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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石。我相信现代人将在耶稣的一生和教导中找到真正的复活。”
我父亲政治思想上的民粹主义因素、保罗·史密斯给予我的进步党的影响、艾伯特·厄普顿的反偶像崇拜思想以及科芬博士的基督教人道主义，这一切使我的早期思想具有一种十分开明的几乎是民粹主义的色彩。
由于教师的帮助，我勤奋学习，在惠蒂尔学院受到了一流的教育。但是学校学习，绝不是我那四年唯一的或者是最重要的部分。从学校的第一个星期开始，我就一直参加许多课外活动。
惠蒂尔学院没有什么联谊会组织，只有一个叫作富兰克林社的社交俱乐部，其成员在校园里有着很高的社会地位。我在学院中最早认识的学生之一是迪安·特里格斯，他在科罗拉多学院读了两年后刚转到惠蒂尔来，原来在那边他是参加联谊会的。他认为在惠蒂尔只有这样一个俱乐部是不符合民主精神的，因而他建议我们另外创办一个学生团体。艾伯特·厄普顿同意做发起人，我们决定把这个团体叫作“方正社”或“正直人社”。
富兰克林社以发展社交活动为目的，方正社吸收的会员则大都是运动员和半工半读的学生。在学校年鉴的照片上，富兰克林社的会员都身穿晚礼服，而我们则穿着敞着领口的衬衫。我们公开宣称，按大学生具有的丰富的表现法，我们将为四“好”————好精力、好体格、好头脑、好心肠————奋斗终生。我们的箴言是écrasons l'infame————“根绝丑恶”，我们的标记是一只公猪头。虽说我还是个一年级新生，却被选为方正社的第一任主席。我制定了社章，谱写了社歌。
那时，学院的辩论是一种严肃的学习活动和已高度发展的艺术，对我来说，它不仅使我通过实际经验获得辩论技巧，而且使我对日后我将实际处理的某些问题获得了广泛的知识。
由于我们学院辩论的方式是有组织的，辩论队必须对问题的两方面都进行准备。这种练习最后证明是一种非常有益的方法，有助于防止把问题看得太死，并生动地教育人要尽量理解对方的观点。这种辩论训练，使我逐步习惯于不用底稿发言，这种实践对我今后的政治生涯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在四年级时，我获得了加利福尼亚各大学间举办的即席演讲竞赛的优胜奖。
我们辩论的题目之一是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主义的优劣。等我对两方的观点进行了彻底的研究，并参加了辩论，我就成了一个确信自由贸易的人，到如今仍是这样。另一个辩论题目是，协约国的战争债务是否应予以免除。尽管我又一次参加两方的辩论，最后我却确信，欧洲的经济恢复要比我们坚持偿还战争债务重要得多。我们还就自由经济是否比管制经济更有效率这一问题进行过辩论。尽管当时正处于新政实验早期的狂热阶段的顶峰，通过深入辩论那个题目的两个方面，最后我完全相信自由经济具有莫大的优点。
我在惠蒂尔学院第二年的冬天，辩论队进行了一次穿越太平洋西北岸的3500英里的旅行。我父亲同意我们使用我家买了八年、有七个座位的帕卡德汽车进行这次旅行。辩论队领队是乔·斯威尼，他是一个十分自信、红头发的爱尔兰人。
我们中途停留的地点之一是旧金山。那时还在禁酒令废除之前，旧金山可是一座完全开放的城市。我们随着斯威尼沿着弯弯曲曲、五光十色的街道走到一家药房。他将旅馆的一位服务员给他的一张名片递给柜台后面的一个人看了看，这个人就带领我们走到一道用药品陈列架遮住的墙边。他推动墙壁，这墙马上像一扇门似的打开，让我们进入了一家黑酒店。这不是一个特别吵吵嚷嚷的地方，尽管烟雾弥漫的空气和顾客轻佻的态度，使我们感到进入了一个真正的邪恶的巢窟。我全不知道该喝什么酒，因此斯威尼替我要了一瓶冰镇果子酒。除他以外，我们中过去谁也没有进过黑酒店，而我还从未尝过含有酒精的饮料，所以坐在那里看着那些人，听着他们的谈话，欣赏欣赏给我们送酒的女招待倒也很有趣。
