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天行道”的意义 (2/2)

爱看小说网 www.izxs.net，最快更新〈水浒传〉与中国社会最新章节！

流域，那么在上流或下流还是要溃决的。汉明帝时尚有“左堤强，则右堤伤，左右俱强，则下方伤”之诏。兼以农业依靠水利，齐桓公会诸侯于阳谷，以“无障谷”为盟约之一。所谓无障谷是谓“无障断川谷，专水利也”。水利的独占亦可破坏中国的农业。由于这个必要，遂成立了中央集权的国家。中央集权的国家要预防割据局面的复兴，不能不打倒土地贵族；既然打倒了土地贵族，自然不能不利用士大夫阶级，以组织官僚国家。这样，士大夫阶级就代替了土地贵族，而取得统治权。闲话少说，言归正传。因为中国是官僚国，所以士人有很大的势力；因为中国是农业国，所以农民也有很大的势力，谁能够得到士农的欢迎，谁便可得天之助，而为天子。但是怎样才能得到士农的欢迎呢？于此，我们又须研究他们两者的生活状况。

    士人就是知识阶级，他们利用知识，以维持自己的生活，又利用知识，以取得社会的及政治的势力。他们维持生活的方法，或做师而取得一定的束脩，或做官而取得一定的禄俸。若就普通的情形来说，士人都想做官。这种士人阶级产生于春秋末季（在此以前，不是没有知识分子，不过他们生活非依靠于知识，乃依靠于土地的收入；他们做官非依靠于知识，乃依靠于门阀，所以他们与知识阶级不同）。然在当时，士人阶级的人数尚少，他们做官容易，所以在《论语》里面，孔子门人未曾以“仕”为问题，而孔子亦不大言“仕”。到了战国时代，士人阶级已觉过剩，由是就发生了生存竞争，而令士人注意到“仕”的问题，所以在《孟子》里面，孟子门人喜欢问“仕”，而孟子且以“仕”为君子的职务。

    周霄问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传》曰：‘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公明仪曰：‘古之人三月无君则吊。’”“三月无君则吊，不以急乎？”曰：“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亦不足吊乎？”“出疆必载质，何也？”曰：“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农夫岂为出疆，舍其耒耜哉？”

    孟子岂但以“仕”为君子的职务，且又以“仕”为君子谋生的方法。孟子曰：“仕非为贫也，而有时乎为贫。”由此可知士人必仕，而仕的目的，好听的说，在于行道，不好听的说，在于救贫。士人的生活既然依靠于仕，所以圣主贤君要得到士人的欢迎，必须大开仕路，使人人可用自己的才智，得到相当的地位。

    农民的生活怎样？他们耕田，他们固然希望政府“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如其不能，也希望政府不来过度剥削。孟子说：“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所以明君在位，必须“不违农民”、“薄其税敛”，使民“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君主能够这样待遇农民，农民亦必讴歌盛德，而愿为之氓。

    总而言之，不管是谁，只要他对于士人能够尊贤使能，对于农民能够薄其税敛，必可得到士农的欢迎，而成为天子。在吾国历史上，最能实行这个政策的，一是汉高祖，他于十一年下诏求贤，诏曰：

    盖闻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进！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欲其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我共安利之，可乎？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十二年十一月过鲁，又以太牢祀孔子。明太祖的作风有似于汉高祖。他于洪武元年二月以太牢祀先师孔子于国学，表示崇奉儒家之意，同年九月亦下诏求贤，诏曰：

    天下之治，天下之贤共理之。今贤士多隐岩穴，岂有司失于敦劝欤，朝廷疏于礼待欤，抑朕寡昧不足致贤，将在位者壅蔽，使不上达欤。不然，贤士大夫幼学壮行，岂甘没世而已哉。天下甫定，朕愿与诸儒讲明治道。有能辅朕济民者，有司礼遣。

    汉高祖入关之时，致力收罗人心。

    汉元年十月，沛公兵遂先诸侯至霸上。……召诸县父老豪杰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诸吏人皆安堵如故。凡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无恐！……”乃使人与秦吏行县乡邑，告谕之。秦人大喜，争执牛羊酒食献飨军士。沛公又让不受，曰：“仓粟多，非乏，不欲费人。”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

    秦时，“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织不足衣食”。汉兴，在财政极度困难之际，还是“轻田租，什五而税一”。文帝十二年以后，又改为三十而税一。明太祖于至正十六年，攻下应天，他的作风有似于汉高祖入关之时。

    太祖入城，悉召官吏父老谕之曰：“元政渎扰，干戈蜂起，我来为民除乱耳，其各安堵如故。贤士吾礼用之，旧政不便者除之，吏毋贪暴，殃吾民。”民乃大喜过望。

    同时，又能安抚农民，凡得到一地，即免该地田赋。这种免租对于人心乃有极大作用，“奚我后，后来其苏”，各地人民希望免租，而希望明军来临，乃是理之必然。

    聪明哉明太祖，对于士人尊孔招贤，对于农民，减租免税，士农阶级当然讴歌盛德，希望明太祖成功。明太祖不过濠州和尚，而又做过流丐，他于元顺帝至正十二年举事，附郭子兴之下，至正十五年郭子兴死，明太祖才渐渐自树一帜，然既出身于和尚，当然可使士人怀疑，所以必须尊孔招贤，使士人知道自己已经弃释归儒，而安其心。他又因为做过流丐，很容易使人误会自己为盗匪，所以每次攻城略地，先则安民，次则减税，以表明自己和流寇不同。他能够得到天下，是应该的。

    梁山泊虽然标榜“替天行道”，但是他们的行为又常常与天道背驰。他们在江州劫法场的时候，“不问军官百姓，杀得尸横遍地，血流成渠”（《水浒传》第三十九回）。这种举动已使百姓害怕，而起事数年，除流氓降将之外，又未曾用过一个士人，至对付近邻的农村，更不得其法，卒致祝、扈、李三庄因怕梁山泊过来借粮，准备抵抗（《水浒传》第四十六回）。试问这样行动何能收揽民心？“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恶是怀。”梁山泊不能“施惠于民，当然民不怀德，民不怀德，当然皇天不佑”。这是梁山泊失败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