音律救行文之吃，古文家以语调的气势救行文之吃。此意即可在李德裕《文章论》中见之。他说：
魏文《典论》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斯言尽之矣。然气不可以不贯，不贯则虽有英辞丽藻如编珠缀玉，不得为全璞之宝矣。鼓气以势壮为美。势不可以不息，不息则流宕而忘返。亦犹丝竹繁奏，必有希飞窈眇，听之者悦闻；如川流迅激，必有洄洑逶迤，观之者不厌。（《李文饶外集》三）
气而能贯即臻自然的境界，于是英辞丽藻，不足为行文之累。不会成文家之吃。他的论气才专就语势而言，不牵涉到先天原有的气禀，也不牵涉到后天可以变化的气质。因此，所以他更反对人工的音律。他又说：
沈休文独以音韵为切，重轻为难，语虽甚工，旨则未远矣。夫荆璧不能无瑕，随珠不能无类，文旨既妙，岂以音韵为病哉！此可以言规矩之内，未可以言文外意也。较其师友，则魏文与王、陈、应、刘讨论之矣。江南唯于五言为妙，故休文长于音韵，而谓“灵均以来，此秘未睹”，不亦诬人甚矣。古人辞高者盖以言妙而工，适情不取于音韵；意尽而止，成篇不拘于只耦。故篇无足曲，辞寡累句。譬诸音乐，古辞如金石琴瑟，尚于至音；今文如丝竹鞞鼓，迫于促节。则知声律之为弊也甚矣。
此种论调虽亦有复古的倾向，但决不会有韩、柳这般的流弊。本此论调以创作，只成为虽模写古人而光景常新的灵物，决不会沾染古典的精神与形式的。
第三节 批评风气之流行
第一目 标榜的批评
当时批评风气之盛，除因复古思潮而有所主张以外，亦有重在审美的批评，论文不主道，论诗不主雅，而较偏于纯艺术的立场者，则为（1）标榜的批评，（2）象征的批评。
唐代吟业既盛，当然易开标榜风气。胡震亨《唐诗谈丛》四谓“唐人一时齐名者如‘富吴’、‘苏李’、‘燕许’、‘萧李’、‘韩柳’、‘四杰’、‘四友’、‘三俊’，皆兼以文笔为称。其专以诗称，有‘沈宋’、‘钱郎’，又‘钱郎刘李’、‘鲍谢’、‘元白’、‘刘白’、‘温李’、‘贾喻’、‘皮陆’、‘吴中四士’、‘庐山四友’、‘三舍人’、‘大历十才子’、‘咸通十哲’等目。”即此一端已可看出当时标榜的风气之盛。此种风气之影响到批评方面者，即时人赠答称颂之诗，即所谓“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也。如李白之颂张十一“张翰黄花句，风流五百年。谁人今继作？夫子世称贤”（《金陵送张十一再游东吴》）。高适之颂陈十六“永怀掩风骚，千载常矻矻。新理亦崔巍，佳句悬日月”（《同观陈十六史兴碑》）。均是推许其诗。此在杜甫诗中，为例更多。如《解闷》十二首之评薛据、孟云卿、孟浩然、王维、王缙诸人之诗，《八哀》诗之评李邕、张九龄、苏源明诸人之诗，他如称李白则谓其飞扬跋扈（见《赠李白诗》），谓其飘然不群（见《春日忆李白诗》），谓其佳句似阴铿（见《同寻范十隐居诗》），谓其“笔落惊风雨”（寄《李十二白二十韵》），称高适则谓其“方驾曹、刘不啻过”（《奉寄》），谓其“文章曹植波澜阔”（《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至如称元结之“词气浩纵横”（《同元使君舂陵行》），称贾至之“雄笔映千古”（《送唐诫因寄礼部贾侍郎》），称郑审、李之芳则云“律比昆仑竹，音知燥湿弦”（《秋日夔府奉寄一百韵》），称高适、岑参则云“意惬关飞动，篇终接混茫”（寄《彭州高使君虢州岑长史三十韵》），均是戛戛独造，迥不犹人，殊与泛泛称颂者不同。
其后惟韩愈造语亦能摆落陈言，独创新词。如《醉赠张秘书诗》：“君诗多态度，霭霭春空云。东野动惊俗，天葩吐奇芬。张籍学古淡，轩鹤避鸡群。”又“险语破鬼胆，高词媲皇坟。至宝不雕琢，神工谢锄耘”诸语，与《荐士诗》“有穷者孟郊，受材实雄骜。冥观洞古今，象外逐幽好。横空盘硬语，妥贴力排奡。敷柔肆纡余，奋猛卷海潦。荣华肖天秀，捷病逾响报”诸语，均能杀缚事实，铢两悉称，曲尽形似之妙。即其兼论诗法者，如：
无本于为文，身大不及胆。吾尝示之难，勇往无不敢。蛟龙弄角牙，造次欲手揽。众鬼囚大幽，下觑袭元窞。天阳熙四海，注视首不颔。鲸鹏相摩窣，两举快一噉。夫岂能必然，固已谢黯黮。狂词肆滂葩，低昂见舒惨。奸穷怪变得，往往造平澹。（《送无本师归范阳》）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伊我生其后，举颈遥相望。夜梦多见之，昼思反微茫。徒观釜凿痕，不瞩治水航。想见施手时，巨刃磨天扬。垠崖划崩豁，乾坤摆雷硠。（《调张籍》）
亦能掏擢胃肾，不落凡境。当时元白为之则铺叙更烦。元诗，如：
喜闻韩古调，兼爱近诗篇。玉磬声声彻，金铃个个圆。高疏明月下，细腻早春前。花态繁于绮，闺情软似绵。轻新便妓唱，凝妙入僧禅。欲得人人伏，能教面面全。延之（一作“清”）苦拘检，摩诘好因缘。七字排居敬，千词敌乐天。（自注：“侍御八兄能为七言绝句赞善白君，好作百韵律诗。”）慇勤闲太祝（张籍），好去老通川（自谓）。莫漫裁章句，须饶紫禁仙。（见《人咏韩舍人新律诗因有戏赠》）
白诗，如：
张君何为者，业文三十春。尤工乐府诗，举代少其伦。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读君《学仙诗》，可讽放佚君。读君《董公诗》，可诲贪暴臣。读君《商女诗》，可感悍妇仁。读君《勤齐诗》，可劝薄夫敦。（一作“淳”）上可裨教化，舒之济万民。下可理情性，养之善一身。始从青衿岁，迨此白发新。日夜秉笔吟，心苦力亦勤。时无采诗官，委弃如泥尘。恐君百岁后，灭没人不闻。愿藏中秘书，百代不湮沦。愿播内乐府，时得闻至尊。言者志之苗，行者文之根。所以读君诗，亦知君为人。如何欲五十，官小身贱贫。病眼街西住，无人行到门。（《读张籍古乐府》）
这些都是意在标榜，词尚形似。至其相互酬唱者，如白居易《江楼夜吟元九律诗》成三十韵，与元稹《酬乐天江楼夜吟稹诗因成三十韵》，更为刻意煊染，尽量赞叹之作。一方面近司空图《诗品》之体，一方面亦开宋人论诗之风。
第二目 象征的批评
因其重在标榜，遂多形似之语，标榜的批评与象征的批评本有相互的关系。然有意在标榜而不用象征的方法，成虽用象征的方法而并非标榜者，所以亦各有异点。大抵象征的比喻，多本于六朝之品评书法而踵为之者。汤惠休谓谢灵运诗如出水芙蓉，颜延年诗似镂金错彩，即已用此方法，不过偶以举例，其体未广。至如张说与徐坚之论近代文士，谓“李峤、崔融、薛稷、宋之问之文，如良金美玉，无施不可；富嘉谟之文如孤峰绝岸，壁立万仞，浓云郁兴，震雷俱发，诚可畏也，若施于廊庙则骇矣；阎朝隐之文如丽服靓妆，燕歌赵舞，观者忘疲，若类之风雅，则罪人矣”。又论后进词人之优劣云：“韩休之文如太羹旨酒，雅有典则，而薄于滋味。许景先之文如丰肌腻理，虽秾华可爱，而微少风骨。张九龄如轻缣素练，实济时用，而微窘边幅。王翰如琼杯玉斝，虽烂然可珍，而多有玷缺。”（见《旧唐书·杨炯传》）此则全是比况之辞。后来皇甫湜《谕业》一文亦师其意而踵为之。其言云：
