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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是限民名田。晋朝的户调式、北魏的均田令、唐朝的租庸调法，都是实行此项理想的。后汉末的大乱，人民死亡的很多，自此经两晋南北朝，北方经过与蛮族的斗争，死亡也很剧烈。此时的土地是比较有余的，又得授田的制度以调剂其间，所以地权不平均的问题，比较不觉得严重。唐朝自贞观至于开元，时局是比较安静的。安静之时，资本易于蓄积，并兼之祸即随之而烈。天宝以后，藩镇割据，战祸除（1）安史之乱时；（2）黄巢乱时；（3）梁唐战争；（4）唐晋与契丹的战争，直接受祸的区域外，其实并不甚烈。人民死亡不能甚多。而（A）苛政亟行，（B）奢侈无度，封建势力和商业资本乘机大肆剥削，人民被逼得几于无路可走，我们试一翻《宋史》，便知道①当时的田无税的很多，②当时的丁不役的很多。这都是有特殊势力的人所得的好处，而其负担则皆并于贫弱之家。③民间借贷自春及秋便本利相侔，设或不能归偿，则什么东西债权人都可以取去抵债。见《宋史·陈舜俞传》。所以当时司马光上疏说：农民的情景是“谷未离场，帛未下机，已非己有，所食者糠籺而不足，所衣者绨褐而不完，直以世服田亩，不知舍此更有何可生之路耳”。乌呼痛哉！在政治上，（甲）自两税法行后，连名存实亡的平均地权的法令都没有了，（乙）而役法又极酷，（丙）而唐中叶后新增的苛税如盐、茶、酒及商业上的过税、住税等，宋朝又多未能删除，这些直接间接也都是人民的负担。租税的大体，自宋迄明未之有改，而元朝以异族入主中原又加重了封建势力的剥削。明朝自中叶以后，朝政的紊乱，又为历代所未有，藩王、勋戚、宦官等的剥削平民以及所谓乡绅的跋扈，亦是历代所罕有，所以民生问题，可以说自宋至明，大致都在严重的情形中。
至于“教”的问题，则除汉朝贾生、董生等所说一种贫而弱而愚的可怜情形外，另有一个严重的问题。中国古代宗教上崇拜的对象，最大的是地，次之则是吃田豕的虎，吃田鼠的猫，或防水的堤防等，再次之则是在家的门神、灶神，出门时的行神，及管个人寿算的司命等。见《礼记·郊特牲》及《祭法》。古时的人们对于祭天，是没有关系的。至于地，则本没有一个统一的地神————以方泽对阛丘，是晚出的概念，所以只有《周官》上有————在古代只有各祭其所利用的一片土地，所以最隆重的是社，而社会也是随着一个个农村而分立的。其最切近的为祖先，祖先不必说了，就是其余的神，也是限于一个很小的范围内的。这些神在氏族时代，则为一氏族内的人所崇拜，在部落时代，则为一部落的人所崇拜，彼此各不相干。在其部落以内，宗教师亦是一种分职，他所做的事情，虽无实益，却是人民对他有信仰心，并不嫌恶他。其实他自己亦不全是骗人的，多少总有些信以为真。他也无从分外榨取，至于氏族或部落以外，根本没有人信他，他更无从施展威权了。汉初的宗教还是如此，所以越巫、齐方士等各各独立。天子所祭的天神，虽然在诸神中取得最高的地位，然而诸侯尚且不许祭天，平民更不必说了。中国古代似乎贵族平民各有其所崇拜的对象，彼此各不相干，因此在上者要想借宗教之力以感化人民甚难，却也没有干涉人民的信仰，以致激变之事。列国间因本来怀抱著宗教是有地方性的观念，宗教信仰多包含在风俗习惯之中，君子行礼不求变俗，就是不干涉信仰的自由。所以彼此互不相干涉，亦没有争教的事。这实在是中国最合理的一件事，因为宗教总不过是生活的反映，各地方有各地方不同的生活，自然会产生不同的宗教，而亦正需要不同的宗教，硬要统一它做什么呢？老实说，就是勉强统一了，也只是一个名目，其内容还可以大不相同的。