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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看来，我的成功意味着，他一直为之工作和信仰的一切都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在美国，一个人只要勤奋工作并具有决心，什么目标都能达成。
我出生在我父亲建造的一所房子里。1913年1月9日我出生的那天晚上，正碰上我们加利福尼亚州的约巴林达镇历史上空前的寒潮。约巴林达是一个离洛杉矶大约30英里、住着200个居民的农村，周围是鳄梨和柑橘园林，以及大麦、苜蓿和蚕豆田。
对一个小孩来说，这环境颇有田园诗意。春天，空气中充满着浓郁的橘花香味。这里有许多可以激发孩子想象力的景象：西方朦胧的太平洋海面，北面的圣贝纳迪诺山脉，近处小山脚下那间令人望而生畏、不敢轻易走近的“凶宅”，还有一条离我家大约1英里的铁路线。
白天，我可以看到火车头蒸汽机里冒出来的浓烟。晚上，有时我会被火车的汽笛声惊醒，于是我就梦见许多我希望有一天能见到的遥远的地方。我的弟弟和我扮演着火车司机和列车员，玩着火车游戏。我还记得同住在我们镇上的圣菲铁路公司的一个火车司机埃弗雷特·巴纳姆讲话时的兴奋情景。在整个小学期间，我的志愿是当个火车司机。
我最早的一段明确的记忆是我在奔跑。那时我刚3岁，母亲带着我们驾着一辆轻便马车，她把我还在吃奶的弟弟唐抱在膝上，邻居家的一个女孩子抱着我。马飞速地转个弯朝我家奔去，我却被摔在了地上。我肯定大为惊恐，但在我母亲竭力要勒住马时，我终于爬起来，跟在马车后面跑过去了。这个意外事件产生的唯一后果是，数年后，当头发在左边分梳的发式大为流行时，我却仍不得不一直往后梳，以掩盖那次摔下时留下的伤疤。
我们在约巴林达的生活是艰苦的，但也很愉快。我的父亲能找到什么工作就干什么。多亏我们自己有一块菜园和一些果树，所以尽管收入很少，我们也还有足够的食物。我们还有一头牛，供给我们牛奶，母亲用它来为我们做奶油和奶酪。
我6岁开始在约巴林达的小学校里读一年级。母亲早已在家里教我读过一些书，这种领先使我后来跳过了二年级。
在做完家庭作业和家务劳动后，我常常坐在壁炉边或厨房的桌子边，沉浸于一本书或一本杂志之中。我们订了《洛杉矶时报》《星期六晚邮报》和《妇女家庭杂志》。我母亲最小的妹妹奥利夫姨妈和她丈夫奥斯卡·马什本就住在附近的惠蒂尔城，他们订有《全国地理杂志》。每次到他们家做客，我差不多总要借一本回来。这是我最喜爱的一种杂志。
1922年，我父亲卖掉了我们在约巴林达的房子和柑橘园，我们迁到了惠蒂尔。他在油田里做打杂工，尽管工资不低，但对于像他那样胸怀大志、才智聪明、具有丰富想象力的人来说，这种体力劳动不能激起他的兴趣。即便那时汽车还很少，而且在那个地区只铺了一条公路，我父亲早就看到这种不用马拉的车是发展的方向，它的时代很快就会来到。他借了5000美元，买下了连接着两个日益发展的市镇惠蒂尔和拉哈布拉的公路旁边的一些土地。他把这块地清理出来，装上一只油槽和一台抽油机，在这两镇之间八英里的地段上开设了第一个加油站。
这个买卖几乎很快就大为赚钱，于是他马上又开设了一家杂货店。他还设立了一个小柜台，专门出售母亲自制的馅饼和蛋糕。母亲的拿手糕点之一是蛋白蛋糕。她坚持认为，必须在露天的新鲜空气中把料调制好然后送进烤箱，这样才能做出最好的蛋糕来。我还记得，在黎明前的寒气中，她站在厨房门外，用一只木制的大匙子使劲地打着蛋糊。
杂货店的生意发展得很快，要不是由于疾病袭击我们的家庭，按当时的水平来说，我们很可能会生活得相当富裕。
尼克松食品店是一家“夫妻店”，一家人都在店铺里干活。除了招待顾客和记账外，还得盘货、订货，往货架上上货。店铺每晚都得整理和打扫，而且每天要喷洒杀蝇剂。