在学院里我演过好几出戏，通常扮演较重要的角色。我在布思·塔金顿的《幽会处》中扮演心神不定的英戈尔德比先生；在约翰·德林克沃特的《囊中物》中扮演旅店老板；在一出描写残酷斗争的独幕剧《煤价》中，扮演一个年老的苏格兰矿工；以及在乔治·科汉的《小旅店》中扮演一个极为古怪的滑稽角色。我还在学院演出的《日本天皇》和《彭赞斯海盗》中担任过舞台监督。
在一个彼此熟悉、人很少的学校里，学生的政治活动必定是低调的。我唯一的一次重大“竞选活动”是在我三年级快结束时竞选学生会主席。我是方正社的候选人，而我的对手是富兰克林社的迪克·汤姆森。我们俩是好朋友，彼此并不感到有很大的热情要击败对方。
我以一个当时有争议的问题————赞成在校园内举行舞会————作为我竞选的基础。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有个人的利害关系，因为在奥拉·弗洛伦斯在一次聚会上强迫我学了几步之前，我还根本不会跳舞。我的论点纯粹是实用主义的：不论一个人是否赞成跳舞————惠蒂尔学院的评议会的大部分委员是不赞成的，这是一个宗教原则问题————反正大部分同学都常常跳舞。那么，我争辩说，毫无疑问，与其让学生到校园外面一些二流舞厅去，不如在校园里举行舞会，这还可以对他们进行监督。
我在这次竞选中获胜，接着便得以履行诺言。学院的代理院长赫伯脱·哈里斯协助我同评议会达成一个妥协方案，由评议会租下附近的惠蒂尔妇女俱乐部，那里面就有一间漂亮舞厅。在那一年中，我们在那里成功地举行了八次舞会。当时唯一的问题是，我每次都必须出席。奥拉·弗洛伦斯和其他一些女学生对我很有耐心，但我担心，当我试着和我的舞伴绕舞池旋转的时候，会把许多人的新鞋踩坏。
学院生活留给我的最愉快的回忆还包括体育活动。一年级时，我是波特林斯篮球队的队员，那一年我们创造了“出色”的纪录：每场必败。事实上，我能用来表明我曾经参加过篮球赛的唯一战利品是一只瓷制的假牙桥。在一次比赛中，我跳起来接一个弹跳的球，拉维恩学院的一个前锋的肘部撞到了我的嘴，把我上牙最中间的一颗门牙给打断了。
有两个因素一直激发着我在运动方面的兴趣。第一，运动必然会减轻我生活的每一阶段所承担的工作和学习的重负。第二，我天生有强烈的竞争本能，而且我发觉，探索着一项运动的重大发展，观察着一个队或一个人同另一个队和另一个人的技能、纪律和智力在一种最令人激动的搏斗中进行较量，能够给人莫大的鼓舞。
自从我在中学开始玩球以来，橄榄球一直是我最喜爱的运动。作为一个体重150磅的17岁的大学一年级学生，我几乎从没有在球场上真正露一手儿，但是我喜爱这种运动，喜爱那种精神以及队员间的配合和友谊。一年级球队中只有11个人，因此，不管我的身材和体重怎样，每次比赛我都要上场，并穿上一件印有球队号码的运动衫。但是在其后几年中，只有在一场球赛已经准赢或者已全然输定的最后几分钟才有我上场的机会。
惠蒂尔学院的橄榄球比赛使我有机会认识教练华莱士·“队长”·纽曼。我认为，除我父亲之外，他是我所熟悉的人中我最钦佩的，同时也跟他学到最多东西的一个人。
纽曼是一个美洲印第安人，他对自己的出身非常自豪。他身材高大挺直，面部轮廓分明，古铜色的皮肤，从很小的时候，人家就叫他“队长”。他永远鼓舞我们并让我相信，只要我们艰苦训练，长时间练习，我们就能击败任何人。他不能容忍那种认为只要球打得好，输赢并不重要的观点。他认为，球要打得干净利索，但输和赢可是有很大的差别。他常说：“你要能找出一个输了不生气的人来给我看看，那我也可以找出一个准输无疑的人给你瞧瞧。”他还说：“输了，应该生气，不过要对自己生气，而不要对敌手发火。”
我无法恰当地叙述“队长”纽曼对我的影响，他灌输给我一种竞争的精神和一种如果被击倒或被打败就一定要卷土重来的决心。他还使我深刻地体悟到，对一个人来说，真正重要的不是他的背景、他的肤色、他的种族或者他的宗教信仰，而是他的性格。
