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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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偏误之方式，非能真明确的了解事实或判断事变者也。在一个时期内，希腊之革命、西班牙之革命、南美之革命，是相关联的；而在他一时期，波兰事件、丹麦事件、德意志事件、意大利事件，彼此之间，有极密切的关系，列强皆同时卷入漩涡中，是为不可否认之事实。第三个方式，是为时代的叙述，依此方式，可以将一切有关系之事件，同时研究，而求出其相互关系及历史的因果。不过时期之分划，亦是一个困难问题。使无一定正确的标准以分段落，则一时期中，不必能尽包括有关系之外交事实、国际现象，而定其因果关系。所以我们虽认定时代的分类方法，于外交史研究上为相宜，却认定有对于时代的分划，定一合理的便宜的标准之必要。

    分段之标准，可从两方面求之。其一求之于史实，即就历史上最有影响之大事变，构成国际关系变迁之大关键者，取以为各时期分段之界点。其他求之于政治主义，即取政治主义之支配一时代外交家的政纲，而于国际关系上有大影响者，以为各时期分段之界点。依第一个标准分段，则近时国际关系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拿破仑战事后维也纳会议起，至普法战争；第二个时期从德意志统一至1914年之欧战；第三个时期则从1919年之巴黎和会，以至现今。拿破仑战争后的维也纳会议、德意志帝国统一及欧洲大战之三个事变，构成近时国际政治史上三个最大的关键。对于拿破仑战争扰乱之欧洲政局，维也纳会议实当改造之任。德意志帝国统一之结果，将既存之欧洲均势复行摇动，而造成40年武装平和之危局，卒致发生欧洲大战。巴黎和会收束大破坏后之世界政局，谋于联治主义之名义下，重新形成一种均势之局面。依此标准，将近时外交史时期分为三段，各时期之国际关系自成一系统。我们因此可以明白国际政治之重要关键，而识得其变迁之阶段。

    由第二个标准分段，则当依19世纪以来支配国际政治的思想主义，分为若干时期。而正统主义、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及国际主义之四者，次第供我们以分段之目标。维也纳会议之后，欧洲政治支配于神圣同盟及四国同盟之手。此等同盟在政治上所持之原则，是所谓正统主义（Principle of legitimacy, Legitimism）。它们执此主义，到处保护旧王朝，保护各国之主权者，抵抗革命运动。其时列强常干涉二三流国家之内政，为正统王室及专制政治张目。1820年之特洛白（Troppau）公会，1821年之芮巴赫（Laibach）公会，1822年之卫洛拉公会（Congress of Verona），均为讨论此种干涉问题而开；而有名之《孟罗宣言》即为对待此项干涉而起。从此时以至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其间正统主义臻于全盛，支配欧洲政局。1830年法国革命成功，希腊及比利时两国之独立事业亦告完成，正统主义之势力渐就衰落。迨至1848年，专制主义失败，自由立宪政治勃兴于欧洲，神圣同盟之权力，全然倾覆，正统主义一蹶不振。1852年，采纳民族主义之路易·拿破仑称帝于法，为欧洲政治活动之中心人物，民族主义得所凭依，代正统主义以成欧洲政治之支配的势力。奥国与匈牙利之合组为政合国（1867年），意大利之统一、德意志之统一，是为民族主义之实现。1871年普法战争终局以后，德意志以一新兴之民族国家雄视欧洲，民族势力膨胀之竞争，演成武装平和之局面。德意志帝国之建立，可说是19世纪中一个最大的政治事实。从那时以后，欧洲的国际问题，已不是关于此一国的王位继承，或彼一国的革命扑灭，甲民族的解放运动，或乙民族的统一完成等项局部的问题；而是新旧国家势力冲突问题，独立的大国民对外发展、彼此争霸之问题。所谓大斯拉夫主义、大德意志主义、大英帝国主义，乃至于未恢复的意大利（Italia irredenta）运动，都是以民族利益的名义，图达帝国主义之目的。帝国主义可说是民族主义之恶化。帝国主义的势力冲突至于极点，爆发于1914年，而有四年余的空前大战争。在民族竞争，帝国主义发展之全盛期中，同时在他方面渐起有一个对抗的势力，是即国际主义。在此时期中，世界和平运动，渐露头角。提倡国际联治以救民族争斗之弊害者，渐增其势力。1899年有第一次海牙平和会议之召集，已经是在国际政治上开一新纪元。自后一般仲裁条约与国际共同行政组织日见发达。1914年欧洲战祸之反动，更以促进平和主义者之努力，而国际政治根本改造之运动，即酝酿于战争期中。其结果则在1919年之巴黎和会，决定创设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之一种新世界组织，此为国际主义代替帝国主义以支配国际政治之新趋势。国际主义今虽尚不能全然占取民族主义、帝国主义之地位，然其为20世纪方兴未艾之新势力，则不可否认。依此考虑，我们可以将近时外交史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始于1815年维也纳会议，终于1848年之革命运动，是为正统主义时代。自此以后，入于第二个时期，以至于1871年德意志帝国成立，是为民族主义时代。第三个时期包括从1871年至1914年欧战期间的历史，是为帝国主义时代。第四个时期起自1919年之巴黎和议，今尚在继续中，我们可视为国际主义时代。依此项分段方法，我们可以识得一个时期中支配国际政治之主动力，而可于错综纷纠之国际事变中寻出一个系统。

    上述两个历史的分段标准，虽从两个不同的见地着眼，然而固非截然不相容者。我们如采用后一个标准，既可得其特有之长处，同时亦可兼有前一个标准之便利。盖依时代政治主义分出之四个时期，与依前项国际大事变分出之三个时期，彼此分段固有交接之点，有共同的特征。依事变分段，从维也纳会议至德意志统一之全时期中，可说是正统主义与民族主义争斗之时期；而从德意志统一至欧洲大战及其以后，是为民族主义、帝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对抗之时期。所以我们研究外交史，主要采用时代的叙述方法，而依政治主义分段，将近时外交史分作四个时期叙述。现在我们所讲述者当然限于前三个时期；第四个时期，即国际主义时期，则今方开始，且关于最近的政治事情，不容易得到正确的史料。

    近世国际政治以欧洲政治为中心。欧洲外交向为世界政治之主动。因为美洲有力之美国从前以不与闻外事为主义；其他各洲国家，文明富强之度，逊于欧洲国家，不能积极的活动于国际政治舞台，与欧洲国家并驾齐驱，反而常供欧洲国家的逐鹿场。所以讲外交史，以欧洲外交为研究的中心点，由此点出发，并及于世界全局政治关系，实为当然之事。不过即言欧洲外交，其主体亦不外诸强国；始则维也纳会议后，有俄、奥、普、英四国主持欧洲政治；后来次第加入法意共为六强（最后国际政治由欧洲的扩张为世界的，加入美国、日本），主持欧洲政治。其他二三流国家，政治上居于被动地位。故欲明欧洲政局之变迁，要在研究诸强国之外交，而于二三流国家之外交，则惟于它们加入外交谈判中，或其问题牵涉全欧时，始特别述及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