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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中郎之後，有竟陵派代興，其説創于鍾惺、譚元春。惺字伯敬，萬曆庚戌進士，官至福建提學僉事，有《隱秀軒集》。元春字友夏，舉天啓丁卯鄉試第一，有《嶽歸堂集》。二人皆竟陵人，有合選《詩歸》五十一卷，凡《古詩》十五卷，《唐詩》三十六卷。《列朝詩集》云：“《古今詩歸》盛行於世，承學之士，家置一編，奉之如尼丘之删定。”其在當時之盛可知。曾未幾時而底藴畢露，有識之士，譏彈交至，故牧齋又謂其“如木客之清吟，如幽獨君之冥語，如夢而入鼠穴，如幻而之鬼國，浸淫三十餘年，俗易風移，滔滔不返”。顧炎武《日知録》曰：“近世盛行《詩歸》一書，尤爲妄誕。魏文帝《短歌行》‘長吟永歎，思我聖考’，聖考謂其父武帝也，改爲聖老，評之曰：‘聖老字奇。’……此皆不考古而肆臆之説，豈非小人而無忌憚者哉？”朱彝尊《明詩綜》云：“鍾、譚並起，伯敬揚歷仕途，湖海之聲氣猶未廣，藉友夏應和，派乃盛行。《詩歸》既出，紙貴一時，正如摩登伽女之淫咒，聞者皆爲所攝。正聲微茫，蚓竅蠅鳴，鏤肝鉥腎，幾欲走入醋甕，遁入藕絲。充其意不讀一卷書，便可臻于作者，此先文恪斥爲亡國之音也。”牧齋、亭林、竹垞諸公，皆有明遺民，目睹竟陵派之流弊，故斥之如此。
伯敬、友夏皆一時才士，惟其急於得名，遂不恤趨於旁蹊曲徑。其從者樂其幽眇深邃也，群起而争誦之，而鍾、譚之名成矣。在公安、竟陵之前，歷下、婁東一派，獨擅大名，後之起者必争相指摘以爲名高，其勢固然，而李于鱗之大言炎炎，亦有以自取。于鱗等論古詩，推崇漢魏，鄙視唐代，友夏則云：
唐人神妙全在五言古，而太白似多冗易，非痛加削除不可，蓋亦才敞筆縱所至。歎“漢魏”二字，誤却多少快才快筆耳。（評李白《送韓準裴政孔巢父還山》）
鍾伯敬又云：“譚語深有所謂，未易爲俗人言。”蓋爲友夏之排斥于鱗下一注脚。鍾氏論唐人五言古詩，亦力反于鱗之説而曰：
王、孟之妙在五言，五言之妙在古詩。今人但知其近體耳，每讀唐人五言古妙處，未嘗不恨李于鱗孟浪妄語。（評王維《哭殷遥》）
李于鱗取王昌齡《出塞》一首爲唐七言絶壓卷，鍾伯敬評之云：
詩但求其佳，不必問某首第一也。昔人問《三百篇》何句最佳，及《十九首》何句最佳，蓋亦興到之言。其稱某句佳者，各就其意之所感，非執此以盡全詩也。李于鱗乃以此首爲唐七言絶壓卷，固矣哉！無論其品第當否何如，茫茫一代，絶句不啻萬首，乃必欲求一首作第一，則其胸中亦夢然矣。 [1]
歷下之論氣格，鍾、譚諸人斥之，於摧陷廓清之功，不爲無補。然鍾、譚之所主張者何若，不可不知，今節録二人之《詩歸序》於次：
詩文氣運，不能不代趨而下，而作詩者之意興，慮無不代求其高。高者，取異於途徑耳。夫途徑者，不能不異者也，然其變有窮也：精神者，不能不同者也，然其變無窮也。操其有窮者以求變，而欲以其異與氣運争，吾以爲能爲異而終不能爲高。其究途徑窮而異者與之俱窮，不亦愈勞而愈遠乎？此不求古人真詩之過也。……真詩者精神所爲也，察其幽情單緒，孤行靜寄於喧雜之中，而乃以其虚懷定力，獨往冥游於寥廓之外，如訪者之幾於一逢，求者之幸於一獲，入者之欣於一至，不敢謂吾之説，非即向者千變萬化不出古人之説，而特不敢以膚者狹者熟者塞之也。（鍾序）
有教春者曰，公等所爲，創調也，夫變化盡在古矣。其言似可聽，但察其變化，特世所傳《文選》、《詩删》之類，鍾嶸、嚴滄浪之語，瑟瑟然務自雕飾而不暇求于靈迥樸潤。抑其心目中别有夙物，而與其所謂靈迥朴潤者，不能相關相對歟。夫真有性靈之言，常浮出紙上，決不與衆言伍，而自出眼光之人，專其力，壹其思，以達于古人，覺古人亦有炯炯雙眸，從紙上還矚人，想亦非苟然而已。……夫人有孤懷，有孤詣，其名必孤行於古今之間，不肯遍滿寥廓，而世有一二賞心之人，獨爲之咨嗟徬皇者，此詩品也。（譚序）
鍾、譚二人指摘世人不求真詩所在，指摘《文選》、《詩删》、仲偉、滄浪，其言非無可采者，然故作大言，亦欺人常態耳。至伯敬之言“幽情單緒”，友夏之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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