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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者，民族精神之所寄也。凡一民族形成之時期，其哲人鉅子之言論風采，往往影響於其民族精神，流風餘韻，亘千百年。故於此時期中，能深求一代名哲之主張，于其民族文學之得失，思過半矣。此其人雖不必以文學批評家論，而其影響之大，往往過一般之批評家遠甚。
《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舊説以爲虞舜之言，説《詩》者多稱道之，所托雖古，實不足信。求古人之言論，要不出春秋以來，其時實爲吾民族形成之時代。自周之興，宗族勳舊，分佈東方，及犬戎進逼，幽王失國，於是全民族東徙，復與東方固有之諸族混合，文化進展。今日吾人所讀之古籍，《詩》《書》《春秋》，皆此時期以來之産物也。其時之思想家，與後代以最大之影響者，則有孔子。
孔子論文，皆指學問而言，與後世之言文學者不同。《論語·雍也》：“君子博學于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其意可見。他如《論語》所記，皆可舉證：
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學而》）何晏《集解》引馬融説：“馬曰：文者古之遺文。”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邢昺疏：“文謂先王之遺文。”
子曰：從我于陳蔡間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顔淵、閔子騫、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先進》）邢昺疏：“若文章博學，則有子游、子夏二人也。”
後人或據四科之序，文不在上，以證孔子重德行而輕文學之旨；以文行忠信之次論之，其説不可盡信。然《論語·憲問》謂“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述而》亦謂“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其旨可見。大抵孔子言文，要在應用，《左傳》襄公二十五年：“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其言可證也。
《論語》論《關雎》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古人以爲言其音律諧適，使人聞之中和且平，而不至於淫且傷焉。此論蓋爲音律而發。至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又云：“《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此論所重，蓋在《詩》義，與前不同。
孔子論《詩》，亦主應用，蓋春秋之時，朝聘盟會，賦詩言志，《詩》三百五篇，在當時固有其實用上之意義，此又後世論《詩》者所不可不知也。孔子之言見於《論語》者如次：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子路》）
不學《詩》，無以言。（《季氏》）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陽貨》）
古人言詩，有作詩者之志，有賦詩者之志，故往往有言在於此而意喻於彼者。《野有蔓草》，説人之詩也，子太叔賦之，而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子齹賦之而韓宣子曰：“孺子善哉。”《褰裳》，亦説人之詩也，子太叔賦之，而韓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凡朝聘盟會之間，他人賦詩而不知其指，或不及答者，皆以爲深恥。故言《詩》者必重體會，孔子論《詩》屢及之，其意仍主于應用，如《論語》言：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學而》）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八佾》）
自孔子後，百餘年而有孟子。孟子之時，上去春秋已遠，朝聘盟會之禮久廢，賦詩之事已失其實用上之價值，而儒家者流，則以孔子之倡導，每每引《詩》以證其説，於是《詩》三百五篇之應用一變，而以展轉附會，去《詩》之本義亦日遠。
《史記·孟軻列傳》謂孟子“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孟子自稱知言，其告公孫丑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至其論《詩》《書》，則有知人論世之説：
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萬章》）
然其知人論世之説，不可盡信。《離婁》：“王者之跡息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後之述者其説多端，而終與事實不合。至若《滕文公》引《魯頌·閟宫》“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以爲周公方且膺之，殊不知《閟宫》正言“周公之孫，莊公之子”，所指明爲僖公，與周公無涉。此則應用之未盡合者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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