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山泊的社会基础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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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流氓集团

    在中国历史上，有争夺帝位的野心者不外两种人，一是豪族，如杨坚、李世民等是。二是流氓，如刘邦、朱元璋等是。此盖豪族有所凭借，便于取得权力，流氓无所顾忌，勇于冒险。

    豪族所凭借的是什么？吾国自古以农立国，土地是唯一的生产工具，也是唯一的权力基础。但是四民之中，农民最苦。吾国的遗产继承制，以诸子均分为主，纵是大农，一传再传之后，土地亦必细分，由大农变为小农，土地的生产已经不能维持一家的生活，而租税又以田赋为主，农民受了苛税的压迫，结果便如晁错所言：

    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亡日休息……勤苦如此，倘复被水旱之灾……赋敛不时……当具有者半价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

    宋时司马光亦说：

    农民值丰岁，贱输其所收之粟以输官，比常岁之价或三分减二，于斗斛之数或十分加一，以求售于人。若值凶年，无谷可粜，吏责其钱（田赋）不已，欲卖田则家家卖田，欲卖屋则家家卖屋，欲卖牛则家家卖牛。无田可售，不免伐桑枣，撤屋材，卖其薪，或杀牛卖肉，得钱以输官。一年如此，明年将何以为生乎？

    农民穷苦如是，豪族则乘农民的穷苦，兼并了许多土地。豪族多出身于官僚，依政治上的权力，以武断于乡曲。春秋时代已有“子驷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师氏皆丧田焉，故五（？）族聚群不逞之人……以作乱……杀子驷（当国）、子国（司马）、子耳（司空），劫郑伯以如北宫”之事。降至秦代，商鞅变法，“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汉兴，循而未改，虽然西汉初年曾徙郡国豪杰以实园陵，然而强宗大族的势力并不少衰，吾人观刺史以六条问事，其中一条乃察“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另一条又察“二千石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政令”，即可知之。然此压制未必就有效果，宣帝时代有“宁负二千石，无负豪大家”之言。到了东汉，“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三国时代，北方则“大族田地有余，而小民无立锥之地”。南方豪族亦“势利倾于邦君，储积富乎公室……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此种兼并经南北朝而至隋唐，虽然北朝及隋唐均施行公田之制，然田之分配并不平均，而豪族且有封固山泽之事。唐自永徽以后，“豪富兼并，贫者失业”。降至宋代，即在梁山泊草寇尚未出现以前，“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成俗，重禁莫能止焉”。而他们又无科输，国家复将他们所免缴的田赋分配给平民负担，故史云：“强宗巨室阡陌相望，而多无税之田，使下户为之破产。”这种豪族不必自己耕耘，可将土地借给佃农，按时收租，遨游都市，上结官府，下交游士。一旦天下有变，他们常筑坞堡以自卫。而有野心者则可率其部曲，做争夺帝位的豪举。

    流氓呢？中国的流氓与罗马时代的贫民不同，罗马时代的贫民乃出身于公民阶级，他们有公权（选举权），他们可利用公权向国家及富豪勒索金钱，以维持自己的生活。他们在经济上虽然没有直接的贡献，而却有间接的作用。罗马是奴隶社会，一切生产事业均由奴隶担任，而奴隶则由战争的俘虏而来。所以罗马只有不断地打胜仗，不断地侵服邻国，不断地扩张领土，而后奴隶的来源才不会断绝。但是要向外国开战，须有军队，而组织军队的人则为公民。因此，他们虽然穷苦，而在政治上及社会上尚有相当的势力。中国的流氓既然没有公权，而在经济上又只有破坏的作用，没有建设的作用，何以他们也有势力？

    中国的流氓又与现代的劳动阶级不同，现代的劳动阶级在许多国家虽然过着穷苦的生活，但是他们乃是生产要素之一，只要他们停止工作，社会的经济就发生恐慌。中国的流氓不曾劳动，也不想劳动，社会并不依靠他们而存在，他们却要依靠社会讨生活。他们完全是一种过剩人口，纵令他们全部灭亡，也不妨害社会的存在，反而他们的灭亡却可使社会的秩序因之安定。他们的地位既然如斯，何以他们竟有势力？

