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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士试诗赋，其性质多近于浮华。明、清的科举重四书义，四书注则采用朱注，所以其士子的性质，多近于迂腐。空疏则不知官吏的职责，迂腐则成为改革的阻力。清朝后来所以政治上绝无可用之才，而所谓绅士，多成为顽固守旧之魁，即由于此。但此等人，究竟还有些方正的性质，总还有所不为，虽不懂得世务，还有些空泛的忠君爱民，顾惜名节等观念。而清朝从中叶以后，又大开其实官捐，出了钱的人，都可以买官做。于是官场的流品益杂，其人的道德观念和智识程度，又在科举中人之下。而仕途的拥挤，又逼着他无所不为，官方之坏，就不可收拾了。就一般国民之中，拔擢出一部分人来，算他有做官的资格，谓之取士。就已有做官资格的人，授之以官缺，谓之铨选。铨选有两法：一种是畀用人之人以选择之权的，是为注重衡鉴。一种则专守成法，不许以意出入，是为注意资格。以人批评人，固然很难得当，较之全不问其好坏，总要好些。所以就理论言，注重衡鉴之法，实较专凭资格为合理。但这是以操铨选之权者大公无私为限。若其不然，则势必衡鉴其名，徇私舞弊其实，还不如资格用人，可以较为安静了。从注重衡鉴，变为专守资格，亦是从前政治进化自然的趋势。政治主义不变，是无法可以遏止的。但在非常之时，亦必有非常之法，以济其穷。清朝却始终没有，一切又是循资按格。所以始终不能擢用有才有志的人，以振作士气，鼓舞民心，洊升至大僚的人，大都年已六七十，衰迟不振，惟利是图。这是清朝的政治所以绝无生气的原因。
在朝的政治，既无生气，所希望的，就是在野的人。在野的人，就是所谓士。不在其位的士大夫，都慷慨喜言政治，有时亦可影响于朝局。而且在野的人，喜谈政治，则留心政治的人必多，其中自多可用之才。苟得严明的君主以用之，自易有振敝起衰之望。党祸的根源，就政治上言之，实由上无严明之主，历代的党祸，其中的首领，也总有几个公忠体国的人，但大多数附和的人，则均系为名为利。加以惩治，适足使其名愈高，名高而利即随之，彼正私心得计，所以党争必不可以力胜。只要有严明的政治，持之以久，而不为其所摇动，久则是非自见，彼将无所藉以鼓动群众，其技即将穷而自止，而党祸也就消灭了。清朝承明代党争之后，防止立社结党甚严。又清以异族入主中原，对于汉人，较之前朝猜忌尤甚。所以士大夫都不敢谈政治，而萃其心力于辞章考据。清儒的学问，亦自有其特色，然就政治方面论，则大都是无用的。又承宋明理学盛极而衰之会，只致力博闻而不讲究做人的道理。所以其人的立身行己，多无足观。既无以自足于内，则必将浮慕乎外，而嗜利却不重名节，遂成为士大夫阶级一般的风气。
凡百政事，总是有了钱，才能够举办的。所以财政实为庶政的命脉。要想积极地整顿政治，理财之法，是不能不讲的。中国的政治，既是放任主义，所以其财政亦极窳敝。全国最重要的赋税是地丁。地即田税，丁乃身税，本指力役而言。责民应役，其弊甚多，乃改为折纳钱而免其役。而所谓折纳钱者，又不是真向应役的人征收，而是将全县丁额，设法摊派于有田之家，谓之丁随粮行。名为丁税，其实还是田税。清朝所谓编审，就是将丁税之额，设法改派一番，和清查户口，了不相干。所以各县丁税，略有定额，并不会随人口而增加。清圣祖明知其然，乃于康熙五十一年下诏：令后此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新生人丁，概不出赋，而旧有丁赋之额，仍要维持，就不得不将丁银摊入地粮了。至此，地丁两税，乃正式合并为一。所以昔时租税的基本部分，全为农民所负担，其伸缩之力极小。财政困难时，加赋往往召乱。但不加赋，又无以应付事情，这亦是从前政治难于措置的一端。