当我大一点的时候，我接管了采购新鲜水果和蔬菜的工作。我每天早晨4点钟就起床，以便至迟在5点钟到达洛杉矶第7街菜市场。我挑选最好的水果和蔬菜，尽力同农民和批发商讨价还价，希望买得便宜些，然后赶着马车回到东惠蒂尔，把这些货物洗净、分级，送进店铺陈列好，到8点钟再去上学。这种以一个慈爱的家庭和一个小型而紧密的教友会为中心的生活，过得并不轻松，但很愉快。20世纪20年代的加利福尼亚对愿意艰苦奋斗的人来说，似乎是一个有着无穷机会的地方。
相反更相亲这个原理可以极恰切地用在父亲和母亲的关系上。在最重要的方面，他俩非常相像。两人都是十分虔诚的教徒。两人彼此十分相爱，为孩子不惜作出任何重大的牺牲。但很难想象世上还会有两个人在气质上比他们差别更大。
我父亲弗朗西斯·安东尼·尼克松，在他的一生中，人们都叫他弗兰克。他于1878年12月3日出生在俄亥俄的一个农庄里。8岁时，他母亲患肺病死去，因她长期患病，家里几乎已变得一贫如洗了。她死后，全家迁到了俄亥俄东部一小块不毛之地居住，我父亲每天不得不步行几英里，到最近的学校里去读书。一个外来户，加上身材矮小、衣衫褴褛，他常常受到同学们的欺负。这时候他总以敏捷的口才和一双随时准备好的拳头进行回击，因而不久他就成了出名的天生好斗者。
家庭情况始终没有好转，他读完了六年级后，就离开学校去工作。这是一个出于不得已的决定，但他却为此抱憾终生。在其后的几年中，他做过许多工作，每种工作都使他学会了新的技术。他曾驾牛车替一家锯木厂拉木料，他干过木匠，经营过土豆农场，在科罗拉多剪过羊毛，安装过早期的手摇电话机。
我父亲一生都想通过工作来改善自己的生活。他搬到俄亥俄州的首府哥伦布，当了有轨电车的司机。早期有轨电车车厢里是用大炉膛火炉取暖的，但司机站立的驾驶间却是敞开着的。1906年冬天，他的脚生了冻疮。由于公司不理睬他们的申诉，他于是组织电车司机和售票员进行抗议。他们终于使州立法机关通过了一项法案，规定把司机台封闭起来，装上炉子。
尽管如此，那次斗争还是使他感到心灰意懒，于是他决定迁居到加利福尼亚南部去，在那里至少不会再有冻疮问题了。1907年，他在行驶于洛杉矶和惠蒂尔之间的太平洋有轨电车公司谋到一个电车司机的工作。1908年，他在情人节的一次社交集会上遇见了汉娜·米尔豪斯，尽管她的家庭因她还没有念完大学而且追求她的这个人又不是教友会教徒，对这桩婚事持保留态度，但在四个月之后，他们仍然结婚了。
我父亲具有爱尔兰人的容易发怒也容易欢笑的脾气。他给我印象最深的正是他的这种脾气。他常同我的兄弟哈罗德和唐进行激烈争辩，他们的叫喊声附近的邻居都能听到。他是一个一丝不苟、严守纪律的人，在他情绪低落的时候，我力图以母亲为榜样不去触犯他。也许我对个人之间的争吵的厌恶情绪在我这些早年的记忆中便开始了。
他经常在店铺里同他接待的顾客，几乎可以因任何问题而进行激烈的争论。他这种感情爆发并非跟什么人过不去，这只是因为他愿意把辩论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罢了。遗憾的是，有些顾客并不欣赏这一点，当时我们家常说的一个笑话是遇上一个比较敏感的顾客，我母亲或者我们一个孩子一定要赶紧抢先去接待，可别让父亲跟他交上火了。
我如果在进行辩论方面有任何才能，想必也是从我父亲那里，从他对辩论和争论的爱好中学来的。我在大学里参加辩论赛的时候，他经常用车子把我送到辩论会场，然后坐在会场后面专心致志地听着。在回家的路上，他会对每一节辩论进行详尽的分析。
我父亲非常相信美国的“小人物”。他对自20世纪初便如此严格控制美国人生活的既得利益集团和政治机器极为反感。由于他认为美孚石油公司托拉斯是美国风景线上的一个污点，所以当他在惠蒂尔开设加油站时，他就选择了由不太著名的里奇菲尔德石油公司来供应汽油。随着尼克松杂货店的发展，他于是成了一个大声疾呼反对连锁商店的人。他担心这些连锁商店通过大量购买，会挤垮独立经营者和家庭经营的杂货店。