    中国是农业国家，中国的农业甚见幼稚。技术的幼稚已可妨害生产力的发达，而过小地耕种又令技术不容易改良。其结果，农民当然没有储蓄，而致再生产只能在同一规模上，不断地反复着。然而地力是有限的，收获是递减的，年年在同一的土地，作同一的耕种，收获何能不年年减少。西汉在文帝时代，“百亩之收不过百石”。东汉时代生产力似已提高，“亩收三斛”。由三国而至晋代，一亩之收“或不足以偿种”。降至唐代，“一顷出米五十余斛”。到了宋代，太宗时，“亩约收三斛”，神宗时，“大约中岁亩一石”。然据吕惠卿之言，“田岁收来四五六斗”。生产力如斯低落，而又加之以水旱之灾、赋税之重，百姓遂“弃田流徙为闲民”。闲民增加，贫穷已经成为普遍的现象。

    贫穷的普遍化就是暗示中国社会快要发生大乱了。王莽时代，“四方皆以饥寒穷愁，起为盗贼，稍稍群聚，常思岁熟，得归乡里，众虽数万，不敢略有城邑，转掠求食，自阕而已”。晋惠帝时代，“频岁大饥，百姓乃流移就谷”，“至于永嘉，丧乱弥甚，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终而引起流民作乱之事。隋炀帝时代，“百姓困穷，财力俱竭，安居则不胜冻馁，死期交急，剽掠则获得延生，于是始相聚为群盗”。唐僖宗时代，“天下盗贼蜂起，皆出于饥寒”。至宋，税重役繁，百姓多弃田不耕，“民罕上著”。而花石纲又复扰民，“方腊因民不忍，阴聚贫乏游手之徒，起为乱，破六州五十二县，戕平民二百万”。此种历史都可以证明：因贫穷而作乱的，多由流氓发动。他们没有“身家性命”，而生活又不安定，生的快乐既未尝过，死的苦痛也不恐怖。他们最肯冒险，由九死一生之中，突然地置身于云霄之上。他们个人虽然没有势力，而成群结队之后，就可以横行江湖。绅士怕他们捣乱，农民怕他们鱼肉，他们在中国社会上，乃是化外之民，隐然成为一个势力。

    流氓在中国历史上曾演过重要的角色。他们常常变为流寇，先向最没有抵抗力的农民肆行劫掠，而使疲敝不堪的农村，连余喘也不能保。农村破坏之后，政府因田赋的减少，财政也日益穷匮，不能不用苛捐杂税来刮索人民，然而一切刮索最后都转嫁在农民身上。例如南宋理宗淳祐八年，陈求鲁曾说：

    常赋之入尚为病，况预借乎。预借一年未已也，至于再，至于三。预借三岁未已也，至于四，至于五。窃闻今之州县有借淳祐十四年者矣。

    其结果也，不但不能挽救国家财政的穷匮，并且还使农村愈益破产，于是政府成为怨府，而朝代随之更易。西汉的绿林赤眉，东汉的黄巾，晋代的许多流寇，隋的窦建德、刘黑闼，唐的王仙芝、黄巢，宋的方腊、宋江，元的刘福通、徐寿辉，明的李自成、张献忠，都使中央政府疲于奔命，朝祚因之断绝，甚者且把整个的中国送给漠北民族。

    梁山泊所代表的是什么？不消说，它的构成分子，以流氓为主，最初投到梁山泊的是晁盖等七人，晁盖虽是山东济州郓城县的富户，但他不喜欢结交文人，“专爱结识天下好汉”（《水浒传》第十三回），其下有吴用为不第秀才，公孙胜为云游道人，刘唐漂泊江湖，没有一定职业，三阮打鱼为生，并做私商勾当，白胜则为闲汉。梁山泊的好汉大率出身于流氓，没有正当的职业，或在山林“剪径”，或在湖里“揩油”，我们虽然佩服他们的义气，而对于他们“逼上梁山”的环境，也该予以相当的同情，但不宜因佩服与同情，而讳言他们的出身。

    二　经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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