国家最重要的职务，是维持国内的秩序，抵御外来的侵略。为达到这两项目的起见，于是乎有兵刑。中国从前的情势，在承平时代，是无所谓兵的，所谓兵，只是有一种人名为兵而吃饷，其实并无战斗力。这是由于承平时代，并无对立的外敌，亦无必须预防的内乱。处此情形之下，当兵的人和带兵的人，自然不会预期着要打仗，而军政就因之腐败了。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无备，私天下的人，何尝不想维持强大的军队，以保守一己的产业？然有强兵而无目标，其兵锋往往会转而内向，这亦是私天下者之所惧，因此不敢十分加以整顿。而且在政治腐败之时，亦不知道要整顿，即使想整顿，亦复不能整顿。所以在历史上，往往内乱猝起，外患猝至，国家竟无一兵可用。要经过相当时间，新的可用的军队，才能从一面打仗、一面训练中，发生成长起来。这亦是为政情所规定，而无可如何的。
至于刑法，则向来维持秩序的，是习惯而非法律。换言之，即是社会制裁，而非法律制裁。其所由然：（1）因政治取放任主义而软弱无力。（2）因疆域广大，各地方风俗不同，实不能适用同一的法律。于是法律之为用微，而习惯之为用广。（3）因社会上的恶势力，并没有能够根本铲除。如家法处置等事，到现在还有存留于社会的。（4）因官僚阶级中人，以剥削平民为衣食饭碗，诉讼事件，正是一个剥削的好机会。此项弊窦，既为官僚阶级的本质，则虽良吏亦无如之何。不得已，乃惟有劝民息讼。以国家所设的官，本以听讼为职的，而至于劝民息讼，细想起来，真堪失笑。然在事实上，却亦不得不然。五口通商以后，西人藉口于我国司法的黑暗，而推行其领事裁判权，固不免心存侵略，然在我，亦不能说是没有召侮的原因。
中国的人民，百分之八十是农民，农民的知识，大概是从经验得来的。其种植的方法，颇有足称。但各地方的情形，亦不一律，如李兆洛做《凤台县志》，说当地的人，一人种田16亩，穷苦异常。有一个人，唤做郑念祖，雇一兖州人种园。两亩大面积，要雇一个人帮忙。所用的肥料，要2000个铜钱。而凤台本地人，却种10亩地，只用1000个铜钱的肥料。其结果，兖州人所种园地，大获其利，而凤台当地人，则往往不够本。于此，可见凤台人耕作之法，远不如兖州。李兆洛是常州人。常州是江南之地，江南的耕作法，是号称全国最精的，李氏因而主张，雇江南的农师，到凤台去教耕，兼教之以各种副业。他说：如此，一人16亩之地，必可温饱而有余。举此一例，可见各地方的农民，其智识的高低，并不一律。这是因地利之不同，历史之有异，如遭兵荒而技术因之退步等。所以其情形如此。但以大体论，中国的农民是困苦的。这因（1）水利的不修，森林的滥伐，时而不免于天灾。（2）因田主及高利贷的剥削，商人的操纵。（3）沃土的人口，易于增加。所种的田，因分析而面积变小。所以农民的生活，大多数在困苦之中。设遇天灾人祸，即遭流离死亡之惨，亦或成为乱源。工业：大抵是手工。有极精巧的，然真正全国闻名的工业品并不多。即使有，其销场实亦仍限于一区域中。流行全国的，数实有限。如湖笔、徽墨，其实并未推行全国，各处都有制造笔墨的人。此因制造的规模不大，产量不多，又运输费贵，受购买力的限制之故。普通用品，大抵各有行销的区域。工人无甚智识，一切都照老样子做，所以改良进步颇迟；而各地方的出品，形式亦不一律。商人在闭关时代，可谓最活跃的阶级，这因为社会的经济，既进于分工合作，即非交换不能生存。而生产者要找消费者，消费者要找生产者极难，商人居其间，却尽可找有利的条件买进，又可尽找有利的条件卖出。他买进的条件，是只要生产者肯忍痛卖。卖出的条件，是只要消费者能勉力买，所以他给与生产者的，在原则上，只有最低限度。取诸消费者的，在原则上，却达于最高限度。又且他们手中，握有较多的流动资本。所以商人与非商人的交易，商人总是处于有利地位的。在他们之中，专以流通资本为业的，是钱庄和票号，亦占有相当势力。当铺则是专与贫民做交易的，这可说是放债者的组织。中国的商业，虽有相当的发达，但受交通及货币、度量衡等制度发达不甚完美的影响，所以国内商业，还饶有发展的余地。商人经营的天才，亦有足称。但欲以之与现代资本雄厚、组织精密的外国商人为敌，自然是不够的。加以他们（1）向来是习于国内商业的，对于国外商业的经营，不甚习熟。（2）资本又不够雄厚。（3）外国机器制品输入，在中国饶有展拓之地，即居间亦有厚利可图。所以海通以来，遂发达而成为买办阶级。