在电视机发明之前，无线电还处于初期阶段的那些日子里，在家庭里和朋友之间的谈话，是人们的一个主要的娱乐项目。生机勃勃的政治问题的讨论一向是我们家庭集会的一个特色。我父亲开始是一个强硬路线派的俄亥俄州共和党人，但1924年时，他开始对哈定和柯立芝的固执保守的共和党纲领不感兴趣了。他的思想开始具有民粹主义的色彩。那一年，他脱离了共和党，投票选举了伟大的威斯康星的进步党参议员————“好斗的鲍勃”罗伯特·拉福莱特。他甚至成了汤森计划的热烈拥护者，这个计划建议，对每一个年满60岁的人，每月付给200美元，只要他花掉这笔钱并同意退休。这个计划甚至比新政还更进了一步。1932年，他支持胡佛，因为在禁酒问题上，胡佛是“强硬派”，而罗斯福是“缓和派”。他从未对我讲过1936年他投了谁的票，但我总是怀疑，在大萧条年代，他准投了罗斯福的票，而不会选阿尔夫·兰登，他曾把后者说成“保守分子”。
劳动的尊严是我父亲的人生哲学的基础。他说，真的去相信《圣经》上劝导人们依靠上帝过活，就只会是鼓励懒惰。他最喜欢引用的《圣经》上的话是：“你必须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我哥哥哈罗德患肺病的长时间中————那也正是大危机时期————父亲不让他去国内最好的医院之一、县里的肺病医院去，理由是如果去那里就是接受施舍。
我父亲的脾气可能由于耳朵有些聋而变得越来越坏，后来他年纪更大，几乎是全聋了。有时候，我简直觉得他是有意引起一场争吵，然后他可以关上助听器，像观看无声电影一样，观看眼前的戏剧性场面。但正是他那粗鲁、暴躁的外貌下所隐藏着的爱，长久地留在我的记忆中。1947年，当我随赫脱委员会出访欧洲时，他和母亲来纽约为我送行，帕特和我给他们安排了一次特殊的招待。他喜欢观看音乐喜剧，我弄到了在百老汇轰动一时的歌剧《俄克拉何马》最好座位的戏票。我们必须从旅馆赶到戏院，途中，他却发觉他把助听器忘在旅馆的房间里了。他决定不使我们大家扫兴；我记得他当时是多么专心地观看演出，和其余的观众一起大笑、喝彩，让我们觉得他看得非常高兴，尽管他连一个词或一句曲调也听不见。
我父亲对政治的兴趣使他在一开始就成为我事业的最热烈的拥护者。在他看来，我的成功意味着，他一直为之工作和信仰的一切都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在美国，一个人只要勤奋工作并具有决心，什么目标都能达成。在我当众议员的时间里，我总把每日出版的《国会记录》寄回家去。他总是从头看到尾，而这是我所认识的众议员或参议员谁都没有花时间这样做过的。当我竞选副总统时，他写了一封典型的直截了当的信，给他过去几年中曾经阅读过的一家报纸，建议该报支持我。他在信中说：“这个孩子是我抚养长大的五个孩子之一，我认为他们都是美国最好的孩子。如果你们愿意帮他一把，那我一定说《俄亥俄州报》仍在做有用的工作。”
凡认识我母亲的人，都深深感到她是一个非常卓越的妇女。她于1885年3月7日生于印第安纳州南部的一个有九个孩子的爱尔兰教友会教徒的家庭。在她12岁时，她父亲决定迁居到加利福尼亚教友会的新的居住点去。他们把他们的财产，包括马、马鞍、门和窗框在内，装了一节货车车皮，于1897年到达惠蒂尔。在那里我外祖父办了一家苗圃，栽培了一个橘园。我母亲从惠蒂尔专科学校毕业后，进了惠蒂尔学院。她喜欢历史和文学，上语言学系，主要学拉丁语、希腊语和德语。当她和父亲相识和结婚时，她刚读完大学二年级。他们生了五个儿子，除了一个以父名命名外，她都是以早期英国国王的名字来为我们取名的：哈罗德生于1909年，理查德生于1913年，弗朗西斯·唐纳德生于1914年，阿瑟生于1918年，爱德华生于1930年。