夫比文之流，其来尚矣！自六经子史，至于近代之作，无不备详。当朝之作，则燕公悉以评之。自燕公已降，试为子论之：
燕公之文如楩木柟枝，缔构大厦，上栋下宇，孕育气象，可以燮阴阳，阅寒暑，坐天子而朝群后。
许公之文如应钟鼖鼓，笙簧磬，崇牙树羽，考以宫县，可以奉神明，享宗庙。
李北海之文如赤羽玄甲，延互平野，如云如风，有有虎，阗然鼓之，吁可畏也！
贾常侍之文如高冠华簪，曳裾鸣玉，立于廊庙，非法不言，可以望为羽仪，资以道义。
李员外之文则如金玉辇，雕龙采凤，外虽丹青可掬，内亦体骨不饥。
独孤尚书之文如危峰绝壁，穿倚霄汉，长松怪石，倾倒溪壑；然而略无和畅，雅德者避之。
杨崖州之文如长桥新构，铁骑夜渡，雄震威厉，动心骇目；然而鼓作多容，君子所慎。
权文公之文如朱门大第，而气势宏敞，廊庑廪厩，户牖悉周；然而不能有新规胜概，令人竦观。
韩吏部之文如长江大注，千里一道，冲飙激浪，污流不滞；然而施于灌溉，或爽于用。
李襄阳之文如燕市夜鸿，华亭晓鹤，嘹唳亦足惊听；然而才力偕鲜，悠然高远。
故友沈谘议之文则隼击鹰扬，灭没空碧，崇兰繁荣，曜英扬蕤，虽迅举秀擢，而能沛艾绝景。
其它握珠玑，夺组绣者，不可一二而纪矣。若数公者，或传符于玄宰，或受命于神工，或凤翥词林，或虎踞文苑，或抗辔荀孟，攘袂班扬，皆一时之豪彦，笔砚之麟凤。（《皇甫持正文集》一）
此种风气，一至宋代则更为流行，蔡绦、敖陶孙辈无不为之，遂成为文学批评的一种方法了。此种方法，虽近游戏之作，且多模糊影响之谈，要亦不失为鉴赏的批评之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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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不过就李白批评的论调而言之耳。实则历史上的事实断不容如此。李白尽管反抗齐梁，未尝不受齐梁修辞的影响，所以杜甫谓“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正与杜甫之“颇学阴、何苦用心”者相同。
(2) 元稹《杜工部墓铭》云：“好古者遗近，务华者去实。效齐梁则不逮于晋魏，工乐府则力屈于五言；律切则骨格不存，闲暇则纤秾寡备。至于子美，所谓上薄《风》、《雅》，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昔人之所独专矣。”
(3) 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引赵注，谓：“公所以必追逐屈宋者，惟恐不超越齐梁而翻与之作后尘。盖齐梁体格轻丽，公所不取也。”此说蔽于成见，未能贯通杜氏论诗宗旨，故有此误。
(4) 顾龙振《诗学指南》本作“七至”，有“至难而状易”一句。
(5) 并见《全唐文》五百十八卷。
第三章 复古运动的销沉时期
第一节 批评风气之转移
第一目 论格论例之著
时至晚唐五代，复古潮流成为过去，而骈俪余波复有回旋振荡之势。律赋四六均于此时完成其体制，诗词亦趋于秾艳绮丽之习。因此，此期的文学批评，不重在原理的讨论，而重在方法的讲求。这个关系，也即由于承风气而不是变风气的缘故。兹将当时有关批评的著作约而举之，不外三类：
其一，为论格论例之著。论诗文而议其格与例，固不始于此期，然此类书籍终以此期为特盛。有许多书籍托之于盛唐中唐时人所为者，大率为此期的产品。惟以此类书籍，多为时文应用而作，取便初学，没有永久的价值，故最多散佚。今分别述之于次：
其全佚者，有：
《制朴》（一称《白氏制朴》） 三卷。（《宋志》作“一卷”，《国史经籍志：作“二卷”）唐白居易撰。佚。《崇文目》、《通志》及《宋志》均著录文史类。
《应求类》 二卷。（《通志·艺文略》作“三卷”）唐刘蘧编。佚。《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通志·艺文略》及《宋史·艺文志》均著录文史类。案是书宋以后已佚，焦竑《国史经籍志》诗文评类虽亦著录，不足信。又案是书《唐志》称“编”，《通志》称“集”，窃疑当是类辑应举之文以供采撷者。
《文格》 二卷。（《宋志》作“三卷”）五代吴越孙郃撰（《宋志》“郃”误作“郤”）。佚。《新唐志》、《崇文目》、《通志》及《宋志》均著录文史类。案《国史经籍志》亦著录，不足信。考同治《徐州府志·经籍考》总集类有孙郃《文格》三卷，宋李淑著，并云据《丰县志》，岂是书非出孙郃所撰，乃李淑据孙氏文而类聚区分以定其格耶？或《丰县志》以《通志》列李淑《制朴》于孙郃《文格》之后，遂误合为一，而《同治志》又沿其误耶？
《修文要诀》 一卷。（《宋志》作“二卷”，《宋四库阙书目》两见此书，先作“一卷”，其后重见作“二卷”。）五代蜀冯鉴撰。佚。《宋四库阙书目》、尤袤《遂初堂书目》、《通志·艺文略》、《通考·经籍考》及《宋志》均著录文史类，《郡斋读书志》著录文说类，案《郡斋读书志》云：“杂论为文体式，评其谬误，以训初学。”则亦启蒙之书，其散佚固宜，焦竑《国史经籍志》诗文评类虽著录，不足信。
《文旨》 一卷。□王瑜撰。（瑜时代待考。《宋四库阙书目》及《宋志》均作“王瑜卿”）佚。《崇文目》、《宋四库阙书目》、《通志·艺文略》及《宋志》均著录文史类。案是书不见新、旧《唐志》著录，而《崇文目》已有之，疑瑜亦五代时人。《国史经籍志》诗文评类著录其书，亦不足信。
右论文之属。考《通志·艺文略》分文史、诗评二目，右列诸书均列文史类，当与纯粹论诗者有别。
《赋要》 一卷。唐白行简撰。佚。《宋志》文史类著录。案行简居易弟，新、旧《唐书》均附居易传。
《赋门》（《国史经籍志》作“赋问”，误。） 一卷。唐浩虚舟撰。佚。《新唐志》、《崇文目》、《通志》及《宋志》均著录文史类。案虚舟隰州刺史聿之子，中宏词科。《全唐文》六百二十四，有赋八篇表一篇。
《赋枢》 三卷。（《宋四库阙书目》及《宋志》均作“一卷”）唐张仲素撰。（《通志》“素”作“表”，误。）佚。《新唐志》、《崇文目》、《通志》、《宋四库阙书目》均著录文史类。案《国史经籍志》亦著录，不足信。仲素字绘之，河间人，官中书舍人。《全唐文》六百八十四录其赋及杂文。
《赋格》 一卷。唐纥干俞撰。（《崇文目》“纥”作“纪”，误。）佚。《崇文目》、《通志》及《宋志》均著录文史类。案俞元和中进士，官渭南尉，见《通志注》。《全唐文》七百二十三录其赋七首。
《赋诀》 一卷。唐范传正撰。佚。《新唐志》、《崇文目》、《通志》、《宋志》均著录文史类。案《国史经籍志》亦著录，不足信。
《赋格》 一卷。五代周和凝撰。《宋志》文史类著录。
右论赋之属。考唐代律赋之盛，至大历、贞元之际，风气始开，故论赋之著较多中唐人作。