农工商三种人，都是直接生利的，士则否。士人：（1）最得意的，自然是做官去了。（2）次之则游幕，亦是与官相辅而行的。（3）因做官的人生活宽裕，往往可以支持数代又读书，从前算做高尚的职业，所以农工商中，生活宽裕的，以及无一定职业，而生活宽裕的，亦或以读书为业。此等读书人，纯粹成为有闲阶级。（4）大多数无产的，则以教馆为生，握有全国文字教育之权。从前的读书人，知识大体是浅陋的。这因（1）中国人的读书，一部分系受科举制度的奖励。（2）又一部分，则因实际应用的需要，如写信、记账等。志在科举而读书的，自然专以应举为目的。从前人读书，所以入手即读四书，即因考试专重四书文之故。读到相当程度，即教以作应举之文，应举之文，如前述，是可以穷老尽气的。教者既除此之外，一无所知，学者的天资，在中等以下的，自亦限于此而不能自拔。所以一部分生计较裕、愿望较大的人，读了书，往往成为浅陋顽固之士。至于其读书，系为识得几个字，以便应用的，则教之之人，亦更为浅陋。大抵乡间的蒙馆，做老师的人，亦多数是不通科举之学的，他们本亦只能教人识几个字，写写信，记记账。在古代此等识字之书，编成韵语，使人且识字且诵读的。如《急就篇》等是。但在近代，此等书久未编纂，于是改而教人识方字。既已认识方字，此等编成韵语的书本可不读，因为方字便是其代用品。然此等闾里书师，四字见《汉书·艺文志》，可见现在村馆蒙师，历代都有。是只知道相沿的事实，而不知其原理的。既识方字之后，乃教之以《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千家诗》等。再进一步，就惟有仍教之以四书了，其结果，于此等人的生活，全不适切，应用的技能，亦所得有限。士人本有领守他阶级的责任，中国士人最能尽此责任的，要算理学昌明时代，因为理学家以天下为己任，而他们所谓治天下，并不是专做政治上的事情，改良社会，在他们看得是很要紧的。他们在乡里之间，往往能提倡兴修水利、举办社仓等公益事业。又或能改良冠婚丧祭之礼，行之于家，以为民模范。做官的，亦多能留意于此等教养之政。他们所提倡的，为非为是，姑置勿论，要之不是与社会绝缘的。入清代以后，理学衰落，全国高才的人，集中其心力的是考据。考据之学，是与社会无关系的。次之，则有少数真通古典主义文学的人，其为数较多的，则有略知文字，会做几篇文章、几首诗，写几个字，画几笔画的人。其和社会无关系，亦与科举之士相等。总而言之，近代的读书人，是不甚留意于政治和社会的事务的。所以海通以来，处从古未有的变局，而这一个阶级反应的力量并不大，若在宋明之世，士子慷慨好言天下事之时，则处土横议，早已风起云涌了。
士子而外，还有一种不事生产的人。此等人，在乡里则称为无赖，称为地痞，称为棍徒，出外则称为江湖上人，即现在上海所谓白相人，亦即古代所谓豪杰、恶少年等。此等人大抵不事生产，其生活却较一般平民为优裕。其进款的来源，则全靠其一种结合，因而成为一种势力。于是（1）或者遇事生风，向人敲诈。（2）则做犯法的事，如贩卖私盐等等。（3）或且为盗为贼。此等人和吏役大抵有勾结，吏役又有些怕他，所以在政治上，很难尽法惩治。在秩序安定之时，不过是一种游食之人，在秩序不安定之时，即可起而为乱，小之则盘踞山泽，大之则就要攻劫州县，成为叛徒了。历代的乱事，其扩大，往往由于多数农民的加入，其初起，往往是由此等人发动的。中国的平民是无组织的，此等人却有组织，所以英雄豪杰，有志举事的，亦往往想利用他们，尤其是在异族入据之世。但此等人的组织，根本是为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的。其组织虽亦有相当的精严，乃所谓盗亦有道。盗虽有道，其道究只可以为盗，真要靠他举行革命事业是不够的。
