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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作也。
《尚博》篇中確立文體精妙之論，今備録之：
或曰：“著述雖繁，適可以騁辭耀藻，無補救於得失，未若德行不言之訓，故顔、閔爲上，而游、夏乃次。四科之格，學本而行末，然則，綴文固爲餘事，而吾子不褒重其源而獨貴其流，可乎？”抱朴子答曰：“德行爲有事，優劣易見，文章微妙，其體難識。夫易見者粗也，難識者精也，夫唯粗也，故銓衡有定焉；夫唯精也，故品藻難一焉。吾故捨易見之粗，而論難識之精，不亦可乎？”或曰：“德行者本也，文章者末也，故四科之序，文不居上。然則，著紙者糟粕之餘事，可傳者祭畢之芻狗，卑高之格，是可識矣。文之體略，可得聞乎？”抱朴子答曰：“筌可以棄，而魚未獲則不得無筌。文可以廢，而道未行則不得無文。若夫翰跡韻略之宏促，屬辭比事之疏密，源流至到之修短，藴藉汲引之深淺。其懸絶也，雖天外毫内，不足以喻其遼邈；其相傾也，雖三光熠耀，不足以方其巨細；龍淵鉛鋌，未足譬其鋭鈍，鴻羽積金，未足比其輕重。清濁參差，所稟有主，朗昧不同科，强弱各殊氣。而俗士惟見能染毫畫紙者，便概之一例，斯伯牙所以永思鍾子，郢人所以格斤不運也。……且文章之與德行，猶十尺之與一丈，謂之餘事，未之前聞。……且夫本不必皆珍，末不必悉薄，譬若錦繡之因素地，珠玉之居蚌石，雲雨生於膚寸，江河始於咫尺爾。則文章雖爲德行之弟，未可呼爲餘事也。”
《詩》《書》二經，儒家奉爲聖典，數百年來，莫之敢論，稚川生於千載之後，不恤世人之非難，公然指其中篇什爲“閭陌拙詩，軍旅鞫誓，詞鄙喻陋”。此皆依據其特有之精神，故敢對於儒宗之經典，從文學上批評之。《因明入正理門論》稱“善自他宗，能立能破”，洪早習儒宗，晚事神仙，故能獨樹一義，摧堅陷固，有自來矣。
《尚博》篇又言：“百家之言，與善一揆；譬操水者，器雖異而救火同焉；猶針灸者，術雖殊而攻疾均焉。漢魏以來，群言彌繁，雖義深于玄淵，辭贍于波濤，施之可以臻徵祥於天上，發嘉瑞於后土，召環雉於大荒之外，安圜堵于函夏之内，近弭禍亂之階，遠垂長世之祉，然時無聖人，目其品藻，故不得騁驊騄之跡於千里之塗，編近世之道於三墳之末也。”洪之此論，推崇當代文字，以爲徒以未遇聖人，不得與經籍相衡。昔揚雄謂經可損益，雖爲儒生所譏，要之與葛洪同爲通人之見，不可誣也。至若才力不贍，妄欲有所論列，此則誠如稚川所言，“騁驟於詩論之中，周旋於傳記之間，而以常情覽巨異，以褊量測無涯，以至粗求至精，以甚淺揣甚深，雖始自髫齔，訖於振素，猶不得也”。
《抱朴子外篇》卷四十《辭義》，亦爲其批評論之一部，然辭不完整，疑有舛亂。首言著作所貴，不在立異。繼則又曰：“五味舛而並甘，衆色乖而皆麗。近人之情，愛同憎異，貴乎合己，賤於殊途。夫文章之體，尤難詳賞，苟以入耳爲佳，適心爲快，鮮知忘味之九成，《雅》《頌》之風流也。”則文辭之貴，又不在强同。
《辭義》篇又云：“屬筆之家，亦各有病。其深者則患乎譬煩言冗，申誡廣喻，欲棄而惜，不覺成煩也。其淺者則患乎妍而無據，證援不給，皮膚鮮澤，而骨鯁迥弱也。”《畏廬論文》嘗評之曰：“嗚呼，是言也，悉文中甘苦矣。”其爲人所傾倒如此。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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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33年講義又引一則：“謝堯卿東南書士，説王充以爲一代英偉，漢興以來，未有充比。若充著文時有小疵，若鄧林之枯枝，又若滄海之流沫，未易貶者也。”
[2] 1933年本講義下云：“自其外觀之，王充、陸機之説，若冰炭之不可以同爐，自其内者觀之，則秦越一家，此其中自有可以融會貫通者在，此則在讀者之深思矣。”
[3] 此節文字，1933年講義作：“《行品篇》論文人曰：‘摛鋭藻以立言，辭炳蔚而清允者，文人也。’此言與《辭義篇》所稱文貴豐贍之説，皆出於《文賦》。其論文辭則曰：‘繁華暐曄，則並七曜以高麗；沉潛淪妙，則儕玄淵之無測。人事靡細而不浹，王道無微而不備，故能身賤而言貴，千載彌彰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