《诗品》 一卷。唐李嗣真撰。佚。《新唐志》文史类、《通志》诗评类著录。案嗣真《新唐书》（九十一）有传，《旧唐书》（一百九十一）入《方技传》。其书早佚。焦竑《国史经籍志》著录，不足信。
《笔九花梁》 二卷。唐上官仪撰。佚。《宋四库阙书目》文史类著录。案李淑《诗苑类格》引上官仪说谓诗有六对、诗有八对云云，当即出此，疑亦诗格诗例之属。
《诗格》 一卷。唐王维撰。佚。《宋志》文史类著录。案此疑出依托。
《诗格》 一卷。唐元兢撰。《新唐志》、《宋志》著录文史类，《通志》入诗评类。案《新唐志》及《通志》均称元兢宋约《诗格》一卷，不知此书是否出元兢、宋约二人合撰，抑或“宋”字为“沈”字之误，而为元氏所定沈约诗格欤？是书早佚，不传。焦竑《国史经籍志》著录诗文评类，不足信。考《文镜秘府论》卷三论对、卷五论病均引元氏说，当出此书。又卷三论对于“平对”、“奇对”、“同对”、“字对”、“声对”、“侧对”六种，谓出元兢《髓脑》，则《诗格》与《髓脑》或即一书异名欤？
《诗例》 一卷。唐姚合撰。佚。《新唐书》、《崇文目》及《宋志》著录文史类，《通志》入诗评类。案是书早佚，焦竑《国史经籍志》著录诗文评类，不足信。
《大中新行诗格》（《国史经籍志》作“大中诗格”） 一卷。唐王起撰。佚。《新唐书》、《崇文目》均著录文史类，《通志》著录诗评类。案起，宰相播弟，新、旧《唐书》均附《播传》。大中元年检校司空，当为此时之作。考《宋志》文史类有王杞《诗格》一卷，注云“‘杞’一作‘超’”，窃疑“超”当作“起”。
《文章龟鉴》 一卷。唐倪宥集。佚。《新唐志》、《崇文目》及《宋志》著录文史类，《通志》入诗评类。案《通志·艺文略》诗评类有《文章龟鉴》一卷注云“唐倪宥集前人律诗”，则当亦诗格诗例之类。《宋四库阙书目》文史类有倪宥《金体律诗例》一卷，当即此书。叶德辉谓“《宋志》作‘诗体’”，似以《金体律诗例》与《诗体》为一书异名，恐未必然。《宋志》文史类有《文章龟鉴》及《诗体》一卷，《崇文目》文史类有《文章龟鉴》及《诗图》，《通志》诗评类同。则是《诗体》、《诗图》为一书异名，盖均句图之属，而《金体律诗例》则当即《文章龟鉴》，盖为诗格诗例之属。
《文章玄妙》 一卷。唐任藩撰。佚。《直斋书录解题》文史类著录。案陈振孙云：“言作诗声病对偶之类。”
《国风正诀》 一卷。唐郑谷撰。佚。《宋志》文史类著录。案顾櫰三《补五代史艺文志》总集类（原无文史类）有《诗格》一卷，郑谷、僧齐己、黄损同辑。考顾氏所据原出《缃素杂记》。今考齐已有《风骚旨格》，多论诗格诗例，疑郑谷《国风正诀》亦属此类。
《玄机分明要览》 一卷。唐释齐己撰。佚。《宋志》文史类著录。案此当亦《流类手鉴》之属。
右论诗之属。其在此期以前者，无论为依托与否，亦附及之。其至今犹存者，或虽不全存而断章零句犹有可考者，除《文镜秘府论》为日本僧遍照金刚所著以外，有：
《文笔式》 不知撰人与卷数。诸家均未著录。案《文镜秘府论》卷五引其语云：“制作之道，唯笔与文。文者诗、赋、铭、颂、箴、赞、吊、诔等是也；笔者，诏、策、移、檄、章、奏、书、启等也。即而言之，韵者为文，非韵者为笔。文以两句而会，笔以四句［而］成。文系于韵取于谐合也。笔不取韵，四句而成，住于变通，故笔之四句，比（原作“此”）文之二句，验之文、笔率皆如此也。”是亦足定文、笔区分之义。疑是卷中所论文笔体式声病各节，当均出此书。
《笔札》 不知撰人与卷数。诸家均未著录。案《文镜秘府论》卷三论叠韵对，及七种言志例诸条均引《笔札》语。
此二种为论文之书，余均论诗格者。今考当时诗格诗例之著不外二病：其一则取便初学无当大雅，故依托之著为特多。其又一则过涉琐碎，转病拘泥。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云：“凡世所传诗格大率相似，余尝书其末云，论诗而若此，岂复有诗矣。唐末诗格污下，其一时名人著论传后乃尔，欲求高尚岂可得哉。”斯言诚中唐人论诗之病。兹就可考知者略举其目于后。惟此类书籍，名家所不屑为，故又时多依托之作耳。
《诗格》 二卷。旧题唐王昌龄撰。有《诗学指南》本。又有《格致丛书》本，未见。案《新唐志》及《崇文目》均作“二卷”，自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分《诗格》一卷、《诗中密旨》一卷，《通考·经籍考》、《宋史·艺文志》及《国史经籍志》等均仍之。今传世诸本，亦别《诗格》与《密旨》为二。疑是书虽分二卷，本非别为二书，其后始别出《密旨》一卷，于是《诗格》与《密旨》始各为一卷耳。今案《诗格》所论诚不免巧立名目。其势对例五，有“势对”、“疏对”、“意对”、“句对”、“偏对”诸称。考《文镜秘府论》汇辑诸家论对之例，无“势对”、“疏对”之目，即其他名称相同者，而举例与解释亦不相同，疑在《秘府论》后。
《诗中密旨》 一卷。见前。案《密旨》所言诸病诸例，多与《秘府论》同。又案冯班《钝吟杂录》云：“宋人不解小学，如关关噰噰和也。关关二字只取其声不取其义。朱子云‘雌雄相应以关字立义’陋甚也。又检俗传王昌龄《诗话》亦此解，此伪书也，出于朱子之后。检《宋史·经籍志》无此书，可知文字鄙陋，非王作也。”考今传王昌龄《诗中密旨》虽引关关雎鸠二句而不解其义，仅谓此为两句见意之例，冯氏所见当别为一书。冯氏又谓检《宋志》无此书，今考《宋史·艺文志》有王昌龄《诗格》一卷、《诗中密旨》一卷而无诗话，其别为一书更无可疑。
《评诗格》（《澹生堂藏书目》作“李巨山诗格评”） 一卷。旧题唐李峤撰。有《诗学指南》本，仅二则，疑不全。又有《格致丛书》本，未见。案顾龙振《诗学指南》本仅录其“九对”“十体”二则，今考其文，悉与《文镜秘府论》所引崔氏新定诗体相同，其出后人掇拾依托无疑。陈振孙《书录解题》谓“峤在王昌龄之前而引昌龄诗格八病，亦未然也”。今王昌龄《诗格》有“犯病八格”一条，陈氏所指当即谓此。
《金针诗格》（《百川书志》作“金针集”） 三卷。旧题唐白居易撰。有《诗学指南》本，一卷，题白乐天撰，梅圣俞续。又有《格致丛书》本，未见。案是书分合各异，分而为三，则《文苑诗格》一卷、《金针诗格》一卷、《梅圣俞续诗评》一卷，合而为一则为三卷，或如《宋史·艺文志》总称《白氏金针诗格》，或如《国史经籍志》称《白乐天文苑诗评》，要之皆一书也。又案《渔隐丛话》前集（八）引《诗眼》云：“世俗所谓乐天《金针集》殊鄙浅，然其中有可取者，‘炼句不如炼意’，非老于文学不能道此。又云，‘炼字不如炼句’，则未安也，好句要须好字。”今顾龙振《诗学指南》中录是书而不见此语，疑非足本。
《文苑诗格》 一卷。旧题唐白居易撰。有《诗学指南》本。又有《格致丛书》本，未见。案是书非白氏所撰，《直斋书录解题》已辨之。书中所言，大都论修辞法，殊浅陋；惟其论诗谓“为诗之道义在稗益，言意皆有所为”，及“为诗不稗益即须讽谏”诸语，则虽出依托，要亦不违白氏论诗之旨。
