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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清叔季之間，以事業文章著者，無踰曾國藩右。國藩字滌笙，道光進士，累官禮部侍郎，丁憂歸，再起治兵事，負天下重望，以大學士任兩江總督，卒于任，諡文正，有《曾文正全集》。曾氏治古文於桐城派中衰之後，一以雄肆變其紆緩，王先謙《續古文辭類纂序》云：“曾文正以雄直之氣，宏肆之識，發爲文章，冠絶古今。其於惜抱遺書，篤好深思，雖謦欬不親，而塗跡並合。”其言可謂得之。
滌笙有《歐陽生文集序》，論桐城派之原委甚悉，至其評論歸、方、姚三家，語見《日記》者如次：
明惟震川，近惟望溪，不受八家牢籠。震川爲人疏通知遠，蓋得力于《尚書》，而爲文根源，全出《史記》；望溪爲人嚴氣正性，蓋得力於《三禮》，而爲文根源出於管、荀，故文章整飾嚴峻。二人皆性情醇古，每出一語，真氣動人，其發于親屬叙述，家常文字，尤質樸懇至，使人生孝弟之心，此真《六經》之裔也。姚惜抱文略不道家常，意在避俗求雄，然惜抱性情蕭疏曠遠，至於質樸淳厚，實不及歸、方，即便效之，亦不能工。惜抱文别創風韻一宗，然却受震川牢籠，其高者可追《史記》，得其風趣，其下者修辭飾雅，僅比元人。蓋惜抱名爲闢漢學而未得宋儒之精密，故有序之言雖多，而有物之言則少。
桐城派席韓、歐之餘習，每並文與道爲一談，至惜抱更舉義理、考證、文章爲學問三事。曾氏於古文及言道二者，知其不可强合，故《覆吴南屏書》云：“僕嘗謂古文之道，無施不可，但不可説理耳。”《與劉霞仙書》言之更切，如云：
自孔孟以後，惟濂溪《通書》、横渠《正蒙》，道與文可謂兼至交盡；其次如昌黎《原道》、子固《學記》、朱子《大學序》，寥寥數篇而已。此外則道與文，竟不能不離而爲二。鄙意欲發明義理，則當法經説理窟及各語録劄記；欲學爲文，則當掃蕩一副舊習，赤地新立，將前此所業，蕩然若喪其所守，乃始别有一番文境。望溪所以不得入古人之閫奥者，正爲兩下兼顧，以至無可怡悦。
滌笙《家訓》又云：“凡大家名家之作，必有一種面貌，一種神態，與他人迥不相同。……若非其貌其神，敻絶群倫，不足以當大家之目。”語與前書所稱之“掃蕩舊習，赤地新立”者相同。其論古文諸家者，亦多從此著眼，《日記》云：
退之以揚子雲化《史記》，子厚以《老》《莊》《國語》化六朝，介甫以周秦諸子化退之，子固以三《禮》化西漢，老蘇以賈長沙、晁家令化《孟子》《國策》，東坡以《莊子》《孟子》化《國策》。於此可求脱胎之法，即可求變化之法。若拘步一家之文，即能與之並，不能成一家言。朱子之文傑出，尚不免爲子固所掩，況其他乎？八家惟韓、歐、東坡門徑最大，故變化處多。老蘇惟《權書》能化，子厚惟辨諸子、記山水能化，子固惟《目録序》能化，以其與生平文格不相似，而實能深入古人妙處。
曾氏持論，主駢散相通，故庚申三月《日記》云：“古文之道，與駢體相通。”《覆吴子序書》云：“弟嘗勸人讀《漢書》《文選》，以日漸於腴潤。”《送周荇農南歸序》言之尤切，其《家訓》亦言之。
自漢以來，爲文者莫善於司馬遷，遷之文，其積句也皆奇，而義必相輔，氣不孤伸，彼有偶焉者存焉。其他善者，班固則毗於用偶，韓愈則毗於用奇，蔡邕、范蔚宗以下，如潘、陸、沈、任等比者，皆師班氏者也。茅坤所稱八家，皆師韓氏者也。……韓氏有言，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由是言之，彼其於班氏相師而不相非，明矣。耳食者不察，遂附此而抹摋一切。（《送周荇農南歸序》）
世人論文家之語圓而藻麗者，莫如徐陵、庾信，而不知江淹、鮑照則更圓，進之沈約、任昉則亦圓，進之潘岳、陸機則亦圓，又進而溯之東漢之班固、張衡、崔駰、蔡邕則亦圓，又進而溯之西漢之賈誼、晁錯、匡衡、劉向則亦圓。至於馬遷、相如、子雲三人，可謂力趨險奥，不求圓適矣，而細讀之，亦未始不圓。至於昌黎，其志意直欲淩駕子長、卿、雲三人，戛戛獨造，力避圓熟矣，而久讀之，實無一字不圓，無一句不圓。
姚氏《古文辭類纂》爲古文家衣缽，曾氏則有《經史百家雜鈔》，併姚氏之十三類爲九，而增叙記、典志二類，此則史家之作也。曾氏又謂“纂録古文，不復上及《六經》，名爲尊經，然舍經以相求，是猶言孝者敬其父祖而忘其高曾”。又云：“姚氏不載史傳，以爲不可勝録，然其書奏議類中録《漢書》三十八首，詔令類中録《漢書》三十四首，果能屏諸史而不録乎？”皆其識見突過前人處。滌笙又有《古文四象》一書，太倉唐先生論其書：“目次頗多率略，又古人文之膾炙人口者，如韓昌黎《張中丞傳後叙》（陽剛之至美者），歐陽永叔《瀧岡阡表》（陰柔之至美者），皆未入選，意者其未成之書歟！”今不贅。滌笙之言陰陽剛柔，本於惜抱，略録其説如次：
吾嘗取姚姬傳先生之説，文章之道，分陽剛之美，陰柔之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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