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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李、楊、劉，用事皆有古法，比物連類，妥貼深穩，山谷疏硬，如食生物未化，如吴人作漢語，讀書不熟之病也。崑體諸人甚有壯偉可敬處，沈、宋不過也。（評李商隱詩）
方回論詩，於情景虚實，起承轉合之間，言之醰醰有餘味。鈍吟譏之曰：“方君所娓娓者，止在江西一派，觀其議論，全是執己見以繩縛古人，以古人無礙之才，圓變之學，曲合于拘方板腐之輩，吾恐其説愈詳而愈多所戾耳。”此論於《才調集》評中亦見之：
《律髓》之詩，大曆以後之法也。大略有是題，則有是詩，起伏照應，不差毫髮，清緊葱倩，峭而有骨者，大曆也。加以駘蕩，姿媚於骨，體勢微闊者，元和、長慶也。儷事櫛句，如錦江濯彩，慶雲麗霄者，開成以後也。清慘入骨，哀思動魂，令人不樂者，廣明、龍紀也。代各不同，文章體法則一。大曆以前，則如元氣之化生，賦物成形而已，今人初不知文章之法，謂詩可作八句讀，或一首取一句，或一句取一二字，互相神聖，豈不可哀！
《唐詩品彙》有排律之名，鈍吟斥之曰：“長詩有叙置次第，此文章自然之勢，其妙處全不在此。《品彙》之作，高棅不解聲病，便以長詩爲排律，無識妄作。今人則‘排’字已入骨矣，板拙不貫穿，只被‘排’字誤了。”今按楊仲弘撰《唐音》，已有排律之名，不能以此盡責高氏也。
明人自前後七子以及鍾伯敬、譚友夏之徒，於樂府之意，每每妄生别解，漸入歧途。《鈍吟雜録》有《古今樂府論》、《論樂府與錢頤仲》諸篇，於樂府源流，言之至爲詳審。列論自唐以來詩人爲樂府者，紛紛皆是，總而言之，要有七體，語見《古今樂府論》：
製詩以協于樂，一也；采詩入樂，二也；古有此曲，倚其聲爲詩，三也；自製新曲，四也；擬古，五也；詠古題，六也；並杜陵之新題樂府，七也；古樂府無出此七者矣。唐末有長短句，宋有詞，金有北曲，元有南曲，今則有北人之小曲，南人之吴歌，皆樂府之餘也。樂府本易知，如李西涯、鍾伯敬輩都不解。
鈍吟評《才調集》，又論李、杜歌行，其語足以補《樂府論》之未及：
七言歌行盛于梁末，至天寶而變。杜子美新題樂府，前無古人，自開一體。李太白則自《小雅》《楚詞》，至於三祖樂府，漢人歌謡，鮑明遠之遒逸，徐、庾之綺麗，並而有之，奇變忽怳，以爲創格。凡一句一字皆有依據，以爲仿效古人，則又過於古人，真千古絶唱也。大略歌行之法，變于李、杜，亦成于李、杜，後人無能出其範圍矣。
《古今樂府論》深斥李、王、鍾、譚諸人之失，自今觀之，已成定論，亦諸人有以自取，非鈍吟之苛深也。今述其語於次，以見謬論之一蹶不振，馮氏與有力焉：
近代李于鱗取晉、宋、齊、隋《樂志》所載，章截而句摘之，生吞活剥，曰擬樂府。至於宗子相之樂府，全不可通。今松江陳子龍輩效之，使人讀之笑來。王司寇《卮言》論歌行云：“有奇句奪人魄者，直以爲歌行而不言此即是擬古樂府。”夫樂府本詞多平實，晉、魏、宋、齊樂府取奏，多聱牙不可通，蓋樂人采詩合樂，不合宫商者增損其文，或有聲無文，聲詞混填。至有不可通者，皆樂工所爲，非本詩如此也。漢代歌謡，承《離騷》之後，故多奇語。魏武文體，悲涼慷慨，與詩人不同。然史志所稱，自有平美者，其體亦不一。如班婕妤《團扇》，樂府也；“青青河畔草”，樂府也；《文選》注引古詩，多云枚乘樂府，則《十九首》亦樂府也。伯敬承于鱗之後，遂謂奇詭聱牙者爲樂府，平美者爲詩。其評詩至云：“某篇某句似樂府，樂府某篇某句似詩。”謬之極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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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33年本自批：“重寫。”并摘録評點《才調集》凡例及多則批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