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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國文學批評，以齊、梁之間爲最盛，劉勰之《文心雕龍》，鍾嶸之《詩品》，皆成於此期中，並爲文學批評之傑作。此時批評之精神極爲發展，不獨文學批評而已也。《全梁文》武帝有《答陶弘景書》一首，論書法大旨，又有《觀鍾王書法十二意》，論鍾、王筆法。沈約有《棋品序》云：“今撰録名士，隨品詳書，俾粹理深情，永垂芳于來葉。”度其篇目，當與鍾嶸《詩品》仿佛。陶弘景有《與梁武帝啓》數則，皆平定書法真跡者。袁昂有《古今書評》。庾肩吾有《書品》，分古今書家爲九品，立上之上、上之中等名，則視鍾嶸之評爲更詳密。庾元威亦有《論書》一則。要之梁代之批評精神，可謂極盛者矣。批評文學于此期中獨盛，豈偶然哉。
在此期中之文學批評家，當然以沈約爲先驅，其後之偉大作者，則有（一）劉勰，（二）鍾嶸，（三）蕭統，（四）顔之推。至於蕭綱、蕭繹，則與其稱爲批評家，無寧稱爲作家，其主張亦與上列四人有顯著之異勢。
此四人者，主張固不盡同，然有一共同之特點，即對於當時文壇之趨勢，皆感覺有逆襲狂瀾之必要。《文心雕龍》之作，其中心思想，實在於此。必能知此，然後對於劉勰，方有真實之認識，否則例《雕龍》于齊梁，終成爲不辨是非也。
《南史》本傳稱勰字彦和，梁天監中東宫通事舍人，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初成未爲時流所重，欲取定于沈約，無由自達，乃負書候約于車前，狀若貨鬻者，約取讀，大重之，謂深得文理，常置諸几案。其後出家，改名慧地。案《文心雕龍·時序》篇稱“皇齊馭寶，運集休明”，度其成書，必在天監以前，今書題“梁劉勰撰”者，蓋追記也。勰究心佛典，故長於持論，《文心雕龍》一書，其主旨見於《總術》篇，所謂“圓鑒區域，大判條例”者是，二句皆佛家語，又《論説》篇稱“般若絶境”，亦由佛經來也。
彦和對於宋、齊以來之文學趨勢，深感不滿，故有《文心雕龍》之作，其對於彼時作品之評論，一言以蔽之曰，“訛”而已矣，見於書中者如次：
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軍國所以昭明，詳其本源，莫非經典，而去聖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繡鞶帨，離本彌甚，將遂訛濫。（《序志》）
榷而論之，則黄、唐淳而質，虞、夏質而辨，商、周麗而雅，楚、漢侈而豔，魏、晉淺而綺，宋初訛而新，從質及訛，彌近彌澹。何則？競今疏古，風昧氣衰也。今才穎之士，刻意學文，多略漢篇，師範宋集，雖古今備閲，然近附而遠疏矣。（《通變》）
自近代辭人，率好詭巧，原其爲體，訛勢所變，厭黷舊式，故穿鑿取新。察其訛意，似難而實無他術也，反正而已。故文反正爲乏，辭反正爲奇，效奇之法，必顛倒文句，上字而抑下，中辭而出外，回互不常，則新色耳。夫通衢夷坦而多行捷徑者，趨近故也；正文明白而常務反言者，適俗故也。然密會者以意新得巧，苟異者以失體成怪，舊練之才，則執正以馭奇，新學之鋭，則逐奇而失正。勢流不反，則文體遂弊，秉兹情術，可無思耶？（《定勢》） [1]
其他語意，不滿於時人文辭者尚多，不更繁引。《樂府》篇云：“若夫豔歌婉孌，怨志詄絶，淫辭在曲，正響焉生。然俗聽飛馳，職競新異，雅詠温恭，必欠伸魚睨，奇辭切至，則拊髀雀躍，詩聲俱鄭，自此階矣。”此言自爲當時樂府而發，紀昀云：“此乃折出本旨，其意爲當時宫體競尚輕豔發也。觀《玉臺新詠》，乃知彦和識高一代。”按宫體之説，起自徐摛，摛，梁人，爲晉安王綱侍讀，中大通三年昭明太子薨，綱立爲太子，摛轉太子家令兼管記，文體既别，春坊盡學之，宫體之號，自斯而起。《文心雕龍》成于齊末，不應其中議論，乃爲三十年後之宫體而發。紀氏號稱敏給，乃有此過，固知疏忽之失，不易免也。
推原時弊，劉氏認爲文不宗經，遂致於此，故《宗經》篇云：
夫文以行立，行以文傳，四教所先，符采相濟。勵德樹聲，莫不師聖，而建言修辭，鮮克宗經，是以楚豔漢侈，流弊不還。
惟其如此，故彦和折而言通變，通變之道，則托於復古。復古之旨，其意實在革新，而必以復古爲名者，所謂假物以爲濟者也。自非勘破此點，則于劉氏之旨，仍不能盡明。既言復古，必樹準的，爲之規繩，是以《文心雕龍》即以《原道》《徵聖》《宗經》三篇冠之，對於各項文體，亦分别門類，溯其本源，説見《宗經》。今先録《原道》之説：
文之爲德也大矣，與天地並生者，何哉？夫玄黄色雜，方圓體分，日月疊璧，以垂麗天之象，山川焕綺，以鋪理地之形，此蓋道之文也。仰觀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兩儀既生矣，惟人參之。性靈所鍾，是謂三才，爲五行之秀，實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傍及萬品，動植皆文，龍鳳以藻繪成瑞，虎豹以炳蔚凝姿，雲霞雕色，有逾畫工之妙，草木賁華，無待錦匠之奇，夫豈外飾，蓋自然耳。至於林籟結響，調如竽瑟，泉石激韻，和若球鍠。故形立則章成矣，聲發則文生矣。夫以無識之物，鬱然有彩，有心之器，其無文歟。
