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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學誠字實齋，會稽人，乾隆進士，官國子監典籍，邃于史學，以纂修方志爲時所重，有《文史通義》《校讎通義》《實齋文鈔》。 [1]
劉子玄論史家，謂才、學、識三者缺一不可，實齋指爲此猶文士之識，非史識也，未足以盡其理。《史德》篇云：“能具史識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謂著書者之心術也。”又謂：“欲爲良史者，當慎辨於天人之際，盡其天而不益以人也；盡其天而不益以人，雖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稱著述者之心術矣。”其言較之子玄，更進一步。子玄又論古史六家，而《春秋》《尚書》各居其一，實齋則謂六經皆史。《易教》篇云：“六經皆史也，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其言亦從高處立論。《書教》篇又論古今載籍云：
《易》曰：“筮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間嘗竊取其意，以概古今之載籍，撰述欲其圓而神，記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來，記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來者之興起，故記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來擬神也。藏往欲其賅備無遺，故體有一定，而其德爲方；知來欲其抉擇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爲圓。《周官》三百六十，天人官曲之故，可謂無不備矣，然諸史皆掌記注，而未嘗有撰述之官，則傳世行遠之業，不可拘于職司，必待其人而後行。非聖哲神明，深知二帝三王精微之極致，不足以與此。此《尚書》之所以無定法也。
《詩教》篇謂三代文質出於一，典章存於官守，情志和於聲詩：“典章散而諸子以術鳴，故專門治術，皆爲官禮之變也。情志蕩而處士以横議，故百家馳説，皆爲聲詩之變也。”實齋謂後世之文，其體皆備于戰國，而解之云：
子史衰而文集之體盛，著作衰而辭章之學興。文集者，辭章不專家而萃聚文墨，以爲蛇龍之菹也，後賢承而不廢者，江河導而其勢不容府遏也。經學不專家而文集有經義，史學不專家而文集有傳記，立言不專家而文集有論辨。後世之文集，捨經義與傳記、論辨之三體，其餘莫非辭章之屬也，而辭章實備于戰國，承其流而代變其體制焉。
其言又云：
學者惟拘聲韻之爲詩，而不知言情達志、敷陳諷諭、抑揚涵泳之文，皆本於詩教。是以後世文集繁，而紛紜承用之文，相與沿其體，而莫由知其統要也。至於聲韻之文，古人不盡通於詩，而後世承用詩賦之屬，亦不盡出六義之教也，其故亦備於戰國。是故明於戰國升降之體勢，而後禮樂之分可以明，六藝之教可以别，七略九流諸子百家之言可以導源而濬流，兩漢、六朝、唐、宋、元、明之文可以畦分而塍别，官曲術業，聲詩辭説，口耳竹帛之遷變，可坐而定矣。
《文史通義·原道》篇，推原文章與道相通之説，其言有别開蹊徑者，如云：
《易》曰：“神以知來，智以藏往。”知來陽也，藏往陰也，一陰一陽，道也。文章之用，或以述事，或以明理。事溯已往，陰也；理闡方來，陽也。其至焉者，則述事而理以昭焉，言理而事以範焉，則主適不偏，而文乃衷於道矣。遷、固之史，董、韓之文，庶幾哉有所不得已於言者乎。不知其故而但溺文辭，其人不足道已，即爲高論者，以謂文貴明道，何取聲情色采以爲愉悦，亦非知道之言也。
《文德》篇備言劉勰本陸機之説，昌論文心；蘇轍本韓愈之説，昌論文氣，可謂愈推而愈精。然而未有論文德者，因謂“凡爲古文詞者，必敬以恕。臨文必敬，非修德之謂也；論古必恕，非寬容之謂也。敬非修德之謂者，氣攝而不縱，縱必不能中節也。恕非寬容之謂者，能爲古人設身而處地也。嗟乎！知德者鮮，知臨文之不可無敬恕，則知文德矣”。《質性》篇則更進而言文性，人生毗陰毗陽，勢不能無所偏，因勢而利導之，各有以盡其理。實齋云：
夫情本於性也，才率於氣也，累於陰陽之間者，不能無盈虚消息之機，才情不離乎血氣，無學以持之，不能不受陰陽之移也。陶舞愠戚，一身之内，環轉無端而不自知，苟盡其理，雖夫子憤樂相尋，不過是也。其下焉者，各有所至，亦各有所通，大約樂至沉酣而惜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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