我母亲一向关心和积极参与社会生活，但她最显著的特性是强烈喜爱独处。尽管她对她的家庭————实际上是对所有的人————充满了温暖和爱，可她是从不让人了解她内心的感情和情绪的。我们进餐时，从来没有不做祷告的，但是除遇上特殊情况，我们每个孩子都被叫出来背诵一段《圣经》外，我们一般总是默祷的。她甚至完全听从《马太福音》的训谕，一定要关起门来做祷告，因此她晚上就寝前，总要到一间密室去做祷告。
当我要作出困难的决定或准备演说时，或当我遭到报纸攻击时，我母亲经常会说：“我会想到你的。”这是她那从容的教友会教徒的说话方式，意思就是“我将为你祷告”。由于这是一种克制的说法，我听来更觉得意味深长。
在惠蒂尔，许多认识我母亲的人，甚至在她还活着的时候都称她为教友会的圣徒。我的表亲杰萨敏·韦斯特最近写信给我，谈起我的母亲。她说：“我不认为汉娜是‘圣徒’。我认为圣徒都有一条通往上帝的特别途径，因而使他们具有一种平凡人所不可能有的刚毅精神；汉娜是不平凡的，但她完全依靠一种出自她的好心肠的力量和慈爱，并由于她自己的不屈不挠的性格，做了她所做的一切，并形成了她那样一个人。”使我母亲如此独特和使人们都愿意同她接近的一个品质是，尽管宗教所赋予她的内心宁静无时不充分流露，她却从来不满嘴挂着她的宗教信仰。
我童年时，常在我家客厅的钢琴前边一坐几个钟头，试图弹个曲调。我上学后不久，便跟我舅父格里菲思·米尔豪斯学钢琴。他还教了我拉小提琴的基本知识。
也许是在格里菲思舅父的敦促下，我的父母才决定真正考验一下我的音乐才能。我的简姨妈曾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大都会音乐学校学过钢琴，而且是一位颇有造诣的演奏家和教师。他们一家住在加利福尼亚中部林赛————另一个教友会聚居地。我家决定让我和他们一起住上半年，跟她学钢琴。1924年12月，我们一大家子在外祖母的住处团聚过一次后，我便和简姨妈、哈罗德·比森姨父，以及我的表兄弟奥尔登和谢尔登一起到他们家去。
在六个月中，我每天跟简姨妈学钢琴，跟附近埃克塞特的一位老师学小提琴，并每天同奥尔登和谢尔登步行一英里半去上学。我爱学音乐，而且我能很容易地记住。即使50多年后的今天，我还记得我在林赛学到的一些乐谱。
弹钢琴也许是比写文章和讲演更有效的一种表达自己感情的方式。事实上，我始终有两个尚未实现的宏愿：指挥一个交响乐队和在大教堂里演奏风琴。我认为创作伟大的乐曲，是一个人能为自己提出的最大愿望之一。
1925年6月，父母亲前来把我领回家去。像任何一个12岁的孩子一样，别离了似乎很长一段时间后，见到他们我觉得很高兴。我最小的弟弟阿瑟一看到我独自一人在的时候，就过来一本正经地在我面颊上吻一下以示欢迎。后来我才知道，他曾问母亲，因我离开过家，他吻我一下是否恰当。就在这样小的年纪，他已经学会了我们家对公开表示感情必须克制的态度。
我们回到惠蒂尔不久，阿瑟说他头痛。我们家庭的医生认为是流行性感冒，要他卧床休息。阿瑟的病情急剧恶化，而医生却无法找出病因。他要求进行一系列的化验，包括抽脊髓。我记得在这一最痛苦的化验做完后，我父亲走下楼来。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哭了。他说：“医生们担心恐怕小宝贝要死了。”
由于阿瑟经常需要照料和关心，唐和我被送到富勒顿的卡里·怀尔德默思姨妈家去暂住。临出门，我们上楼去看弟弟。他提出要给他做他平时最爱吃的番茄肉汁烤面包；我们给他带上去一些，我记得他当时吃得多么高兴啊。两天后他就死了。
医生说这是结核性脑炎，但这个太大、太冷酷、太缺乏人情味的词儿，我们根本无法捉摸和理解。为了适应惠蒂尔大道日益发展的周末繁忙的交通，我们的加油站在星期天一向是营业的，现在我父亲真有点相信阿瑟的死也许是因为触怒了神灵，此后，加油站和杂货店就再也不在星期天开门营业了。
阿瑟丧葬后好几个星期，我没有一天不为想他而哭泣的。我第一次懂得了死是怎么回事和它意味着什么。