随著时代的变迁，从前各各分立的氏族或部落渐次统一而成一个大社会，社会既然扩大了，自然要有为全社会所共同信仰的大宗教，也自然会有为全社会所信仰的大宗教。这时代的大宗教，并不是单独发生，把从前的小宗教都消灭掉了的。乃是从前的旧宗教所变化发达而成。（1）把从前性质仅限于一部落一氏族的神扩大之而为全社会之神；（2）各地方所崇拜的神，有本来相同的，那自然不成问题；（3）否则亦可以牵强附会，硬把他算做一个；（4）其无须合并的，则建立一个系统，把他编制一下。如此许多分立的小宗教，就可以合并而成一大宗教了。这就是中国所谓道教。这种变化，大约在很早的时代，随著社会的变动，就逐渐进行的，至后汉末年，在社会上大显势力，至北魏太武帝时，寇谦之乃正式得到政府的承认。当两汉之间，佛教从印度输入中国，至后汉末年，也在社会上渐露头角。佛教的哲理，较之道教更为精深。————中国的学问，并不是不及印度，但专就哲理而论，却应该自愧弗如的，而宗教所需要的，却特别在这一方面。为什么呢？因为宗教倘使在政治社会方面多作正面的主张，就不免和政治发生冲突，和政治发生冲突，就要受到压迫了。佛教却在这一方面，有其特别优胜之点。它对于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几于毫无主张，只是在现社会的秩序之下，努力于个人的解脱。如此，于政治问题，就觉其毫无关系，而多少还可以掩蔽现实，麻醉人民，而使之驰心于净土。如此在消极方面说，就可以不受政府的干涉，而多少还可受些保护。在积极方面，则因他主张轮回，替人把希望扩张到无限大，而又自有其高深的哲理，足以自圆其说，所以还能够得到王公贵人的提倡；在平民眼里，佛教、道教本来是无甚区别的，谁宣传得起劲些，谁被信仰的机会就多些。如此佛教因其（1）给与人的希望之大，（2）哲理的精深，能得士大夫的信仰，其宣传之力，就超出于道教以上，所以其流行也较道教为盛。从两汉到南北朝，在精神界既然发生了全国共信的大宗教，就形成下列诸问题。
其一，在佛教尚未大行、道教也未十分组织成功之时，政治和社会，都有很大的不安，而宗教在这时代，业已从地域的进而为全国的了，自然会有人想利用他造成一种政治上反抗的力量，所以前后的变乱，含有宗教成分的很多。道教的大师如张角、张鲁、孙恩等不必说了，就和尚也有躬为祸首的，因此引起政治上的焚烧谶纬，禁止传习天文。
其二，第一问题在中国的关系不能算大，而为政府所承认的宗教，亦发生下列二大问题，即（A）在物质方面，教徒既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成为纯粹的分利分子，却还要消耗多大的布施，而且积蓄多了，便从事于兼并土地，役使奴仆，于经济的平均，很有妨害。（B）在精神方面，宗教麻醉的力量能使人离开现实，驰骛空虚，多少可以减少些反抗之力，缓和些怨恨之声，而且他多少要教人民以正直平和慈善，使社会增加几分安稳，这是政治上所希望的。所以历来也很有些儒者的议论，在这一方面承认二氏的功劳。但是宗教所教导的，断不能和政治上所要求的全然一致，而且和儒家传统的道德和伦理，不免有些不相容，而儒家却是在政治上积有权威的。因此之故，宗教问题在政治思想史上，也就有相当的关系了。
综括这一个时代，养的问题不能解决，教的问题亦觉得愚弱可怜，而严重的外患又相逼而来。稍加仔细观察，便觉得外患的成为问题，全是由于本国的社会病态太深之故，于是这一个时代的思想家，不期然而然的都触著了许多根本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