《二南密旨》（《唐志》、《崇文目》、《通志》均作“诗格”，《宋志》作“诗格密旨”） 一卷。旧题唐贾岛撰。有《学海类编》本、《逊敏堂丛书》本、《诗学指南》本。又有《艺圃搜奇》本、《格致丛书》本，未见。案是书《直斋书录解题》疑其依托，《四库全书存目》称为伪本之重儓，今考其论诗殆亦受白居易影响。如论六义，论风之所以，论风骚之所由，论二雅大小正旨，论变大小雅，论立格渊奥，论古今道理一贯诸条，皆申六义之旨。如论题目所由，论篇目正理用，论引古证用物象，论总例物象，论总显大意诸条，又皆阐讽谕之说。
《炙毂子诗格》 一卷。唐王睿撰。有《诗学指南》本，又有《格致丛书》本、《诗法统宗》本，均未见。案《宋四库阙书目》入集类别集门不入文史类，或以其书原附刻《炙毂子》后，故亦附列别集欤？今案其所言，如“一篇血脉条贯体”，“背律体”，“叶调体”，“双关体”，“模写景象含蓄体”，“句病体”，“句内叠韵体”诸则，盖亦杂论诗格者。
《雅道机要》（《宋四库阙书目》作“雅道机要论”） 一卷。（顾櫰三《补五代史艺文志》作“八卷”，误。）唐徐寅撰。有《诗学指南》本；又有《格致丛书》本，《诗法统宗》本，均未见。案《直斋书录解题》作二卷，陈振孙云“前卷不知何人，后卷称徐寅撰”，则徐氏所撰原只一卷，寅乾宁元年进士，授秘书省正字，后依王审知以终。是书中如“明门户差别”，“明联句深浅”，“明势含升降”，“明体裁变通”诸条均附录齐己《风骚旨格》中语，知成书在齐己以后。是书所论虽仍未脱诗格诗例习气，然其谓“夫诗者儒中之禅也，一言契道，万古咸知”，则为以禅喻诗之始。他如“凡为诗须搜觅未得句，先须令意在象前、象生意后，斯为上手矣”及“为诗者须先识体格”云云并为《沧浪》论诗之先声。
《风骚旨格》（《宋志》作“诗格”） 一卷。唐释齐己撰。有《吟窗杂录》本、《说郛》本、《津逮秘书》本、《学津讨原》本、《诗学指南》本、《谈艺珠丛》本。（又有《格致丛书》本、《艺圃搜奇》本、《诗法统宗》本，均未见。）案《津逮》本有毛晋《跋》语，谓与《吟窗杂录》本不同。今传世诸本大率自《津逮本》出。其论十势均为形容风格之例，盖与司空图《诗品》同旨，惟方法不同耳。
《流类手鉴》（《宋四库阙书目》别集类作“诗物象疏类手鉴”，文史类重出作“疏类手镜”。《直斋书录解题》作“流类手鉴”） 一卷。唐释虚中撰。（《湖南通志·艺文志》作释齐己撰，误。）有《诗学指南》本，又有《格致丛书》本、《诗法统宗》本，均未见。案其书分物象流类，举诗类例二目。其流象流类中如以日午春日比圣明，残阳落日比乱国，昼比明时，夜比暗时，诸则，皆本美人香草之例而益加附会。其举诗类例中如某者为隐题，某者为达识之句，某者为阴阳造化之句，某者为感动天地之句，以及其他比物讽刺之理，则皆利用上述比兴之理以解诗者。其序云：“夫诗道幽远，理入玄微，凡俗罔知，以为浅近。善诗之人心含造化，言含万象。且天地日月，草木烟云，皆随我用，合我晦明，此则诗人之言应于物象，岂可易哉！”
《缘情手鉴诗格》 一卷。唐（？）李洪宣撰。《诗学指南》本。案《直斋书录解题》云：“题樵人李弘宜撰，未详何人，当在五代前。”“洪宣”、“弘宜”未知孰是。又《诗学指南》本所载仅“束散法”，“审对法”及“自然对格”三条，当不全。考《澹生堂书目》诗文评类《诗法统宗》本有《缘情手鉴》一卷，题释虚中撰，当误。
此外有未经著录者一种：《文镜秘府论》卷二、卷三、卷五均引崔氏《新定诗体》，顾不见诸家著录，盖其佚已久。案其所言，均与伪李峤《评诗格》同，不知是否相袭。又《秘府论》卷三“论侧对”、卷五“论病”诸条，均引崔氏语，疑即出此书。又有书名难考者一种：《文镜秘府论》卷五“论病”，多引刘滔语，而不载其书名，亦不知其是否成书。
第二目 论诗本事之著
其二为论诗本事之著。其内容与体例每近于小说。
《本事诗》 一卷。唐孟棨撰。有《文房四十家小说》本、《古今逸史》本、《津逮秘书》本、《龙威秘书》本、《唐宋丛书》本、《再续百川》本、《稗史集传》本、《艺苑捃华》本、《历代诗话续编》本。其单行者有明刊本、中国书店校印本。案是书有光启二年自序谓“诗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其间触事兴咏尤所钟情，不有发挥，孰明厥义，因采为本事诗凡七题”云云，盖前承《诗序》而体类小说，后启诗话，而旨在论事者。
《续本事诗》 二卷。五代吴处常子撰。佚。《郡斋读书志》、《通志·艺文略》及《宋志》均著录总集类。案处常子不知何许人。考唐末吴越有僧处默与贯休修睦为诗友，不知即是其人否？《郡斋读书志》录其自序云：“比览孟初中《本事诗》，辄搜箧中所有，依前题七章类而编之，然皆唐人诗也。”则其编例盖仍孟氏旧者。
此外，如唐范摅《云溪友议》三卷，诸家著录均入小说类，惟马俊良《龙威秘书》辑入《古今诗话集隽》中，盖亦论诗本事之著。又唐卢瓌《抒情集》二卷，阮阅《诗话总龟》、胡仔《渔隐丛话》均引之，《新唐志》及《宋志》以入总集类，《遂初堂书目》以入小说类，疑亦本事诗之属。
第三目 摘句品选之著
其三，为摘句品选之著，其内容与体例又多类总集。
《古今诗人秀句》（《崇文目》作“诗文秀句”，误。） 二卷。唐元兢撰。佚。据《新唐志》、《崇文目》及《宋志》均著录文史类，《通志·艺文略》入诗话类。
《集贾岛句图》（《崇文目》作“贾岛诗句图”，《直斋书录解题》作“句图”） 一卷。唐李洞撰。佚。《新唐志》、《崇文目》、《通考》及《宋志》均著录文史类，《通志》入诗评类。
《文场秀句》 一卷。唐王起撰。佚。《通志·艺文略》著录诗评类，《新唐志》入总集类。
《诗图》（《宋志》作“诗体”） 唐倪宥撰。佚。《崇文目》及《宋志》著录文史类。
《续古今诗人秀句》（《崇文目》脱“今”字） 二卷。（？）僧元鉴撰。佚。《崇文目》及《宋志》均著录文史类。案元鉴时代待考，疑亦五代时人。
右皆句图之属，是为摘句成书之始。宋人论诗，此风尤盛。其源盖出于锺嵘《诗品》。《诗品》云：“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其论古今胜语，已开摘句之风。
《河岳英灵集》 三卷。（《新唐志》作“二卷”，《通志》作“一卷”，误。）唐殷璠编。案是书《通志》入诗评类，《新唐志》入总集类，盖其性质本可两属者。《四库总目》虽列入总集类，而《提要》谓：“是集录常建至阎防二十四人，诗二百三十四首，姓名之下各著品题，仿锺嵘《诗品》之体，虽不显分次第，然篇数无多而厘为上中下卷。其人又不甚叙时代，毋亦隐寓锺嵘三品之意乎？”则《通志》列入诗评类，亦不为无见。
《诗人主客图》（《宋四库阙书目》，《直斋书录解题》及《宋志》均作“唐诗主客图”） 一卷。（《宋志》作“二卷”，《通志》及焦竑《国史经籍志》均作“三卷”）不全。唐张为撰。本是书而著者，限清李怀民《中晚唐诗人主客图》。案是书久佚，今所存者如《函海》本及张氏《榕园丛书》本盖出纪昀重编者。
《泉山秀句集》（朱彝尊《全唐诗未备书目》作“闽山秀句集”） 唐黄滔编。佚。《通志·艺文略》著录诗评类，《新唐志》入总集类，注云：“编闽人诗，自武德尽天祐末”。