大学一年级时，我为英语作文课写了一篇关于阿瑟的短文。我详细描述了一张我母亲一直保留在起居室里的阿瑟的照片。我写道：“让我简单地向你们讲一讲我记忆中的弟弟的形象。”
我小弟弟的最初两三年的情况，在我记忆中已相当模糊了，因为我当时正埋头于中学一年级的学业。但是，在我小弟弟早期的发展中确有某些细节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比如，我记得他的眼睛怎样从淡蓝色变成了几乎是黑色的；他开始是淡黄色的头发，后来又怎样变成了深褐色；他嘴里五个月前还没有牙齿，后来却长满着小而洁白的牙齿，而且这牙齿，当柔软的手指或脚趾凑巧被它咬住时就会显得非常锐利；我也记得他最初的不相连贯的呀呀声如何慢慢变成了字和句子；他怎样学着打滚、爬行，然后学走路。
我虽然无法记起我弟弟孩提时代的许多小事情，但有一些却清晰地铭刻在我的心头。有一次，我们要他在一次婚礼中捧着结婚戒指。我记得为了让他同意去做这件事，我母亲不得不花了几个小时跟他一起练习，因为他不喜欢同撒花的小女孩走在一起。另一次，大约在他5岁的时候，他为了表示他已是大人了，便从我家店里拿了几支香烟，跑到屋后偷偷地去抽。不幸被一个爱讲闲话的邻居碰巧看见了，她立即告诉了我母亲。从此以后，我就不喜欢那位邻居了……
还有，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是多么不喜爱穿“扎人的”羊毛衫。他刚认识一些字，便总是在邮购订单中寻找有什么不“扎人的”衣服……
大学生中间有一种日益增长的倾向，那就是把他们童年的信仰忘掉。当我们谈到神圣造物主以及他为我们作出的安排时，就更觉得有此必要。我以为我也很可能会那样，但我发觉，我几乎无法做到这一点。我弟弟在死去前两天，他把母亲叫到房里去。他搂住母亲说，他要在入睡前做祷告。于是，他闭上双眼，背诵着那个以简单而优美的字句结束的古老的孩子祈祷文：
“要是我在醒来前死去，我祈求上帝拯救我的灵魂。”
现在小山上还有一座他的坟墓，但是，像照片一样，其中所有只不过是我弟弟的肉体形象而已。
因此，当我感到疲乏、烦恼，甚至准备放弃我眼前的生活的时候，我抬头仰望，便看到这张有一双发光的眼睛和一头鬈发的孩子的照片；我想起那孩子气的祷告；愿上帝使那祷告对我如同对我弟弟阿瑟一样适用。
我大哥哈罗德在阿瑟去世前几年就开始患结核病，但这病拖了十多年。这对我们来说，是特别难以忍受的，因为他过去一直是那样精力旺盛地热爱着生活。他个子很高，面貌清秀，碧绿的眼睛，淡黄色的头发。他一度留过小胡子，这使他看上去十分潇洒。在中学时，他有一辆拆去了一切附属物的T型福特汽车，他还常用它同他的朋友们进行比赛。
正是在哈罗德长期患病期间，我母亲表现出了她深沉的性格和信念。在那时，肺结核病几乎是无法治愈的，长期的无效的抗争还给我们全家留下了可悲的遗迹。最初，哈罗德住进了一所昂贵的私人疗养院，后来又到加利福尼亚的安特洛普山谷的村舍住了几个月，那个地方比惠蒂尔地区要干燥得多。
最后，我母亲决定把他带到亚利桑那的普雷斯科特去住，那里因为气候干燥，地势较高，一般认为是最宜于治疗结核病的地方。她跟哈罗德在普雷斯科特几乎住了三年。为了弥补开销，她代人照料着三个长期卧床的病人。她煮饭、洗衣，替他们在床上擦澡和擦酒精，凡护士能为病人做的任何事她都做。后来，当她听到他们一个接一个都死去的时候，我敢说，她的悲伤一定如同她自己的儿子死去一样。
除了护理工作带来的身体的劳累和精神上的苦恼外，和我们家其余的人分离这件事也使我母亲难以忍受。在圣诞节和春假期间，我父亲总是带着唐和我驱车14小时到普雷斯科特去，我们就在那里度过假期的一部分时间。在普雷斯科特的那两个夏季，我能找到什么零星活儿就干什么。我当过游泳池的看门人，也曾在鸡鸭店里帮忙拔鸡毛和做油炸鸡。每年7月，直至今天，普雷斯科特也还在庆祝拓荒节，在那个节日里，我还在流动游艺团干过叫喊着招徕观众的工作。
