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 白居易 元稹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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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人爲人生而藝術之詩論，發於元結，元結詩文，在唐代中氣厚神古，自不可忽。其論詩見於《篋中集序》，其言曰：“風雅不興，幾及千載。……近世作者，更相沿襲，拘限聲病，喜尚形似，且以流易爲辭，不知喪於雅正然哉。彼則指詠時物，會諧絲竹，與歌兒舞女，生汙惑之聲於私室可矣。”後乃有白居易、元稹。

    白居易字樂天，其先太原人，元和初爲翰林學士，遷左拾遺，累官蘇州刺史，河南尹，會昌中以刑部尚書致仕。居易論詩，見其《與元九書》。大抵元白之論，皆謂詩須有爲而作。故居易云：“文章合爲時而著，歌詩合爲事而作。”元稹亦言目擊貞元十年以後，天下大亂已萌，心體震悸，若不可活，遂發之於詩。二人之言，多相合矣。居易之論，大略如次：

    人之文，六經首之。就六經言，《詩》又首之。何者？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未有聲入而不應，情交而不感者。……故聞“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則知虞道昌矣。聞五子洛汭之歌，則知夏政荒矣。……洎周衰秦興，采詩官廢，上不以詩補察時政，下不以歌泄導人情，乃至於諂成之風動，救失之道缺，于時六義始刓矣。《國風》變爲騷辭，五言始于蘇、李。蘇、李、騷人，皆不遇者，各繫其志，發而爲文。故河梁之句止於傷别，澤畔之吟歸於怨思，彷徨抑鬱，不暇及他耳。雖去詩未遠，梗概尚存，故興離别則引雙鳧一雁爲喻，諷君子小人則引香草惡鳥爲比，雖義類不具，猶得風人之什二三焉。于時六義始缺矣。晉、宋已還，得者蓋寡，以康樂之奥博，多溺於山水，以淵明之高古，偏放于田園，江、鮑之流，又狹於此，如梁鴻《五噫》之例者，百無一二焉。於時六義寖微矣，陵夷矣。至於梁陳間，率不過嘲風雪，弄花草而已。……於時六義盡去矣。唐興二百年，其間詩人不可勝數，所可舉者，陳子昂有《感遇詩》二十首，鮑防有《感興詩》十五首。又詩之豪者世稱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首，至於貫穿今古，覼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於李。然撮其《新安》《石壕》《潼關吏》《塞蘆子》《留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三四十首，杜尚如此，況不逮杜者乎？

    居易之論主于風雅，而其所謂風雅者，不外於教化。準是以論，故晉、宋、齊、梁，迄無合作，李白之詩，十不得一，杜甫之詩，上者亦不過三四十首。用是居易對於自身之創作，其所最得意者，在其諷諭詩，所謂“自拾遺來，凡所識所感，關於美刺興比者，又自武德訖元和，因事立題，題爲《新樂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者是也。至《長恨歌》及雜律詩，居易則云：“時之所重，僕之所輕。”見《與元九書》。

    元稹字微之，河南人，元和元年拜左拾遺，其後擢祠部郎中、知制誥，終於武昌軍節度使，其評論之作，見於《叙詩寄樂天書》《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并序》及《樂府古題序》三篇。

    《寄樂天書》作於微之爲通州司馬時，約元和五年間。樂天《與元九書》，作於爲江州司馬時，則元和十年事，後於微之之書約五六年。稹之持論，雖與居易大旨相同，而所見之範圍較大，作詩之母題較多，故其對人之批評，亦不若居易之苛。書中言作詩之題旨曰：

    每公私感憤，道義激揚，朋友切磨，古今成敗，日月遷逝，光景慘舒，山川勝勢，風雲景色，當花對酒，樂罷哀餘，通滯屈伸，悲歡合散，至於疾恙窮身，悼懷惜逝，凡所對遇，異于常者，則欲賦詩。又不幸年三十二時，有罪譴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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