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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論《詩》，好言體會，所稱述者往往言喻而意得。孟子始言以意逆志，始挾數百年後之意，求數百年前之志，其運用更進一步，然其不能盡合，亦可想見。《孟子》云：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于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説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萬章》）
今按《吕氏春秋·孝行覽》謂舜“登爲天子，賢士歸之，萬民譽之，丈夫女子，振振殷殷，無不戴説。舜自爲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所以見盡之也。”《韓非子》亦謂“《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信是言也，是舜出則臣其君，入則臣其父，妾其母，妻其主女也。”大抵戰國之間，説《詩》者不盡如儒家言，故有謂《北山》爲虞舜之詩者。咸丘蒙之問，正與《吕氏春秋》《韓非子》之説同出一源。孟子以意逆志，推定此詩爲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之作，自爲巨識，今《毛詩序》本此。後人徒知《詩序》之多出附會，不知戰國之間，其附會之離奇不可究詰，有如此者。
知人論世，以意逆志之法，確爲當世一大進步，今觀孟子論《北山》《小弁》《凱風》諸詩，其見地之卓絶，自可想象。然推求過甚，轉有不可信者，如孟子見齊宣王，舉《公劉》之篇，則謂公劉好貨，舉《綿》之篇，則謂大王好色，皆不可信。或者孟子意在勸勉，語别有故，讀者不以辭害志可也。
荀子論《詩》，嘗言：“善爲《詩》者不説，善爲《易》者不占，善爲《禮》者不相，其心同也。”見《大略》篇。楊倞注：“皆言與理會者，至於無言説者也。”其言蓋爲附會《詩》義者而發。至其論及《詩》《樂》之關係，言獨警辟，如云：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無樂，樂則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而人之道，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是矣。故人不能不樂，樂則不能無形，形而不爲道，則不能無亂。先王惡其亂也，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以樂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諰，使其曲直繁省，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使夫邪汙之氣無由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樂論》）
《國風》之好色也，傳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誠可比于金石，其聲可内於宗廟。”《小雅》不以於汙上，自引而居下，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大略》）
荀子又嘗推論《詩》《書》《禮》《樂》之歸，《風》、大小《雅》、《頌》之别，其言見於《儒效》篇：
聖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詩》《書》《禮》《樂》之歸是矣。《詩》言是其志也，《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故《風》之所以爲不逐者，取是以節之也。《小雅》之所以爲《小雅》者，取是以文之也。《大雅》之所以爲《大雅》者，取是而光之也。《頌》之所以爲至者，取是而通之也。
荀子論文，其意仍主於學問，與孔子之説相似。《大略》篇云：“人之于文學也，猶玉之於琢磨也。《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謂學問也。和之璧，井里之厥也，玉人琢之，爲天子寶，子贛、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學，服禮義，爲天下列士。”要其論文之旨，尚質尚用。《樂論》篇又云：“亂世之徵，其服組，其容婦，其俗淫，其志利，其行雜，其聲樂險，其文章匿而采。”即此以觀，其不崇尚文辭可知矣。
大抵吾國先哲之論文學，不尚玄想，不重辭采。文學中之所表現者，其事不出於家國身世，其歸不出於興觀群怨。至若先哲之稱道《詩》《書》，其旨亦不外于修身淑世而已。儒家如此，尚質之墨家更可知。《墨子·公孟》篇稱“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三百篇之數與儒家之言《詩》同，而墨子所引詩篇章句，與儒家所傳，略有出入，今不贅，然其言文學之旨歸，則與儒家相同。《墨子·非命》篇云：“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之爲文學出言談也，非將勤勞其惟舌而利其唇呡也，中實將欲爲其國家邑里萬民刑政者也。”
先秦顯學，首推儒、墨，凡其所論，略見上述。道家之論，頗涉玄妙，於後世之文學，良多影響，至於評騭文學，固無可述。獨法家者流，詆訶文學，《商君書》謂“農戰之民千人，而有《詩》《書》辨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農戰矣”。又謂“國用《詩》《書》《禮》《樂》孝悌善修治者，敵至必削國，不至必貧國”。《韓非子》亦謂“喜淫而不周於法，好辯説而不求其用，濫于文麗而不顧其功者，可亡也”。法家之論，大抵如此，不待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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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下二章，1932年本、1933年本講義均有較多不同，已録前本收入書末附録二，可參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