一般的风气，家族主义颇为发达。人类在较早的时代，其团结大概是依据血统的，当这时代，治理之权，和相生相养之道，都由血缘团体来担负，是为氏族时代。后来交通渐广，交易日繁，一团体的自给自足，不如广大的分工合作来得有利，于是氏族破坏，家族代兴。中国的家族，大体以“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为范围，较诸西洋的小家庭，多出上父母一代，间有超过于此的，如兄弟几房同居等，其为数实不多。此等组织，观念论者多以为其原因在伦理上，说中国人的团结，胜于欧美人。其实不然，其原因仍在经济上。（1）因有些财产，不能分析，如兄弟数人，有一所大屋子，因而不能分居是。（2）而其最重要的原因，则小家庭中，人口太少，在经济上不足自立。譬如一夫一妻，有一个害了病，一个要看护他，其余事情就都没人做了。若在较大的家庭中，则多少可借些旁人的力，须知在平民的家庭中，老年的父母，亦不是坐食的，多少帮着照顾孩子，做些轻易的事情。（3）慕累世同居等美名以为伦理上的美谈，因而不肯分析的，容或有之，怕究居少数，但亦未必能持久。凡人总有一件尽力经营的事情，对于它总是十分爱护的。中国人从前对于国家的关系，本不甚密切，社会虽互相联结，然自分配变为交易，明明互相倚赖之事，必以互相剥削之道行之，于是除财产共同的团体以内的人，大率处于半敌对的地位。个人所恃以为保障的，只有家族，普通人的精力，自然聚集于此了。因此，家族自私之惰，亦特别发达。（1）为要保持血统的纯洁，则排斥螟蛉子，重视妇女的贞操。（2）为要维持家族，使之不绝，则人人以无后为大戚。因而奖励早婚，奖励多丁，致经济上的负担加重，教养都不能达到相当的程度。（3）公益事情，有一部分亦以家族为范围，如族内的义田、义学等是。（4）因此而有害于更大的公益。如官吏的贪污，社会上经手公共事业的人的不清白，均系剥削广大的社会，以利其家族。（5）一部分人，被家族主义所吞噬，失其独立，而人格不能发展。尤其是妇女，如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因而不施以教育，反加以抑压锢蔽之类。总而言之，家族制度和交换制度，是现代社会的两根支柱，把这两根支柱拉倒了，而代以他种支柱，社会的情形就大变了。
乡土观念亦是习惯所重的。（1）因交通不便，各地方的风俗，不能齐一，尤其言语不能尽通。（2）而家族主义，亦本来重视乡土的。因为家族的根据，总在一定的地方，而习俗重视坟墓，尤属难于迁移之故。因此离开本乡，辄有凄凉之念，虽在外数十年，立有事业，仍抱着“树高千丈，叶落归根”的思想，总想要归老故乡，而尸棺在千里之外，亦要运归埋葬。此于远适异域，建立功业，从事拓殖，颇有些阻碍。羁旅之人，遇见同乡，亦觉得特别亲近，只看各地会馆的林立，便可知道，此于国族的大团结，亦颇有妨碍。后来旅外的华侨，虽在异国，仍因乡贯分帮，即其一证。
中国人是现实主义的，不甚迷信宗教。其故：因自汉以后，儒教盛行，儒教的宗旨，系将已往的时代，分为三阶段。（1）在部族公产之世，社会内部，绝无矛盾，对外亦无争斗，谓之大同。（2）及封建时代，此等美妙的文化，业经过去了，然大同时代的规制，仍有存留。社会内部的矛盾，还不甚深刻，是为小康。大同、小康之名，见于《礼记·礼运》。（3）其第三个时期，没有提及，我们只得借《春秋》中的名词，称之为乱世了。《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分为三世：（1）据乱而作，（2）进于升平，（3）再进于太平，明是要把世运逆挽至小康，再挽之大同的。太平大同的意义，后世已无人能解，小康之义，儒书传者较详，后人都奉为治化的极则。其实儒家的高义，并不止此。其说法，还是注重于社会组织的。想把事务件件处置得妥帖，使人养生送死无憾。儒教盛行，大家所希望的，都在现世，都可以人力致之。所以别种宗教，所希望的未来世界，或别一世界，靠他力致之的，在中国不能甚占势力。虽然如此，人对现世的觖望，总是不能无有的，于是有道、佛二教，以弥补其空隙。（1）儒教的善恶报应，是限于现世的，延长之则及于子孙，这往往没有应验，不能使求报的人满足。佛教乃延长其时间而说轮回，另辟一空间而说净土，使人不致失望。（2）高深的哲学，在中国是不能发达的，佛教则极为发达，可以满足一部分人的求知欲。（3）其随时随地，各有一神以临之，或则系属善性，而可以使人祈求；或则系属恶性，而可以使人畏怖；则自古以来，此等迷信的对象本甚多，即后来亦有因事而发生的，都并入于道教之中。前者如各地方的土地、山川之神；后者如后世货币用弘，则发生财神，天痘传染，则发生痘神等是。中国宗教，发达至此，已完全具足，所以再有新宗教输入，便不易盛行。
