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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经济生活
“有福同享，有苦同受”，是他们的口号，“大秤分鱼肉，小秤分珠宝”，是他们的生活。由这口号与生活观之，可知梁山泊集团只是帮会，而非政党。帮会依义气而结合，政党依主义而团结。在帮会，既已加入，就不许中途脱离；中途脱离，视为不义之事。在政党，政见相同，是我的同志；政见改变，又变成我的敌人。改变之人道德上毫无过恶，视之为敌之人，道德上也无反于友谊。帮会只能横行江湖，依“有福同享，有苦同受”的观念，互相合作，纵有小愆，亦不能夺其“福”，而加以“苦”。反之，政治所需要者乃是刑赏，管子有言：
明主之治也，有功者赏，乱治者诛，赏之所加，各得其宜，而主不自与焉。
商鞅之言，更合于为政之道，他说：
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
这种不顾过去之功与善，只看目前之败与损，在帮会是办不到的。
帮会的组织均以下层阶级为基础。他们多无产业，所以他们的团体关于经济方面，常接近于共产主义。不过他们的共产主义不是生产上的共产主义，而是消费上的共产主义。在古代，不但流氓团体只能实行消费上的共产主义，就是学者也只能主张消费上的共产主义。这不是因为他们思想幼稚，而是因为当时的经济条件只能产生这种幼稚的共产主义。何以故呢？古代工业未曾发展为大工业，手艺匠乃个个独立，而表现为生产上的个人主义。要令生产者合作，非常困难。反之，人们的生活条件却很简单，任谁都没有特别的欲望，他们在消费方面颇能一致。因此之故，遂使古代的共产主义只能取消费形式，不能取生产形式。
梁山泊的共产主义是消费上的共产主义，不是生产上的共产主义。但是有了生产，而后才配谈分配。他们不是生产者，他们的货财从什么地方得到呢？固然他们首领之下有许多喽啰，他们的经济生产就是筑在喽啰制度之上。但是喽啰又和希腊罗马时代的奴隶不同，不是用“汗”来生产主人的生活品，乃是用“血”来略掠别人的生活品，以供主人之用。但是他们的生活既然不依靠他们自己的生产，所以“仗义疏财”及“劫富济贫”遂成为他们的最高道德。即他们的共产主义并不想改变生产形式，只想劫掠富人的货财，把各种消费品另行分配。这种“劫富济贫”的观念，不但流氓阶级视为最高道德，就是普通人民也视为合于天理。按古代财富的集中，就其原因与结果言，都与现代资本的集中不同。现代资本的集中由于竞争所致，而竞争可以改良技术，而增加工业生产力。古代财富的集中则由豪强利用高利贷的方法，尤其是政治手段，来剥削一般农民。这个方法是减低而不是提高生产力的。并且现代资本家在自由竞争之下，要想维持自己的存在，须将利润储蓄起来，借以添置设备，改良技术，至于个人所得消费的不过其中小部分而已。反之，古代富人没有这个必要。他们利润的来源非在于技术的改良，而在于过度的刮索。他们刮索所得的金钱均供为个人享乐之用，所以财富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上，并不是生产力的发展，而只是消费品的集积。然而这种消费品又不是个人所能消费得完，所以把它分散给大家同用，不但不会减少社会的生产力，反而可以促进货财的流通。古人以仗义疏财为最高道德，用此以结交朋友，用此以增加权力，其原因实在于此。
三 伦理观念
人类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人类的伦理观念。