在惠蒂尔学院最后一年期间，有一天我在布告栏里看到一张通告，宣布有25个人可以获得250美元的奖学金到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新成立的杜克大学法学院学习。我提出了申请，只是在我已赢得并接受这一奖学金后，我才知道学生们把它称作“绞肉机”，因为在第一年获得奖学金的25名学生中，到第二年便只有12名能继续享用了。
当我于1934年9月抵达达勒姆时，尽管我之前见过杜克大学的照片，但杜克校园的规模和美丽仍大出我的意料。对某些习惯于加利福尼亚的建筑和像惠蒂尔那样小规模的学院的人来说，杜克大学像一座中世纪的教堂城，到处都是塔尖、城楼和彩色玻璃。许多建筑物都是成群地安置在几英亩的树林和花园之中。
从第一天起，我就知道，我走上了一条快速竞争的轨道。我们班上一半以上的学生是美国大学优等生联谊会的会员。杜克大学已采用哈佛大学的判例教学法，按这种方法必须熟记数百个不同判例中的事实和法律论点，并且要能够做到在教室里随时站起来背诵它们，以及回答突然提出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我的记忆力是个很优越的条件，但我从未面对过分量这么多的资料。有时我简直束手无策，不知如何才能把那些熟记的事实联系起来，使之成为一种有意义的法律知识。
有一天晚上，我在图书馆自修时，向一个高年级学生比尔·阿德尔森倾诉了我的担忧和怀疑，他早注意到我常常花很长时间在法学院图书馆学习。他听我把话讲完，身子往后一靠，看着我的眼睛，对我讲了一些我永远也忘不了的话：“你不必担心，你具备学习法律的条件————铁屁股。”
在杜克大学最初两年中，我住的是一间每月租金5美元的屋子；第三年我和三个朋友一起搬到离校园大约两英里的杜克森林中的一个小住宅去。“小住宅”实际上是夸大其词的说法：它只是用隔板做的一间简陋的小木屋，没有暖气设备和室内的水管装置，在这间房里，我们四个人合睡两张大铜架床。回想起来，我们在那样原始的条件下，竟能住得那么长久，过得那么心满意足，真是令人惊奇。但在当时，那似乎别有一种令人兴奋的冒险的情趣。我们把这个地方叫作夜莺庄园，在那里一直过得很愉快。
房间中间有一只金属炉子，晚上塞进乱纸，早晨第一个起床的人点燃它。当乱纸燃烧时，我们便利用这点热穿上衣服。为了省钱，早餐我经常就吃一块银河牌棒糖。我将我的剃须刀藏在法学院图书馆书架上的书本后面，每天早晨，我在男厕所中刮胡子，以享受豪华的暖气设备和冷热自来水。每天下午，我打一会儿手球，接着在体育馆洗个淋浴。
我终能保持住为获得奖学金所必需的优良成绩，我还成了杜克大学法律刊物《法律和当代问题》季刊的编辑部成员。我的奖学金只够学费，但通过为法学院图书馆工作和帮助克劳德·霍勒克院长做些研究工作，我还可另外获得一些收入。我甚至还能抽点时间进行一些政治活动，并被选为学生律师公会的主席。
在杜克大学的三年使我获得了极有用的法律上的经历。尽管我们曾对种族问题进行过一些激烈的讨论，尽管我不同意许多南方同学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但在这几年中，我终于体会到应该理解和尊重他们的爱国主义、他们的自尊心，以及他们对全国性问题的巨大兴趣。在杜克大学读了几年以后，我强烈地感到，现在是使南方回到美利坚合众国的时候了。
杜克法学院最后一年开始时，我不得不考虑毕业后的出路。我预计我毕业时的成绩大约会在班上属前几名，但当时找工作却极不易。1937年的经济衰退差不多把大危机开始以来获得的一点进展一扫而光，待遇好的工作是极少的。1936年圣诞节假期时，我决定同我的同学哈伦·莱瑟斯和威廉·珀杜一起到纽约的一些较大的律师事务所去碰碰运气。对我们略表兴趣的只有多诺万——莱热——牛顿——隆巴德律师事务所。会见后一个月，他们写信给我，但那时，我已不再那么想到那个寒冷而花钱的城市去了。不过，我们至少利用在纽约的时间看了几出戏————《烟草路》便是其中之一————并弄到几张我们买得起的大都会歌剧院楼厅最后几排座位的票子。