以上所说，系就通常情形立论。若在社会秩序特别不安定之时，亦有借宗教以资煽惑的，则其宗教，迷信的色彩，必较浓厚，而其性质，亦不如平时的宗教的平和，历代丧乱时所谓邪教者都是。
以上是中国政治和社会的轮廓。总而言之：
（1）当时中国的政治，是消极性的，在闭关时代，可以苟安，以应付近世列国并立的局面则不足。
（2）当时中国的人民和国家的关系是疏阔的，社会的规则都靠相沿的习惯维持，所以中国人民无其爱国观念，要到真有外族侵入时，才能奋起而与国家一致。
（3）中国社会的风俗习惯，都是中国社会的生活情形所规定的，入近世期以后，生活情形变，风俗习惯亦不得不变。但中国疆域广大，各地方的生活，所受新的影响不一致，所以其变的迟速，亦不能一致，而积习既深，变起来自然也有相当的困难。
（选自《吕思勉文集·中国近代史八种·中国近世史前编》第一、二章）
自述学习历史之经过 [1]
一 少时得益于父母师友
《堡垒》的编者，嘱我撰文一篇，略述自己学习历史的经过，以资今日青年的借鉴。我的史学，本无足道；加以现在治史的方法，和从前不同，即使把我学习的经过，都说出来，亦未必于现在的青年有益。所以我将此题分为两橛，先略述我学习的经过，再略谈现在学习的方法。
我和史学发生关系，还远在八岁的时候。我自能读书颇早，这一年，先母程夫人，始取《纲鉴正史约编》，为我讲解，先母无暇时，先姊颂宜（讳永萱），亦曾为我讲解过。约讲至楚汉之际。我说：我自己会看了，于是日读数页。约读至唐初，而从同邑魏少泉先生（景徵）读书。先生命我点读《纲鉴易知录》,《约编》就没有再看下去。《易知录》是点读完毕的。十四岁，值戊戌变法之年，此时我已能作应举文字。八股既废，先师族兄少木先生（讳景栅）命我点读《通鉴辑览》，约半年而毕。当中日战时，我已读过徐继畬的《瀛环志略》，并翻阅过魏默深的《海国图志》，该两书中均无德意志之名，所以竟不知德国之所在，由今思之，真觉得可笑了。是年，始得邹沅帆的《五洲列国图》，读日本冈本监辅的《万国史记》，蔡尔康所译的《泰西新史揽要》，及王韬的《普法战纪》。黄公度的《日本国志》，则读而未完，是为我略知世界史之始。明年，出应小试，徼幸入学。先考誉千府君对我说：你以后要多读些书，不该兢兢于文字之末了。我于是又读《通鉴》和毕沅的《续通鉴》，陈克家的《明纪》，此时我读书最勤，读此三书时，一日能尽十四卷，当时茫无所知，不过读过一遍而已。曾以此质诸先辈，先辈说：“初读书时，总是如此，读书是要自己读出门径来的，你读过两三千卷书，自然自己觉得有把握，有门径。初读书时，你须记得《曾文正公家书》里的话：‘读书如略地，但求其速，勿求其精。'”我谨受其教，读书不求甚解，亦不求其记得，不过读过就算而已。十七岁，始与表兄管达如（联第）相见，达如为吾邑名宿谢钟英先生之弟子，因此得交先生之子利恒（观），间接得闻先生之绪论。先生以考证著名，尤长于地理，然我间接得先生之益的，却不在其考证，而在其论事之深刻。我后来读史，颇能将当世之事，与历史上之事实互勘，而不为表面的记载所囿，其根基实植于此时。至于后来，则读章太炎、严几道两先生的译著，受其启发亦非浅。当世之所以称严先生者为译述，称章先生为经学，为小学，为文学，以吾观之，均不若其议论能力求覈实之可贵。
苏常一带读书人家，本有一教子弟读书之法，系于其初能读书时，使其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过，使其知天下（当时之所谓天下）共有学问若干种？每种的源流派别如何？重要的书，共有几部？实不啻于读书之前，使其汎滥一部学术史，于治学颇有裨益。此项功夫，我在十六七岁时亦做过，经、史、子三部都读完，惟集部仅读一半。我的学问，所以不至十分固陋，于此亦颇有关系。（此项功夫，现在的学生，亦仍可做，随意浏览，一暑假中可毕。）
