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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南英《答陳子龍論文書》曰：“古文至嘉、隆之間，壞亂極矣。荆川、震川、遵巖三君子當其時，天下之言不歸王則歸李，而三君子寂寞著書，傲然不屑，受其極口醜詆，不稍易志。古文一線得留天壤，使後生尚知讀書者，三君子之力也。”三人主張唐宋，文字一歸於典實。王、唐時代較前，其時于麟、元美之焰尚未張，震川較後，其時元美主文盟已久矣。諸人之説，皆溯源于宋濂，今略述景濂之論於次。
明興，宋濂、劉基同以文鳴一代，景濂有《文原》、《文説》諸篇，以唐宋之文詔後學。其言云：
世之論文者有二，曰載道，曰紀事。紀事之文，當本之司馬遷、班固，而載道之文，舍六經吾將焉從？雖然，六籍者，本與根也，遷、固者，枝與葉也，此固近代唐子西之論，而予之所見，則有異於此也。六經之外，當以孟子爲宗，韓子次之，歐陽子又次之，此則國之通衢，無荆榛之塞，無蛇虎之禍，可以直趨聖賢之大道。去此則曲狹僻徑耳，犖确邪蹊耳，胡可行哉！（《文原》）
景濂之論推尊退之、永叔，此古文家正脈也，至其言文之用，亦大抵本諸二人，於後此蘇門言理之説，昧如也。其言見於《曾助教文集序》，而廓落無當，蓋有過於退之、永叔者：
天地之間，萬物有條理而弗紊者，莫非文？而三綱九法，尤爲文之著者。何也？君臣父子之倫，禮樂刑政之施，大而開物成務，小而禔身繕性，本末之相涵，終始之交貫，皆文之章章者也。所以唐虞之時，其文寓於欽天勤民、明物察倫之具，三代之際，其文見於子丑寅之異建，貢助徹之殊賦。載之於籍，行之於世，其大本既備而節文森然可觀。……秦、漢以下，則大異於斯，求文於竹帛之間，而文之功用隱矣。
王慎中字道思，號遵巖，晉江人，嘉靖五年進士，累官至河南參政，嘉靖三十八年卒。遵巖初亦高談秦、漢，既而悟歐、曾作文之法，乃盡焚舊作，一意師仿，尤得力于曾鞏。唐順之初不服其説，久乃變而從之，天下稱曰王唐。順之字應德，武進人，嘉靖八年進士，歷官至右僉都御史，巡撫鳳陽，嘉靖三十九年卒，有《荆川集》。學者稱荆川先生。景濂嘗言：“三代無文人，六經無文法：無文人者，動作威儀，人皆成文；無文法者，物理即文，而非法之可拘也。”荆川則進而言古人之法云：
漢以前之文，未嘗無法而未嘗有法，法寓於無法之中，故其爲法也密而不可窺。唐與近代之文，不能無法，而能毫釐不失乎法，以有法爲法，故其爲法也嚴而不可犯。密則疑於無所謂法，嚴則疑於有法而可窺。然而文之必有法，出乎自然而不可易者，則不容異也。且夫不能有法，而何以議於無法？有人焉，見乎漢以前之文，疑於無法而以爲果無法也，於是率然而出之，決裂以爲體，餖飣以爲詞，盡去自古以來開闔首尾、經緯錯綜之法，而别爲一種臃腫侰澀浮蕩之文，其氣離而不屬，其聲離而不節，其意卑，其語澀，以爲秦與漢之文如是也。豈不猶腐木濕鼓之音，而且詫曰：“吾之樂合乎神！”嗚呼，今之言秦與漢者，紛紛是矣，知其果秦乎漢乎否也？（《董中峰文集序》）
荆川言法，與景濂之言無法不相違，其言爲空同諸人高談秦、漢者而發也。至論文章之要，則本李方叔之言而曰：“文章之不可無者有四：一曰體，二曰志，三曰氣，四曰韻。”其言較景濂之説爲明暢，而其所尤重者，則在本色。本色者即爲真，有真性情、真事理，而後有真文章，荆川發明此諦，在古文家中自具地位，非隨聲附和者可比也。其言見其《答茅鹿門知縣書》：
只就文章家論之，雖有繩墨佈置，奇正轉摺，自有專門師法，至於中間一段精神命脈骨髓，則非洗滌心源，獨立物表，具古今隻眼者，不足以與此。今有兩人，其一人心地超然，所謂千古隻眼人也，即使未嘗操紙筆呻吟，學爲文章，但直據胸臆，信手寫出，如寫家書，雖或疏鹵，然絶無煙火酸餡習氣，便是宇宙間一樣絶好文章。其一人猶然塵中人也，雖其顓顓然學爲文章，其於所謂繩墨佈置，則儘是矣，然翻來覆去，不過是這幾句婆子舌頭語，索其所謂真精神，與千古不可磨滅之見，絶無有也，則文雖工而不免爲下格，此文章本色也。
論文而進一步求真精神、真識見，已舍外表而求内容，確爲一般文人所不易及。唯其求真識見，於是並一切古文家談道論性之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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