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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遺民以大儒稱者，黄宗羲，王夫之，顧炎武。弘光既敗，南都瓦解，於是魯王監國於海上，永曆稱帝于嶺南，黄、王二君子，皆身與其役。既而朱明潛耀，新朝代興，炎武猶往來關隴，爲復興之計，功雖不成，其事偉矣。三人者皆以儒術著，其論文亦各有所見，不相掩也，疏列於此。
宗羲，餘姚人，字太沖，號梨洲，受業于戢山先生之門，魯王監國，以爲左僉都御史，海上既敗，乃奉母返里，潛心著述，康熙間累徵不起，三十四年卒，有《南雷文定》《明文案》《宋元明儒學案》等書數十種。梨洲于文，好言《史》《漢》之機軸，歐、曾之神理，故當時見者至謂二川以後，百年中無此作。先是浙東余君房、屠長卿之徒，襲李、王之説，君房直欲抹昌黎以下，至謂《詩》《書》二經，即吾夫子一部文選，此其中更何所有；長卿亦謂文至昌黎大壞，歐、蘇、曾、王之文，讀之不欲終篇，所以歸美六經者，僅僅在無纖穠佻巧之態；語見梨洲《高元發三稿類存序》。蓋浙東風氣如此。梨洲既出，一反其説，嘗與李杲堂言“文非學者所務，學者固未有不能文者”。又曰：“但使讀書窮經，人人可以自見，高門鉅室終不庇汝，此吾浙東區區爲斐豹焚丹書之意也。”
梨洲《論文管見》二則，足見其論文之旨如次：
文必本之六經，始有根本，惟劉向、曾鞏多引經語，至於韓、歐融聖人之意而出之，不必用經，自然經術之文也。近見鉅子動將經文填塞，以希經術，去之遠矣。
廬陵志楊次公云：“其子不以銘屬他人而以屬修者，以修言爲可信也。”然則，銘之其可不信！表薛宗道云：“後世立言者，自疑於不信，又惟恐不爲世之信也。”今之爲碑版者，其有能信者乎？
右二則皆見梨洲論文根本所在，立信之説，其後衍爲章實齋之論，此則浙東之遠胤也。宋儒論文好言道，好言理，梨洲則更言情，其論詩也亦然。此其與宋儒不同處，語見《論文管見》：
文以理爲主，然而情不至，則亦理之郛廓耳。廬陵之志交遊，無不嗚咽；子厚之言身世，莫不悽愴；郝陵川之處真州，戴剡源之入故都，其言皆能惻惻動人。古今自有一種文章，不可磨滅，真是“天若有情天亦老”者。而世不乏堂堂之陣，正正之旗，皆以大文目之，顧其中無可以移人之情者，所謂刳然無物者也。
梨洲《明文案序》，更謂明代諸家雖不及前代，而明代之文反過於前，而釋之曰：
夫其人不能及於前代而其文反過於前代者，良由不名一轍，惟視其一往情深，從而捃摭之。巨家鴻筆以浮淺受黜，稀名短句以幽遠見收。今古之情無盡，而一人之情有至有不至。凡情之至者，其文未有不至者也，則天地間街談巷語，邪許呻吟，無一非文，而游女田夫，波臣戍客，無一非文人也。
情之至者其文未有不至，反言之，則不必文人始有至文。故《論文管見》又云：
所謂文者，未有不寫其心之所明者也。心苟未明，劬勞憔悴於章句之間，不過枝葉耳，無所附之而生。故古今來，不必文人始有至文。凡九流百家，以其所明者，沛然隨地湧出，便是至文。故使子美而談劍器，必不能如公孫之波瀾，柳州而叙宫室，必不能如梓人之曲盡。此豈可强者哉？
梨洲認定古文之關鍵在唐，其説見於《南雷庚戌集自序》，文中又極論李、何等之變：
余觀古文，自唐以後爲一大變。唐以前字華，唐以後字質；唐以前句短，唐以後句長；唐以前如高山深谷，唐以後如平原曠野；蓋劃然若界限焉，然而文之美惡不與焉。其所變者詞而已，其所不可變者雖千古如一日也。得其所不可變者，唐以前可也，唐以後亦可也。不得其所不可變而以唐之前後較其優劣，則終於憒憒耳。……夫明文自宋、方以後，直致而少曲折，奄奄無氣，日流膚淺，蓋已不容不變。使其時而變之者以深湛之思，一唱三歎而出之，無論沿其詞與不沿其詞，皆可以救弊。乃北地欲以一二奇崛之語，自任起衰，仍不能脱膚淺之習，吾不知所起何衰也。若以修辭爲起衰，盍思昌黎以上之八代，除排偶之文之舛，詞何嘗不修，非有如唐以後之格調也，而昌黎所用之詞，亦即八代來相習之詞也。然則，後世以起衰之功歸昌黎者，何故？
此論于明文之弊，及其所以不得不變之故，洞若觀火，而論定起衰之功，不在修辭而在湛思，輕詞藻而重思想，爲梨洲識見高於一般明人處。至其對於李、何、李、王之批評，亦不落於籠統，《明文案序》下篇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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