右皆近于选集。《主客图》虽多摘句，亦有录全首者，至李怀民《重订主客图》则更类于总集。盖选集之与批评，其性质本极相近。梁简文帝《与湘东王书》云：“辨兹清浊，使如泾渭；论兹月旦，类彼汝南。”此正是评家与选家共有之宗旨。殷璠所编，本锺嵘区分三品之意，张为所撰，又同《诗品》源出某某之说，则《通志》于上列诸书，均入诗评一类并非无故了。
这三类的著作，实际上都与文学批评不尽有关。第一类则偏于修辞，第二类则同于小说，第三类又近于总集，待到后来这三类统并入诗话中间，于是再得逐渐走上文学批评的道路。
第二节 古文运动之尾声
第一目 皮日休
在此复古运动的销沉时代中，而欲求一些关于文学批评之论著，能在文学批评史上有些关系，有些意义者，则文的方面惟皮日休与孙樵，诗的方面惟司空图。而五代惟刘昫犹差有足以论述者。
然而皮日休与孙樵之论文，也只成为古文运动之尾声。盖皮日休恰代表了李翱一派的文论，而孙樵又代表了皇甫湜一派的文论。所以皮日休的论文，思想与其说他在文学批评史上地位的重要，还不如说他在哲学史上的影响之大。因为他的思想实开宋学之先声。
韩愈《原道》，隐以传道自任，已启宋儒道统之说。而皮氏请《韩文公配飨书》亦云：“仲尼之道否于周秦而昏于汉魏，息于晋宋而郁于陈隋，……夫孟子、荀卿翼传孔道以至于文中子，……文中之道旷百祀而得室授者，唯昌黎、韩公之文，蹴杨墨于不毛之地，蹂释老于无人之境，故得孔道巍然而自正。”此则正是本于韩愈之意而成为道统之论。又韩愈《读荀子》谓：“孟氏醇乎醇者也，荀与扬大醇而小疵。”此亦宋儒扬孟抑荀之习。而皮氏《请立孟子为学科书》亦云：“圣人之道不过乎经，经之降者不过乎史，史之降者不过乎子。子不异乎道者孟子也。……其文继乎六艺，光乎百氏，真圣人之微旨也。……后之人将爱仲尼者其嗜在乎孟子矣。”则又已为宋儒所定四子书树之先声了。所以皮日休的思想，实上承韩愈以文明道之旨，而益以阐发，遂不自觉地开宋学之风气者。
皮氏《原化》一文云：“天未厌乱，不世世生圣人，其道则存乎言，其教则在乎文，有违其言悖其教者则戾矣。”又其《移成均博士书》且劝之效法西域氏之教，欲在太学中讲习圣人之文，使“日诫其属，月励其徒，年持六籍，日决百氏，俾诸生于圣典，洞知大晓”。以大发于儒风。这竟是开宋儒讲学的风气了。所以这种极端广义的文学观，觉得在思想方面的影响为尤大。
其《文薮自序》云：
文贵穷理，理贵原情。
又其《鹿门隐书》有云：
文学之于人也，譬如药，善服有济，不善服反为害。
由前穷理之说言之，文所以求知；由后服药之说言之，文又所以求用。故其《九讽悼贾序》云：
呜呼！圣贤之文与道也，求知与用。
文学上的复古主张其结果有如此者？明白皮氏之论文，再去看宋代道学家的文学观，然后知其一再演进，非推而至于极端不可。这是历史上演化的趋势若此，固不得不以之怪宋儒，然而文学观念，却成为逆流的进行了。
第二目 孙樵
孙樵《与友人论文书》云：“尝得为文之道于来公无择，来公无择得之皇甫公持正，皇甫持正得之韩先生退之。”（亦见其《与王霖秀才书》。）则其渊源所自，正从皇甫湜一派得来。所以不重论道，而重论文，而其论文亦不尚平而尚奇。其《与王霖秀才书》云：
鸾凤之音必倾听，雷霆之声必骇心。龙章虎皮，是何等物；日月五星，是何等象。储思必深，摛辞必高。道人之所不道，到人之所不到。趋怪走奇，中病归正，以之明道则显而微，以之扬名则久而传；前辈作者正如是。
譬玉川子《日蚀诗》，杨司城《华山赋》，韩吏部《进学解》，冯常侍《清河壁记》，莫不拔地倚天，句句欲活，读之如赤手捕蛇，不施控骑生马，急不得暇，莫可捉搦，又似远人入太兴城，茫然自失，讵比十家县，足未及东郭，目已极西郭耶？（《孙樵集》二）
又《与友人论文书》云：
古今所谓文者，辞必高然后为奇，意必深然后为工，焕然如日月之经天也，炳然如虎豹之异犬羊也。是故以之明道则显而微，以之扬名则久而传。（《孙樵集》二）
这些话都是申皇甫湜尚奇之旨。至其《与贾希逸书》谓：
曩者樵耳足下声，愤足下售于时何晚。及目足下《五通》五十篇，则足下困十上亦宜矣。物之精华，天地所秘惜。故蒙金以砂，锢玉以璞；珊瑚之丛，必茂重溟；夜光之珠，必含骊龙。抉而不已，椟而不知止，不穷则祸，天地雠也。文章亦然，所取者廉，其得必多，所取者深，其身必穷。六经作，孔子削迹不粒矣。孟子述，子居坎坷齐鲁矣。马迁以《史记》祸；班固以《西汉》祸；扬雄以《法言》、《太玄》穷；元结以《浯溪碣》穷；陈拾遗以《感遇》穷；王勃以《宣尼庙碑》穷；玉川子以《月蚀诗》穷；杜甫、李白、王江宁，皆相望于穷者也。天地其无意乎？今足下立言必奇，摭意必深，抉精剔华，期到圣人。以此贾于时，钓荣邀富，犹欲疾其驱而方其轮。若曰爵禄不动于心，穷达于时上下，成一家书，自期不朽，则非樵所敢知也。呜呼！孤进患心不苦，及其苦知者何人，古人抱玉而泣，樵捧足下文，能不濡睫！惧足下自待也浅，且疑其道不在，故因归《五通》，不得无言。（《孙樵集》二）
则且谓甘于处穷而文却不能不奇了。文欲其奇而不欲平，所以论史法亦不主俚语。其《与高锡望书》云：
然足下所传史法，与樵所闻者异耶？古史有直事俚言者，有文饰者，乃特纪前人一时语，以立实录，非为俚言奇健，能为史笔精魄。故其立言序事，及出没得失，皆字字典要，何尝以俚言汨其间哉？今世俚言文章，谓得史法，因牵韩吏部曰，如此如此。樵不知韩吏部以此欺后学耶？韩吏部亦未知史法耶？（《孙樵集》二）
于此问题，并且疑到韩吏部，也真可谓皇甫湜一派极端的主张了。
第三节 司空图之《诗品》
在当时，文论只成为古文运动之尾声，无所发明，而司空图之论诗却能别开生面，迥殊以前复古之论。则以（1）诗至中晚以后，一般人又只视诗是“为艺术的”，而不是“为人生的”。贾岛诗：“格与功俱造，何人意不降。”（《寄柳舍人宗元》）又“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题诗后》）。刘威诗：“都由苦思无休日，已证前贤不到心。”（《欧阳示新诗因贻四韵》）李频诗：“只将五字句，用破一生心。”（《北梦琐言》引）杜荀鹤诗：“生应无辍日，死是不吟时。”（《苦吟》）又“乍可百年无称意，难教一日不吟诗”（《秋日闲居寄先达》）。僧归仁诗：“日日为诗苦，谁论春与秋，一联如得意，万事总忘忧。”（《自遣》）卢延让诗：“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险觅天应闷，狂搜海亦枯。”（《苦吟》）这些句都是吟诗成癖，狂搜险觅之意，所以只有在诗中体会其韵味，不会再有什么复古的主张。（2）因为只在诗中体会其韵味，故其主张也与李杜不同。我尝以为清代王士禛跻王维于李白诗仙杜甫诗圣之称而拟之为诗佛，此论最为公允，亦最重要。盖司空图之讲味外之旨，正足以代表诗佛之诗论。李白论诗谓“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古风》首章）。谓“一曲斐然子，雕虫丧天真”（《古风》三十五章）。旨在标榜清真，这正是诗仙之诗论。杜甫论诗谓“转益多师是汝师”（《戏为六绝句》），谓“后贤兼旧制历代各清规”（《偶题》）。意欲集其大成，则又是诗圣之诗论。惟有推为诗佛之王维，独不见其有论诗之主张，所以也有待于后人之阐发。司空图之论诗盖即能代表这一方面的主张者。所以能别开生面，所以能不同以前复古之论了。