十七岁这一年，又始识同邑丁桂徵先生（同绍）。先生之妻，为予母之从姊。先生为经学名家，于小学尤精熟，问以一字，随手检出《说文》和《说文》以后的字书，比我们查字典还要快。是时吾乡有一龙城书院，分课古经，舆地，天算，词章。我有一天，做了一篇经学上的考据文字，拿去请教先生，先生指出我对于经学许多外行之处，因为我略讲经学门径，每劝我读《说文》及《注》《疏》。我听了先生的话，乃把《段注说文》阅读一过，又把《十三经注疏》亦阅读一过，后来治古史略知运用材料之法，植基于此。
二 我学习历史的经过
我少时所得于父母师友的，略如上述。然只在技术方面；至于学问宗旨，则反以受莫不相识的康南海先生的影响为最深，而梁任公先生次之。这大约是性情相近之故罢！我的感情是强烈的，而我的见解，亦尚通达，所以于两先生的议论，最为投契。我的希望，是世界大同，而我亦确信世界大同之可致，这种见解，实植根于髫年读康先生的著作时，至今未变。至于论事，则极服膺梁先生，而康先生的上书记，（康先生上书，共有七次。第一至第四书，合刻一本，第五、第七各刻一本，惟第六书未曾刊行。）我亦受其影响甚深。当时的风气，是没有现在分门别类的科学的，一切政治上社会上的问题，读书的人，都该晓得一个大概，这即是当时的所谓“经济之学”。我的性质，亦是喜欢走这一路的，时时翻阅《经世文编》一类的书，苦于掌故源流不甚明白。十八岁，我的姨丈管凌云先生（讳元善），即达如君之父，和汤蛰仙先生同事，得其书《三通考辑要》，劝我阅读。我读过一两卷，大喜，因又求得《通考》原本，和《辑要》对读，以《辑要》为未足，乃舍《辑要》而读原本。后来又把《通典》和《通考》对读，并读过通志的二十略。此于我的史学，亦极有关系。人家都说我治史喜欢讲考据，其实我是喜欢讲政治和社会各问题的，不过现在各种社会科学，都极精深，我都是外行，不敢乱谈，所以只好讲讲考据罢了。
年二十一岁，同邑屠敬山先生（寄）在读书阅报社讲元史，我亦曾往听，先生为元史专家，考据极精细，我后来颇好谈民族问题，导源于此。
我读正史，始于十五岁时，初取《史记》照旧方评点，用五色笔照录一次，后又向丁桂徵先生借得前后《汉书》评本，照录一过。《三国志》则未得评本，仅自己点读一过，都是当作文章读的，于史学无甚裨益。我此时并读《古文辞类纂》和王先谦的《续古文辞类纂》，对于圈点，相契甚深。我于古文，虽未致力，然亦略知门径，其根基实植于十五岁、十六岁两年读此数书时。所以我觉得要治古典文学的人，对于前人良好的圈点，是极需颇殷的。古文评本颇多，然十之八九，大率俗陋，都是从前做八股文字的眼光，天分平常的人，一入其中，即终身不能自拔。如得良好的圈点，用心研究，自可把此等俗见，祛除净尽，这是枝节，现且不谈。四史读过之后，我又读《晋书》《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亦如其读正续《通鉴》及《明纪》然，仅过目一次而已。听屠先生讲后，始读辽、金、元史，并得其余诸史补读。第一次读遍，系在二十三岁时，正史是最零碎的，匆匆读过，并不能有所得，后来用到时，又不能不重读。人家说我正史读过遍数很多，其实不然，我于四史，《史记》《汉书》《三国志》，读得最多，都曾读过四遍。《后汉书》《新唐书》《辽史》《金史》《元史》三遍，其余都只两遍而已。
我治史的好讲考据，受《日知录》《廿二史劄记》两部书，和梁任公先生在杂志中发表的论文，影响最深。章太炎先生的文字，于我亦有相当影响；亲炙而受其益的，则为丁桂徵、屠敬山两先生。考据并不甚难，当你相当的看过前人之作，而自己读史又要去推求某一事件的真相时，只要你肯下功夫去搜集材料，材料搜集齐全时，排比起来，自然可得一个结论。但是对于群书的源流和体例，须有常识。又什么事件其中是有问题的，值得考据，需要考据，则是由于你的眼光而决定。涉猎的书多了，自然读一种书时，容易觉得有问题，所以讲学问，根基总要相当的广阔，而考据成绩的好坏，并不在于考据的本身。最要不得的，是现在学校中普通做论文的方法，随意找一个题目，甚而至于是人家所出的题目。