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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之衡陽人，字而農，號薑齋，明崇禎舉人，瞿式耜薦于桂王，授行人，尋歸居衡陽之石船山，學者稱爲船山先生，所著《船山全集》三百餘卷。有《詩譯》一卷、《夕堂永日緒論内篇》一卷、《外篇》一卷，其尚論詩文者見於此。或合《詩譯》及《夕堂永日緒論内篇》爲《薑齋詩話》。
船山之論，首言琢字之陋。明孫鑛評點《考工》《檀弓》《公》《穀》諸書，剔出殊異語以爲奇峭，船山直謂諸書亦何奇峭之有，故云“文字至琢字而陋甚，以古人文其固陋，具眼人自和哄不得”。又云：
“僧敲月下門”，祇是妄想揣摩，如説他人夢，縱令形容酷似，何嘗毫髮關心。知然者以其沈吟“推”“敲”二字，就他作想也。若即景會心，則或“推”或“敲”，必居其一，因景因情，自然靈妙，何勞擬議哉？“長河落日圓”，初無定景；“隔水問樵夫”，初非想得；則禪家所謂“現量”也。
由琢字更進而論琢句，船山則謂作詩但求好句，已落下乘。又云：
聞之論弈者曰：“得理爲上，受勢次之，最下者著。”文之有警句，猶棋譜中所注妙著也。妙著者求活不得，欲殺無從，投隙以解困戹，拙棋之争勝負者在此。若兩俱善弈，全局皆居勝地，無可用此妙著矣。非謂句不宜工，要當如一片白地光明錦，不容有一疵纇。自始至終，合以成章，意不盡於句中，孰爲警句？孰爲不警之句者？
宋人論詩，好言句眼、詩眼，自山谷以降，二百年間，會心結意者皆在此，船山直以一笑置之，雖論詩不以反江西派得名，而自來論者，未能先之也。江西派論詩要出處，船山則斥之曰：“‘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豈以‘蕭蕭馬鳴，悠悠旆旌’爲出處耶？用意别則悲愉之景，原不相貸，出語時偶然湊合耳。必求出處，宋人之陋也。”宋人好以情景立論，見於《瀛奎律髓》者，彰彰可考，船山則謂“情景名爲二而實不可離，神於詩者妙合無垠，巧者則有情中景、景中情。”至於起承轉合，八句四柱之論，船山則云：
起承轉收以論詩，用教作幕客，作應酬，或可，其或可者，八句自爲一首尾也。塾師乃以此作經義法，一篇之中，四起四收，非蠚蟲相銜，成青竹蛇而何？兩間萬物之生，無有尻下出頭，枝末生根之理，不謂之不通，其可得乎？
大要船山於宋人之作，少所許可，於詩然，于文亦然。故《夕堂永日緒論》云：
學蘇明允猖狂譎躁，如健訟人强詞奪理。學曾子固如聽村老判事，止此没要緊話，扳今掉古，牽曳不休，令人不奈。學王介甫如拙子弟效官腔，轉折煩而精神不屬。
船山論詩，上推於《三百篇》之興觀群怨，此爲其立論一大關鍵。如云：
漢魏以還之比興，可上通於《風》《雅》；《檜》《曹》而上之條理，可近譯以三唐。元韻之機，坐在人心，流連跌宕，一出一入，均此情之哀樂，必永於言者也。故藝苑之士，不原本於《三百篇》之律度，則爲刻木之桃李；釋經之儒，不證合于漢魏、唐宋之正變，抑爲株守之兔罝。陶冶風情，别有風旨，不可以典册簡牘訓詁之學與焉也。
“賜名大國虢與秦”，與“美孟姜矣”、“美孟弋矣”、“美孟庸矣”一轍，古有不諱之言也。乃《國風》之怨而誹，直而絞者也。夫子存而勿删，以見衛之政散民離，人誣其上，而子美以得詩史之譽。夫詩之不可以史爲，若口與耳之不相爲代也久矣。
興、觀、群、怨，詩盡於是矣。經生家析《鹿鳴》《嘉魚》爲群，《柏舟》《小弁》爲怨，小人一往之喜怒耳，何足以言詩！“可以”云者，隨所以而皆可也。《詩》三百篇而下，唯《十九首》能然，李、杜亦仿佛遇之，然其能俾人隨觸而皆可，亦不數數也。又下或一可焉，或無一可者。故許渾允爲惡詩，王僧孺、庾肩吾及宋人皆爾。
自來詩文立一派别，成一名目，即有若干鈍才，依傍門户，其派之所以得成大名，即在此若干人之影響附會，而此輩之喧争叫呶，亦往往足以舉其全派而傾之。此種風習，至明代而極盛，船山於《夕堂永日緒論》痛言之，上下千年，目光如炬，不憚辭費，迻録於次：
建立門户，自建安始，曹子建鋪排整飾，立階級以賺人升堂，用此致諸趨附之客，容易成名，伸紙揮毫，雷同一律。……嗣是而興者如郭景純、阮嗣宗、謝客、陶公，乃至左太沖、張景陽，皆不屑染指建安之羹鼎，視子建蔑如矣。降而蕭梁宫體，降而王、楊、盧、駱，降而大曆十才子，降而温、李、楊、劉，降而江西宗派，降而北地、信陽、琅琊、歷下，降而竟陵，所翕然從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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