司空图有《诗品》一卷论诗之流品。各种丛书，如《说郛》、《续百川学海》、《津逮秘书》、《学津讨原》、《学海类编》、《艺圃搜奇》、《谈艺珠丛》、《龙威秘书》、《唐人说荟》、《历代诗话》、《五朝小说》、《一瓻笔存》、《艺苑捃华》、《秘书》、《重订欣赏编》、《砚北偶钞》、《拜梅山房几上书》、《四部备要》以及《玉鸡苗馆丛书》、《明辨斋丛书》、《诗触丛书》、《萤雪轩丛书》、《诗法萃编》、《文品汇钞》等，均皆辑录。又有焦循刻本。清代解之者有《诗品浅解》，及《诗品注释》二种。《浅解》为蓬莱杨廷芝撰；《注释》不著撰人，盖坊刻以便初学者。兹录《诗品》原文于后：
大用外腓，真体内充。返虚入浑，积健为雄。具备万物，横绝太空。荒荒油云，寥寥长风。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持之匪强，来之无穷。（雄浑）
素处以默，妙机其微。饮之太和，独鹤与飞。犹之惠风，荏（一作“苒”）苒在衣。阅音修篁，美曰载归。遇之匪深，即之愈稀。脱有形似，握手已违。（冲淡）
采采流水，蓬蓬远春。窈窕深谷，时见美人。碧桃满树，风日水滨。柳阴路曲，流莺比邻。乘之愈往，识之愈真。如将不尽，与古为新。（纤秾）
绿林（一作“杉”）野屋，落日气清。脱巾独步，时闻鸟声。鸿雁不来，之子远行。所思不远，若为平生。海风碧云，夜渚月明。如有佳语，大河前横。（沉着）
畸人乘真，手把芙蓉。泛彼浩劫，窅然空踪。月出东斗，好风相从。太华夜碧，人闻清钟。虚伫神素，脱然畦封。黄唐在独，落落玄宗。（高古）
玉壶买春，赏雨苑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白云初晴，幽鸟相逐。眠琴绿阴，上有飞瀑。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书之岁华，其曰可读。（典雅）
如（一作“犹”）矿出金，如铅出银。超心炼冶，绝爱淄磷。空潭泻春，古镜照神。体素储洁，乘月返真。载瞻星气（一作“辰”），载歌幽人。流水今日，明月前身。（洗炼）
行神如空，行气如虹。巫峡千寻，走云连风。饮真茹强，蓄素守中。喻彼行健，是谓存雄。天地与立，神化攸同。期之以实，御之以终。（劲健）
神存富贵，始轻黄金。浓尽必枯，淡（一作“浅”）者屡深。雾（一作“露”）余水畔（“水畔”一作“山青”），红杏在林。月明华屋，画桥碧阴。金樽酒满，伴客弹琴。取之自足，良殚美襟。（绮丽）
俯拾即是，不取诸邻。俱道适往，着手成春。如逢花开，如瞻岁新。真与（一作“予”）不夺，强得易贫。幽人空山，过雨（一作“水”）采苹。薄言情悟，悠悠天钧。（自然）
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语不涉难（一作“已”），若（一作“已”）不堪忧。是有真宰，与之沉浮。如渌满酒，花时返秋。悠悠空尘，忽忽海沤。浅深聚散，万取一收。（含蓄）
观花匪禁，吞吐大荒。由道返气，处得以狂。天风浪浪，海山苍苍。真力弥满，万象在旁。前招三辰，后引凤凰。晓策六鳌，濯足扶桑。（豪放）
欲返不尽，相期与来。明漪绝底，奇花初胎。青春鹦鹉，杨柳楼（一作“池”）台。碧山人来，清酒满杯。生气远出，不着死灰。妙造自然，伊谁与裁。（精神）
是有真迹，如不可知。意象欲出（一作“生”），造化已奇。水流花开（一作“间”），清露未晞。要路愈远，幽行为迟。语不欲犯，思不欲痴。犹春于绿，明月雪时。（缜密）
惟性所宅，真取弗羁。拾（一作“控”）物自当（一作“富”），与率为期。筑室松下，脱帽看诗。但知旦暮，不辨何时。倘然适意，岂必有为。若其天放，如是得之。（疏野）
娟娟群松，下有漪流。晴雪满汀（一作“竹”），隔溪渔舟。可人如王，步屧寻幽。载瞻（一作“行”）载止，空碧悠悠。神出古异，淡不可收。如月之曙，如气之秋。（清奇）
登彼太行，翠绕羊肠。杳霭流玉，悠悠花香。力之于时，声之于羌。似往已迴，如幽匪藏。水理漩洑，鹏风翱翔。道不自器，与之圆方。（委曲）
取语甚直，计思匪深。忽逢幽人，如见道心。清涧（“清涧”一作“晴磵”）之曲，碧松之阴。一客荷樵，一客听琴。情性所至，妙不自寻。遇之自天，泠然希音。（实境）
大风卷水，林木为摧。意（一作“适”）苦若（一作“欲”）死，招憩不来。百岁如流，富贵冷灰。大道日丧（一作“往”），若为雄才。壮士拂剑，浩然弥哀。萧萧落叶，漏雨苍苔。（悲慨）
绝伫灵素，少迴清真。如觅水影，如写阳春。风云变态，花草精神。海之波澜，山之嶙峋。俱似大道，妙契同尘。离形得似，庶几斯人。（形容）
匪神之灵，匪几之微。如将白云，清风与归。远引若（一作“莫”）至，临之已非。少有道气（一作“契”），终与俗违。乱山乔（一作“高”）木，碧苔芳晖。诵之思之，其声愈稀。（超诣）
落落欲往，矫矫不群。缑山之鹤，华顶之云。高人画（一作“惠”）中，令色缊。御风蓬叶，泛彼无垠。如不可执，如将有闻。识者已领，期之愈分（一作“议者期之，欲得愈分”）。（飘逸）
生者百岁，相去几何。欢乐苦（一作“若”）短，忧愁实多。何如尊酒，日往（一作“住”）烟萝。花覆苑檐，疏雨相过。倒酒既尽，杖藜行歌。孰不有古，南山峨峨。（旷达）
若纳水，如转丸珠。夫岂可道，假体如（一作“遗”）愚。荒荒坤轴，悠悠天枢（一作“机”）。载要其端，载同（一作“闻”）其符。超超神明，返返冥无。来往千载，是之谓乎。（流动）
他这二十四品全用韵语体貌颇能不即不离，摄其精神，许印芳诗法萃编本诗品跋称其“比物取象目击道存”信然。不过许《跋》更谓：
然品格必成家而后定，如“雄浑”、“高古”之类，其目凡十有二。至若“实境”、“精神”之类，乃诗家功用，其目亦十有二。窃尝会通其义，究厥终始。诗兴所发，不外哀乐两端，或抽悲慨之幽思，或骋旷达之远怀，伫兴而言，无容作伪。其作用有八，先从“实境”下手，次加“洗炼”工夫，叙事要“精神”，写情要“形容”，意要“委曲”，法要“缜密”，而总归于气机“流动”，出语“自然”。其深造之境有二。温厚微婉，则有“含蓄”之美，刻挚切至，则有“沉著”之美。所造既深，始成家数。分门别户，加以品题，“雄浑”第一，“高古”次之，“豪放”第三，“劲健”第四，“超诣”五，“飘逸”六，“清奇”七，“冲淡”八，“疏野”九，“典雅”十，“绮丽”十一，“纤秾”十二，末二品外貌多，内功少，要贵丽而树骨，浓而泽古，方可成家。故其疏丽在浓淡之间，疏浓在与古为新也。试以此说读此书，诗域之秘钥可得，奥窍必开矣。