自己对于这个题目，本无兴趣，自亦不知其意义，材料究在何处，亦茫然不知，于是乎请教先生，而先生亦或是一知半解的，好的还会举出几部书名来，坏的则不过以类书或近人的著作塞责而已。（以类书为线索，原未始不可，若径据类书撰述，就是笑话了。）不该不备，既无特见，亦无体例，聚集钞撮，不过做一次高等的钞胥工作。做出来的论文，既不成其为一物，而做过一次，于研究方法，亦毫无所得，小之则浪费笔墨，大之则误以为所谓学问，所谓著述，就是如此而已，则其贻害之巨，有不忍言者已。此亦是枝节，搁过不谈。（此等弊病，非但中国如此，即外国亦然。抗战前上海《大公报》载有周太玄先生的通信，曾极言之。）
三 社会科学是史学的根基
我学习历史的经过，大略如此，现在的人，自无从再走这一条路。史学是说明社会之所以然的，即说明现在的社会为什么成为这个样子。对于现在社会的成因，既然明白，据以推测未来，自然可有几分用处了。社会的方面很多，从事于观察的，便是各种社会科学。前人的记载，只是一大堆材料。我们必先知观察之法，然后对于其事，乃觉有意义，所以各种社会科学，实在是史学的根基，而尤其是社会学。因为社会是整个的，所以分为各种社会科学，不过因一人的能力有限，分从各方面观察，并非其事各不相干，所以不可不有一个综合的观察。综合的观察，就是社会学了。我尝觉得中学以下的讲授历史，并无多大用处。历史的可贵，并不在于其记得许多事实，而在其能据此事实，以说明社会进化的真相。根据于事实，以说明社会进化的真相，非中学生所能；若其结论系由教师授与，则与不授历史何异？所以我颇主张中学以下的历史，改授社会学，而以历史为其注脚，到大学以上，再行讲授历史。此意在战前，曾在《江苏教育》上发表过，未能引起人们的注意。然我总觉得略知社会学的匡廓，该在治史之先。至于各种社会科学，虽非整个的，不足以揽其全，亦不可以忽视。为什么呢？大凡一个读书的人，对于现社会，总是觉得不满足的，尤其是社会科学家，他必先对于现状，觉得不满，然后要求改革；要求改革，然后要想法子；要想法子，然后要研究学问。若其对于现状，本不知其为好为坏，因而没有改革的思想；又或明知其不好，而只想在现状之下，求个苟安，或者捞摸些好处，因而没有改革的志愿，那还讲学问做什么？所以对于现状的不满，乃是治学问者尤其是社会科学者真正的动机。此等愿望，诚然是社会进步的根原；然欲遂行改革，非徒有热情，便可济事，必须有适当的手段，而这适当的手段，就是从社会科学里来的。社会的体段太大了，不像一件简单的物事，显豁呈露的摆在我们面前，其中深曲隐蔽之处很多，非经现代的科学家，用科学方法，仔细搜罗，我们根本还不知道有这回事，即使觉得有某项问题，亦不会知其症结之所在。因而我们想出来的对治的方法，总像斯宾塞在《群学肄言》里所说的：看见一个铜盘，正面凹了，就想在反面凸出处打击一下，自以为对症发药，而不知其结果更坏。发行一种货币，没有人肯使用，就想用武力压迫，就是这种见解最浅显的一个例子。其余类此之事还很多，不胜枚举，而亦不必枚举。然则没有科学上的常识，读了历史上一大堆事实的记载，又有何意义呢？不又像我从前读书，只是读过一遍，毫无心得了么？所以治史而又能以社会科学为根柢，至少可以比我少花两三年功夫，而早得一些门径。这是现在治史学的第一要义，不可目为迂腐而忽之。
对于社会科学，既有门径，即可进而读史，第一步，宜就近人所著之书，拣几种略读，除本国史外，世界各国的历史，亦须有一个相当的认识；因为现代的历史，真正是世界史了，任何一国的事实，都不能撇开他国而说明。既然要以彼国之事，来说明此国之事，则对于彼国既往的情形，亦非知道大概不可。况且人类社会的状态，总是大同小异的：其异，乃由于环境之殊，比如夏葛而冬裘，正因其事实之异，而弥见其原理之同。治社会科学者，最怕的是严几道所说的“国拘”，视自己社会的风俗制度为天经地义，以为只得如此，至少以为如此最好。此正是现在治各种学问的人所应当打破的成见，而广知各国的历史，则正是所以打破此等成见的，何况各国的历史，还可以互相比较呢？
四 职业青年的治学环境