哈罗德的病继续拖延着。他变得无比瘦弱，简直让人不忍心看他。他在普雷斯科特很不愉快，非常想家，因此最后决定让他回家，希望那熟悉的环境能弥补潮湿气候的不利。他极度渴望生存，不愿遵守医生叫他卧床休息的规定。由于哈罗德仍然是那样充满着希望和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这使我们大家更感到无比痛苦。我们在绝望中继续抱着一线希望，期望有某种精神上的鼓舞也许能使他开始走上恢复健康的道路。当他说他很想穿过圣贝纳迪诺山脉去看看沙漠时，我父亲丢下一切事情来拟订旅行计划。他在市场上租了一辆当时才刚问世的房车————一种安装在里奥牌卡车底盘上的木结构房屋————并且花了好几个钟头同哈罗德一起，计划他们的路线和他们的旅程。
一天早晨，我们为他们送行，以为他们这次旅行总得近一个月才能回来。三天后，他们回来了。哈罗德再一次吐血了，尽管他坚持要继续往前行，但我父亲知道哈罗德无法忍受房车中的艰苦生活。哈罗德告诉我，即使这旅行时间很短，他还是感到很愉快。他为我们描述了山麓小丘上美丽的野花和山上引人注目的雪景，我现在还记得他当时的声调。我意识到，他知道他将永远也不能再看到那些景色了。
1933年3月6日，哈罗德要我驱车送他到商业区去。他在广告上看到一种新式的做蛋糕的电动搅拌器，他想买一个在第二天母亲生日时送给她。他几乎没有力气和我一起走进五金店。我们让店员把搅拌器包装得像一份生日礼物，把它藏在家里壁橱的顶上。
第二天早晨，他说等到晚上再把我们的礼品送给母亲，因为他感到不舒服，想休息一下。大约三个小时后，当我在学校图书馆里学习时，家里托人带信来要我回去。我一到家，便看到一辆灵车停在门口。当殡仪馆的人员把哈罗德的遗体抬出来时，我父母不由得号啕大哭。我母亲说，在我去学校后，哈罗德要母亲搂他并紧紧地抱住他。他从来并不是那么相信宗教的，但这次他却望着她说：“在我们在天堂相见之前，这将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你了。”一小时后，他去世了。那天晚上我把那只蛋糕搅拌器取出来交给母亲，告诉她那就是哈罗德给她的礼物。
我对父母都同样地热爱，但方式却完全不同，正如他们两人在性格上也完全不同一样。我父亲是个爱吵架的好斗的人，他具有敏捷且范围广泛的朴素才智。他那刻苦学习、勤勉工作、不问成败的战斗精神，使我对他怀着无限崇敬。我母亲对我的爱是无微不至的，无私的，她留给我的珍贵遗产是安详的内心安静和永不感到失望的决心。
三个词就可以概括我在惠蒂尔的生活：家庭、教堂和学校。
米尔豪斯家族是镇上古老的家族之一，把姐妹、表亲和姨妈们都算在一起，这一家包括好几十个人。这个家族最初是以我的外曾祖母伊丽莎白·普赖斯·米尔豪斯为女族长。这个卓越的妇女，和她的先辈们一样，完全是杰萨敏·韦斯特的动人小说————《友好教派》————中的伊莱托·科普·伯德韦尔一类的人物。她死于1923年，享年96岁，那时我只有10岁，但我完全记得她。
我的外祖母阿尔米拉·伯奇·米尔豪斯一直活到94岁。圣诞节我们在她家举行传统的团聚时，她总穿着她最好的红色天鹅绒礼服庄严地坐着，接受孙子外孙子们送给她的极平常的礼物。她对这些礼物一视同仁地赞扬一番，对每一件都说是她特别需要的。她似乎对我特别感兴趣，在我的生日和其他一些特殊节日，她总写一些诗送我。1926年，我13岁生日时，她送给我一幅嵌在镜框里的林肯像，下面是她亲笔写下的朗费罗的《生活诗篇》中的几行诗：
伟人的一生常提醒我们，
要使自己一生崇高庄严，
在去世时，
在时间的沙滩上，
留下我们的足迹。
我把这幅画像挂在家里我的床头上，至今，这仍是我最喜爱的东西之一。在我读大学的时候，我外祖母送给我一本《甘地传》，我从头到尾看完了那本书。甘地的和平改革和消极抵抗很符合她的心意，她是个反对一切种族或宗教偏见的虔诚的教友会教徒。