他就诗品理出头绪来，虽似言之成理，然就司空图二十四品内容而言，实不必有什么品格功用之分，强加疏解，转近于凿。又如杨廷芝《二十四诗品小序》亦谓：
诗不可以无品，无品不可以为诗，此诗品所以作也。予总观统论，默会深思，窃以为兼体用该内外，故以雄浑先之。有不可以迹象求者，则曰“冲淡”。亦有可以色相见者，则曰“纤秾”。不“沉著”，不“高古”，则虽冲淡纤秾，犹非妙品。出之“典雅”，加以“洗炼”，“劲健”不过乎质，“绮丽”不过乎文，无往不归于“自然”。“含蓄”不尽，则茹古而涵今；“豪放”无边，则空天而廓宇。品亦妙矣；品妙而斯为极品。夫品固出于性情，而妙尤发于“精神”，“缜密”则宜重宜严，“疏野”则亦松亦活，“清奇”而不至于凝滞，“委曲”而不容以径直：要之无非“实境”也。境值天下之变，不妨极于“悲慨”；境处天下之赜，亦有以拟诸“形容”。“超”则轶乎其前，“诣”则绝乎其后。“飘”则高下何定，“逸”则闲散自如。“旷”观天地之宽，“达”识古今之变。无美不臻，而复以“流动”终焉。品斯妙极，品斯神化矣。廿四品备而后可与天地无终极。品之伦次定，品之节序全，则有品而可以定其格，亦于言而可以知其志。诗之不可以无品也如是夫！
此虽全就品格而言，并无功用之目，然就司空图二十四品次第而言，似也不必如此整齐。这种解释觉得都是八股家本领。大抵司空图只受时人好用象征批评，以论作家之影响，于是应用此法，以论诗之流品，故能比物取象，目击道存，亦觉其有味外之旨而已。用象征方法以分论作家则琐屑而易为；以总论流品，则广漠而难精，所以这种批评，虽是文学的，而在文学批评史上也未尝不有一些价值。
本此味外之旨的标准以读诗品，然后才知他虽是泛论各种风格，而亦未尝不逗露其主旨。如论雄浑谓“超以象外，得其环中”，论冲淡谓“遇之匪深，即之愈稀，”论纤秾谓“乘之愈往，识之愈真”，论沉着谓“所思不远，若为平生”，论高古谓“虚伫神素，脱然畦封”，论典雅谓“落花无言，人淡如菊”，论自然谓“俯拾即是，不取诸邻”，论含蓄谓：“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论精神谓“妙造自然，伊谁与裁”，论缜密谓“是有真迹，如不可知”，论清奇谓“神出古异，淡不可收”，论委曲谓“似往已迥，如幽匪藏”，论实境谓“遇之自天，泠然希音”，论形容谓“俱似大道，妙契同尘”，论超诣谓“远引若至，临之已非”，论流动谓“超超神明，返之冥无”，则于其所谓味外之旨亦可思过半矣。《四库总目提要》以《诗品》所列，诸体毕备，不主一格。因讥王士禛之但取“采采流水，蓬蓬远春”及“不著一字，尽得风流”数语，以为诗家之极则，谓为非图原意，殆亦非真知司空氏论诗宗旨者。尤侗《艮斋续说》（卷八）说得好：
司空图在唐末不以诗名，而其《诗品》二十四则深得诗家三昧。如《雄浑》云，“荒荒油云，寥寥长风。超以象外，得其环中”，《纤秾》云，“采采流水，蓬蓬远春。窈窕深谷，时见美人”，《典雅》云，“落花无言，人淡如菊”，《洗炼》云，“流水今日，明月前身”，《劲健》云，“行神如空，行气如虹”，《含蓄》云，“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精神》云，“生气远出，不着死灰”，《豪放》云，“真力弥满，万象在旁”等语。皆沉潜斯道而后得之。
这一条正可为我说作证。盖在当时，以诗为艺术的风气之下，固宜其沉潜体会，有所领悟而论诗超诣如此也。林昌彝《海天琴思录》（卷七）之议《诗品》以为“诗之品何止二十四，况二十四品中相似者甚多，试以古人之诗定之，每首中前后有数品者，每联中两句有浓淡者”。而杨廷芝《诗品浅解》又以无极太极之说解《诗品》之分目以为“二十四品固以精神为关键，以冲淡纤秾缜密等项为对待，以自然实境为流行，浑分两宜，至详至尽，其殆有增之不得，减之不得者欤”。一则议其品目之失当，一则议其品目之无可增减，二说不同，实则均失之泥。读《诗品》而不着眼于其超诣之点，似觉终无是处。
现在且再看他的《与李生论诗书》。其言云：
文之难而诗之难尤难。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江岭之南，凡足资于适口者，若醯非不酸也，止于酸而已；若鹾非不咸也，止于咸而已。中华之人所以充饥而遽辍者，知其咸酸之外醇美者有所乏耳。彼江岭之人习之而不辨也，宜哉！
诗贯六义，则讽谕抑扬，渟蓄渊雅，皆在其间矣。然直致所得以格自奇，前辈诸集，亦不专工于此，矧其下者邪？王右丞、韦苏州澄澹精致，格在其中，岂妨与遒举哉（“遒举”一作“道学”）？贾阆仙诚有警句，然视其全篇意思殊馁，大抵务于蹇涩，方可致才，亦为体之不备也。矧其下者哉！噫，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以言韵外之致耳。
又云：
盖绝句之作本于诣极，此外千变万状不知所以神而自神也。岂容易哉！今足下之诗，时辈固有难色，傥复以全美为工，即知味外之旨矣。
据是可知其论诗全以神味为主，欲求其美于酸咸之外，即所以求味外之旨。论诗而重在“韵外之致”，“味外之旨”似乎说得太抽象了。然此正是神韵派的方法。许印芳《诗法萃编》中亦录此书，并加以跋语云：
表圣论诗味在酸咸之外，因举右丞苏州，以示准的，此是诗家高格，不善学之易落空套。唐人中王、孟、韦、柳四家，诗格相近，其诗皆从苦吟而得。人但见其澄澹精致，而不知其几经陶洗而后得澄澹，几经镕炼而后得精致，学者于一切陈腐之言，浮浅之思，芟除净尽，而后可入门径。若从澄澹精致外貌求之，必至摹其腔调，袭其字句，未有不落空套者，所谓优孟衣冠也。然欲陶洗镕炼，而不知审端致力之方，或竟探之茫茫，索之渺渺，虽极雕肝镂肾，亦终惝恍而无凭。盖诗文所以足贵者，贵其善写情状。天地人物各有情状，以天时言，一时有一时之情状，以地方言，一方有一方之情状，以人事言，一事有一事之情状，以物类言，一类有一类之情状。诗文题目所在，四者凑合，情状不同，移步换形，中有真意。文人笔端有口，能就现前真景，抒写成篇，即是绝妙好词，所患词不达意耳。此际宜用淘洗镕炼工夫。凡我见闻所及，有与古今人雷同者，人有佳语即当阁笔。或另构思，切忌拾人牙慧。人无佳语，我当运以精心，出以果力，眼光所注之处，吐糟粕而吸菁华。略形貌而取神骨。此淘洗之功也。兴酣落笔，如黄白合冶，大气鼓铸，成篇之后，细检瑕疵，平者易之以拗峭，板者易之以灵活；繁者易之以简约，疏者易之以缜密。哑者易之以铿锵，露者易之以浑融，此镕炼之功也。功候深时，精义内含，淡语亦浓；宝光外溢，朴语亦华。既臻斯境，韵外之致，可得而言。而其妙处皆自现前实境得来。表圣所云“直致所得，以格自奇”也。其自举所得亦多警句，如“松凉夏健人”，“树密鸟冲人”，“棋声花院闭”，“落叶穿破屋”，“得剑乍如添健仆”，“小栏花韵午晴初”等句，皆现前实境，而落笔时若无淘洗镕炼工夫，必不能著此等语。由此而推，王、韦诸家诗能出奇之故，可默会矣。自表圣首揭味外之旨，逮宋沧浪严氏，专主其说衍为诗话，传教后进，初学之士，无高情远识，往往以皮毛之见窥测古人沿袭摹拟尽落空套，诗道之衰，常坐此病。愚思发其聋聩，而振救之，因抄表圣书，详论如此。