彦和因文言道之説，與昌黎因文見道之説不同，昌黎所言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而彦和所言者爲天地自然之道，故昌黎所言者爲文之中心思想，而彦和所言者僅藉以説明文體應爾而已。以是藻繪炳蔚，言文之采，竽瑟球鍠，言文之聲，自然之道，義盡於此。其言《徵聖》《宗經》者如次：
先王聖化，布在方策，夫子風采，溢于格言。是以遠稱唐世，則焕乎爲盛，近褒周代，則鬱哉可從，此政化貴文之徵也：鄭伯入陳，以文辭爲功，宋置折俎，以多文舉禮，此事迹貴文之徵也：褒美子産，則云“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泛論君子，則云“情欲信，辭欲巧”，此修身貴文之徵也。然則，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辭巧，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徵聖》）
故論説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即《書》發其源；賦頌歌贊，則《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紀傳銘檄，則《春秋》爲根。並窮高以樹表，極遠以啓疆，所以百家騰躍，終入環内者也。若稟經以製式，酌雅以富言，是仰山而鑄銅，煮海而爲鹽也。故文能宗經，體有六義：一則情深而不詭，二則風清而不雜，三則事信而不誕，四則義直而不回，五則體約而不蕪，六則文麗而不淫。（《宗經》）
劉氏立論宗旨如此，故《序志》篇云：“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文之樞紐，亦云極矣。”又謂“若乃論文叙筆，則囿别區分，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上篇以上，綱領明矣。至於割情析采，籠圈條貫，摛神性，圖風勢，苞會通，閲聲字，崇替于時序，褒貶于才略，怊悵于知音，耿介於程器，長懷序志，以馭群篇：下篇以下，毛目顯矣。”此則於其上下分篇之旨，略加概述。彦和又云：“夫銓序一文爲易，彌綸群言爲難，雖復輕采毛髮，深極骨髓，或有曲意密源，似近而遠，辭所不載，亦不勝數矣。及其品列成文，有同乎舊談者，非雷同也，勢自不可異也；有異乎前論者，非苟異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與異，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務折衷，按轡文雅之場，環絡藻繪之府，亦幾乎備矣。”蓋其所以自處者如此。
《文心雕龍》論文，先破當時文、筆之界劃，《總術》篇云：
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爲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夫文以足言，理兼《詩》《書》，别目兩名，自近代耳。顔延年以爲“筆之爲體，言之文也，經典則言而非筆，傳記則筆而非言”。請奪彼矛，還攻其楯矣。何者，《易》之《文言》，豈非言文？若筆不言文（《文心雕龍札記》曰，若“筆不言文”，不字爲“爲”字之誤），不得云經典非筆矣。將以立論，未見其論立也。予以爲發口爲言，屬筆曰翰，常道曰經，述經曰傳。經傳之體，出言入筆，筆爲言使，可强可弱，分（疑作六）經以典奥爲不刊，非以言筆爲優劣也。昔陸氏《文賦》，號爲曲盡，然泛論纖悉，而實體未該，故知九變之貫匪窮，知音之選難備矣。
上段爲劉氏立論大綱，紀昀以爲文有訛誤，語多難解，未諦。阮福《學海堂文筆對》，節引篇首二十字，屬諸劉勰，以爲文筆之義，此最分明。按阮氏治經有家法，而節引所得，適爲劉勰攻擊之點，殊屬憒憒，不可解也。詳其立義，第一節破文筆之界；以韻律劃分文筆，此説起於音韻論既興以後，范曄《與甥侄書》，謂“手筆差易，文不拘韻故也”，實此説之中堅，而劉勰非之。第二節破顔延之言筆之界，延之有《庭誥》，書已佚，《全宋文》所載者無幾，未知所説何若，疑其納文於筆，别立言之一名，謂言優於筆，故勰復破之。第三節攻陸機《文賦》之短，稱爲實體未該，此則二人論文之對象不同，故有此説也。
《文心雕龍》上篇，備稱文體，《辯騷》《明詩》《樂府》《詮賦》《頌贊》《祝盟》《銘箴》《誄碑》《哀吊》《雜文》《諧隱》諸篇所論，皆有韻之文；《史傳》、《諸子》、《論説》、《詔策》、《檄移》、《封禪》、《章表》、《奏啓》、《議對》、《書記》諸篇所論，皆無韻之文。《書記》篇稱筆札雜名，古今多品，計所舉者共二十四品；譜籍簿録，方術占式，律令法制，符契券疏，關刺解諜，狀列辭諺，此中如不成句語之譜籍，字形半分之券判，皆在不棄之列。故知劉氏論文之義界，其範圍極廣大。《原道》篇稱“文之爲德也大矣”，蓋文之含義既廣，則文之爲德自大。近人章炳麟《國故論衡》言：“以有文字著於竹帛，故謂之文。”對於文學，則分爲有句讀文及無句讀文，有句讀文復析爲有韻文、無韻文，其説蓋本于劉勰。 [2]
劉氏宗旨本諸六經，至於“馭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則獨標“神思”二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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