外祖母米尔豪斯属于说话古板的一代教友会教徒。她会说：“您今日要走？”或者“这是您的？”或者“您的愿望如何？”当我母亲和姨妈们同外祖母谈话或她们之间相互谈话，不知不觉使用这种语言时，我很喜欢听，而她们在她们自己家里可谁也不这样说话的。
我生长在一个既非常严格同时又非常宽容的宗教环境里。我母亲和她的家族信奉教友会的一个支派，它也有自己的牧师和唱诗班，实际上具有其他新教派所具有的一切象征。仅有的差别是，教友会没有洗礼和圣餐，并特别强调默祷。我父亲是在结婚时，从一个相当坚定的卫理公会教徒皈依教友会的，他因而也具有皈依者对他的新宗教的特殊的热忱。星期日，我们一家一共去教堂四次————一次是去主日学校，一次是做例行的早礼拜，下午晚些时候去一次勉励会，晚上还要做另一次礼拜————我们星期三也做夜礼拜。在我读中学和大学的几年里，我每星期还为教堂里的各种礼拜弹钢琴。当我八年级毕业时，我母亲送我一本《圣经》，晚上就寝前我没有不读几节《圣经》的。
约巴林达和惠蒂尔教友会那么广泛的宗教活动，也还不能使我父母感到满足。他们两人对当时的一些福音派教徒和信仰复兴派教徒十分着迷，因而我们常驱车到洛杉矶的安吉勒斯教堂去听艾梅·森普尔·麦克弗森讲道，并到卫理公会三一教堂去听麦克弗森的最大竞争者鲍勃·舒勒的讲道。
虽说宗教信仰和祈祷是我们家庭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这些基本上是属于个人和私人的事情。也许是由于这个原因，在我求学时代以及后来在我从政时期，我演说时从来没有引用《圣经》的习惯。在我任副总统时，艾森豪威尔总统劝我在演说中应不时提到上帝，但我觉得那样做很不舒服。
我在惠蒂尔中学读初中时，第一次遭到了政治上的失败，我在竞选学生会主席时未能当选。后来学校任命我为学生会的管事，我的职责是销售足球赛的入场券，拉当地商人在学校的年鉴上登广告。
1930年，我读高中时，正是诗人维吉尔诞辰2000周年纪念日[1]，学校的拉丁语老师决定上演特别改编为剧本的《埃涅阿斯纪》以志庆祝。我被选定扮演埃涅阿斯一角，我的女朋友奥拉·弗洛伦斯·韦尔奇扮演他的爱人狄多。这是我第一次尝到演剧活动的滋味，而且令人惊异的是，这还不是最后一次。
这次演出纯粹是活受罪。第一，观众感到厌烦至极————显然维吉尔并不是为加利福尼亚惠蒂尔中学的集会写出《埃涅阿斯纪》的。第二，我拥抱狄多的那一段富于戏剧性情趣的情节，却引起了一阵嘘声、口哨声和哄堂大笑，弄得我们不得不停下来，等他们平息下来，再继续演下去。第三，不管是谁租来的服装，他反正没考虑到我的脚得穿11号T型的鞋!我猜想，根据我的化装，我必须穿的那双银色长筒靴的尺码不会大于9号。拉丁语教师和我花了好几分钟才把它穿上，后来要把它脱下来也几乎花了同样多的时间。穿上这双长筒靴在舞台上的那段时间，其痛苦真是无法形容，也几乎无法忍受。
我曾梦想去东部的大学读书。我中学毕业时，成绩名列第三，初中和高中时，我都在宪法演讲比赛中获胜，并且得到了加利福尼亚哈佛俱乐部发给全面发展的优秀学生的奖金。当时还有可能获得去耶鲁大学读书的奖学金，但路费和生活费加起来甚至比学费还多，而且1930年的大危机和哈罗德患病所花去的大量费用，使我家经济困难。我别无选择，只得待在家乡，这就意味着我只能上惠蒂尔学院。我并没有感到失望，因为一想到上大学我便会无比兴奋，不管上什么大学我都会同样高兴的。
在大学时，如同在中学一样，我继续埋头学习。我第一次遇到了一些无须十分用功便能得到好分数的学生。但我却必须严格按规定进行晚自习才能跟上各种课程，读完阅读材料。
我的每位老师对我都很有影响，其中有几位老师特别触动了我的思想，改变了我的生活。
