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説曰：“《風》有變風，《雅》有變雅，不皆美也。”夫同名《風》《雅》，中分正變，是明以“璵璠”命之，而曰“其中實雜碔砆”，不知何以名爲也！且其釋《雅》曰：“雅者正也。”則《雅》宜無不正矣，已而覺其詩有文武焉，有幽厲焉，則又自正而變爲政，自政而變爲大小廢興。其自相矛盾類如此。（《詩論》四）
王質著《詩總聞》，宋人稱爲以意逆志，自成一家：紀昀則謂其論穿鑿固多，而懸解亦不少。王質謂南爲樂歌名，故於《詩》爲《南》《風》《雅》《頌》之分，與大昌合。其言《風》《雅》《頌》者如次：
《總聞》曰：所謂大聲不入俚耳，《折楊》《皇荂》則嗑然而笑。《折楊》逸詩，《皇荂》則此詩是也。當是流傳里閭道路之間，喜爲詠歌，亦可以推他詩。凡《風》《雅》《頌》皆人間所常，侑樂寫情，如今大曲慢曲令曲，及其他新聲異調者也。《頌》特其體制差異，則人間罕行。（《詩總聞》卷九）
鄭樵之説見《詩辨妄》。其書已佚，周孚嘗舉漁仲之論，加以駁正，名其書曰《非詩辨妄》，鄭説反賴是稍存梗概。其他見於《通志》者，如云：
自后夔以來，樂以詩爲本，詩以聲爲用，八音六律爲之羽翼耳。仲尼編《詩》，爲燕享祀之時，用以歌，而非用以説義也。古之詩，今之辭曲也，若不能歌之，但能誦其文而説其義，可乎？不幸腐儒之説起，齊、魯、韓、毛四家各爲序訓，而以説相高，漢朝又立之學官，以義理相授，遂使聲歌之音，湮没無聞！（《通志樂略》）
《通志·昆蟲草木略·序》又申其説云：
夫樂之本在詩，詩之本在聲。竊觀仲尼初亦不達聲，至哀公十一年，自衛反魯，質正于大師氏，而後知之。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此言詩爲樂之本，而《雅》《頌》爲聲之宗也。其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此言其聲之盛也。又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此言其聲之和也。人之情聞歌則感：樂者聞歌則感而爲淫，哀者聞歌則感而爲傷。惟《關雎》之聲和而平，樂者聞之而樂，其樂不至於淫，哀者聞之而哀，其哀不至於傷，此《關雎》所以爲美也。緣漢人立學官講詩，專以義理相傳，是致衛宏序《詩》，以樂爲樂得淑女之樂，淫爲不淫其色之淫，哀爲哀窈窕之哀，傷爲無傷善之傷。如此説《關雎》，則洋洋盈耳之旨安在乎！
漁仲認定《詩》三百五篇所重，不在義理，故推求《詩》旨，敢於立論。《將仲子》一篇，舊説以爲刺莊公，漁仲則謂“此實淫奔之詩，無與于莊公、叔段之事，《序》蓋失之，而説者又從而巧爲之説以實其事，誤亦甚矣”。（見朱子《詩序辯説》）至是而排斥《詩序》，遂成定論，其後朱子遂有《詩集傳》之作。
朱子《詩序辯説》云：
故近世諸儒，多以《序》之首句爲毛公所分，而其下推説云云者，爲後人所益，理或有之。但今考其首句，則已有不得詩人之本意而肆爲妄説者矣，況沿襲云云之誤哉！……及至毛公引以入經，乃不綴篇後而超冠篇端，不爲注文而直作經字，不爲疑辭而遂爲決辭。其後三家之傳又絶，而毛説孤行，則其牴牾之跡，無復可見。故此《序》者遂若詩人先所命題，而詩文反爲因《序》以作。於是讀者傳相尊信，無敢擬議，至於有所不通，則必爲之委曲遷就，穿鑿而附合之，寧使經之本文繚戾破碎不成文理，而終不忍明以《小序》爲出於漢儒也。愚之病此久矣！
《詩集傳》推求詩旨，往往突過前人，震懾聾俗，雖間有沿襲舊説，未及是正，而於正變大小之説，未下論定者，然其立論之勇，不易幾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