此说只是性灵派的主张，不是神韵派的主张。神韵之诗虽亦须经淘汰镕炼之功，然其论调总主兴会总涉抽象，所以许氏所言，似与司空图原意不同，然性灵说之足以补救神韵之说者亦正在是。又其《与王驾评诗书》云：
国初上好文章，雅风特盛，沈、宋始兴之后，杰出于江宁，宏思于李、杜，极矣。右丞、苏州，趣味澄夐，若清风之出岫。大历十数公，抑又其次。元、白力勍而气孱，乃都市豪估耳。刘公梦得、杨公巨源，亦各有胜会。浪仙、东野（一作“无可”）、刘德仁辈，时得佳致，亦足涤烦。厥后所闻，逾褊浅矣。河汾蟠郁之气，宜继有人。今王生者寓居其间，沉渍益久，五言所得长于思与境偕，乃诗家之所尚者。
其推尊王韦，正可看出此派作风与其主张。至所谓‘思与境偕’，即指兴会而言。许印芳《跋》谓：“诗家题目各有实境，诗人构思必按切实境，始能扫除陈言，独抒妙义。”此亦只是袁枚馀唾，异于司空图之见。又《与极浦谈诗书》云：
戴容州云，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岂容易可谈哉！然题纪之作，目击可图，体势自别，不可废也。
“蓝田日暖，良玉生烟”二语最为王士禛论诗所称。而许印芳《跋》乃谓：“可见古人作诗以真切为贵，初学之士宜先讲明此理。从真切处用功，门路不差，自有升堂入室之日，慎勿视为老生常谈”云云，则又适成其为性灵派的主张。吾尝谓袁枚性灵之说即从王士禛神韵之说一转变而来者。（见《小说月报》十九卷一号《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之神气说》）许氏此种解释正可看出这种关系。若谓此即所以致“韵外之致”与“味外之旨”的方法，则司空图所言固不若是之泥也。
清代翁方纲《石洲诗话》，称其“论诗入超诣，而其所自作全无高韵，与其评诗之语竟不相似，此诚不可解”（卷二）。潘德舆《养一斋诗话》亦谓“表圣善论诗而自作不逮”（卷五），以是为司空图病。(1)亦缘不知司空图之论诗正代表诗佛一派；而诗佛之诗论，本是见到是一件事，做到是另一件事者。盖诗佛之诗羚羊挂角，无迹可求，非有妙悟难以领略，既不能举以示人，也不用别标新义以为其作风之拥护的主张。而且本于诗仙之诗论，可以做到清真自然的境界，本于诗圣之诗论也可以做到集大成的境界，独有诗佛之诗论，则既不用自己去标榜，而后人之能代为阐说者，尽管说得深中肯綮，妙契玄微，却又未必便能做到此境地。李东阳《怀麓堂诗话》致疑于“沧浪所论超尘绝俗，真若有所自得，……顾其所自为作，徒得唐人体面，亦少超拔警策之处”，其故正亦坐是。此所以持论愈高者，所作往往愈不能逮。其做得到者既不和盘托出，而见得到者又徒然风光浪藉。我们看诗佛一派之诗论，正当明了这些关系。
第四节 刘昫
时至五季，除新创的词体以外，文格既卑，诗音亦靡，所以此时的文学批评，于新者则体未完成，无可论述，于旧者则以日就衰陋之故，不加注意。而批评界遂归于沉寂无已！惟刘昫的《旧唐书》中，犹有一些足以论述者。
刘昫论文之足述者，（1）明白文学之性质，（2）明白文学之进化。
其论文学之性质，很能打破传统的观念。（1）不使文混于行，使不与善相混。其苏味道、李峤诸人传论云：
才出于智，行出于性。故文章之巧拙，由智之深浅也。行义诡实，由性之善恶也。然则智性禀之于气，不可使之强也。苏味道、李峤等俱为辅相，各处穹崇，观其章疏之能非无奥瞻。验以弼谐之道罔有贞纯。
其赞亦称“苏、李文学，一代之雄”。他这种不以人废文的态度，较之昔人不以人废言为更进一步。盖在教训的批评流行之后，而能有此见解，亦是值得注意的。（2）不使文混于学，使不与“真”相混。其马怀素、褚无量诸人传赞云：
学者如市，博通甚难；文士措翰，典丽维艰。
此以学者与文士分言之，又其《文苑传序》云：
如燕、许之润色王言，吴、陆之铺扬鸿业，元稹、刘之对策，王维、杜甫之雕虫，并非肄业使然，自是天机秀绝，若随珠色泽无假淬磨，孔玑翠羽自成华彩。
此亦以文重在才，故与学异。
至其论文学之进化，也能破除流俗的见解。（1）打破批评界的是古非今说。其《文苑传序》云：
前代秉笔论文者多矣！莫不宪章谟诰，祖述诗骚，远宗毛、郑之训论，近鄙班、扬之述作。谓采采芣苢，独高比兴之源，湛湛江枫，长擅咏歌之体。殊不知世代有文质，风俗有浮醨，学识有浅深，才性有工拙。昔仲尼演三代之易，删诸国之诗，非求胜于昔贤，要取名于今代。实以淳朴之时伤质，民俗之语不经，故饰以文言，考之弦诵，然后致远不泥，永代作程，即知是古非今未为通论。
他处于唐代批评界复古说高唱之后，而竟能不为所囿，谓是古非今未为通论，真也是值得佩服的。（2）打破文学界的则古说。他在批评方面既不欲是古非今，则于作品之重在新变不重法古，亦固其宜。其《元稹白居易传论》云：
举才选士之法尚矣！自汉策贤良，隋加诗赋，罢中正之法，委铨举之司，繇是争务雕虫，罕趋函丈，矫首皆希于屈、宋，驾肩并拟于《风》、《骚》。或侔箴阙之篇，或补亡之句，咸欲锱铢《采葛》，糠粃《怀沙》，较丽藻于碧鸡，斗新奇于白凤。暨编之简牍，播在管弦，未逃季绪之诋诃，孰望《子虚》之称赏。迨今千载不乏辞人，统论六艺之源，较其三变之体，如一班者盖寡，类七子者几何！至潘、陆情致之文，鲍、谢清便之作。迨于徐、庾踵丽增华，纂组成而耀以珠玑，瑶台构而间之金碧。国初开文馆，高宗礼茂才，虞、许擅价于前，苏、李驰声于后，或位升台鼎，学际天人，润色之文，咸布编集，然而向古者伤于太僻，徇华者或至不经，龌龊者局于宫商，放纵者流于郑卫。若品调律度，扬榷古今，贤不肖皆赏其文，未如元白之盛也。昔建安才子，始定霸于曹、刘，永明辞宗，先让功于沈、谢，元和主盟，微之、乐天而已。
此文不崇学古之作而尚新变之体。故其赞云：
文章新体，建安、永明。沈、谢既往，元、白挺生，但留金石，长留茎英。不习孙、吴，焉知用兵。
凡是作家，总无有不知新变的。他这样不主尊古，不主法古，似乎与唐代一般的批评家异其旨趣。他何以能于此销声时代而抱此见解呢？这当然因为他是史家。他本于历史的观念以批评文学，当然能知文学的进化，而不为批评界的复古潮流所动摇了。我们试看刘子玄的论文，便可知史家的文学观本应如此的。他不过为唐代文史家的文评之结束耳！正如司空图之论诗，虽似别有阐发，实则自有渊源，昧者之不察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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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惟尤侗《艮斋续说》称：“其自作诗，皆能超诣为工未可以晚唐贬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