保罗·史密斯博士也许是早年在思想方面给我最大鼓舞的人。我选读了他的英美文明、美国宪法、国际关系和法律等课程。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讲师，讲课时从不用演讲稿。他的博士学位是在威斯康星大学获得的，在那里他在伟大的进步党历史学家格伦·弗兰克的指导下进行研究。史密斯博士对历史和政治的观点颇受进步党影响，他第一次让我理解到，历史不仅是过去事件的编年记录，它还可以成为分析和批判的工具。
教英语的艾伯特·厄普顿是戏剧俱乐部的主任，他是极力反对偶像崇拜的。他不承认有什么神圣的东西。他这种直率的反传统思想给予我们很大的启发。
在我快读完三年级时，他对我说，如果我不攻读托尔斯泰和其他一些伟大的俄国小说家的著作，我便不能算受到完全的教育。那年夏季，我几乎没有读别的什么。我特别喜爱的是托尔斯泰的最后一部巨著《复活》。我甚至深受他晚年的一些哲学著作的影响。他为被蹂躏的俄国群众所拟订的和平革命的计划，他反对战争的激昂情绪，以及他对生活各个方面的精神因素的强调，所有这些比他的小说给我留下了更加不可磨灭的印象。在我一生中的那一时期，我成了托尔斯泰的信徒。
J.赫谢尔·科芬博士对我的影响又有所不同。我在四年级时，选修了他的“基督教复兴的哲学”课程，这门课的第二名称是“我能信仰什么？”，而知道这个名字的人反而更多。上这门课的学生每周得写一份以课堂上提出的问题为基础的自我分析。此外，我们研究了进化的理论、《圣经》文字的可靠性和民主性的本质，在课程的开始、中间和结束时，我们都得写一篇文章来回答“我能信仰什么？”这一问题。
1933年10月9日，我在课程开始时的那篇文章中叙述了我的某些看法和问题。让我今天来重述那段经历，也不可能比这篇作文更清楚地说明我大学时期的信仰、疑问和惶惑了。
多年的家庭和教会的培养，已在我的思想上留下它的影响……我的身为“原教旨主义的教友会教徒”的父母，在教会的帮助下，在我脑子里灌入了严格按他们体会的一切原教旨主义思想。四年前我进大学时，《圣经》内容和文字正确无误，甚至包括大鲸鱼故事在内的那些奇迹等，我全都认为是事实，信以为真。那时我甚至也还未忘记不要被具有自由主义观点的大学教授引入歧途的告诫!童年时代的想法有许多已经被消灭了，但是还有一些想法我仍然无法舍弃。我感到宇宙的伟大绝非人所能予以解释的。我仍然相信上帝是造物主，是一切事物的第一动力。我仍然相信上帝现在仍以某种形式存在着，并指导着宇宙的命运。怎么能使这种思想同我的科学方法调和起来呢？这当然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但是，目前我将接受康德提出来的解决办法：人类所知只限于他的研究和解释所及；再往前，我们就必须承认上帝的存在。人类不知道的事情，上帝知道。
我认为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但不一定要去死抠字面的意思：“他对上帝和价值的理解超过了世界上的一切人。他的一生无时不闪耀着那些价值的光芒。他教给人们一种能揭示那些价值的哲学。我甚至说，耶稣和上帝是一体的，因为耶稣为人类树立了永远追求理想生活的伟大的榜样。他的一生是那样的完美无瑕，所以他的灵魂已和上帝的灵魂‘交织在’一起了。”
我写道，耶稣复活的字面含义和它深刻的象征意义相比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耶稣自己过着并教导人过一种无比完美的生活，所以他死后仍然在人们的心中继续存在和发展。复活的故事可能只是一种神话，但它象征性地教给人们一个重要的课题：在一生中实现了最高价值的人就能获得永生……正统观念的教师总是坚持认为，耶稣的肉体复活是基督教宗教信仰中最重要的基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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