联邦调查局在杜克大学招募人员。我提出申请，并被请去谈了一次话。自那以后，我便再未从他们那里得到任何消息。多年之后，当我任副总统时，我在艾丽斯·罗斯福·朗沃思家的一次宴会上见到了埃德加·胡佛，向他提起我一度申请当特工的事。几天后，他来到我家，说他已查阅过档案，发现我的申请已被批准。但正在他们准备寄出通知时，他们所要求的下一年的经费被削减了；如果我当时真去了，我也许一直就是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员了。
我决定回惠蒂尔老家，在那里开业当律师。1937年6月，为了祝贺我毕业，我们一家，包括88岁的外祖母在内，乘车来到东部地区。那是他们感到值得骄傲的一天，而更使他们感到骄傲的是，就在他们到达的那一天，校方宣布，我的毕业成绩是全班第三，而且我已被提名为声望极高的全国法科优等生联谊会————初级律师会————会员。
我满怀着美好的希望返回惠蒂尔，但对前途却毫无把握。首先，我得在加利福尼亚通过取得律师资格的考试。我只有六个星期的时间准备考试，而大部分的考生却可以有两个月以上的复习时间；更糟的是，这三天的考试还包括考加利福尼亚州的全部州法，而这个我在杜克法学院根本没有学过。
对我以及我的一家来说，等候考试结果是使人极感苦恼的。据谣传，录取的人将收到装在普通信封里的一张简单通知，未被录取的人则将收到装在一只大信封里的为申请下次考试所必需的全部文件。在等候考试结果的几个星期里，我们每天热切地检查信箱。终于有一天早晨，母亲流着眼泪从信箱那边回来了，她手中拿着我们等待已久的信。那是一只大信封，显然装满了文件。我不愿意她看到我苦恼，因此我走进浴室，把门关上后才打开信封。不管传说如何，我却是通过了考试：信里附有许多有关准备宣誓的安排和其他技术问题的指示。我走回厨房，宣布了这个好消息。
我在惠蒂尔最老的温格特-比尤利律师事务所谋到了一个职位。我最初参与处理的不过是许多年轻律师一般都会遇到的有关财产和离婚的案件。我发现离婚案件是使人极不舒服和不安的。一开始，我对人们争论一些房帏里的事感到很惊奇，而且同样使我惊奇的是，他们竟会毫无顾忌地坐下来对一个陌生人，尽管是他们的律师，讲述那些事。我一般总设法说服他们和解，但很少获得成功。
我喜欢当一名律师，一年后，这个事务所成为温格特——比尤利——尼克松律师事务所。那时，我第一次不再是弗兰克和汉娜·尼克松的儿子了————我是尼克松先生，是温格特和比尤利的新合伙人。
想方设法为自己的律师事务所拉生意的年轻律师，都希望加入当地的一些俱乐部，因此我开始广泛地参加社团活动。我加入了拉哈布拉的基温尼斯俱乐部和20-30俱乐部，后者是由属于这年龄层的青年商人和自由职业者组成的。到1941年时，我在那地区是站稳脚跟了。我曾被选为20-30俱乐部的主席、惠蒂尔学院校友会主席、杜克大学加利福尼亚校友会主席、奥兰治县城市联合会主席，并经选举成为惠蒂尔学院评议会最年轻的成员。镇上有几个共和党领袖建议我竞选州议员。我为这建议感到荣幸并且也颇有兴趣，但是在这期间爆发了战争。
1938年的一天，当地业余剧团的导演莉莉·鲍德温太太打电话给我，问我是否愿意在他们即将上演的艾恩·兰德编写的法庭剧《一月十六日之夜》中，扮演检察官的角色。我参加了这次演出，并对有机会参加这次业余演剧活动感到十分高兴。
几个月以后，我去剧团参加为乔治·考夫曼和亚历山大·伍尔科特的剧本《黑暗的城堡》挑选角色的工作。我认为惠蒂尔地方的每一个人我都认识的，但是那天晚上，一个我从未见到过的美丽而活泼的红头发年轻女子出现在我的面前。我发现我一直拿眼睛盯着她。镇上的这位新人姑娘是帕特·瑞安，她刚开始在惠蒂尔中学教书。对我来说，这可就是一见钟情了。
我请一个朋友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后来我提出用车送她和我那位朋友回家。途中，我问帕特是否肯同我出去玩一次。她说：“我很忙。”我说：“你不要那么说，因为有一天，我会和你结婚的!”我们大家都笑了，因为在那个时候这似乎太不可能了。但是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有一种第六感觉，促使我说了那样鲁莽的话。