据社会学者所言，澳洲土人不以杀儿为不道德的行为，因为他们过的是游牧生活。生了一个儿子，未到四五岁，而又生了一个儿子，不但无法养育，而且行动不便，所以只有把后生的杀死。美洲土人对其家中老人，往往置之死地，而不视为悖理的事。因为他们过的也是游牧生活，而生产力又甚幼稚，一人一天的生产只能维持一人一天的生活。年老的人既然不能随群奔走，而又无法觅食，所以只有听其死亡，使他不受现世的苦痛。
伦理观念随生活方式而不同，而生活方式又随阶级而不同。
绅士生在财主家里，幼有保姆看护，壮有师傅训导，到了长大，又继承祖宗的财产，过其安乐的生活。试问他们的生活何以这样安乐？因为他们有财产。他们的财产从哪里得来？由于祖宗遗留。他们享受现世安乐的生活，不能不回想到安乐生活的来源，既然回想到安乐生活的来源，当然对于祖宗，感恩戴德，油然发生一种孝的情绪。绅士以“孝为百善先”，是有理由的。但是祖宗的财产何以不被别人抢去？因为有国家的保护。国家是谁人的国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国家当然是皇帝的国家。我们现在安乐的生活，由于祖宗的财产，而祖宗的财产所以能够存在，又由于国家的保护，即由皇帝的保护，则我们为了感恩戴德，而须尽孝于祖宗，当然也须感恩戴德，而尽忠于皇帝了。
绅士阶级的道德是“忠”、“孝”二字。
流氓呢？流氓生在穷人家里，他们自呱呱坠地以来，除了母亲的乳汁之外，未尝受过祖宗的余荫，有时连母亲的乳汁，还要让给财主的子弟去吸。他们幼年的生活未必比鸡豚为优，因为鸡豚养大了之后，可以卖给别人，其利益是直接的，而儿子有没有“出息”，还是不可知之数。他们稍稍长大，就帮助父母，从事各种劳动，或入山陵讨柴，或到河边捞鱼，或则上街卖油条，家庭的幸福既未享过，对于家庭，当然没有爱情。反之，他们讨柴、捞鱼、卖油条的时候，为了预防野兽及暴徒的来袭，则常结伴同行。这个时候，朋友是他们寂寞的安慰者，又是他们生命的扶助者。到了他们长大，流浪江湖，朋友的重要更见增加。他们看重朋友，以义气为最高道德，实是环境使然。朋友愈多，则他们的义气范围愈广，超过一定限度之后，很容易由爱惜朋友的义，变为爱惜人类的仁。
流氓阶级的道德是“义”字，而发扬光大之后，则成为“仁”。
梁山泊是流氓所组织的团体，所以他们重义而不重孝。孝子王进不上梁山，而最初出现于《水浒传》的好汉便是气死母亲的史进（《水浒传》第一回）。宋江虽有孝义黑三郎的绰号（《水浒传》第十七回），但若研究其生平行为，尚不能称为养志。其他的人更谈不到什么“孝”字。李逵虽然动于孝思，回家取娘，然而半路就送给老虑充饥（《水浒传》第四十二回）。这个事情可谓世上最悲惨的事，然而李逵回山，诉说杀虎一事，宋江竟然大笑，众好汉也没有安慰的话（《水浒传》第四十三回）。假使李逵所取的非其母，而是其友，则难保梁山泊诸好汉不责李逵谋事不慎。重友而不重亲，不是因为他们没有道德，乃是因为他们的伦理观念与绅士的伦理观念不同。
然而他们却极重视义气，鲁智深在菜园舞起铁禅杖，因为林冲一声喝彩，即认为知己（《水浒传》第六回）。后来，林冲受了高太尉陷害，刺配沧州，鲁智深便一路跟去，暗中保护，走到野猪林之时，董超、薛霸将林冲缚在树上，举起水火棍，望林冲脑袋劈了下去，而树后忽然飞来了铁禅杖，救林冲于将死，鲁智深又直送林冲到沧州（《水浒传》第八回）。这种义气还可以说是林冲是他的知己。“士为知己者死”，这句话只唯下层阶级方能做得出来。杨雄吃酒半醉，途中为张保等抢去财物，石秀挑着一担柴来，路见不平，便放下了担，一拳一个，都打得东倒西歪，杨雄方才脱身，而与石秀结拜为兄弟（《水浒传》第四十三回）。此种路见不平，奋不顾身，恐非士大夫能够做到。他如武松为施恩而打蒋门神，施恩亦三入死囚牢去看武松，这都是出于“义”字。吾人以“义”为下层阶级的伦理观念，并不杜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