专治外国史，现在的中国，似乎还无此环境。如欲精治中国史，则单看近人的著述，还嫌不够，因为近人的著述，还很少能使人完全满意的，况且读史原宜多觅原料，不过学问的观点，随时而异，昔人所欲知的，未必是今人所欲知，今人所欲知的，自亦未必是昔人所欲知。因此昔人著述中所提出的，或于我们为无益，而我所欲知的，昔人或又未尝提及。居于今日而言历史，其严格的意义，自当用现代的眼光，供给人以现代的知识，否则虽卷帙浩繁，亦只可称为史料而已。中国人每喜以史籍丰富自夸，其实以今日之眼光衡之，亦只可称为史料丰富。史料丰富，自然能给专门的史学家以用武之地，若用来当历史读，未免有些不经济，而且觉得不适合。但是现在还只有此等书，那也叫没法，我们初读的时候，就不得不多费些功夫。于此，昔人所谓门径是自己读出来的；读书之初，不求精详，只求捷速；读书如略地，非如攻城……仍有相当的价值。阅读之初，仍宜以编年史为首务，就《通鉴》一类的书中，任择一种，用走马看花之法，匆匆阅读一遍。此但所以求知各时代的大势，不必过求精细。做这一步功夫时，最好于历史地理，能够知道一个大概。这一门学问，现在亦尚无适当的书，可取《方舆纪要》，读其全书的总论和各省各府的总论。读时须取一种历史地图翻看。这一步功夫既做过，宜取《三通考》，读其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兵、刑十三门。历史的根柢是社会，单知道攻战相杀的事是不够的，即政治制度，亦系表面的设施。政令的起原（即何以有此政令），及其结果（即其行与不行，行之为好为坏），其原因总还在于社会，非了解社会情形，对于一切史事，可说都不能真实了解的。从前的史籍，对于社会情形的纪述，大觉阙乏。虽然我们今日，仍可从各方面去搜剔出来，然而这是专门研究的事。在研究之初，不能不略知大概。这在旧时的史籍中，惟有叙述典章制度时，透露得最多。所以这一步工夫，于治史亦殊切要。此两步工夫都已做过，自己必已有些把握，其余一切史书，可以随意择读了。正史材料，太觉零碎，非已有主见的人，读之实不易得益，所以不必早读。但在既有把握之后读之，则其中可资取材之处正多。正史之所以流传至今，始终被认为正史者，即由其所包者广，他书不能替代之故。但我们之于史事，总只能注意若干门，必不能无所不包。读正史时，若能就我们所愿研究的事情，留意采取，其余则只当走马看花，随读随放过，自不虑其茫无津涯了。
考据的方法，前文业经略说，此中惟古史最难。因为和经子都有关涉，须略知古书门径，此须别为专篇乃能详论，非此处所能具陈。
学问的门径，所能指出的，不过是第一步。过此以往，就各有各的宗旨，各有各的路径了。我是一个专门读书的人，读书的工夫，或替比一般人多些，然因未得门径，绕掉的圈儿，亦属不少。现在讲门径的书多了，又有各种新兴的科学为辅助，较诸从前，自可事半功倍。况且学问在空间，不在纸上，读书是要知道宇宙间的现象，就是书上所说的事情；书上所说的事情，也要把他转化成眼前所见的事情。如此，则书本的记载，和阅历所得，合同而化，才是真正的学问。昔人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其中确有至理。知此理，则阅历所及，随处可与所治的学问相发明，正不必兢兢于故纸堆申讨生活了。所以职业的青年，治学的环境，未必较专门读书的青年为坏，此义尤今日所不可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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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选自《蒿庐问学记》。收入时有编者按：吕思勉先生一九四一年应上海《中美日报》《堡垒》副刊编者之请，在该刊的《自学讲座》内，接连发表了四篇文章，详细记述早年受教育经过。现将全文载后。《自述学习历史之经过》这个标题是编者加的，四个小题是原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