帕特的一生值得写一部书，也许有朝一日，她自己会写这部书的。那将是一部极不寻常的书，因为她就是一个具有强烈的独立自主性、敏锐的理解力和丰富的幽默感的不同寻常的妇女。她1912年3月16日生于内华达州伊利市的一个矿山小镇上，受洗时被命名为西尔马·凯瑟琳·瑞安。在她1岁的时候，她父亲决定离开矿山，把他的一家搬到加利福尼亚州阿蒂西亚附近离洛杉矶西南大约20英里的一个小牧场去。在那里，一家七口————她的双亲、一个妹妹和三个兄弟————住在同约巴林达附近和我们尼克松的家非常相似的一所房子里。
她决定采用她的爱尔兰父亲喜欢叫的那个名字，于是人人都叫她帕特了。一个人取了一个自己不喜欢的名字，真是一件苦恼事。因此，当我们的女儿出生时，帕特便建议我们只给她们每人取一个名字，一个叫帕特里夏，一个叫朱莉，这样等她们长大能自行决定时，她们就可以更改这名字或者再另加一个字。
在帕特年仅13岁时，她母亲死于癌症，于是帕特不得不代替母亲，为她父亲和兄弟们做饭和料理家务。大约在她中学毕业时，长年累月待在矿山使他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她父亲得了矽肺癌。帕特放弃了进大学的计划，在家护理父亲直到两年后他去世为止。由于她父亲已去世，兄弟们又都离家去上大学，她那时便完全独立生活了。
她父亲去世后，帕特仍然住在老家旧房子里。她在一家银行做半天出纳员工作，开始到富勒顿初等学院去听课。夏天，她得知熟悉的一对老年夫妇打算搬到纽约去，想找个人替他们开车完成这一长途旅行。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竟有这么一个漂亮的年轻姑娘提出要干这个工作，同时也出乎她的意料，他们居然同意要她了。
帕特完全被纽约迷住了，仅仅几天后，她就决定在那里留下来了。她先给人当秘书，后来又在塞顿医院学会了X光操作技术，这所医院是由慈善团体的修女开办的。她住在医院旁边的房子里，修女们外出采购东西，她就为她们开车。
帕特始终打算要继续她的学业。两年后，她回到洛杉矶，在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注册入学。她每星期花40个小时协助一位教授做点研究工作以维持生计。她还在布洛克-威尔希尔百货店里当了一年售货员，有时还受雇在电影的群众场面中当临时演员。如果注意细看，你可以在《贝基·夏普》和《小镇上的姑娘》等影片中找到她。电影公司曾请她扮演较主要的角色，甚至请她当职业演员，但她不肯放弃学业。1937年，她在南加利福尼亚大学以优异的成绩获得理学学士学位，和我在杜克大学毕业是同一年。
帕特的兴趣是市场研究，她希望到一家百货商店工作。但当时很难找到工作，因此当惠蒂尔中学愿意以每月190美元的工资聘请一位教商业课的教师时，她立即设法谋到了这一工作。她一到学校就大受欢迎，学生和教职员工无不对她十分爱慕。她是学生“鼓动俱乐部”的教师顾问，经常为学校的各种集会和大会准备节目。由于她对演剧很有兴趣，她决定为当地的剧团试演。就在那里她遇见了这位一头黑色鬈发的、大鼻子的热情年轻人，他在观看《黑暗的城堡》试演时老是盯着她。
帕特和我开始经常见面。我们一起到阿蒂西亚附近新建的室内溜冰场溜冰，在附近的海滨游泳，还到洛杉矶附近的山上滑雪。我俩都是电影迷，因此我们经常驾车到好莱坞的大电影院去看电影。很幸运，帕特也喜欢橄榄球，因此我们一有机会就去惠蒂尔学院和南加利福尼亚大学观看橄榄球赛。她会见了我的双亲，他们俩都很喜欢她。她明显的坚强性格和不屈不挠的精神，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40年，我送给帕特一只五月花花篮，花丛中放着一只订婚戒指。我俩于6月21日在加里福尼亚州里弗赛德的使团旅馆举行婚礼，参加仪式的仅是自己家的一些人。我们驱车去墨西哥度蜜月两周。我们没有什么钱，因而带了一些罐头食品，以节省上餐馆的费用。上路以后，我们才发觉朋友们已经把罐头上的商标全都撕去，这样每餐饭就成猜谜游戏了。有几次我们早餐得吃猪肉和黄豆，晚餐却反而吃葡萄柚片。
