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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爲文學之大宗，《詩》三百五篇尤爲中國詩之祖，故言中國文學者，不可不知《詩》三百五篇之起源，及古代《詩》説之遞嬗。《詩》三百五篇之結集，大約在孔子之前，當時朝聘盟會，以賦《詩》爲常事，樂工肄習，亦自有其通行之本，此三百五篇之《詩》，殆其時統治階級詠歌之作，而樂工之所通習者也。此三百五篇之本，因流行於各地，篇幅章句之間，容有異同，按之古籍，尚可得其端倪。然其大數，要必不異，故孔子言《詩》三百，墨子亦言《詩》三百，至於篇章之異者，亦不多見，則當時之有通行本可知矣。
此三百五篇之《詩》，大别之有二。言鬼事者，則有周、魯、商三《頌》。言人事者，則有十五《國風》、大小《雅》。觀《崧高》之詩，而曰“其風肆好”，與夫《大戴記·投壺》所謂八篇可歌之《雅》，包括《鵲巢》《采蘩》《采蘋》《騶虞》《伐檀》諸篇，則知《雅》固不妨稱《風》，而《風》詩諸篇，以其出於夏（與雅通）民族諸國，亦正不妨稱《雅》。故求其本義，則《風》《雅》之間，原無截然之别，凡所謂“風土之音曰《風》，朝廷之音曰《雅》”者，其實皆不可信。《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小雅》《大雅》，爲名十七，實則皆以詩之産地而言，其爲言人事者則一也。《論語·子罕》：“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言《雅》《頌》而不言《風》者，蓋以《雅》可包《風》，大别有二，人事、鬼事之辨也。此種觀念，至《詩序》成立而後，已不復見。
《禮記·經解》篇云：“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温柔敦厚，《詩》教也。……《詩》之失愚。……其爲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正義》曰：“《經解》一篇總是孔子之言，記者録之以爲經解者。……温柔敦厚《詩》教也者，温謂顔色温潤，柔謂性情和柔，《詩》依違諷諫，不指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是《詩》教也。……《詩》之失愚者，《詩》主敦厚，若不節制，則失在於愚。”按《禮記》出自漢初經生，所述孔子之言，不可盡信。然温柔敦厚之説，則深中于人心，此則以儒家思想支配中國社會，人人不敢有所違異故也。中國詩詞每作委婉之辭，不敢有所指斥，兢兢焉恐失詩人忠厚之旨，皆出於《禮記》一語也。
《樂記》一篇，論詩歌與音律之關係，其言極深入，今《三百篇》遺音不可復知，即此猶可得其梗概，如云：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唯樂不可以爲僞。
今《詩》三百五篇傳世者，獨有《毛詩》。《毛詩》相傳出於毛公，與後人輯佚所得之齊、魯、韓《詩》，字句間略有出入，獨其所謂《詩序》者，于後代之影響至大。其文作於何時，出於何人，今皆不可得考。《毛詩》自謂出於子夏，後人不復置信，然遽執《後漢書·儒林傳》衛宏作《毛詩序》一語，謂爲宏作，亦嫌武斷。善乎葉夢得之言曰：“使宏鑿空爲之乎，雖孔子亦不能，使宏誦師説爲之，則雖宏有餘矣。”（見《文獻通考》卷一百七十八）葉氏又謂其序“有專取諸書之文而爲之者，有雜取諸書而重複互見者，有委曲宛轉附經而成其書者”。
漢初立於學官者，《魯詩》、《齊詩》、《韓詩》，所謂《詩》今文之學也。《毛詩》未立學官，至東漢而後盛，及鄭玄作《箋》，《毛詩》大行，而三家《詩》乃漸亡。《齊詩》亡于魏，《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習者，至宋而《韓詩》亦亡，僅存《外傳》。爲《毛詩》者之言，謂三家《詩》不見古序，無以總測篇意。宋程大昌《詩論》云：“毛氏之傳，固未能悉勝三家，要之有古序以該括章指，故訓詁所及，會一詩以歸一貫，且不至於漫然無統。”程氏持論，爲有宋名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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