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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还是最凶恶的高利贷。高利贷的利润乃产生于少借而多还，他们最喜欢的，则为不借出一点本钱，能够由别人那里，取回许多利息。郑屠就是利用这个方法。他写了三千贯文书，虚钱实契，娶了金家女儿为妾，未及三个月，又把金家女儿赶打出去，追还原典身钱三千贯，金家父女不敢和他争执，只有每日到酒楼上唱曲，得些钱来，将大半还他（《水浒传》第二回）。诸君！不出一文，竟能拐骗一个处女，玩了三个月之后，又能够把她赶打出外，而追还当初未出一文的三千贯。世上有这样便宜的事没有！高利贷的面目，于此已可看出。郑屠当然是一个高利贷，他可利用金钱的力量，支配许多流氓，而恐吓很多贫民，金老说他“有钱有势”，的确不错。他在延安府称霸，其势力的基础，就是筑在高利贷的剥削上面。
郑屠的横行便是高利贷横行的一例。他欺诈取财，而又拐骗良家女儿，罪大恶极，何以官厅不敢过问。要明白这个问题，必须知道高利贷在中国的势力。在中国，生财之道不依靠于经济手段，而依靠于政治手段，贪官污吏用政治手段，剥削民膏，而剥削之后，又因中国产业的幼稚，无处投资，只能放债取息，所以中国的官僚同时又是高利贷，孟尝君就是一例。
孟尝君时相齐，封万户于薛。其食客三千人，邑入不足以奉客，使人出钱于薛。岁余不入，贷钱者多不能与其息，客奉将不给。孟尝君忧之，问左右：“何人可使收债于薛者？”传舍长曰：“代舍客冯公，形容状貌甚辩，长者，无他技能，宜可令收债。”孟尝君乃进冯而请之曰：“宾客不知文不肖，幸临文者三千余人，邑入不足以奉宾客，故出息钱于薛。薛岁不入，民颇不与其息。今客食恐不给，愿先生责之。”（《史记·卷七十五·孟尝君列传》）
官僚既然同时就是高利贷，官僚袒护高利贷，是理之当然的。
官僚袒护高利贷，不但因为官僚本身便是高利贷，并且因为官僚本身有时也受高利贷的支配。古代中国的官俸是很薄的，清官，薄俸不足开销，只有向高利贷乞怜。贪官，虽然“外快”不少，然其开销亦大，在刚刚接任的时候，一面钱粮尚未到手，同时又需要各种应酬费，倘若家无储蓄，也只有向高利贷伸手。因此，高利贷便支配了官僚。《阅微草堂笔记》有一则说：
靳城王符九言，其友人某，选贵州一令，贷于西商，抑靳剥削，机械百出。某迫于程限，委曲迁就，而西商枝节益多，争论至夜分，始茹痛书券。计券上百金，实得不及三十金耳。西商去后，持金贮箧，方独坐太息，忽闻檐上人语曰：“世间无此不平事，公太柔懦，使人愤填胸臆。吾本意来盗公，今且一惩西商，为天下穷官吐气也。”某悸不敢答。俄屋角窸窣有声，已越垣径去。次日，闻西商被盗，并箧中新旧借券皆席卷去矣。此盗殊多侠气，然亦西商所为太甚，干造物之忌，故鬼神巧使相值也。（《阅微草堂笔记·如是我闻》第四章）
一个州令受了高利贷的压迫，竟然无法抵抗，高利贷的权威，在这里已可看出。郑屠能在延安府横行，社会不敢制裁，官厅不肯过问，其理由即在于此。
农民受了高利贷的剥削，须把大部分的生产物，献给高利贷做利息。农民生产的东西，对于自己，没有利益，只增加高利贷的财产。他们绝望了，他们愤怒了，然而他们却不能出来革命，他们最多只能够暴动。因为革命事业是一种重大艰难的工作，革命群众须有相当的组织，而又须有相当的余暇和能力，致力于革命运动。农民虽是一个阶级，但是他们乃散处各地，没有阶级意识，他们不能团结，并且他们每天从事于过劳的工作，既无余暇以修养自己的心身，又无余暇以致力于革命运动。他们无法推翻现在的社会，他们只想脱离现在的社会，投身于土匪之中，他们不断地扩大土匪的人数。土匪的人数既然增加，农村愈益破坏，于是农民暴动了，汉的赤眉、黄巾，唐的黄巢，明的李自成、张献忠，无不引率农民暴动，其结果，初则群雄割据，次则朝代更迭。
鲁智深便是反抗高利贷的好汉，他不说情理，也不要求官厅制裁，只依靠自己的腕力，三拳打死了高利贷。然而因此，卒剃发为僧，落草为盗，我们在《水浒传》中，除了林冲、武松之外，最欢迎花和尚鲁智深，就是因为他不惜生命，出来反抗高利贷。