返回惠蒂尔后，我回到我的律师事务所工作，帕特仍回去教书。我们的生活愉快而充满希望。在1940年的大选临近时，我坚决支持温德尔·威尔基，因为我虽然赞成罗斯福的某些国内施政纲领，特别是社会保险法，我却反对他试图破坏两任为限的传统。我甚至在惠蒂尔当地的小型集会上，为威尔基作过一两次竞选演说。
1941年，帕特和我积攒了一笔钱，使我们能够乘上联合水果公司的客货轮“乌卢阿号”，完成了一次加勒比海的航海旅游。除了我在整个旅程中几乎都晕船外，我们尽情享受了这次假日旅行，后来接连好几年我们都再没机会度假了。在这次旅行中，我最难以忘怀的是1941年6月22日晚上发生的事，当时年老的黑人管事告诉我们，船上的收音机刚传来的消息说，希特勒入侵苏联了。我们俩都希望最后苏联将获得胜利，让希特勒垮台。我非常厌恶希特勒，尽管我在希特勒-斯大林条约问题上，对斯大林有些不满，但我并没有特别反苏或反共的情绪。
1941年12月，通过杜克大学我的一位教授戴维·卡弗斯的推荐，华盛顿物价管理局聘请了我。全年薪金只有3200美元，不如帕特教书和我做律师所挣的钱多。但这似乎是能够到华盛顿并可以直接了解政府工作情况的一个好机会。我还想，我母亲对这个决定一定心里很高兴。尽管这又将使我远离惠蒂尔，她可能会想到，如果战争发生了，我将可以留在政府工作，而不致违背教友会的教规去参军作战。
在我们准备赴华盛顿前不久的一个星期日，帕特和我决定去好莱坞看电影。途中我们到她妹妹尼娃家去看看。我们进门后，尼娃的丈夫马克说，他刚从收音机中听到一个未经证实的消息：日本人轰炸了珍珠港。我说，我肯定这仍然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些故意吓唬人的报道，因此我们仍旧去看那一场电影。电影结束前不久，戏院的经理中断了影片，通知说，现有命令让所有的军人立即回部队去。在我们离开戏院时，我看到报上的大字标题：日本人轰炸珍珠港。我走过去看，报童举起了报纸，他说：“先生，我们打仗了。”
1942年1月初，帕特和我驱车穿越整个国家到达华盛顿，现在它已是处于战争状态的一国首都了。我们在离华盛顿不远的弗吉尼亚找到一套很小的公寓，我便去设在独立大街上物价管理局的一个临时办公处去报到，该处离国会大厦只有几个街区。
在物价管理局八个月的工作说不上特别愉快，但对我来说至少是有教益的。我是定量协调组的助理律师，这个组主要处理橡胶和汽车轮胎的定量分配问题。我在这里上的第一课是知道了政府官僚们是怎样在进行工作。我进政府工作的薪金级别是P-3级，每年薪金3200美元。我发现其他一些比我学历低还没有我那么久的律师经验的人，却比我高一级，是P-4级，有些人甚至是P-5级，每年薪金4600美元。我没有提出这个问题，但我确曾同人事处我所熟悉的一些人谈论过这件事。我的一个上司戴维·劳埃德————他后来是杜鲁门总统的高级顾问之一————说：“搭个小班子，申请要两三个人给你做助手，那我们便能提升你到P-5级。”我说：“但我不需要什么助手。”他回答说：“那你就提升不了。”
作为轮胎定量分配组的一个小律师，我不能说我对物价管理局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但这段经历对我后来的政治生涯中我所制定的政策却有巨大的影响。
我始终有一个印象，感到虽然有一些职业的政府工作人员勤勤恳恳，一心为公，很有才能，但也有一些人却一心只想到自己的权利，而且喜欢仗势随便摆布别人，特别是那些私营部门的人员。定量分配工作很难做，尽管有战争这个刺激因素并以爱国主义为号召来加以支持。我知道，一旦战争结束，定量分配和物价管理几乎是无法实行的，如果还要继续实行政府控制的办法，那唯一得到好处的将只是黑市商人，一如禁酒时期的私酒商一样。
物价管理局的许多人可以缓役，在办公室里度过战争时期。尽管我有教友会教徒的背景和信仰，我从来也不想这样做。当我听到征募年轻律师任海军军官时，我便和帕特谈论了这件事，并申请取得军官任命。1942年8月，我被送往罗得岛昆斯特的海军军官学校受训。
我在昆斯特两个月，学会了站得笔挺和总把皮鞋擦得雪亮，然后我选定“舰艇和基地”作为我参加现役的第一志愿。我盼望把我分派到南太平洋或北大西洋的一个作战舰队里去。当我打开分配职务的命令，发觉自己被派往艾奥瓦州奥坦瓦海军航空站时，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我当即前往报到，发现这个基地还在建设中，未竣工的跑道修到玉米田中又忽然停下了。我对这个职务颇为失望，但我新邻居的热情和友谊却很快改变了我的想法。帕特在市里找到了银行出纳员的工作，于是我们便安心地在这里过着别有风趣的中西部生活。
正当我感到我就得在内陆的艾奥瓦州度过那次战争的时候，我看到一项通知说，29岁或年龄更轻的官员可以申请到海上服役。我正好29岁，因此我立即提出了申请。帕特虽为我的安全担心，但她仍支持我这种力求真正参加战争的决心。
我接到命令去旧金山报到，以便接受去海外的任务，于是我们便回惠蒂尔去向家人告别。这是一次十分痛苦的聚会。尽管大家什么话没说，我知道母亲和外祖母为我这个决定感到非常忧虑不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我的舅父奥斯卡随美国公谊会服务委员会去法国，作为一个护理人员去红十字会工作，治疗战场上双方的受伤战士。我确信她们一定希望我也选择这类职务。但我实在难于作出这样的决定，我感到当我的祖国正受到攻击时，我不能躲在一边。至于教友会的和平主义问题，我似乎觉得那只有在和一个文明的、有感情的敌人作战时才起作用。在希特勒和东条英机面前，和平主义不仅不能制止暴力————它实际上只能为野蛮的敌人提供帮忙，削弱自己的士气。
我的一家和朋友们都到车站送帕特和我去旧金山。比尤利一家也来了，同来的还有我从前的秘书伊夫林·多恩和她的丈夫，以及帕特和我的一些朋友。我父母也都来了，带着唐和他的妻子克拉拉·简，还有我最小的弟弟埃迪。埃迪那时已12岁，长得和我在那个年岁时一模一样。我们一块儿在联合车站的哈维饭店吃早餐。这是一顿令人痛苦的早餐，在那表面的愉快谈话中充满了悲痛的沉默，后来听到火车即将进站的广播声，我简直如释重负。当帕特和我站在踏脚板上准备上火车时，我回过头来最后看了他们一眼。我想我们大家都想到，也许我们从此永远不会再相见了。母亲强忍着悲痛，但父亲却哭了起来。火车缓缓开出车站，帕特和我眼望着他们向我们挥手告别，一直到我们看不见他们。
刚离开旧金山，我发现我身边没有带着帕特最近的照片。我写信给她，于是她去照相馆拍了一张。当照片寄到时，我非常高兴，但这更使我感受到分离的痛苦。
我被派到靠近新喀里多尼亚岛的努美亚的南太平洋战斗空运指挥部工作。这个单位简称“南战运部”，这几乎已成为我们的正式名称。我们那部分负责为C-47型运输机在岛与岛之间飞行时准备货运清单和制订飞行计划。这些运输机运进补给，运走伤员。我们把装补给的箱子和一些重大物件卸下来，然后小心地将担架上的重伤员抬上飞机。
像许多被分派“到前线去”的人一样，我希望能到真正进行战斗的地点去，因而我花了许多时间争取被分派到有战斗的地点去。最后，1944年1月，我被分配到布干维尔，这个地方偶然会受到日本轰炸机的攻击。我到那里不久，日本人发动了一次进攻。进攻结束后，我们数了一下，在我们六个人共同使用的钢筋水泥掩体100英尺内，共有35个弹坑。我们的帐篷完全被摧毁。
许多战斗机和轰炸机的飞行员，他们在执行任务途中总要经过布干维尔，我感到我们完全应该尽可能好好招待他们。我尽南战运部能力所及给他们搞到少量肉酱和啤酒。我们单位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诨名，别人都叫我尼克·尼克松。每当我收到一批新运到的供应品时，我就摆开了“尼克汉堡包小吃摊”，向飞行人员免费供应汉堡包和一瓶澳大利亚啤酒，他们也许有许多个星期没有尝过有家乡味道的食物了。
在布干维尔工作一阵后，我请求并获准到南战运部支援攻占格林岛的一个分遣队去，任指挥官。我们坐着PBY型水上飞机在海湾降落。但是，日军早已撤退，唯一的危险是几个掉队的敌人的狙击和经常会遇到的大蜈蚣。
海军修建队人员立即开始修建一个简易机场。竣工前几天，有一架在飞越拉包尔时受重创的陆军B-29轰炸机，必须使用简易机场强行着陆，尽管当时海军修建队的一些设备还放在机场上。那已经是黄昏时刻，天差不多已经黑了，当这架轰炸机机腹着陆时，我们都高兴得欢呼起来。但紧接着，飞机的头部径直撞在一辆推土机上，立即爆炸，我们不禁全惊呆了。成堆的尸体真是可怕。当我把一个机务人员的尸体从已不成形的飞机残骸中抬出来时，我还能看到他烧焦的手上戴着结婚戒指。
关于这一时期我玩扑克的技巧和赢钱的情况，过去的传说多少有些夸大。在惠蒂尔，我作为一个教友会教徒，无论搞什么赌博都会被教规所不容。但是，战时环境和甚至更令人难以忍受的单调生活的压力，使赌钱成了无法抗拒的消遣。我发现赌扑克不仅能让人娱乐、赢钱，而且颇有教益。我慢慢知道，拿着好牌的一般说话最少，声音也很轻；而那些投机的人往往话讲得很响，实际是给自己泄底。有一天晚上，我们赌扑克，我拿到方块同花大顺，下扣一张A。拿到这手牌的机会大约是六十五万分之一，我当然兴奋极了。但我仍能完全不动声色，因此这一把真赢了不少。
对南太平洋大多数的士兵来说，这是一次寂寞的战争，老是一次一次似乎无止境地等待着，而战斗通常是在数千英里以外的地方进行。我们贪婪地阅读着我们能弄到手的《生活》杂志，我由于厌烦，也出于虔诚，还老是翻来覆去读着那本我带在身边的带插图的旧《圣经》。我们唯一真正盼望的东西是家信，在我离家的14个月中，我每天写信给帕特。这些信她一直保存到今天。
当我在格林岛的时候，我遇到了查尔斯·林白，当时他正在执行战斗任务，为空军试飞新型飞机。指挥官曾邀我参加为招待林白举行的一次小型宴会，但由于在一个月之前，我已同意做东，组织一场扑克赛，不得不谢绝了。今天回想起来，我自己也觉得难以置信，为了赌钱竟然放过了一次同查尔斯·林白一起进餐的机会。但是在南太平洋那种极其寂寞和令人厌烦的环境中，赌扑克牌已不单纯是无聊消遣了，围绕它的一套清规戒律我们是非常认真对待的。1/4个世纪以后，我才有机会纠正这一错误，查尔斯和安妮·莫罗·林白接受我们的邀请，参加了一次在白宫举行的国宴。
1944年7月，我的海外勤务结束了，奉命回到美国。我赶上了一架从瓜达尔卡纳尔飞往夏威夷的运输机，当我们于半夜停在威克岛加油时，我下机来溜达一会儿，第一次看到了我们的一个战地公墓。我永远不会忘记那白色的十字架，一排一排又一排，从跑道的边缘开始一直伸展到远离家乡的那个小岛的黑暗深处。我想起了所有那些还在为这些不友好的和常常是荒无人烟的小块土地而战斗的人们。我不明白，过去也常常不明白，为什么美国人或日本人会觉得值得为这些小块土地打一仗，甚至为之牺牲性命。当然，我知道这些地方是把战争带到日本本土必须使用的跳板，所以，我们必须攻占它，而敌人也必须保住它。但是，站在威克岛等待着飞机加油，我却为战争的终归无益和它造成的可怕牺牲的现实而感慨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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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生于公元前30年。————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